冉雲飛：中共高教部長曾經罷教
【大紀元10月26日訊】2008年下半年開始，自四川地震以來，成渝兩地的罷教風潮，越來越多，從郫縣到綿竹，再從永川再到渝北，到處出現教師罷教的風潮。官方當然只是滅火思維，視任何火苗為寇仇，而不分析其中的因由何在，其權利為何受損。事實上，教師（大部分高校教師在九十年代以後已經成功收買）特別是許多中小學教師，中小學教師中特別一些貧困邊緣地方的中小學教師，其慘窘之狀，《南方週末》曾經作過報導，茲不贅述。
但這次發現罷教風潮之地，並非完全是貧困的地方。郫縣離成都相當近，經濟不差，「金溫江、銀郫縣」的口頭禪絕非虛語；綿竹在地震前其財政收入位列全省三強縣；渝北在重慶直轄後其表面發展速度令人瞠目，其財政根本應不困難；而永川作為渝西經濟重鎮，這幾年重慶的投入也應該不少，也就是說這兩地在重慶市所轄的區縣都算比較好（我家鄉酉陽就更窮）。但正是這些比較好的地方，出現了一些教師為爭取自己權益的維權罷教行動。這說明了什麼呢？一方面表明越是發達地區的老師，其權利意識愈加高漲，另一方面愈是發達地區，一般公務員與教師之間的工資收入，有越來越拉大的趨勢，這拉大的趨勢有拜政府財政政策之賜，政府花盡力氣穩定普通公務員，公務員尤其不少官員各種莫名其妙的收入，多到他們都無暇計數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教師的工資及其相應的收入卻基本上只有他們收入的三分之二、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更少。同樣的養家餬口，同樣的承受物價上漲的壓力，但不同的收入，其承受能力之普遍差於一般公務員，是顯而易見的。這次金融海嘯暴發，美國等國家都適時適當地在裁減公務員，冰島甚至是國家破產（但民眾並不驚慌。國家是否該破產得另題探討），減少公共行政開支尤其公務人員的工資支出，來為振興該國經濟出力。但在中國不僅沒有裁減公務員的跡象，而且到處還在招聘各種公務員，大家擠破腦袋也想擠進去。中國的吃飯財政有不少為公務員所佔，更有不少為官員所貪，這必將在全球經濟重創中，給中國經濟帶來更為難以預料的打擊。
古代由於信息不發達，哪怕一地方有點事也不容易引起連動。準確地說，無論是罷課、罷教還是罷工等行動性維權方式，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權利意識的高漲、信息傳達的速度，都是前現代社會所無法比擬的。我們研究民國的歷史，風潮出現得最多的一是學校，二是工廠。學校一是學生容易罷課，二是老師會出現罷教，老師和學生其受教水平和權利意識，在中國的民眾普遍的權利意識比較差的情況下，可以稍微高出一籌，這樣的條件，可以說命定學校必是事情多發地；其次是工廠，因為工廠的勞資關係太過直接，資方與勞方互相缺乏長久的預期，雙方的利益由於博弈力量的懸殊，致使工人只有聯合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罷工是運用得比較常見的一種。共產黨是利用學潮和工潮起家的老手，現存的由共產黨領導下書寫的全部工運史（如商務印書館的歷史大寫印刷工人的覺悟）和學運史（沒有一所學校在寫校史時不誇耀自己的革命鬥爭歷史），沒有一部不是誇耀自己功業宏大的革命歷史。學運和工運，當然其中有爭取利益的部分，但其中的職業工人和職業學生在其間的搗亂，共產黨的工運史和學動史亦間接透露了他們在其間的胡搞。軍事發展壯大的同時，輔以工運和學運，再加上國民黨必須正面迎擊日本的侵略（當然還有國民黨自身的腐敗），還有諸種共產黨傳媒對國民黨的公開批評，的確不想馬上實現憲政的國民黨哪有不敗退的道理。
對於學潮、教潮，民國許多知識分子雖然理解，但有理性的態度。蔡元培先生著名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是其著名的口號，胡適先生幾乎是他的同調。胡適先生一方面同情乃至高興學生權利的覺醒，但他也不希望動輒搞成政治風潮。對學潮、教潮都有一種理性地態度，1922年左右胡適等人與北京八校為自己只能拿很低工資（有時沒有，有時只有兩成，有時又稍補發一點，總之沒有定準，連胡適的日記都記有，今天得了亞東圖書公司寄來的一百元，終於可以過一個節了，其他可想而知），他們當然是理智爭取自己的權益。通過教授評議會、職員代表大會、八校教師聯合團體等一起發出呼籲，一起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傳媒也公開報導。當時的北洋軍閥，不可謂不重視（鹽款、關稅甚至開闢荒土），「今日《順天時報》，載綏遠邊境之五當抬（即廟街之稱呼），有荒土二千餘頃，原歸綏遠都馬福祥直轄。蔣夢麟等，於前次馬福祥來京時，極力與之交涉，結果，馬允提撥一千頃，以充八校基金。並由某財政家，損（捐）現款五萬為手續費。將來開闢後，即此一端，足維持八校經費，綽有餘裕雲。」（《吳虞日記》1923年12月16日）但互相掣肘扯皮不斷，終至風潮難解。
所以你看到蔡元培、胡適、魯迅、周作人、馬敘倫、馬幼漁、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錢玄同、朱希祖等當時以及現在都如雷貫耳的人物為生計奔走時，你就會知道利益悠關時，沒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但鬥爭了很久，依舊沒有解決，陳獨秀在南邊寫信責備胡適，說你一幫人真是不爭氣，鬧嚷嚷很久還沒有解決薪酬問題，這對喜歡革命的陳獨秀來說是很不耐煩（胡適在日記裡也說仲甫句句在理，但他卻不會採取過於激烈的做法，這是他們的區別）。其中有許多教師要求罷教，但也有主張不罷教而理性索酬的老師，總之這兩派意見沒有統一，但他們都在為爭取自己利益而努力。這裡面主張罷課且行為比較激烈的人是馬敘倫、馬寅初、沈士遠等人，此中尤以馬敘倫比較突出（見拙文《吳虞與馬敘倫》）。馬敘倫在民國初期當過教育部次長，四九年後當過高教部長，又長期在北京大學教書，是為名教授，為爭取民主自由權利，1946年反內戰反飢餓在南京下關遭毒打，釀成著名的「下關事件」。馬敘倫可謂一個勇敢的人，當然這些勇敢都是在萬惡的民國萬惡的舊社會。四九年還沒開國時，他在崇拜的同時就感到味道不大對了，於是寫詩詞歌頌萬歲毛澤東（以後會專文談馬敘倫在四九年後的表現）。
名教授、民國時代教育部次長（副部長）、中共高教部部長馬敘倫就曾經是罷教和爭取民主自由權益的高手，這說明爭取民主自由權利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錯。我認為四九年後的中國人，積六十年的高壓，都比民國時期的中國人要馴良許多，老師也不例外。不到萬不得已，他們是很難出來罷教，強烈呼籲官方應該實行教師工資與公務員工資平等（按道理講教師工資應該略高）。不要老指望老師理智，民國有理智的老師有理智的胡適有理智的蔡元培，那是因為連北洋軍閥這樣後來被宣傳得很濫的政府，都有相當的理智（你也許會說三一八慘案，沒錯，為這事後來怎麼處理的，有多少人為此終身懺悔，有幾人知道？四九年後發生的有多少，有多少你知道？）政府不理智不要指望民眾理智。我這樣說的目的，不是倡導大家不理智地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是首先從政府開始要理智，有一個理智的政府有公正的做法，國人包括教師總是比較容易滿足的，如果讓歐美人來適應我們的政府，不知政府能夠穩坐幾天？政府應該理智、公正、透明地解決老師的薪酬過低的問題，任何借「大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萬世師表」來忽悠他人的利益，都是愚蠢行為。因為老師只是公職員的一種（雖然有一定特殊性），但把道德重壓加到他們身上，是一種身心摧殘和權利剝奪。我主張各級政府重視教師的諸種正當利益，切不可等閒視之。因為教師罷教所影響者何止只是學生、家長？所影響者乃整個社會。任何不解決教師實際問題的打壓，都是對問題的迴避，最終會因此出現更大的問題。
2008年10月25日9：06分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