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泉：中國必須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必須包括採訪的自由和被採訪的自由
【大紀元1月9日訊】上週五（2008年1月4日）中午，日本的三大新聞社之一的「中日新聞社」上海支局長小板井先生專程來南京採訪我。
長期以來，因為我是中國的反對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憤青」團隊的領軍人物，一直受到日本媒體的高度關注。
日本的三大新聞社是日本共同社、朝日新聞社和中日新聞社。前兩個新聞社都採訪過我多次，而「中日新聞社」卻是第一次與我接觸。小板井先生主要是來採訪我對21世紀中日關係的新思維，以及新成立的中國新民黨推選我做代主席的事情。
中午11點，他在南京火車戰下火車。我與他約好12點到南京師範大學的紫金校區（板倉村）見面。他在11點50分給我電話，說他已經到學校門口了。而我此時，還在從南師大老校區（隨園寧海路校區）趕往紫金校區的路上。
12點15分，我到了南師大紫金校區門口。小板井先生站在門內的雪松下。和他握手之後，我問他吃飯了嗎？他說沒有吃，先採訪，不要緊的。
我說，我也沒有吃呢，我請你吃台灣便當吧，就在學校的門口。
於是我帶他又出了校門。我發現我們一走動，周圍很多人也開始走動了。我立即留意周圍至少在7個點上有便衣特工。還有2個在街對面。我不禁笑了一下，這就是中國特色。怕他害怕，就沒有對他說。
那家台灣便當的名稱叫「台尚」飯店，在一個不大的小二層樓裡。說是二層，其實第一層有一半是在地下的。估計就是一樓的門面房往下又挖了一米多的地，然後中間隔了一個小二樓。這在中國是比較普遍的，也算是中國特色了吧。
我點了兩個煲仔飯，一個是紅燒排骨煲仔飯，一個是黑椒牛柳煲仔飯。我吃紅燒排骨的，他吃黑椒牛柳的。我們一邊吃，一邊談話。周圍4個便衣很認真地聆聽我們的談話，還把手機放在離我們最近的桌角，估計是在錄音。
我通過中日新聞社的上海支局長小板井先生告誡日本政府，要想達成中日友好關係的唯一前提就是日本必須立即交還長期侵佔的釣魚島及周邊海域。另外，我還說雖然中國政府對日本放棄了戰爭賠償，但是，我要說，第一，中國政府的這一放棄決定是沒有經過中國人民的投票表決的，是非法的。第二，日本必須接受並裁判所有中國以個人或以集體受害者的名字對日本進行的訴訟。
小板井先生詢問了我關於中國新民黨的事情，我回答說，中國近現代史上所有的黨都是由知識份子發起的，然後去聯合工人、農民和士兵。但是中國新民黨的成立卻正好相反。中國新民黨是先有苦難的工人、農民、復轉軍人和被權貴資本壓迫的民族商人，然後他們聯合起來尋找知識份子。所以，我這個代主席，說實在的就是個法律和政策方面的男僕而已。
小板井先生還問了中國新民黨和法輪功的關係，我說，法輪功是個宗教團體，從1998年以後在中國未經審判就被中國共產黨認定為「邪教」，所以他們目前在揭露專制主義的罪惡。雖然我們也是在揭露專制主義的罪惡，但是我們是政治組織，不是宗教組織。儘管，法輪功的所有媒體都在介紹和宣傳中國新民黨的民主思想，但是中國新民黨和法輪功之間從沒有隸屬關係。
我們吃完飯，也就採訪完了。我很有興趣地問小板井先生，其他國家的記者，例如美國的美聯社、美國之音、倫敦BBC、俄羅斯路透社、自由亞洲電台等等除了倫敦BBC來人採訪過我兩次外，其餘都是給我電話採訪的，為甚麼你們日本的三大新聞社都是親自來採訪呢？
他笑了一下，說，電話裡誰知道是不是真的郭泉呢？這下把我也逗樂了。是的，現代化的信息時代的確有這個問題。
我說，那就結束吧，我下午還有事。他說，還要拍一張照片。我說就這裡吧。他看了一下環境，搖搖頭，說，到學校裡吧，畢竟是學校比較好。我說好吧。
於是，我們就進了校門，眾多的便衣也鬼祟進了校門。我帶小板井先生到了一個教師休息室，他找了一個角度給我拍照。這時，南師大的保衛處的一個幹事突然進來，對我說：「郭老師，南師大的黨辦主任劉主任請你去談話」。我說：「好的」。
把小板井先生送出教師休息室，我就跟這個保衛幹事向學校保衛處走了。扭頭看了一下小板井先生，他身後有好幾個便衣跟著。
到了保衛處，果然，中國共產黨南師大黨辦劉主任和南師大保衛處楊處長在等著我。
他們一見到我就說，學校有規定，學校裡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
我說：第一、我知道有這個學校規定，但是，我不知道這個規定是甚麼組織制定的，能代表廣大學校員工的意願嗎？這個規定合法嗎？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規定？這是中國特色還是專制的本質？
第二、我談的是我自己的觀點，我也不代表南師大。我談的所有話語都和南師大無關，和南師大有關的話題，我想境外媒體也不會找我瞭解。
第三、我的觀點，我選擇告訴誰告訴甚麼媒體，這完全是我的自由。如果您說我違法了南師大的規定，那好，您就開除我吧。
中國共產黨南師大黨辦劉主任楞了一會兒，喃喃地說：「適當的時候，會開除你的。」
我說：「好，我等著。」
這是劉主任的電話震動了，他一臉嚴肅地接電話，不停地說：「好！好！」估計是接到甚麼命令了。他掛上電話後，對保衛處的楊處長使了一個眼色，站起來，對我說「我們還有其他事情，先走了」。也不管我了，直接走了。
我走出校門，打車回到辦公室。我給小板井先生撥了電話，卻沒人接。這時，我不知道跟著小板井先生走的那些便衣對小板井先生怎麼了，就立即給「中日新聞社」上海支局撥通了電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上海支局的工作人員。
大約1小時後，小板井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剛才的位置信號屏蔽，一切安全，沒有警察騷擾。
於是，我笑起來。原來，中國警察只敢騷擾中國人，不敢騷擾日本人。看來，還是在魯迅先生時代，還是在「友邦驚詫論」的時代。
堂堂大中華，搞到連一個中國人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都要派出十幾個警察盯梢，怎麼還能有警力幫助老百姓呢。要是這些警力都保護人民而不是殘害人民，那多好啊！
於是我想到剛剛結束的聖誕節，我的一位在美國生活的朋友丁女士來電話說，當地的警察局給每家送了聖誕節禮物，很多很多，還有一隻火雞。市政府也送了禮物和火雞，現在她家三隻火雞了，這該怎麼辦呀？
聽她在電話裡很著急的聲音，我也很開心，彷彿火雞也在我家滿地跑。
可是，聖誕節前後，在中國，荊楚先生、胡佳先生先後被中國警察像抓火雞一樣地抓走了，這實在讓中國人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難為情！警察先生的工資和警察局的辦公經費，都是中國人民的納稅錢支付的，連關押荊楚先生、胡佳先生的監獄或看守所，也是中國人民的納稅錢建造的，怎麼能這樣對付人民呢？
荊楚先生、胡佳先生的事跡，中國人民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上是絕對看不到的。但是中國人民在口口相傳著他們的偉大事跡。中國必須立即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必須包括採訪的自由和被採訪的自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