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聲：漫話中共起家史(二)
【大紀元1月5日訊】中共成立後不久，它的頂頭上司共產國際就告訴它：「只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中共領導的農運便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從來就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有時甚至比較尖銳，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卻將地主與農民的這種關係歪曲為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別有用心地抹黑農村鄉紳的形象，在農村製造階級仇恨，挑起階級鬥爭，煽動暴民造反，殺地主富農，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人為的製造和挑起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
根據有關專家的研究，一般說來，中國的傳統鄉村裡都包含著三種不同的社會成分。一個是地主了，或者講叫士紳。另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閒雜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大都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人物，有的學者把他們命名為鄉村中的「邊緣力量」，中共則常稱他們為「流氓無產者」。在鄉村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
為了打破傳統的鄉村秩序，中共賴以發動農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幾個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向他們灌輸諸如「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的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地主飯桌上的白面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類「革命思想」，挑起鄉村痞子們對富戶士紳的不滿和仇恨，鉤起他們人性中惡的那一面。試想，對這些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的鄉村流氓來說，還有什麼比名正言順地把地主家裏的大魚大肉、綾羅綢緞奪過來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幾個滾更讓他們感到刺激與神往的呢？！於是，不用費太大的勁，很快他們便被中共派來的農運幹部發動起來了，成了所謂的「革命先鋒」。
在「農民運動」的開始階段，一般農民都害怕出頭，於是中共的農運幹部便唆使「革命先鋒」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裏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鬨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 「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中國的軍閥混戰到1926年時起時伏已進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老百姓生活照舊。但自從大規模的農民運動興起後，原有的社會架構崩潰了，暴力橫行，到處是一片混亂，整個鄉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與此同時，農會的暴行也迫使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得不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
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最早發端於廣東的陸海豐，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農運的中心很快轉移到了湖南。
湖南農運始於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達到高峰，其時全省農會會員人數號稱有200多萬。湖南農運興起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各地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無所顧忌地揪斗槍殺鄉村中的地主士紳，還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實施紅色清鄉」、「實施赤色恐怖」。農會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而且把各縣的政權機構也打掉了。農運所及之處，村莊燒成廢墟，百里無雞嗚，到處是焦土，啼號不絕於耳，蒼生痛苦，骨肉離散……發臭的屍體橫在野地任狗扒狼叨，無人過問。發展到極端時，農會在長沙城裡也大開殺戒，就這樣，從鄉村到縣城上演了一幕幕極度血腥、混亂和瘋狂的鬧劇，鬧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長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農民運動的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他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這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慾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兇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農會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愷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甚至連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給湖南農會寫信求情，讓他們不要把他父親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沒幾天農會照樣還是砍了他父親的頭。
而最叫國民黨震驚的是農會殺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
「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
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農會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
即便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致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承認湖南農運過激了，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當年北伐軍的大部份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了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
不但農村士紳和北伐官兵不滿農會和中共的暴行，許多本分的農民也十分反感農會和中共的所作所為。
為了瞭解農民對農會和中共的看法，當時住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曾親自訪問了當地的一些農民。他說，「有一天，我率領士兵到長沙附廓作野外戰鬥演習，事畢以後，士兵由團副率領返防，我乘便到一個原來很熟的農人張春生的家裏去談天。
我問：『老張，你的東家對你怎樣？現在湖南各鄉村農民協會都成立了，要向你的東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給你們，還要把他掃地出門，活活的餓死，你的感想怎樣？』
張春生遲疑了多時，將我引入他的內房，才低聲的對我說：『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只有他們的世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什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但現在的政權被他們所竊據，我們被它們所脅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們軍人設法解救我們啊！……』
說至此時，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樣子，他繼續的說；『我剛才和你所談的話，你千萬不要洩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禍害。』
我便安慰他說：『你不要性急，好好的應付環境，總有解脫枷鎖的一天。』
嗣後我更暗中訪問許多農民，其答覆均與張春生所言大同小異。至此我已經徹底明瞭農人的內心，是絕對厭惡共產黨的。」
不久，農會的胡作非為，終於激起了軍隊嘩變。
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得到消息，中共準備組織農民協會赤衛隊和工會糾察隊員，在各人自己家鄉實行一次大屠殺，以此造成人與人間的深仇大恨，讓他們再也不能在家鄉立足，從而死心塌地地跟著它跑。當晚上，許克祥與湘軍將領何鍵密謀後，率部隊千餘人，在長沙包圍了國民黨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一舉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的武裝，並逮捕中共黨員及有關人員，當晚打死30餘人。軍隊奉命即時打開牢門，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土豪劣紳」。這些受盡折磨的地主士紳，對農會恨得咬牙切齒，回鄉後立即組織武裝，瘋狂報復。凡被他們抓獲的中共黨員、農會幹部，不是受到嚴刑拷打，就是被凌遲處死。只要是參加過農會的，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抓了便殺。據不完全統計，僅長沙及其近郊，就殺了萬餘人，包括中共幹部500餘人，其狀之慘烈可以說也毫不遜於之前農運的血腥。這就是當年中共掀起的「湖南農民運動」帶給農民立竿見影的「回報」和「好處」。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化與熏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一手發動的農民運動，卻人為地製造和挑起了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循環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
進入「土地革命」時期後，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又增添了一項新內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麼是「打土豪」？說白了就是搶富人特別是鄉村富戶的財富。
作為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中國支部，從建黨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維持，直到1927年所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這個經費來源才基本斷了。從那時起到「長征」，中共養活自己的經費基本上來源於「打土豪」。
當時的鄉村主要有三大塊財富，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主要就是這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計。
中共進入鄉村後，為了維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塊財富，用的是古往今來土匪的老辦法，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所以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
這種一陣風式的搶劫儘管有用，但所得財富畢竟有限，又無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只能維持土匪式的生存，而農村中的第二塊財富其規模則比第一塊要大的多。於是到了瑞金時期，中共為了擴展自己的財政基礎，在「打土豪」的基礎上，又漸漸的把目光轉到了這一塊財富上。由於這部份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為此，中共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很形象的詞，把搶劫這部份財富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可謂活靈活現。
中共當年搶劫這部份財富的手段著實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搶。如毛澤東手下的中央紅軍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編的一份兩萬字「籌款須知」，就是專門向紅軍講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教材，其行徑與土匪完全沒有區別。
這個勒索指南傳授了九個步驟，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個步驟：
第一步是，精密調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的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是，捉人「實為綁架」，特別強調要提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又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
第三步是，多貼條子，即將勒索對像寫上條子貼出公開恐嚇，該條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下可以籌得，都要貼，以免漏網」。
第四步是，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稱「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佈告的貼佈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佈凶吉消息（即要殺人燒屋）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傳尚未爐火純青，因此有這樣赤裸裸的綁架勒索教材，暴力斂財連獨生子、兒童、黃花閨女和懷孕婦都不放過，手段如此卑劣殘忍，比某些講義氣的土匪都不如。
當然，鄉村中的浮財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後來存量自然越來越少。如果說起初中共還只是「挖」富人的浮財，那麼到後來中共則連中農和貧農的浮財也一併都挖了。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搶「土豪劣紳」的，也搶農民的。
因為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裏了，「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漸漸地都挖光了，這種「經費模式」延續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頭。此時，不但農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經費也快要斷了。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決定「戰略轉移」。為此，他們分別於1934年6月2日決定徵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谷運動」，借谷60萬擔。這表明，在浮財被搶盡的情況下，中共又轉而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但卻美其名曰是什麼「借谷」。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盤算的很精明，從他們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裡，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借谷」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共帶走了約100萬擔糧食。這些糧食大部份是農民的血汗和用來活命的，就這樣被白白的搶走了。喪失了這些活命糧，有些農家當然也就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啊！
提起這段歷史，一位歷史學者曾感歎說，「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像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著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著腳催運穀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吁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像，去猜測了。」「其實，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農民們怎樣想並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
那麼，什麼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的一首詞中的兩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農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極了。但由於當時中共成立的所謂「蘇維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沒有資格頒發「產權證書」，它分給蘇區農民土地的證明，是不具備產權資格一紙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給農民的乃是吞不盡的「苦果」——人為製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1934年10月，「反圍剿」失敗後，中共和紅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拋下無處可逃的可憐的蘇區人民來承受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惡果。當地主士紳隨國民黨部隊殺回老家之後，手無寸鐵的蘇區人民除了引頸受戮、血流成河，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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