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新紀元週刊》第51期封面故事「農民的土地革命」指出，陝西三門峽庫區移民發表的宣言「這是老子的土地」，很可能構成對中共體制根基的動搖。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決定修建三門峽水庫，由於設計上的一系列失誤，導致原本計畫被淹沒的土地上的農民，為此抗爭了五十年。而五十年的血淚抗爭歷史，使得這批原先分散的農民形成了某種緊密的關係，而當他們喊出「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呼聲，更是代表了八億農民的真正心願。 也許中國正處在一個新的土地革命前夜。全文包括六篇文章，轉載如下:

　　1， 老子的土地挑戰共產體制

　　2， 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七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

　　3， 三門峽移民血淚歷史；

　　4， 八次搬遷的故事；

　　5， 李萬明—堅持揭露官場腐敗的官員；

　　6，各地農民護地維權 當局暴力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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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土地」挑戰共產體制

文 ◎ 季達

「這些土地本從來是我們的嘛！」大荔縣迪村鄉仁西村村民許先生在回答新紀元記者問題的時候乾脆地說，「我們的土地被收了，現在也不還，共產黨從來就沒作好事。」

許先生的話，可以看作是陝西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移民的共同心聲。在一份《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公告上，七萬多庫區移民表示那些土地「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這種直接了當的表白，實際不僅僅是反映出庫區七萬農民的心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全中國八億多農民的共同願望。



老子的土地

陝西七萬農民的宣言，短短一千多字，但卻涉及了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問題。第一是土地所有權問題，第二是基層民主問題，第三是杜絕官員腐敗的問題。「這是老子的土地」，陝西庫區農民雖然沒有使用文雅和理論性更強的語言，但卻一語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暴力革命分為三個階段，除了中間抗日戰爭之外，前後兩次分別稱為「第一次土地革命」和「第二次土地革命」。按照中共的解釋，奪取土地是這些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土地革命，是先把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隨後在以人民公社的名義收回，成為政府擁有，實際上就是中共自己擁有。中國憲法規定，所有土地由國家擁有。但在土地法中，耕地的使用權由集體所有。目前，這個集體為行政村，農民必須向村「集體」承包土地耕種，本身並不擁有土地的所有權。

因此若從本質上來說，中共奪取和維持政權，就是依靠土地所有權達成的。而山西庫區農民的宣言，可以看成是中國底層農民自發「土地革命」的一份綱領文件。

陝西七萬農民的宣言說：「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這種『村集體』常常不能真實反映全村農民的共同意見，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

長期關注中國農村問題的中國作家鄭義，曾經撰寫了描述中國生態問題的著作《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緊急報告》一書。他表示：「我那本書寫了幾十萬字，其實最後就歸結成為一個問題，土地所有權。」他認為中國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關鍵所在，「只有土地所有權回到農民手中，中國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私有產權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沒有土地權，農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此中國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根本否定共產制度



中國的三農問題被北京稱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中國大陸的理論界在近年一直爭論如何走出三農的瓶頸，但農民卻基本被排除在這些討論和辯論之外。「誰說中國農民愚蠢，陝西庫區的這些農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權，比那些自由知識份子的高談闊論高明不知多少倍。」鄭義高度評價陝西農民的這份「宣言」：「這可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其重要性可能不亞於美國的獨立宣言，因為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兩方面，宣告了一個時代的到來，就是人民全面否定共產制度。」

這並不是一個徒有其表的宣言，對於陝西庫區農民來說，它實際是總結了他們自己的行動。「零五年、零六年我們都在那些地上耕種，政府則用拖拉機毀掉莊稼」，大荔縣某村的庫區移民黃先生介紹說，「但我們會一直爭下去」。

正因為這份「宣言」不但有說法，更有實際行動的支援，所以陝西地方政府和北京都感到了恐慌。陝西渭南市政府在宣言發布之後的十二月十五日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各縣政府部門「不要輕舉妄動」，聽從上級的統一部署。

官員牟取土地利益激怒民眾



五十年代中因修建三門峽水庫搬遷的二十八萬移民，目前已經繁衍至六十多萬人。據渭南市移民局官員李萬明的介紹，當初按照十五萬人回遷庫區的估計，以人均兩畝地的規劃，總共從國有農場和軍隊部門要回了庫區的三十萬畝土地。但在八十年中期移回庫區的只有大約七萬四千農民，因此有大約十五萬畝土地並沒有還給農民。這些土地被移民機構官員把持，低價租賃給官員的家屬和關係戶，再轉租牟取暴利。

「一些人通過賄賂或其他關係，每畝租出來大約六七十元，轉租後成了每畝四百元，那些貪官和關係戶坐收地租，成了現代的大地主。」李萬明對此非常憤怒。他在過去十多年多次上報情況，卻成了渭南下屬各縣官員的眼中釘，多次被抄家甚至非法關押。

「我們自己的土地，卻要我們用高價租來種」，潼關市某村的庫區移民關先生接受新紀元採訪時說：「我現在種的地，就是我爺爺當年種的地，卻要花三百多元從私人手裏租來種，共產黨玩的花招，我們都看透了。」



收回土地所有權並不容易



渭南市管員李萬明雖然同情庫區移民，也同情他們收回土地所有權的作法，但卻認為這必須要和政府協商，在政府的安排下行事。

曾經在中國政府紀委工作多年，現在旅居美國的方覺也認為，收回土地所有權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中國憲法和土地法都規定土地是國有資產，農村土地使用權是集體所有制，所以陝西庫區農民的宣言，可能被認為違憲。」

方覺曾經作為知識青年在陝西農村鄉下待過四年，雖然十分同情農民的境況，但他卻不認同激化矛盾的做法：「如果這些庫區農民採取行動，可能導致中共無法下臺，最後激化矛盾。」

不過鄭義認為，陝西農民的宣言象徵意義不容置疑，而即使不採取強硬的行動，但卻不放棄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同時也不放棄採取行動的權利，將構成對中共政權致命的威脅。「如果中國農民都作出這樣的宣布，等於是全部人宣布獨立於中共的政權體制，中共是否能夠繼續存在就成了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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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七萬農民 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

我們是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修建三門峽水庫，佔據了我們共八十萬畝耕地，經過數以十萬計被迫流落他鄉的廣大移民長達三十年的血淚抗爭，到八十年代國務院劃撥了三十萬畝土地用於安置回遷移民。而實際上移民只分到了十五萬畝土地，還有十五萬畝國務院明令規定歸農民耕種的土地，卻被渭南市及三縣各級官員私人直接佔有，或以各種名義實際佔有，用以牟取經濟利益，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達四千萬至六千萬元。到現在被侵佔的十五萬畝土地中的近十二萬畝，已經從上報國家的統計表中消失，也就是說官員不僅以各種名義實際佔據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庫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現代「地主」。而我們移民實際人平均耕種還不到兩畝地，為了生計被迫以高價向官員租種原本屬於自己的土地。幾十年上訪不能解決，按法律規定的程序不能解決。

我們三縣市約七萬農民現在共同決定收回我們的土地所有權，並向全國告訴（簽名名單是每戶一個代表）：

一、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十五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繼承，如果什麼人想要開發、租用或佔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我們只承認政府按公共利益進行的規劃，以及按照法律規定的收稅行為。

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佔私分的十五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

三、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這種「村集體」常常不能真實反映全村農民的共同意見，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各村委會應承擔起保護農民土地權利的責任，不能凌駕於全體農民之上，自己佔有支配土地。

四、對幾十年來國家歷年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種移民經費，我們也要算帳，該劃歸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的貪污、挪用、侵佔等犯罪行為也要追究。

五、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裡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已經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選舉才會真正像個樣子。

六、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麼法律什麼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慾薰心的壞勢力就不敢再輕舉妄動，因為你侵佔的不再是什麼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基層政府要靠工業和農業稅收維持經營，再也不能靠吃農民的土地了，搞什麼「土地財政」了。

我們庫區農民向全國人民問好！◇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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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移民血淚歷史

文 ◎ 季達

陝西古稱秦，也叫關中。而渭河沖積盆地被稱為秦川八百里，那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富庶的地區之一。渭河北面是陝北黃土高原，而南部則是秦嶺大山，中國古代的政治中心西安，正位於渭河中游。富庶的秦川盆地，在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奉養了華夏文明的首都。

一九五六年開工興建的黃河三門峽水庫，雖然位於河南境內，但水庫淹沒的主要是渭河入黃河的區域，正是秦川八百里中最富裕的地段。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剛剛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當時在三門峽庫區耕作生活的農民，可能是中國最富裕的人群。根據陝西女作家冷夢的《黃河大移民》一書透露，當時這個區域的農民便可以擁有進口自行車，農民人均收入達到每年兩千元人民幣以上。考慮當時一個縣長的工資收入大約是一年不到一千元，渭河下游沿岸農民的生活幾乎可以說是傲視神州了。

然而這一切都因為中共的一個人定勝天的雄心壯志而灰飛煙滅。

聖人情節 二十萬人流離失所



中共首領迷信「黃河清聖人出」應該應在自己身上，在並不瞭解黃河水情的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決定修建三門峽水庫。水庫計畫淹沒一百萬畝耕地，其中八十萬畝在渭河沿岸。秦川八百里，耕地數量大約為一千萬畝，三門峽水庫計畫淹沒的區域，佔了其中十二分之一。

淹沒區的二十八萬七千名中國最富裕的農民，在徹底整治黃河的政策目標下被迫遷離家鄉，被安置在陝西渭北地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由於中共政府並未妥善處理安置計畫，這些移民大部份陷入了極為困苦的境地。

為了活命，大量陝西庫區移民開始逃離移民區返回陝西。這個過程是殘酷的，寧夏和陝西兩省政府派兵圍追堵截，希望能夠把移民活生生釘在寧夏的沙漠邊緣，而活命的希望以及對家鄉的刻骨思念，卻激勵著所有庫區移民返鄉，他們硬闖、偷渡，即使是回到陝西之後只能在鄉間作流浪貧民，也仍然無法阻擋這些返鄉者的腳步。

「一九六二年寧陝兩省工作會議決定：願返陝的移民全部返陝，由陝西省進行二次安置，所需經費由陝西給予解決。

消息傳出，移民聚在一起邊喝酒邊哭。感情太複雜了。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已經不可能和他們一起返回家園，親人的屍骨將永遠孤零零地躺在這裏，幾年的折騰，耗盡了他們的家力財力，幾乎家家元氣大傷，家徒四壁……還有婚嫁在當地的子女，他們也將不能與他們同行，從此親生骨肉天各一方……然而，他們畢竟要回家了！

據老移民趙孟才回憶：返陝的那天，數萬移民背著鋪蓋卷（從陝西帶去的東西賣光了，許多家庭賣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女人背上綁著孩子，拿上筷子、碗，扶老攜幼，形同難民，浩浩蕩蕩，從河東到河西沿途數十里像一股灰色浪潮緩緩蠕動。銀川新城火車站人滿為患，不顧死活的移民人踩人拚命往車上擠，從窗戶爬。車費是國家負擔，但搭乘不上的移民情急之下採取了『賄賂』之法，送一袋子土豆給列車員。返陝心切，歸心似箭。

然而，他們絕對沒有想到，遠遷寧夏移民的失敗，僅僅是他們苦難的開始；更多的磨難在等待著他們……」（摘自《黃河大移民》）

三門峽水庫的致命失誤



一九六零年九月十四日三門峽水庫開始蓄水。然而蘇聯的水庫設計專家，顯然沒有充份考慮到「黃河鬥水七升沙」的特點，三門峽水庫蓄水僅僅四年之後，中共就不得不放棄水庫攔沙發電的夢想。

按照原來的設計，三門峽水庫在三百三十米高位的時候，庫容為五十九點五億立方米，然而九成以上的黃沙到水庫中只進不出，造成了嚴重的水庫淤積。至一九六二年初，距離水庫蓄水僅僅一年半時間，庫區淤積泥沙達十五點三億噸，水庫庫容只剩下四十三億立方米，而到一九六四年庫容更僅剩二十二億立方米。

「更要命的是，淤積的嚴重後果是河水倒流，向上游漫溢，即所謂『回水』。陝西境內的渭河口形成『攔門沙』，泥沙不再按自然法則向下游流淌，潼關河床抬高四點五米，約有兩三層樓高。渭河變成懸河，一旦決堤，洪水首當其衝直瀉古城西安。」（《黃河大移民》）

為了確保西安市的安全，中共只好改變「水庫發電」的設計，變成了所謂的「逕流發電」，即黃河來多少水就放多少水，利用黃河本身的逕流發電。水庫本身，成了完全多餘建築。

「然而如此安排之下，陝西省境內的三門峽庫區土地並沒有被淹沒，原先預計中的一片水泊澤國實際仍是陸地；準確地說，陝西境內的百萬畝良田實際被淹沒只有很短一段時間。

土地還存在， 這便是誘惑。

土地招魂般地誘惑著它的舊有居民，對他們來說，那是母親之地，他們魂牽夢縈的伊甸園，列祖列宗陰魂不散地召喚著他們，他們想回那裏去……」（《黃河大移民》）



「返庫」移民形成嚴密組織



返回陝西的庫區移民，被當局安置在附近的山區。雖然終於回到了陝西，但仍然在僅足餬口的生命線上掙扎。而且，庫區土地已經不是原居民所有了。八十萬畝庫區土地，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被陝西地方政府和中共軍隊完全瓜分。其中主要的部門包括三個大型國有農場，三個大型的軍隊農場和四個軍隊的導彈射擊靶場，再加上眾多的小型軍隊農場和庫區周邊農民蝕佔土地，庫區移民看到是一批又一批的「殖民者」。

庫區移民在鬧「返陝」之後的二十年，開始策劃「返庫」，回到祖先的土地去，成了成千上萬庫區移民的心願。「返庫」並不容易，無論是國有農場還是軍隊農場，移民們面對的是他們根本無法對抗的強勢集團。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庫區移民逐漸組織起來，進行了四波較大的「戰役」，從偷種土地到最後強行收割國營農場的農作物，雖然最後大多以失敗告終，但庫區移民的組織卻越來越精密，行動配合日益強化。

庫區移民建立了準軍事組織，擁有一個「聯合作戰指揮部」，下面有四個大的「司令」，再往下還有五十多個小型的「司令」。移民的「司令部」不但有分管宣傳的部門，還有以棍棒和農具為武器的「衛戍部隊」，專門保證「司令部」的安全。

劉家窪鄉黨委書記前往苗福群（四大司令之一）「司令部」四面窯（有四間窯洞）勸降，一路頗多阻撓。與劉懷榮一樣，苗福群的資訊傳遞方式採用的是戰爭年代革命根據地的「消息樹」，每相隔幾十米，一棵樹幹放倒，消息就傳遞了過去。快要接近「四面窯」。鄉書記被一群手持棍棒的本鄉移民包圍住，鄉書記自恃是他們的「現管」，勃然大怒，罵了一句：「不要給臉不要！往回走！」

沒想到，平常見了書記唯唯諾諾、恭敬不迭的鄉民們，這時彷彿吃了豹子膽，怒吼一句：「政府欺負我移民呢？你敢罵人！」擁上前來就要動手打書記。

書記一看犯了眾怒，嚇得慌忙鑽進車裏，車還不及發動，這輛四門六座的客貨兩用車就被幾十個小伙抬起來。如同坐花轎一般，鄉書記被連車帶人抬著晃晃悠悠、暈暈乎乎抬到了四面窯。抬頭看去，苗福群所住的庵棚上面，紅旗招展，棚屋門前貼著大紅對聯。橫聯：千辛萬苦；上聯：為移民返庫區安居家園；下聯：走北京上西安又到渭南。

來不及多想，鄉書記被「押解」進帳。只見苗司令迎面盤腿端坐，背後的一幅墨寶是「茅廬生輝」……這陣勢，這氣派，直令作為「苗司令」父母官的鄉黨委書記倒抽一口冷氣。

「老苗，你這樣跟政府作對下去怎麼辦？不如回去，有問題讓政府解決嘛！」鄉書記鼓起勇氣，勸道。

苗福群冷冷一笑：

「我這次來，就不準備回去。要回，抬棺材來！——我是要地不要命！來，就準備破釜沉舟！」

說完，苗司令不耐煩地皺皺眉，一揮手，鄉書記被幾個小伙拉胳膊扯腿地轟了出去。（《黃河大移民》）



「司令」的眼淚為誰而流



一九八五年，陝西庫區移民鬧「返庫」終於驚動了當時仍在主政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年五月，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決定讓庫區內國有農場和軍事部門讓出三十萬畝土地，安置希望回到家鄉的庫區移民。在經過了長時間的討價還價之後，軍方和國有農場終於讓出了三十萬畝庫區的土地（不是耕地）。

然而七萬四千名願意返鄉的庫區移民所面對的，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富庶得令人垂涎的故鄉了。國有農場和中共的軍事部門還給庫區移民的，大部份是堤壩外的河邊地，和水源不好的鹽鹼地帶。對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再也無能為力，「總算是要回了土地」，一位主管的中央官員感嘆，因為他再也不想和霸道的軍方談判了。

然而，國有和軍隊農場並不是簡單的交還土地，他們不但把所有的建築物徹底摧毀，留下一片殘垣斷壁，又有甚者，把幾百年早已成蔭的庫區林木一砍而光。

「公路兩旁、村道渠邊，全是一米多高的白碴碴的樹樁……當這場毀林行為發生的時候，苗福群曾有過後來深為人們稱道的壯舉。那天，他聞訊緊急集合起魯安鄉的青壯年，青壯年中許多是他鬧返庫時的『舊部』，也就是曾為保衛『苗司令』出生入死的『衛戍部隊』。苗福群帶領著忠心耿耿的基本隊伍火急火燎趕往大路上，不顧死活攔路擋住裝滿樹木的大卡車。

『站住！你們有林業部門的砍伐證沒有？』

『……』

『沒有砍伐證，誰讓你們毀壞林木？今天不能走；要走，你們從我老苗身上開過去！』

苗福群看見那一輛輛卡車上滿載著的是綠森森的樹木，有幼樹，也有老樹。那年輪一圈圈的老樹裏，他分辨不清哪些曾是他們平民鄉的樹木，他們曾為那一片綠茫茫的林木驕傲過，如今，闊別二十多年，他們要回來了，而它們，卻幾乎全部被執行了『死刑』……苗福群兩眼含著怒火，一手叉腰，另一隻長滿老繭的手高舉著，一動不動站在大路中間。

人與車，對峙了足有一兩個小時。

後來，苗福群被匆匆趕來的幹部們好說歹說勸了回去。樹木已毀，阻攔又有何用？幹部們深恐在這多事之秋部隊與移民或農工再發生新的衝突和械鬥，他們只能拖拽開這個又高又瘦的倔老頭。

苗福群眼看著拉滿樹木的卡車遠去，突然大放悲聲。六七十歲的老漢哭得極其傷心，幹部們簡直為苗福群的眼淚所驚愕：在幹部的記憶中，這是雄赳赳、從來不肯低頭認輸的『苗司令』風雨人生中唯一一次落淚。

苗福群哭，是為黃河灘哭。作為黃河灘人，他深知林木對黃河灘的重要性。黃河之水無情無義，漫上灘來泥沙俱下水土嚴重流失，有林木才有昔日平民鄉的富庶，沒有林木今日魯安鄉必受窮困。苗福群預見到了這點，所以他哭泣了：黃河灘人哪，失去綠色的黃河灘人，數年之內，甚至在百年之內，你都無法再造出那一片綠茫茫的樹林，再造不出平民鄉的富庶，你將飢餓，你將貧窮。」（《黃河大移民》）



故鄉不復舊模樣



故鄉的土地，也不再認這些多年的遊子。由於下游泥沙的淤積，渭河成了水災頻仍的虐河，中型的降雨就帶來特大型的洪水。而地下水位的提高，使得許多土地成為難以耕種的鹽鹼地。回到故鄉的移民們，再也無法恢復過去的生活。

中國政府雖然同意庫區移民返庫，卻不願意出錢安置，因此推出「自遷、自建」的政策。這些遷移多次、經歷多年貧困生活的農民，再也無力重建家園。陝西渭南市政府按照人均耕地和宅基地兩畝的數字，把收回的土地重新分給庫區返鄉移民，但其中接近十五萬畝的土地，卻被地方政府截留。庫區移民回到故鄉已經接近二十年了，但他們無法回復舊日的生活水準，絕大部份仍然陷於貧困。

最近，庫區七萬多名返鄉移民發表公告「收回土地所有權」。從「返陝」、「返庫」到「收回土地」，代表的恐怕不僅僅是一個個的農民自發運動，它也顯示了一個遞進的抗爭過程，這是一種對制度性進行反思的覺醒，或許它真的能夠在中國掀起一場真正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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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搬遷的故事

文 ◎ 趙德龍（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返庫移民）‧李萬明 ◎ 整理

我是原陝西省朝邑縣東社鄉新東社村人。

一九五五年，國家決定修建三門峽水庫。一九五六年秋，政府組建了第一批遠遷寧夏的青壯年先鋒隊，並發出了「遷一家，保千家」、「一人遷，萬人安」的鼓動口號。廣大群眾的心震動了，故鄉難離的表情出現了。我是共青團員和積極份子，曾先後參加過兩次朝邑縣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代表大會。我一方面積極開展移民宣傳工作，一方面踴躍回應政府的搬遷號召。當時初級社主任和鄉幹部覺得我家困難拖累太大而不想讓我第一批去寧夏，但我看到老年人及婦女哭哭啼啼、難捨難離的場面，使國家的遷移計畫受到影響，於是自己便帶頭報名搬遷，成為前往寧夏青壯年先鋒隊的骨幹。我的舉動受到了鄉政府的表揚，鄉文書還為我整理了典型材料，送給陝西報社進行報導。

第一次搬遷：一九五六年八月，我隻身一人參加第一批青壯年先鋒隊，遷移到了寧夏的陶樂縣，家裡其他人仍在庫區生活。初到此地一看，西邊兩里是黃河，東邊兩里是大沙漠，南北二十多里長，像個大海中的島嶼，根本沒有人煙，預先做好的、挖地三尺的地窩工棚，便是我們先鋒隊的住室。這裏的土地是自古以來從未開墾過的處女地，喝的地下水是苦鹹的，簡直就是原始社會的那種荒涼環境與生存條件。當晚就有百分之四十的人連夜逃跑了。這些人逃到陝西的朝邑縣老家，卻被政府派人抓回寧夏。就這樣，移民們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我是在當年農曆臘月二十三日逃回老家的，訴苦後，全家人抱著哭在一起。

第二次搬遷：一九五七年夏季，在陝西地方政府的強勢鼓動與組織下，我和全家十一口人被搬遷到了寧夏陶樂縣月牙湖大隊頭道敦落戶。這地方全都是處女地，是荒無人跡的旱地。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沒有著落。當自己每天面對現實的缺糧困境，我就喊：天啊，我們該怎麼活下去呀？！

在寧夏苦苦煎熬的六個年頭中，我的父親和舅父終因長期挨餓，加之患病後無錢醫治，而於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相繼去世；老奶奶和四弟被在陝西澄城縣馮原公社東仁卓村定居的叔父接回陝西養活，我的大妹出嫁，剩下老娘帶著我們五個孩子在寧夏艱難度日。當時的糧食標準越來越低，有時侯甚至降到了每人每月七斤糜子（帶殼）。真正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句話，我終生終世都實難忘記在寧夏那痛徹心肺的六年血淚啊！！

第三次搬遷：由於眾多移民在寧夏無法生活下去，為鬧「返陝」而屢屢到北京上訪，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終於批准遷居到寧夏的移民全部返陝。於是，我們全家所剩下的六口人便返回陝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陽縣項村，暫時居住在該村群眾家裏。

第四次搬遷：鑒於我的老奶奶和我叔父在澄城縣生活，我們一家又是在合陽縣生活，這樣多有不便。因此，我們兩家人總想居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個照應，遇事也可讓叔父幫我家作主。於是，經我和叔父多次請求澄城和合陽兩縣的移民局，他們出於對我們的同情和理解，最後終於同意將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縣我叔父的村子。一九六三年五月，我們全家六人又從合陽縣項村，搬遷到了澄城縣馮原公社東仁卓村。

第五次搬遷：我們在東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後，因該村地處旱原溝壑地區，土地脊薄產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當地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又決定將我家遷到本公社的藺家嶺村，住在一孔小窯洞裏，一住就是十年。

第六次搬遷：隨著我的幾個孩子的年齡不斷增長，我們全家六口人在一孔小窯洞裏實在無法居住和生活，於是，我便在藺家嶺村外一里遠的地方自費建了兩孔一院的新窯洞。由於此地自然條件惡劣，經濟十分落後，生活還是難呀，每人一年的口糧以紅薯折糧僅為兩百多斤，全家人一年到頭還得靠吃野菜充飢。

第七次搬遷：一九八五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庫定居，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高興極了，因為庫區終究是生我養我和先輩流傳的老家啊！但面臨的卻是「自遷」、「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我家人口較多，加之經濟拮据，何以實現「三自」，於是我又猶豫了。過了四年之後，我終於搬遷到庫區的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

第八次搬遷：返到庫區，我家一貧如洗，全家人的生活還是沒有保證，國家對移民的補助款與扶持款我也沒有得到一點，只是靠著種地務農維持生計。幾年間，我先後給成年的四個孩子完了婚，還埋葬了八十二歲辭世的老娘，從此又使我家債臺高築。

總之，從一九五六年到二零零六年的整整五十年裡，我先後八次搬遷，八次建房，包括壘炕頭、壘鍋臺，確實累得我們全家人身衰力竭，簡直就是在垂死掙扎。

說到此，我熱淚滿面，自己真是為活命、為兒女成人、為懷念幾十年生我養我的故土，而使我實實在在受盡了人間的千難萬苦——心血勞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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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萬明—堅持揭露官場腐敗的官員

文 ◎ 周飛愚

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晚上，陝西渭南市下屬的華陰、大荔兩縣市政府在當天晚上十點召開了緊急會議，並且決定調集兩個縣市與相關毗鄰縣的所有公安幹警、刑警、治安大隊、交警大隊、特警、武警和縣市各部門、移民鄉鎮及村幹部等六百多人，採取一項緊急行動。

所謂的緊急行動，是要在四月五日清明節當天，堵截當地庫區移民前往華縣赤水鎮江村的一個墓地掃墓。當天，當地鄉縣的主要道路都設置了警察攔截站點，總共攔截了近五百名庫區移民，在行動中有數人因拉扯反抗而受傷。而最後，繞開大道從鄉間小路到達墓地掃墓的移民仍有三十多人。

鎮江村的那個墓地，埋葬著渭南市庫區移民局職工李萬明的母親。現年五十七歲的李萬明，為陝西「三門峽」水庫移民說話，揭發當地官員坑佔土地和挪用救災款項的問題，從一九九三年開始連續進行七百二十四次反貪腐的舉報，平均下來等於每個星期都要進行一次舉報的工作。但是這些舉報，沒有一件得到處理，李萬民本人還因此入獄。在他母親病逝前未能返回家鄉，成了李萬明心頭沉重的大石頭，因此每年清明節，他都必回到家鄉為母親掃墓致祭，而許多庫區的移民則會自發前往參加。



錯誤規劃 造成更大災難



整個「三門峽」移民的背景，必須上溯到一九五零年代。為了治理黃河、杜絕水患，中共採納了當時蘇聯水利人員的評估，決定修建三門峽水庫。那時，李萬民還是個才四歲的娃兒。

按照蘇聯水利人員聲稱的水庫建設規劃，三門峽水庫建成之後，可以大量攔蓄上游泥沙、消除洪水威脅，使下游地區的河南、山西、山東、安徽和江蘇五省兩億人受益，同時還可以蓄水發電。

這項水庫工程需要淹沒高達一百萬畝土地，主要分佈在陝西省渭南市所轄的大荔、華陰、華縣、潼關等縣市境內，亦即俗稱的「陝西省三門峽庫區」。同時，必須庫區內的二十八點七萬人全部遷出，安置到寧夏和陝西渭北等不毛之地。

但水庫完工後僅僅兩年的時間，大量泥沙淤積使河床抬高，約有十五億噸泥沙堆在三門峽大壩到陝西潼關之間的兩百七十公里河道上，使得水庫陷入癱瘓。不僅沒有發電的能力，而且截流的作用使得渭、洛兩河水流不暢，洪災頻發。

為了讓西安、咸陽、渭南等大中小城市免於淪為澤國，水庫的運用方針大轉彎。水庫不再大量蓄水，而是回歸自然狀態，來水多少就放水多少。如此一來，原本的集水庫區就再露出水面，移民也沒有理由再繼續留在寧夏與陝西渭北的不毛之地。



移民基金與土地獨肥貪官

延至一九八六年，在移民的爭取之下，中共才批准生產、生活極為困難的十五萬名水庫移民返鄉定居。當時全部的水庫移民有四十萬人，二十年後的今天則成長至六十萬人。

為了安置移民，一個「渭南地區移民工作辦公室」（二零零二年改為移民局）成立了。但這個單位的中共黨官，不僅一手把持了移民返遷的許可，還隨意支配挪用移民基金以及掠奪原應分配給移民的土地。

對於中共中央批准的十五萬名返遷移民額度，只有半數獲准返遷，其中還有利用關係前來分地的「假移民」。這麼一來，把持移民安遷事務的中共各級官員，就「節餘」了半數的安置經費以及大量的土地和物資。這些巨大的利益，全部落入貪官的私人口袋。



享樂出國全靠移民基金



李萬明舉了渭南地區移民辦主任程遠的個人行徑為例：「程遠花費移民資金，多次攜帶夫人及兒子到外地參觀旅遊，據說還到境外地區遊山玩水。他又以所謂『技術考察』為名，飛往西方國家參觀。在他的影響下，我辦其他領導也有花費移民資金出國旅遊的現象。」

「一九九八年，程遠為了提前給他退休後的『事業』安排退路，經他與某些領導精心謀劃，便從我辦調出一百萬元、從省移民辦調出四百萬元共計五百萬元移民經費，在渭南成立了一個『移民基金會』，並由他親自擔任基金會的秘書長。」

「有不少花費都是用於移民部門的一些領導人吃、喝、嫖、賭、唱、跳、拿，即吃美餚、喝好酒、嫖小姐、賭博、唱歌、跳舞及拿紀念品等，在吃、喝、嫖、賭、唱、跳、拿的搖籃裡享盡了人間的奢侈與快樂。」



搞反腐舉報也得找關係、走後門



李萬明蒐集資料，協助移民爭取權利，但連續十五年來投發了七百二十四封舉報信，至今未得到中共各單位任何的回覆或回饋，嚴重腐敗問題亦未得到任何查處與遏制。

「有人煞有見識地對我說：『現在搞反腐舉報也得找關係、走後門，否則，就不會得到紀監部門的重視和受理。』可是，自己這麼一個無名小卒的基層幹部，哪有條件和機會在中紀委和監察部這等高層的中央首腦機關找關係、走後門呢？！」

沒有後門可走，李萬明卻發現自己因為出面舉報，長期遭受打擊、迫害、抄家、拘禁、監聽、監控，自己原來的漆漆黑髮已經變成了滿頭白髮。十五年過去了，三門峽移民還有五十幾萬人沒有得到安置。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被移民們殷切期待的中共中央，究竟是不知情還是沒有能力解決？

二零零六年七月，上海社保案東窗事發，根據《新華社》引述中共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的話說，由於縣級或以下政府運作的數以千計的較小規模的基金很難仔細核查，所以社保資金的審計將限於省、市一級規模較大的資金。「我們目前只能抓大放小。」

李金華還透露：「目前，專項轉移支付是最難以解決的問題……退耕還林還草、社保基金、三峽移民資金、教育基金，究竟有多少項轉移支付，所有人都搞不清楚。特別是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往往因為財政資金鏈條過長而出現層層盤剝。」

李萬明說：「在十年前，某些領導曾狡辯說：『移民部門的問題不能報導，否則會引起移民上訪，影響社會穩定和安定團結，甚至影響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的統一大業。』」

但如今香港、澳門已經移轉主權了，何以移民的苦難還沒有得到解決？

即使十五年來飽受折磨，但李萬明仍然看到一線曙光，他相信「敢於伸張正義、抨擊邪惡」的新聞媒體，是對峙貪腐的重要力量，而且在這些特權惡勢力的面前，也只有能夠秉持良知道德的媒體，才能夠不畏強權，揭發罪惡。李萬明將這十五年來舉報反腐的過程集結成冊，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媒體加入反抗貪官汙吏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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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農民護地維權 當局暴力鎮壓

文 ◎ 古清兒、方曉

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鎮八千多農民今年十二月中，到上馬台水庫工地阻擋施工，要求政府歸還原屬於村民的九千八百多畝土地。為了保護土地，村民在水庫工地種了玉米，當局派出公安用推土機強行剷除，並毆打出面阻攔的村民。

浙江樂清市因徵地問題，連月來一千六百多村民輪流守護土地，當局十二月二日出動近兩百名警察鎮壓，事件造成十七名村民受傷，其中三人傷勢嚴重。另有近十名村民被帶走。

江蘇宜興市官林鎮濱湖村的七百農戶、兩百多位村民要求解決被圈土地的補償問題，多次遭到地方政府以及公安的鎮壓，多人多次被打傷、被關押。

山東省煙台地區上千名農民聯名給胡錦濤和溫家寶寫信，要求協助解決地方土地徵用補償不公問題。農民為此上訪告狀後，遭到地方政府的鎮壓和迫害。

廣東潮州饒平縣所城鎮龍灣村，十一月中再次爆發三千多村民維權護地活動，村民長期上訪維權未果，卻遭到鎮政府的暴力鎮壓，多次發生流血事件。

黑龍江雞東縣雞西市因興建雞西機場，低償徵用了一千五百畝一級良田，十一月五日兩千多村民在施工現場和上百名警察發生衝突。警察毆打村民，並抓捕了村民代表。

廣東省汕尾市發電廠位於汕尾市紅海灣，二零零三年底動工以來，當地政府非法強佔了當地村民兩千多畝良田和五千多畝海灘。紅海灣開發區東洲街道的村民大約有四萬多人，自二零零四年開始多次向各級地方政府部門上訪，當局不僅拒絕依法合理補償，還不斷進行血腥鎮壓。

十二月十四日，在數百名黑社會人員、數百名武警護航下，強行施工A11號輸送電塔工程。東洲兩千多村民衝破警察封鎖，與武警和黑幫成員發生嚴重的肢體衝突。

十二月二十日，汕尾當局又派出兩千多武警和防暴警察，由汕尾市長王蒙徽、市委書記戎鐵文等高級官員親自帶隊，指揮A11號鐵架子的工程，開始強行施工。三百多名學生和一千多位村民遭到上千武警和警察夾攻，並向村民施放催淚彈。



黑龍江富錦四萬農民奪地抗爭

富錦是黑龍江省佳木斯市轄下的縣級市，是中國第四大產糧市縣，土地總面積約四百萬畝，總人口四十多萬。

從八零年代末，中共多部委花四年時間進行可行性研究後，最終由國務院批准「開墾荒原、興修水利、興建中韓合資頭興農場項目」，使全富錦十分之一人口的土地被政府強徵，農民僅拿到極低的補償款。

後來項目沒上馬就黃了，但富錦市政府並未把土地歸還農民，「富錦市農業開發公司」搖身一變成了土地主人，土地變相流入政府官員、黑社會及有政商關係的人士手中。身為公僕的政府官員把土地層層轉包，農民得花高價租地種，國家公務員由此成了大地主、二地主。農民苦苦上訪、告狀十幾年毫無結果，地方政府卻更加有恃無恐。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義務維權人士楊春林，致力於推動中國廢除中共一黨獨裁專制、實現民主憲政。二零零七年六四前夕，他向海外發出一封公開信，並附上他已徵集的三千位農民支持他所提出的「要人權不要奧運」口號的簽名。從此富錦的失地案曝光海外，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富錦兩名農民維權代表王桂林和於長伍公開接受海外媒體採訪，逐步披露農民所知的案件的來龍去脈。七月六日，楊春林、王桂林和於長伍被公安和國保抓捕。迫於海外強大的聲援，二十七天後，當局令王、於辦理了取保候審。九月底，當局撤消取保候審，稱他們不構成犯罪。但楊春林至今仍被關押。

失地農民代表面對當地政府肆無忌憚的欺壓，決定利用中共現行的法律法規反制。十一月間，王、於積極策劃依據《村民組織法》，罷免不代表農民利益的村長，民主選舉村民自治組織。

於長伍所在的東南崗村率先召開村民民主大會，十二月初立即啟動收回本村土地的行動，收回了該村一千五百畝被政府劃撥給鄰村的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

這個開先河的舉措激勵著四萬失地農民，紛紛起來維護自己的基本人權，做土地的主人。儘管富錦市政府部署打壓，但動搖不了農民們奪回土地的決心。

十二月九日，王桂林和於長伍在海外網站發表公告：宣布富錦市十個鎮、七十二個村將實行罷免原村官，民主選舉自治組織，奪回自一九九四年以來被政府強徵的一百五十萬畝耕地所有權。

接著，於長伍再次被富錦市公安局抓捕，並遭刑事拘留，被關在富錦市看守所。

十二月十七日富錦最大的村屯向陽川鎮長春嶺村的農民召開村民大會，宣布收回被侵土地，平均分給農戶的要求，十九日他們決定開拖拉機下地，欲先分一部份被政府官員侵佔的土地。

有備而來的數百名全副武裝的武警、防暴警察攜槍械乘數十輛警車開進村莊，該村兩千多村民幾乎全體出動，與警察對峙。農民質問得市委副書記郭富山無話可說。最終他不得不承認土地是農民的，並認可農民收回土地的行動。

在東南崗和長春嶺村的帶動下，目前各村屯都在準備走同樣的維權路，無條件收回屬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平均分給每個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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