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Perry ：津巴布韋被囚記錄
【大紀元1月18日訊】【津巴布韋（Zimbabwe，又譯為辛巴威）】
監獄的惡劣環境讓身體消瘦起來特別快。剛進關達（Gwanda）警局的六號房時，我的身體還蠻不錯的。可是，我在水泥和鐵條組成的那間罐子裡，沒有食物，只喝了一點水，五天之後我的皮膚開始龜裂，衣服也鬆鬆垮垮的掉下來。囚犯用的被縟上面都是蝨子。淋浴時候我用掌心從鏽水管中弄出來的水，讓我患上了痢疾。當時，燈管二十四小時照射，我睡著的時間不超過幾分鐘。我渾身惡臭。太多的人住過這六號房，以至於牆壁上都是他們留下的惡臭，我現在同樣臭氣熏人，四周的牆壁也把他們的臭氣發散到我的身上。
在穆加貝掌控下的津巴布韋，僅僅到達二十二個小時之後我就被拘捕了。三月二十八日，我飛抵津巴布韋的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約省Bulawayo，原想報導穆加貝毀滅性的政策，其政策使得津巴布韋變成世界上最窮、且最專制的國家之一。
按照（津巴布韋）政府慣例外國記者決不允許入境。所以我只能以遊客的身份來到這裡，我從布拉瓦約省驅車向南直到大岱克（ Great Dyke）的金礦帶。我跟隨著幾萬津巴布韋人，前往馬塔貝萊蘭省（Matabeleland）的金礦區，由於當地經濟崩潰，他們寄希望於這些紅色的山丘，能給他們一線生機。而我的目標就是能親眼目睹今天津巴布韋人民的苦難，但是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我離這一切居然是這麼近。
作為一個遊客，我原本可以更安全地逗留在北部地區，也就是運動公園和維多利亞大瀑布附近。可是馬塔貝萊蘭省是整個津巴布韋的縮影。這個地區已有數千平民死於營養不良，幾十萬人靠獵捕野生動物，徒手採礦來維持生計。當我來到西尼科爾森（West Nicholson ）的金礦鎮，我遇見當地一名礦工，並且到了他住處。在我們十分鐘中的談話中，他有幾次離開，每次離開一小會。不久，我就清楚了其中緣由。當我剛從他家裡走出來，兩個便衣警官就已經在外面恭候多時，並拘捕了我。
八十年代，津巴布韋是南非洲排名第二位的經濟實體，每年有數百萬的遊客來到這裡觀賞河馬，獅子以及維多利亞大瀑布的奇景。津巴布韋是擁有一千一百萬到一千三百萬人口（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可能因為很多人都已經逃離了津巴布韋）的國家，該國的黑人曾享有非洲地區最好的教育和醫療保障。但是這二十年來，穆加貝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權位，結果弄垮了津巴布韋的經濟，把國家搞成一個警察帝國。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八十，生活的質量回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導，津巴布韋的女性預期壽命才 34歲，男性則是37歲，全世界排名墊底。今年二月（2007年）通貨膨脹達到1792.9%，預計在年底將達到 3700%（按：現在已經8000%），（貨幣出現大幅度的無限止的下跌，我們按照常規項目打個比方來說，現在買一塊磚頭，要比一九九0年買一套配游泳池的三居室住宅還要貴。）
到了這個國家，你感覺自己好像流落到一個連時鐘都不轉的地方，一切都停在浩劫過後的日子。道路上車輛稀少，道路兩邊欄桿被連根拔去。店舖的貨架空空如也，虛設商品的告示板上價格一天連換三趟。電話根本打不通的，供電也停止了，黑漆漆的廠房煙囪不冒一縷清煙，街上閒蕩的人們，無所事事，也無處可去，即便有條路可以通往那裡。”人們都吃些什麼呢？ “我遇見一個律師，便問他。他答道”問得好！” 。津巴布韋唯一不缺的就是穆加貝同志的頭像。那個戴著金邊眼鏡的小子，高懸在鏡框中，彷彿他是在朝下盯著津巴布韋所有的雜貨店和加油站，以及政府辦公室。當我飛抵津巴布韋的時候，穆加貝同志上了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他斥責西方世界，對他的國家玩弄詭計，而在野黨們終將受到”懲罰”。幾週前，我碰巧在電視上看到對他的生日專訪。在他的別墅裡面，他說 ” 有人說我是獨裁者”，”我的人民說我長得英俊瀟灑！” （這間首都哈拉雷的豪宅，共有25間臥房，衛生間全用意大利大理石、上海運來的瓷磚裝磺）
我在西尼科爾森和礦工十分鐘的交談，成了我最後的採訪。便衣警察把我帶到西尼科爾森的警局，在那兒過了一夜，第二天又驅車往北部，我被押送到關達的省級警備中心。我的押送人員指控我圖謀對津巴布韋進行負面報導（似乎拘捕我，就可以迫使我寫出正面的報導）。而且他們攜有西尼科爾森的警察局長寫得一份材料，材料中描述我是”一名參與秘密行動的特派記者 “。
在關達，我受到一連串的探長審問，他們不允許我請律師，也不准許我通電話。他們擁上來，瞅著我，十分衝動。一個人說要”扁”我，其他兩人哈哈大笑，在我面前晃來晃去，企圖要嚇倒我。管理我這個案子的探長，報上他的名號 “墨約”（Moyo）, 他向我透露，一旦罪行確鑿，將由他指使執行拷打。我被押到檢控官的辦公室，我被控違反新聞採訪和隱私保護法的10章27處的 79和80條，所謂 “沒有取得合格證而從事記者工作”，其最大的刑期可判兩年。
一個警官質詢道”你認為，我可以到你的國家，只為了詢問一些事情，任意寫些文章麼？”沒人知道我在這裡，我回答道”沒人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麼事情，我可以打電話麼？”墨約沒有理睬我。他的手下看到我這麼大膽，簡直惱羞成怒。
除了牆壁和鐵欄桿以外，這間號房唯一的特色就是地上拴著圓環鐵鐐。看守所中的囚犯每天早上必須在警官面前列隊經過，一個接一個，被審問，被掌摑，被羞辱。有的囚犯被逮捕就是因為他們在森林裡獵捕豪豬，或者販賣汽油，偷竊，觸犯這些小罪不過是拼了老命來養家餬口而已。看守所的牆上有一處塗鴉寫著”停下來，墨約站在這裡。”
不光是囚犯生活在恐慌之中，官銜低微的警官幾乎都不曾開口。像墨約這個級別的警官如果沒有得到上司的許可，也沒權讓我上廁所，刷牙齒。”我只不過是一個辦事員”。我聽到警局的局長說，” 我的上頭還有人”，看守們都很害怕他們的上司，所以他們更要確定自己是否從囚犯那裡獲得了尊重。墨約就認為我要請律師是對他的羞辱。”我也受過教育”，他說， “你不合作”。他辦公室的四面牆壁讓你很清楚知道，這裡的制度把反對黨更多視作侮辱而超過威脅。懸掛在墨約的檯子上的罪行清單，其中最嚴重的一條就是”侮辱和危害總統的權威” 。
事實上，津巴布韋的反對黨還是很弱小。最大的反對黨MDC（”爭取民主變革運動”）在2002年達到高峰，在那年的總統選舉中，反對黨領袖摩根-茨萬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得票率是42% ，而穆加貝得票率56% 。從那以後，由於受到政府脅迫加上黨內爭鬥，反對穆加貝的運動江河日下。而穆加貝用毒打，逮捕，槍殺來對付反對黨成員。三月十一日，警察襲擊了MDC與基督徒組成的遊行示威。茨萬吉拉伊先生被拘留，並遭到粗野的拷打。自2000年開始，穆加貝又鼓動暴徒闖入白人私有農場（在國內留下來的白人居民有幾萬人，他們主要支持反對黨）。反對黨M.D.C 的基層主要在城鎮的貧民區，所以穆加貝搗毀這些貧民區，迫使居住在陋室的幾百萬民眾流落街頭，背井離鄉。反對黨號召在四月二日展開全國大罷工，可是許多潛在的支持者都在國外，罷工很難有什麼影響。
穆加貝同樣也攻擊一些長期的海外對手。他說，西方，尤其是英國和美國，正在圖謀對津巴布韋進行新的殖民。這種偏執的情緒牽動國家安全機關的每個階層的神經。探長墨約的辦公室裡有一張大地圖，其中用紅色標出了”政治活躍地帶”，結果紅記號幾乎遍佈了所有的城鎮或大的村莊。牆上有一條指令，時時提醒墨約，他的任務就是 “調查所有政治性的案子，鎮壓所有平民的動亂，收集政治方面的情報”，萬一警局受到襲擊，甚至備有詳盡的處理步驟。文件的字裡行間充斥著恐懼和警惕，而我說的每句話都當場被打字記錄下來，且一式三份，讓我在上面按了五次指印。
墨約好像開始意識到我是不好對付的人，有一天，他說：”這個國家廢了”。恥辱加深了他對”尊重”的需要。令他困擾的是，可能將來某一天他要為他主管的案子裡濫用暴力事情付出代價。他會說：” 你不能說一切都是反對我的”，穆加貝最主要的伎倆就是確保大多數人怕他甚至超過恨他，尤其超過恨他們自己。
對津巴布韋來說，最苦的莫過於穆加貝的統治看來不會很快結束。我被關起來的第一天，在坦桑尼亞召開了南非洲開發區的政府元首高峰會。這些元首過去的身份都是反抗殖民主義的老戰士，例如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其中許多反殖民的支持者都贊同穆加貝把西方國家妖魔化為「種族主義者」。儘管世界各地都在譴責穆加貝所作所為，但是這個大會，拒絕批評穆加貝，而且肯定津巴布韋有權不受干擾。當姆貝基被要求作為津巴布韋政府和反對黨之間的調解人時，姆貝基卻告訴《金融時報》 “我們是不是做得到，關鍵還要看津巴布韋的領導人，在這個地區，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實力去強迫津巴布韋的人民去接受”。次日，津巴布韋的執政黨Zanu -PF推舉穆加貝為總統候選人參加 2008年總統大選。
為了找到逃往南非或博茨瓦納的路線，我研究過墨約牆上的地圖。讓我有點信心的是，我並不是第一個逃離津巴布韋的人。到底有多少原住民離開津巴布韋，還沒有很可靠的估計，一些人估算說兩百萬到四百萬。據南非的統計，他們接待了一百萬到兩百萬津巴布韋的難民。名為”小哈拉雷” 或是”辛鎮”的城外棚戶鎮已經如雨後春筍般得遍佈非洲大陸。鎮內居民講他們的故事說，為了逃離，他們鋌而走險，不顧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裡有鱷魚，（南非的）克魯格國家公園內有獅子，言下之意都是拼了老命。他們解釋為什麼津巴布韋的復甦將要過很長的時間， “人才都流失了”津巴布韋大主教匹爾斯-恩庫伯Pius Ncube（布拉瓦約省一位著名的政府批評人士）說道。 “有知識的人，（比如）醫生，律師，教師，全都走了”。通過號房的鐵欄桿，看守們悄悄地問我，能否在倫敦幫他們找份工作。
我開始覺得逮捕我的人，還有迫害我的人同樣也是受害者，其中很多人都沒有拿到薪水。開到布拉瓦約省，表面上是找我的旅館，其實是他們的購物之旅，五名警官綣縮在一個小車裡，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他們在路邊各個攤頭上找便宜的土豆，又在加油站和提款機前面排隊，再去找鄉下有信譽的肉店老闆，”我不騙你，情況就是這麼糟糕。 “，墨約說，”你自己都看見了”。
被囚禁的第五天，我被送上了法庭。途中，墨約帶我進了一家咖啡館，請我吃了自逮捕以來的第一頓飯。讓我吃驚的是，這裡居然有英式早餐提供：臘腸，雞蛋，吐司，咖啡。我飢腸轆轤，點好早餐，就找了一個僅僅與墨約的飯桌相連的位子，坐了下來。我對他打招呼，但是他低頭迴避了。之後又來了一個人，要求和我共享這個餐桌，他作了自我介紹，他是”世界展望會” （一個基督教救助組織）的一個管理者。我問他今年收割的情況如何。他說”收成為零”，”沒有農作物，有幾百萬人正在挨餓，只能靠我們的袋裝玉米來維持。”
在法庭上只用了十分鐘。我被判有罪。被罰100津巴布韋幣，按照目前的價值來算，是半個美分。庭外，有兩個身穿西裝，頭戴墨鏡的人，大概是情報（特務）機關的特工，他們看著我離開。儘管當地政府放了我，但不保證我再度遭到穆加貝的秘密警察的審問。我跳上租來的汽車，料想當局以為我會朝南前往南非或者向西前往博茨瓦納，我就驅車朝北開了三百七十三里抵達贊比亞。一路上車聲隆隆。我向左望去，遠處，月光之下，那銀白皎潔的維多利亞大瀑布已鑲嵌在兩座絕壁中間。我終於脫身了。
週日，是我在看守所的最後一夜。我正睡在地上，透過水泥牆壁，我聽到隔壁牢房傳來一曲低沉且和諧的旋律。有男低音，有男高音，還有節奏聲。接下來兩個小時，囚犯們的歌聲響徹整個看守所。這些歌是苦難和忍受之歌，也是美好和不滅的靈魂之曲.
英文：First Person: Imprisoned in Zimbabwe
By Alex Perry / Bulawayo, Zimbabwe
Time, 2007-04-12(//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