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聲：漫話中共起家史(三)
【大紀元1月11日訊】一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國家，百姓毫無人權，備受欺凌蹂躪，對此，絕大多數人今天都不會有異議。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不知道，其實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經反覆進行過專制獨裁的實驗了，只不過不是全國性的政權，而是中共在其根據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介紹，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這個國中之國建成了一個斯大林模式的集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上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不一而足。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澤東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佈「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在這個國中之國，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搾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此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成年男子大都被徵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干輕活，但現在大部份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員、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份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劃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裡最好的醫院原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裏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時總是自帶茶碗。他搬去沙洲壩時，發現暍的水來自池塘的死水。為了有乾淨的水飲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們也都跟著沾光。後來這口井成了共產黨宣傳「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聖地，要人們記住毛澤東無意中施與的恩德。有了毛的開頭，共產黨機關興起了打井熱潮，沒住共產黨幹部的村子無此福分。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
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澤東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後。「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儘管關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廁所、電影院等等。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搾乾了。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俱部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裏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裏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裏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裏，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
自殺屢見不鮮，為後來毛統治的一大特徵開了先河。自殺數量在共產黨幹部中也十分驚人，致使官方在報刊上公開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梢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
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裏，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份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二
雷震遠神父抗戰時期在華北傳教，親眼目睹了中共在「抗日根據地」的一系列專制暴行。他在《內在的敵人》一書中寫道：
一天，我在陳魯集一個我所轄的教區裡悲傷地完成早課，因為主持這教區的神父已經被共產黨逮去了。村裡的大鐘響起來，以前那位神父的僕人驚慌失措地跑來告訴我，共產黨已經使村長傳命，召集村民在一個廣場上集合，這廣場原是孩子們的遊戲場。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說。「每個人都須在十點鐘到達那裏。」
鐘聲又響起來，那沉重惡兆的鐘聲，使我憂鬱。我再問那個年青人時，他已經驚恐得講不出話。我決定自己去看看共產黨又要搞什麼花樣。
我到達廣場時，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裏，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們。小孩子們同他們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聽一下共產黨把我們喚來有什麼事。一個人對我耳語說：「要我們來看出紅差──砍頭。」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聲說：「這是一次大紅差，聽說受刑的很多，有十個，還許多。」
「他們犯甚麼罪？」我問。
「他們沒犯罪，」那人辛酸地說，「他們是學生，在張村的反共學校的學生。」
「四存學校？」我問。我必須要振作，停止戰慄。
「是的，」那人說，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們來啦！你看那些孩子們，那些畜生們要孩子們親眼看這種可怕的事！」那人抖戰起來，用腳恨恨踢地顯得憤怒而痛惡。
我的記憶又湧上心頭，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個學校畢業，當共產黨有計劃地捕殺該校畢業生時，他曾被活埋。我禱告上帝賦我力量；我必須像一個冷靜的客觀的外科醫生，我必須不讓情感和激動所征服。我必須注意觀察，不讓那些混在人群裡作刺探工作的紅色魔鬼懷疑我已由於情感的突變而陷於病態。
我後面的那人已經說過，「他們來啦！」我現在看去，一隊年青人，多數穿著農裝，雙手背捆著，被領向這塊空場。他們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產黨向他們狂叫發令，他們被迫跪下，面向著人群。共產黨又下令這些年青人跪著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呎遠。我數了一下，一共是十三個人在晨光中跪在那裏。北方原野吹來的風，掃過他們年青的面孔。
這些是純良的中國青年，是優良剛直的，他們之被清算，就因為他們剛直。守衛的民兵，開始後退。一個共產黨官員高讀一篇冗長的罪狀，「叛逆」一詞不斷從口中跳出。
人們沉靜無聲，面孔顯出不恥的樣子。每人都清楚這些青年，知道他們不是叛逆。四存學校是一個最民主的學校，校長具有新思想，實行半工半讀制，是一種新的訓練方法，使無力出外就讀的學生，至少可以獲得一些知識，學習一些讀和寫。這種教學曾獲到很大成就，如果不這樣給青年農民一點知識，他們將永遠毫無所知。如假以時間，將可使廣大的不識字地區，普遍獲到一些教育。
人們聽到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這些青年想做賣國賊也沒有機會，因為在這區域裡並沒有日本人。
由於這種奇怪的意識存在，他們曉得何時停止長篇漫罵的胡說八道，共產黨首領開始同時發佈兩個命令。他令已嚇得面白髮抖的教員們叫小孩子唱愛國歌。同時作手式叫劊子手開刀。劊子手是一個兇恨結實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
孩子們近於歇斯替裡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
我們看著那劊子手像閃電一樣，自右而左，一刀一個，跪著的學生們迅速都變成了刀下鬼。那劊子手砍完一個再砍第二個時，看也不看前一個，毫無意思去看看砍得結果如何。他雙千把刀揮動了十三次。陽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發光，隨即被鮮血沾污而失掉閃爍。那劊子手揮刀十三次，每次都準確地把鋼刀從頸間兩塊小骨之間砍下，從無一次失手。他頭也不轉地揮動大刀，當砍完最後一個──第十三個人頭時，他把刀扔在地上，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
當我用迷濛的眼看到這一幕時，我冷靜地想，那劊子手雖然這樣沒有人性，他仍舊相信古老的中國迷信：如果劊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時，死者的鬼魂便在頭斷時從軀殼裡飛到劊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終生不得安寧。那個謹慎的共黨劊子手緊緊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
幾個在場的觀眾，跑上去用饅頭吸取犯人頭中湧出的鮮血。有些中國人認為染存鮮血的饅頭可以醫治胃病。舊時，犯人在中國常被砍頭，現在還常發生，但真正吃染血饅頭的中國人還很少有。現在，共產黨竟這樣鼓勵人們來破除迷信！不過，共產黨並沒有放任人們儘量拿饅頭去沾血，他們自己還隨著有新花樣搞出來。
我驚奇地看著共黨士兵們動手。
幾個強壯兇猛的傢伙衝上前去，把死人翻轉過來，然後我恐懼地看見他們彎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個洞，接著用雙腳或一腳蹬踩，使死者的心從洞中外湧，然後捉住拉出。
他們把十三顆心放在一起，用柔軟的蘆葦穿成一串。
兩個靠近我的觀眾苦笑看著那些離去的共產黨。
「他們把心拿去作什麼？」我問那較年長的一位說。
『他們將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們相信那樣可以增加力量。」他說完後恨恨地咀咒著走開。
「看那些孩子們，」另一個說，「可憐的孩子們！」他悲痛地搖著頭。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罵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
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們被迫觀看血刑。這是共產黨使孩子們變成兇野無清的計劃之一，想使他們變得喪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樣的野蠻殘暴行為，並利用共產黨的暴力使他們震服。從此，我常常看到孩子們被迫去看殺人。第一次他們受到驚嚇，情緒擾動，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們便對這種可怖的局面發生興趣。
第二次的鐘聲結束了行刑，那時正是十點鐘。殺頭共享了十分鐘，全部時間不及半小時，包括十三個人被砍頭。
一天下午，當我在同一村內走過一條巷子時，一些孩子向我跑來。「快來，神父！」我立刻隨他們跑去。大道上看到有四路大馬車馳向賀龍的司令部去。那些都是鄉下土製的大軍，沒有彈簧，有兩個鐵架木輪子。我走向一個士兵，他正在鞭著一頭驢子架上車轅，尖叫哭聲亂成一團，許多村民，共產黨士兵和傀儡們團團圍住，看不清是什麼事發生。不一會，車子都準備好了，人們紛紛閃開讓兵士們走進驅車。這時我看到每個車裡都有一個人雙手和雙腳被釘在車板上，共黨車伕揮鞭高聲叱驢，於是這車列向前開動。路上粗糙的石頭凸凹不平，顛簸得車裡人難以忍受。驢子跑得越快，車震動得越兇，車裡人的痛苦越劇烈。而共黨驅車者竟以瘋狂的速度橫穿過村子幾次，再跑到更粗糙的路面，馳向賀龍總部。在那裏，車裡的人如還沒死，便被解下車來。他們驚心動魄的號叫聲震動全村。一直震達我的心弦。
每次我看到這種野蠻的行為時，我內心中便引起個人的行動意識，最少想作一點抗議的表示。但我無能為力。我必須記住我所選擇的作法，祈求上帝的協助。我正確地記錄著每一件我看到和聽到的事，不斷地研究我的記錄以求發現共產黨計劃及行動的要領。我研究愈深，愈看清他們正在已控制的地區實行恐怖政策，同時發動一個更大的目標──征服全中國。
他們有一種刑訊的方法，表示出他們厭惡國民政府的心情。他們捉到親政府的忠貞愛國分子，將雙手捆起，高高吊在樹上，集合一堆人在下面嘲弄著說：「現在你看到你的政府朋友來救你嗎？」假如他說看到，一個共產黨就砍斷樹枝，把人跌死在地上。假如他說沒有看到，共產黨便嘲笑他的愛國主義，並辱罵政府。最後還是在漢奸罪名下被跌死為止。在戰時，當共產黨假作與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證忠實於政府時，這類事竟繼續不斷地層出不窮。另一方面，他們更發出大量宣傳品，告訴美國及歐洲，誇言他們抗日的英雄行為，及解放中國免於侵略的決心，並聲稱為中國人民幸福作深遠計劃。
時間越久，恐怖越增加，殺人都不夠刺激了。共產黨又增加了許多暴刑，制定各種刑罰，並劃分等級，令劊子手學習執行。有時他們強迫一個人吞食大量食鹽，不給一點水喝，直到渴死為止。有時疲勞審問一個犯人，晝夜不斷地審訊，直到犯人精疲力竭，死去為止。
他們有一種致人速死的方法。被判決的人從家中被拖到共產黨總部。一群共產黨把他推進一間房子裡。「現在我們要檢查你的良心，」一個人說著向另外一個人點頭示意，另一個人立刻走向前來將犯人上衣撕下，用利刃把心挖出。
有時強迫一個人脫光衣服，在鋸斷型的碎玻璃上滾來滾去。在冬天，共黨在水凍的河上打兩個洞，把犯人從一個洞裡拋下，從另一個洞口拖出，看著他掙扎喘息的樣子加以嘲弄。當犯人被推下洞口後，共產黨在第二個洞口叫道：「從這邊出來！」當那人掙扎著到第二個洞口才爬出來時，又被共黨推進洞裡。那人再游向另一洞口，希望共黨能大發仁慈使他從那裏爬出。但又被推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凍死或淹死而上。
在山西的一位共產黨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刑罰。有一天他在一個城裡閒逛，在一家飯館門口停住，注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雙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裡注水煮沸。審判一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又脫光擲進鍋裡，活活煮死。
此外，共產黨還發明許多殘酷的暴刑。一種是「北平快車」。用繩子在犯人雙足的踝骨打上活結，把繩子另端拴在驢或馬的尾巴上，鞭策驅馳。把犯人活生生拖死。另一種是「坐飛機」刑法，是把犯人的足趾和拇指繫在樹幹上。當犯人受「降落傘」刑懲時，先縛緊放在布袋裡，抬到塔頂或樹尖上，然後從上面拋下。
如果共產黨想戲弄一個犯人，只想讓他受重傷而不讓他致死以便再施用其它酷刑時，還有一種「猴爬旗竿」的惡作劇。把犯人衣服剝光，迫使沿著釘滿尖針的竿子向上爬去。在向上爬時也許不會碰傷，但在被迫迅速滑下時也許會弄像皮開肉綻。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和酸類，一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剩下一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三
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後，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據政權就是延安了。當年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整風運動，把這裡變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揭開了中共統治大陸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序幕。
正如《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記述的那樣，抗戰時，許多熱血青年聽信了中共的宣傳，懷著對國民黨的不滿，對共產黨的嚮往，先後奔赴延安。剛到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
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秘，為之顛倒。(延安頌) 的歌聲響徹全城，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著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著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裡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為特權階層服務。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以為這「是宋慶齡從國民黨地區搞來，專門送給毛澤東用的」。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權是人們耿耿於懷的敏感東西。一天，老朋友曾志來吃晚飯，飯後毛請她再來。她衝口而出：「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裡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些尷尬。
黨是這樣向年輕的志願者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特權體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產黨人和戰俘，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有權過性生活：最高領導野阪參三。一位當時的戰俘對我們說：「毛澤東希望他過得心情愉快，所以給他找了個女同志作他的伴侶。我們沒提意見，沒公開提意見。大家是有意見，只是藏在心裏。」
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份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司馬璐在醫院裡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為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裡。」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裡來。」
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掛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裡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陞官的陞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為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對年輕的志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面臨處決。大部份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
就是這批人毛澤東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顯然，他們不是權力基礎的材料。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重新塑造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們的帶頭人、三十五歲的共產黨員作家王實味開刀。王實味曾翻譯過恩格斯、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報紙《解放日報》連載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實味寫道：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X X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
王實味又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牆報上。毛澤東允許牆報存在，給青年知識份子一個透氣閥門，說話的園地。對毛來說，它的好處是讀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風吹雨打，撕去覆蓋，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來。
王實味在牆報文章裡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已經不光是反對特權等級，而是鼓動人們「造反」了。
王實味的牆報被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看到激動的人群，感到了王實味極大的號召力，當即決定狠整王實味。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王實味稱王稱霸」，「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 ，我們打了敗仗。」
毛理屈詞窮，只好給王實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實味從前私下說過一些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話，如說托洛茨基是個「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愛」，在蘇聯清黨時「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些話現在被公開扯出來批判。王實味被關押。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王實味被弄出來見他們，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機器人。記者魏景蒙寫道：「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戚激不盡。」記者趙超構注意到他：「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
王實味的審訊者之一後來透露王實味說這番話是奉命，出於無奈，「他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
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一九四二年，拿王實味開刀後，毛殺雞儆猴，要年輕的志願者們參加一場場批判王實味的會。但毛髮現他們沒有被嚇住。王實味畢竟跟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瓜葛，而這些青年人很多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延安剛開始批托洛茨基時，為了幫助人們記住這個俄國名字，康生說：「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
「托派」這頂帽子對年輕志願者們沒有恫嚇力，毛和康生另闢蹊徑。那年冬天，他們指控大部份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毛澤東把幾乎所有志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犯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裡，可關三千多人。(毛有一住處也在那裏。)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佔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裡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 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慾聾的兇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份。所有休閒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毛還要知道每個人都從哪些管道聽到了，或向誰傳播了，什麼非官方的消息，把這些統統叫作「小廣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準確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儘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匯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共產黨人摒棄一切私有制。有個行政學院，裡面的反抗情緒最高，在命令填「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是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佈：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
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台、信件部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殭化，殭化又朝殭死變去。既不能同別人商討，又不能訴諸白紙黑字，私下寫一寫也伯。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 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在邊區時從無機會使我們解放開來大笑一場。我們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經經的臉孔，鄭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澤東先生時有幽默的語調，周恩來先生頗善談天之外，其餘的人就很少能說一兩個笑話來調換空氣的。」
斯諾夫人海倫對我們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不是志願者，不是自願投入的志願者。既有自願，就可能不自願。毛要的是機器人，一按電鈕，就按他的意志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
一九四四年初，蘇聯在對德戰場上進行大反攻，有望參與對日戰爭。打敗了日本，蘇聯就會幫毛打蔣介石奪江山了。到那時，毛將需要大批幹部。延安整風開始降溫。
中共情報機關此時著手甄別，看山一樣高的口供材料中，會有多少事實，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特務。這個過程很緩慢，飽受磨難的人們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裡。有一點情報機關從一開頭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務嫌疑者不到志願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據地此時開始「抓特務」。毛要這些地區負責人從頭做起，把刑訊、坦白大會等一一過一遍。毛把情報機關關於特務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計放大十倍，變成百分之十，聲稱延安廠清出大批特務。
又一年過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確切得知蘇聯將參與對日戰爭，立刻宣佈大批解放受害者。
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憶道：「那時我母親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當時把逼人承認是特務叫作「搶救」他們。)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一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一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一斑：「要一個同志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一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你們！
據中共負責青年工作的蔣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給中央的信，「此次搶救運動，是在知識份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份子黨員的革命熱情……很多人都明顯或不明顯地流露出一種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銳氣、青年的進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數同志消沉失望，到了喪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澤東毫不發愁，這些人會繼續為他服務，不管他們多麼痛苦。他們已經陷在中共組織的這張網裡出不去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人們只好依靠信念過下去，為了過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強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們的理想主義，說他們經歷的一切冤屈都是為了救國大業所必受的考驗，是崇高的、洗滌靈魂的犧牲。「為人民服務」就要有犧牲，毛說。
毛要把受害者們送上前線打蔣介石了。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怒氣，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在大會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舉手敬禮。但他的道歉總是措辭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一場整得人死去活來的災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這次延安審干，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黑夜裡的白刀戰，誤傷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來，把身上灰拍拍乾淨，繼續工作。」毛還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
毛說這些話時，聽眾常常流著眼淚，無可奈何的眼淚，一口氣終於鬆下來了的眼淚。他們中的大多數繼續為共產黨戰鬥，為這個殘酷地冤屈他們的制度戰鬥。他們幫著把毛送進紫禁城後，又整體地成為毛用來控制壓制中國人民的機器。毛創造這架機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歸根結柢靠的是恐怖。所謂「延安整風」，更恰當的名稱應當是「延安恐怖」。
所有黨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沒有直接受害的人。他們得被迫揭發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靈上跟受害者一樣受到永久性傷害。人人都得參力口坦白大會，目睹可怕的場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害怕下一個輪到自己。無窮無盡的「思想檢查」對每個人的隱私都橫加踐踏。多年後毛聲稱：在整風中他並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強迫」。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了他的權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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