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戰爭之中，戰爭已經進行一百多年，這是民主與專制間的戰爭，1949年後民主一方開始使用和平、非暴力手段，現在基本上是一場不流血的戰爭，但戰爭在民主追求和堅持專制之間進行，並沒有改變；這既是偉大的戰爭，也是偉大的社會轉型；這個轉型，關係中國興衰，十三億人的福祉；這場戰爭將進入中國歷史，就像「獨立戰爭」進入美國歷史一樣，這場戰爭將進入人類歷史，就像世界大戰進入人類歷史一樣。身在其中，我們應該有使命感，責任感，應該當仁不讓。

（一）我們的責任和使命

千年難逢的戰爭和社會轉型，提供難得的機遇。東歐、蘇聯曾和我們有過相同的意識形態，台灣與我們有過同樣的傳統文化，他們已經基本結束了由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時間也快過去近二十年，我們的轉變不會拖延太多時間了。能夠身處這個轉型，為這個轉型，出一份力，進一份心，應該是人生幸事，這就像一個人拿過槍，參加過世界大戰一樣，很難得。

我們置身於偉大戰爭中，面對由專制到民主的社會轉型，每個正直的人，都應該想想自己的責任是什麼？使命是什麼？在歷史的轉折中，要扮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覺醒者應該能寫的寫，能說的說，能動就動，對正在上演的爭民主大戲，要有錢幫錢場，沒錢幫人場。我們不能屈從強權，甘做強權奴隸，隨波逐流，醉生夢死。面對人肉製成的宴席、人血釀成的美酒，要捫心自問，能做點什麼？不能只想從盜賊那裡分一杯羹。

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不要期望每人都有烈士心態，但有心人根據自己的環境、地位、家庭和底線，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二）民主與專制的戰爭，源遠流長

追溯歷史可以看到，中國民主與專制的戰爭開始於滿清末年，前期一段，主要表現為真刀實槍的流血戰爭，如辛亥革命的屢次起義，以後的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以及反對建立極權專制的戰爭。

1949年，這場戰爭發生轉折，在那之後，戰爭轉變為爭取民主一方改用和平、非暴力的手段，而代表專制的一方掌控著政權；他們動用專政工具鎮壓反抗者，激化時，甚至出動野戰軍、坦克鎮壓，發生像1989年的六月四日那樣的慘案；1949年後這場戰爭的主要表現是不流血鬥爭。這與1949年前不同。

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很多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包括滿清末年的康有為、梁啟超，創建民國的孫中山，領導抗日的蔣介石，他們都對歷史有過貢獻。1949年後的胡風，57年的右派群體，59年的彭德懷，文革中犧牲的林昭、遇羅克、張志新，後來的胡耀邦、趙紫陽等，他們都根據自己的條件貢獻出了力量，中國歷史前進，有著他們的推動，我們應該紀念他們

（三）建國後，前30年爭民主的戰役

1949年後推行的專制體制是打著「革命」的旗號進行的。對這種專制體制的個人反抗數十年連綿不絕。早期的反抗，很多人對專制體制缺少理性認識，但要民主、爭自由的傾向，卻較為明顯，如1954年胡風等人提出爭取文藝自由的萬言書；1957年知識分子在「鳴放」中爭民主，爭法治的言行。

結果這兩部分人的下場都非常悲慘，其一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被先判14年徒刑，後改無期徒刑，該集團下獄者數百人，受牽連者數以千計。1957年的敢言者則被打了55萬右派，壓在社會底層22年，株連家人親友，吃盡專政之苦。

在中共內部，民主與專制的爭鬥也是不斷的進行。如1954年的高崗（注1）、饒漱石（注2），他們只不過表示了想當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批評了劉少奇和周恩來，這些行為只不過是拉選票搞競選，也有挑戰自上而下任命幹部的意思，在當時有積極意義，這些活動為中共當權者不容，經陳雲、鄧小平告發，打了「高饒反黨集團」，鬥得高崗自殺，饒漱石被拘押10年，牽連了很多人，事過五十餘年，至今不得平反。

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把農民土地沒收成為公有財產，很多農民敢怒不敢言，彭德懷在1959年中共的廬山會議上對公社化、大躍進提出了批評，這本是一般的黨內民主活動。結果被打成「反黨集團」，也牽連了很多人，二十年不得翻身。

（四）76年清明運動是文革一枝奇葩

1976年春，周恩來去世後，人們對文革中少數人掌握最高權力，打擊異己的專制模式感到反感。當年清明節前3月24日，南京醫學院的學生在雨花臺烈士陵園獻上了悼念總理的花圈，第二天開始學生去南京市區貼了悼念大字報，消息傳到北京，北京市民借悼念總理之名，到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用送花圈、張貼、懸掛詩詞表達內心的憤慨和反抗，其中一篇為「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傑，橫眉劍出鞘。」很快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了上百萬的民眾。形成了花圈和詩詞的海洋，此事引起高層的震驚，下令抓捕，把一般的紀念活動、民意的表達定為「反革命事件」。

這次活動，是中國建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獨立的，民意表達活動，這次活動動搖了專制統治的高層，喚起了黨內外一些人的覺醒。當年九月九日年毛澤東病死，高層的溫和派乘機把極左派張、江、姚、王抓捕下獄，然後才有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

七十年代末，出現了「西單民主牆」等多種非正式的民間刊物、社團，民主和專制雙方的爭奪，以多種形式，在各個領域中全面展開。產生這些積極變化，「清明運動」功不可沒。

1979年「民主牆」遭到黨內保守派鎮壓，魏京生等被判重刑，民主運動遇到一次挫折。

（五）八十年代開始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民主與專制在兩個戰場上進行較量。一是表現在民間，以作家、學者為主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寫出了很多讚揚、論述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的作品和學術文章，其代表人物有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等，結果他們被開除黨籍。

在這同時，學生運動也嶄露頭角，如八十年代初的區人大代表的選舉，很多大學生參加，胡平、張祖樺等當選。有人雖然沒有當選，但也在基層競選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在民間留下深刻印象。87年的學潮雖然受到打壓，也給89年學生運動打下了基礎。

八十年代在中共黨內也有民主與專制爭奪的戰場。雙方鬥智、鬥勇，最後由於黨內頑固保守勢力的強大，開明派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被撤銷了總書記職務，趙紫陽隨後被軟禁了十六年。在這同時，黨內一批開明派，也都先後被迫離開了關鍵崗位。

（六）89年六四學生民主運動

中國歷史上有過很多學生運動，在近代史上曾有過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六四」是繼它們之後的一場學生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的起因之一是悼念胡耀邦總書記，

但是這場學生運動卻不像過去的運動那樣的幸運，結局遭到中共頑固派調動軍隊、坦克血腥鎮壓。這是1949年後，中國近代史中最黑暗的一天。血濺北京城之後，還把全國大量參加運動的公民投入監獄、勞教所，濟南一個城市因為參加了運動而被判刑的就有大約八十人，其中一個判了死刑，上海也有判死刑的報導。估計這場運動之後，全國被判刑及勞教的人，數以千計。其他地方的數字有待調查。對六四運動的鎮壓，使得將近二十年來聚集起來的爭民主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以王丹為首的21名學生領袖受到通緝，大量民運精英紛紛逃亡國外，很多進步報刊或被查封，或被徹底改組。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到此告一段落。人心冷了，人氣散了。但是人們對中共的認識卻更加深刻了，一些人在思想深處要求進行政治變革的意志也更堅決了。很多人流亡國外，形成了海外的民運力量，出版刊物，建立網站，成為國內民運的信息來源和轉運站，他們在理論上、思想上也多有建樹。

經過六四血的洗禮，中國的知識分子牢記歷史，重新面對現實，思考未來。在思想上有了新的提高，新的認識。面對專制，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潮再次高漲，九十年代，著書立說成為風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慎之等先生。

在這期間，民間的思潮也異常活躍。人們對暴力專政更加反感，人們拋棄單一的意識形態，尋找新的精神寄託。各種傳統宗教，特別是准宗教的活動，像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

（七）爭取信仰自由，法輪功學員奮起反抗

東歐、蘇聯和東南亞的演變過程已經向世界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自由化、民主化，宗教的力量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傳統宗教和新興宗教的勃興，對中國的單一意識形態統治，形成了巨大的衝擊和挑戰。

現代社會，信仰的多樣性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條件，一個現代的民主政黨，應該具有信仰上的廣泛性和包容性。只有充分的信仰自由，才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中共當局卻逆歷史潮流而動，他們把世界上的傳統宗教視為敵對勢力，結果遭到教徒頑強持久的反抗。

1999年在中共保守勢力總代表江澤民的主持下，不顧眾多人的反對，將學員眾多的法輪功定為「邪教」，大量逮捕、關押，廣泛地使用酷刑。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結果遭到教徒頑強而持久的反抗。

中共當局本想用鎮壓地主、富農、「反革命」的方法對付法輪功，認為只要開動宣傳機器，動用專政工具就會很快將其消滅。但讓江澤民始料未及的是，法輪功學員竟然不屈不撓，頑強抗爭。經過暴政的洗禮，他們成為反抗信仰壓迫的一支勁旅，其抗爭遍及全國城鄉，不僅表現在國內還擴展到國際。

信仰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意識形態專政是專制統治的支柱。在21世紀的中國，出現了一場追求宗教信仰自由和意識形態專政的大戰。

宗教信徒所追求的既是信仰自由，也是民主法制的憲政社會。因為只有民主憲政社會才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徒和中共當局頑固派對峙，也是中國偉大的民主與專制鬥爭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無神論者應該義無返顧地支持他們，維護信仰自由權利。最近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在公開信中表達了這種支持。在中共當局嚴格打壓結社自由的恐怖氣氛中，法輪功學員能互相聯繫，呼應，救助，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很有戰鬥力的群體，而且更加難得的是，這個群體至今沒有出現內部的紛爭，這也說明堅定的信仰是團結的基礎。

中共當局為了保持一黨專政，極力地封鎖資訊，對海外媒體，互聯網或幹擾或遮罩。但是法輪功學員卻用傳單，小冊子，口耳相傳等方式，把被封鎖的資訊傳揚開去，使很多下層民眾認識真相，掌握真理。法輪功學員在爭自由，爭民主，反暴政過程中，顯示了他們的頑強的草根性、大眾性，對中國民主化做出了貢獻。他們的正義行為使很多人對其刮目相看。

當局必須盡快釋放關押中的法輪功學員，還他們人權，應該懲辦江澤民。

（八）爭人權爭民主的維權活動

進入21世紀在中國的大地上興起了一股維權的浪潮，維權主要是維護人權，包括財產權和其他的公民權。財產權乃基本人權，財產權和生存權息息相關。人們一旦失去了財產，衣食住行都要依附於當權者，那就沒有什麼自由和民主可言。

五十年代，中共奪得政權後，通過土改、公社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公民的財產權，在這之後公民的私人財產幾乎蕩然無存。私人企業也被做為資本主義，一度徹底消滅。從而形成沒有私產，只有公產的天下，國家是中共推行專政的國家，人們的工作單位、勞動場所，都在國家的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之中，廣大的民眾，為了生存，只能匍匐在極權淫威之下。

對中共高層的倒行逆施，誰敢說個不字？小小百姓稍有不慎，冒犯當局，就會丟掉飯碗，失去棲息場所、生存的條件，甚至被關進牢房。

滿清末年和民國時期的憲法中都有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中共建國後製定四部憲法其中都沒有這項內容。中共建國55年之後，才在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添上了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誰都知道，這對一般平民只是水中月，鏡中花，當局要保護的是官員及其子女的財產。廣大農民使用的土地，不是說征就征嗎？農民對自己的命脈——耕地有什麼權利？六十年前高喊許諾的「耕者有其田」，那只是騙人的口號，現在是「官者有其田」。

居民住宅是私有財產，現在說拆就拆，私房業主有權討價還價嗎？將私人住宅拆了建商品房營利，這本是業主和商家討價還價的問題，現在竟變成了業主與員警和官員的對峙，這是保護私有財產嗎？這不是暴力搶劫是什麼？這種現象即使滿清末年也是很少出現，現在則是全國城鄉的普遍現象。有人說「官商勾結」，他們就定人「煽動顛覆政府罪」，這種專制較之滿清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共的暴政壓彎了多少文人的脊樑！滿清末年中國有很多私人報刊，現在很難找到一家了。有人問滿清末年文人的骨氣，為什麼百年之後很難看到了？這要從一黨專政和消滅私有制中去尋找答案。

時至今日，物權法已經開始實行，但是很多政府官員，仍然延續過去土地和住房是公有財產的思路，隨意改變土地的使用、決定住宅的拆遷，從中謀取暴利。在中國「公有」早已是官有的代名詞。由此產生了以捍衛私人住宅產權，反對暴力拆遷的維權抗爭，有了層出不窮的釘子戶。有的甚至以死抗爭。

在農村則有捍衛耕田使用權的抗爭，全國很多地方官商勾結，將農民的耕地或宅基地，轉手倒賣從中牟利。如青島郊區強徵農民果園耕地3000畝，官員以每畝七千到一萬二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再以每畝二十三萬到二十五萬賣給上級政府，開發商再以五十萬從政府手中買入進行炒賣。每一層都是私吞，暴發環節。（注3）據報導，2006年國家的土地出讓金已經達到7600億，（注4），上海市檢察院在新周發佈會上宣佈，房屋拆遷已經成為上海市職務犯罪的「重災區」，（注5）日前發佈的2007年中國500富豪榜中透露的資訊，在500富豪榜中有128人是從事房地產。官商勾結要把房地產業變成了強取豪奪的富人俱樂部。

這些事實都說明，一黨專政的特權，以土地公有之名，掠奪農民的土地和居民的房屋產權，是官員貪腐，開發商暴發，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據社會科院2004年保守估計，約4000萬農民被奪去土地，陷入難以為生的困難，農民的反抗都遭到政府施加暴力，動輒出動警力鎮壓，農民哭訴無門。（注6）

（九）農民正在為土地所有權而戰

中國的農民在合化之前，享有土地所有權，這種權利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喪失，農村土地變成了集體所有，實際上是官員所有，土地的轉讓，處置由官員們決定。從此中國的廣大農民成了弱勢群體，任由官員們宰割盤剝。

殘酷的現實喚起農民的覺醒，現在中國的大江南北，不少農村，已經發出歸還土地所有權的呼聲，黑龍江富錦4萬農民宣告被官方低價搶奪的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陝西原三門峽庫區，約7萬回遷農民，也宣佈對現承包的15萬畝土地和被官員霸佔的15萬畝土地擁有永遠的所有權。

天津市武清區八千多農民聯合起來，2007年12月18日正式向區政府宣告，被霸佔的9000畝耕地「實際上是為官員自己撈錢服務的，」現在要將其收回，重新分給各戶。

最近我去北京市郊訪問農戶，得知這裡的居民也正在維護自己的宅基地的所有權，耕地的使用權而抗爭，抵制政府的抵價強行徵購。有些徵購是在打著綠化公益的旗號進行的，實際是為了開發商建寫字樓。其中政府、官員、開發商得到多少利益當然是保密的。

幾年以前的濟南市郊區黨家莊鎮殷家林村和黨西村的農民就奮起利用上訪，競選村主任的形式，追究官員的賣地贓款，要求歸還農民土地轉讓的自主權。經過了八年抗爭。打頭者周長青等一度入獄，一審被判處八年徒刑，（後改判一年半徒刑），出獄後，村民仍將他推舉為領袖，繼續從事圍繞土地問題的抗爭，2003年終於被選為村主任，至今歷經選戰，屢戰屢勝，他已經連任三屆殷家林村村主任。

中國億萬農民向官方討還耕地，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是民主與專制的戰爭，是偉大戰爭的一部分，只要官方克制這就是一場不流血的戰爭。

（十）大學生的覺醒和抗爭

1987年六四學生民主運動被血洗之後，學生領袖遭到通緝，被開除，教師被整肅，一段時間大學生比較沉悶。

進入21世紀，大學生的權利意識在增長，大學生追求自己的尊嚴。他們反對單一意識形態的灌輸，反對信息的壟斷和封鎖，他們的聲音通過網絡表達出來。

2004年北大關閉一塌糊塗網站，與後來關閉清華BBS，都遭到過一些大學生和教授的反對。

在2002年和2007年的兩屆基層人大選舉中，大學生不但用多種方式對官定候選人表達了不滿，而且在有的高校還參與了獨立候選人的競選或助選活動。

2007年大學生的不滿及反抗心態時有表露，如12月25日平安夜，在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南開大學，為了反對權貴們在校區橫部直撞，一剎間聚集了上千學生，群情激憤，聲討肇事者，當肇事者說：「我要拿出證件來會嚇死你們」。大學生並沒驚恐，而是更加大聲地譴責。學校派了保衛處的幹部、教務處長出面勸阻，都被學生哄走，最後到了半夜，才出來一位副校長答應學生三個條件：1：保證依法處理，2：保證改善學校交通，3：保證不追究學生的責任。學生討回了公道，才最後散去。大學生有強烈的求知慾，他們勇於探索，追求真理，追求自由民主，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正義感，使命感，他們不甘於被陳舊意識形態束縛。他們居住集中，資訊豐富。而且有一批先知先覺的教授的潛移默化，應該相信中國的學生運動會再次興起。

（十一）很多方面不如滿清

滿清末年和民國時期的憲法中都有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但中共建國後50年憲法其中沒有這項內容。滿清時期是專制，1949年後的專制在很多方面超過滿清。滿清的欽定憲法中有保護臣民的遷徙自由的內容，而中共現在的憲法中卻沒有這樣的條文，一黨專政的戶籍制度，化地為牢，把農民捆綁在「人民公社」裡，公社成了奴隸莊園。1958年後餓死上千萬人，卻不准飢民外出乞討，哪個專制朝代能做到？

滿清的科舉制度，選舉官員，公平，公開，公正，對考試作弊的官員嚴懲不貸，而現在的公務員考試懲處過幾個作弊者？國家很多公務員的招考條件中規定非共產黨員不取，報名者頗多，甚至在2008年招公務員的公告中，「中國民主建國會」招考一名公務員，也要求必須是「中共黨員」（注7）！而沒有一個「民主黨派」在招考公務員的信息中規定報考者必須是該黨成員。中共要控制「民主黨派」，將其塑造成「政治花瓶」的意向昭然若揭。2008年公務員招考規定必須是中共黨員才能報名的還有「司法部」「農業部」「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國科協」的一些職位。

這是對數以百萬計的非黨員大學畢業生的歧視，有血性的大學生對此不會漠然視之。

請問中國當局，滿清科舉制度有沒有規定進京趕考者必須是皇黨成員，必須是皇子皇孫？中共的公務員考試制度，是要維護中共黨員培的貴族地位，使他們享有更多特權，讓他們為專制制度賣命。

自從實行公務員公開招考制度之後，幾乎年年都有公務員熱。2008年招考國家公務員，報錄最高比例是農業部，該部綜合處科員只有一個錄取名額，在報名結束前兩天竟有3167名報考人員通過審核！（注8）公務員熱是是中共一手製造，公務員福利高，工資待遇好，工作穩定，沒有失業的危險。不少職位非中共黨員不取，使國家的大量財富花在了這些名為公務員，實為中共的黨務幹部身上，這是為了培養一大批養尊處優忠於中共的官僚，鞏固中共的統治。

現在新加入中共的黨員，有幾個還有共產信念？有的大學生在三年級時，就急著申請入黨，公開說「我想考公務員」，為了考公務員而入黨，這在高等學校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有的文科班級，幾乎個個要求入黨，不要求入黨者成了異類，中共的公務員考試牽住了大學生的牛鼻子，綁架了大學生。

（十二）很多方面不如民國時期

2007年11月我競選區人大代表，在山大校園展示競選看板，散發傳單，與大學生見面。一個大學生當著很多同學問道：「孫老師，我們國家現在有八個民主黨派，他們都是什麼時候成立的？」我笑著回答：「他們都是在1949年以前成立的，1949年之後中國沒有再成立一個民主黨派。」其實這個同學很可能是明知故問，是讓我借題發揮。我本人就是民主黨派成員。關於中國黨派的歷史我也略有所知，4年前我去台灣訪問，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張玉法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民國初年的政黨》。從那本書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是一個各種黨派風起雲湧的年代。

1912年元月宣告民國成立，當年十月在民政部備案的黨會就有八十五個，各省的政黨就更多，當年11月，廣東就有黨會一百七十餘個。該書作者估計民初政團達「三百有餘」，可見民國初年有極為充分的結社自由，組黨自由。只從這些方面來看，辛亥革命也是功不可沒。他和後來的所謂「革命」不能相比。

在這之後的民國時期，各個階段都不斷的有新的政黨成立。留在大陸的八個「民主黨派」只是其中的少數左翼而已。這八個黨派中有六個成立於1941年到1947間，一個成立於1930年（農工黨），另一個成立於1925年（致公黨）。

為什麼1949年之後，經過近六十年時間，中國沒有再成長一個「民主黨派」？這說明中共一黨專政不為國人留下產生新政黨的土壤。1949年以後，凡有準備籌組政黨者，皆以「反革命集團」「顛覆罪」論處，不知判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1978年我在濟南勞改支隊服刑，同室難友程昆廉，就是在1959年組黨被判死緩，他一家三口因組黨被關進了死牢，父親死在監獄中。上世紀九十年代，不少省份組建民主黨，到省民政廳登記，打頭的抓到就判刑，這就是「新中國」六十多年來沒有產生一個新政黨的原因。

民國時期有很多私人報紙，有的大報對執政黨採取反對態度，對當局批判揭露多於讚揚。如當時的《大公報》《文匯報》，但是1949年後，經過改造，全國的大報一律成為黨報。直到現在全國有幾傢俬人報紙？還是儲安平先生在五十年前講的對，民國時期，自由是多少問題，1949年後，自由是有無的問題。我們如果認真看待歷史，就可以明白，1949年後的專制超過民國時期的專制。

（十三）對民主化應有堅定的信心

回顧中國民主與專制的戰爭，環顧世界，我們應該對本國民主化具有堅定信心。

東歐國家和原蘇聯，曾組成強大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幾乎一夜之間專制解體，走上民主道路。為什麼貌似強大的專政機器，會如此快崩潰？這是因為極權統治，違背世界潮流，因為國內有反專制爭民主的力量。

有人說，中國和東歐不一樣，那裡有歐洲文化，有西方文明，中國不能搞西方民主。我說，搞東方民主也行，印度在六十年前走上民主化道路，台灣在二十年前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台灣的傳統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他們的民主是東方民主，他們的經驗完全值得我們研究學習。但是我國高層卻極力地封鎖東歐、原蘇聯和台灣民主化的經驗。

十四年前，我從台灣訪問歸來，介紹台灣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於宗先院士到山大來做報告，學校的分管校長表示歡迎，報到省裡，回答卻是不准介紹台灣經驗，不能做報告，客人馬上要進門，學校為難，最後變通為開座談會。

講台灣經濟經驗都不能得到批准，何談政治改革的經驗呢？中共講「改革開放」三十年，其實充其量，他們講的「改革」也只是經濟改革，而且是不徹底的經濟改革，他們講的「開放」只是經濟科技的開放。政治上是絕不開放的，外國及港臺的報刊、書籍、媒體、網絡能對國內開放嗎？我在香港出了三本書，海關查到就當禁書沒收。海外和港臺的廣播、電視、網站都被嚴密地封鎖。香港親中共的鳳凰台也是只准北京、深圳轉播。國務院的文件規定，(注9)公民安裝接收衛星電視的天線要罰5000元以下。現在的中國，政治上仍是閉關鎖國，外界民主化的過程，能夠啟迪民智的世界遺產，各國共產極權的罪惡行為（如柬埔寨紅色高棉、北朝鮮極權的殘暴）當局都是極力的封鎖，學術上禁止討論。

為了突破封鎖，海外友人創造了系列工具，國人只要有勇氣，就能收到不同的資訊。而且人們正在用香港自由行、台灣遊、海外旅遊的機會，去觀察自由世界。更可喜的是包括宗教信徒在內的很多熱心者，通過複印、光盤、口耳相傳，把被封鎖的資訊傳給了基層大眾，使得覺悟者日益增多。

（十四）打壓成就反對力量

中國當局的各種打壓，正在製造他自己的對立面，他們殘酷打壓法輪功學員，使得這個群體走上了堅決反對極權的道路。其中有很多人跟著共產黨幹了一輩子革命，有的是1949年前入黨的老黨員、退離休幹部，他們的思想轉變，來自於中共的打壓、暴行。

上訪大軍，本來只是懇求當局給他解決冤屈、不平，但是看到的卻是當局不把他們當人看，日繼一日，他們終於覺醒，把上訪當做示威，互相串聯的，站到了極權的對立面。暴力拆遷，暴力徵用土地，也培養一批覺醒的民眾和組織骨幹。

專制的打壓培養了反抗專制的大軍，這個大軍的擴大過程，就是專制解體的過程。

1949年後民主與專制的較量，有大的戰役，也有小的戰鬥。表面上看多是專制當局一方獲勝。但是他們在道義上、法律上是失敗的。他們行使專政權力，必然遇到輿論的譴責，會留下一筆違法的賬單，會喚起一些人的覺醒，會鍛鍊一批與他們繼續抗爭的力量，會逐漸消除一些人的恐懼感。判刑、軟禁、傳喚、押回原籍、訓誡，這些做法對某些人來說已是家常便飯，見怪不怪，沒有什麼可怕的，一回生，兩回熟，三回當兒戲。

但是像這樣的抗爭繼續下去，日積月累，民主的力量、權利意識會不斷壯大和增長，專制的勢力會不斷孤立，民主與專制的戰爭的最後勝利者肯定是民主勢力。只要有這個信念，不斷去爭取，不斷地動作，曙光應該就在前面。

（十五）紀念死難者，悼念英烈

專制體制的守護者為了鎮壓反抗、製造恐怖而屢開殺戒，無辜死難者的血光照亮了他們的醜惡。我們必須要紀念這些死難者和英烈，讓他們的血不會白流，我們要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紀念先烈是推動民主的重要環節，專制統治者們製造了大量的血案。在這些血案中，都有值得我們悼念的英烈，英烈的鮮血為我們開闢了前進的道路。我們紀念他們，也是為了要繼承他們的遺志，推進民主化。我們悼念英烈，也是為了教育中青年一代，讓他們不忘祖先，不忘被人掩蓋的歷史真相。

不久前，國務院決定清明節成為公民假日，放假一天，調整週末假日，可有三天放假，我們要利用這個建國後的第一個清明三天假日，去祭奠英烈，去悼念死難者，讓他們的英靈得以安息，讓他們的事蹟永遠鼓舞後人，讓他們開創的事業後繼有人。

我相信中國的清明紀念活動將會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全國各大中城市，都有英雄紀念碑、烈士陵園等建築，那裡正是悼念英烈的去處，悼念活動不但可以送花圈，還可以從簡行事，掛上一聯白布條，有人叫白幡，如果有條件還可以寫上悼辭如「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悼抗日烈士」「悼為民主自由犧牲的烈士」「悼念為信仰自由而犧牲的烈士」等等。

如果不方便的也可以掛上一朵小小的白紙花，一條白幡，讓他隨風招展，以表達心意，甚至到那些地方去走走看看，寄託哀思，也是表達心意的活動。紀念活動不在於花多少錢。

76年的四五清明運動和89年的六四都起始於悼念先人，前者悼念總理，後者悼念胡耀邦總書記，現在的清明節我們不如悼念趙紫陽，我們要提倡悼念文化，清明文化，借悼念先人來促進民主，推動轉型。

（十六）紀念六四，平反六四

明年是「六四」運動二十週年，每年「六四」很多人都會想起那些為了民主，為了自由血灑北京的學生、市民。但是到哪裡去祭奠英靈？

六四之後，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中國當局不准民眾公開悼念六四，中國人怎麼辦？我最早想到的就是，可以在六四那天大家到天安門廣場去看看，開始也不要舉橫幅，撒傳單，很多人都去看看，人多了就能形成氣候。當時這種想法無處表達，後來有了互聯網，我在網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六四」看看天安門廣場》（2002年），文章建議想有心紀念「六四」的人，不妨「六四」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看，聚一聚。

這篇文章本想鼓動北京人六四去天安門廣場，但是因為發表在海外，國內反應不大,後來我想，何不自己先去看看，路雖遠,但有意義,我把這個想法和一些朋友講了,有人表示支持,於是從2005年開始我每年都要去北京天安門廣場，2005年去成了，而且是四人一行，照了相。2006年我先發了要去廣場的文章，結果被濟南七名公安開車從北京火車站把我押回濟南，回家我才知道北京浦志強律師1989年之後，每年六四前，他都到天安門廣場悼念，這一年他發幾十個短信邀好友同去廣場，結果被警方堵在家中。2007年六四前我也被山東大學的領導堵在家中，他們代我退了火車票，彭志強律師去廣場受阻，最後與警方達成妥協，結果公安派車送去廣場並押回家中，2008年我還要去北京悼六四，不知將遇到什麼阻攔。我想明年是六四20週年，廣場上的人會更多。

香港市民有權利每年六四，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悼六四晚會，2004年我特地在香港停留七天、參加悼六四晚會。那年有8萬人參加，燭光通明，主席臺旁八個大字「還政於民，平反六四」，每個字都有兩個人那很高，非常顯眼。會場入口有「歡迎祖國同胞參加香港燭光悼六四晚會」，我這個「大陸同胞」心裡感到暖烘烘的。大會開始，由支聯會司徒華致辭。還播放了89年六四天安門廣場的紀錄片，播放了學生領袖王丹和丁子霖女士的致辭錄音。使我吃驚的是會議上既有成年市民，還有小學生，和懷抱的兒童，家長說：也讓小孩子知道中國的歷史，要世世代代紀念六四，使我很感動，急忙拍照留念。我把這次參加香港燭光晚會的照片放到了當年我出版的《百年禍國》的封面上，以後又放到了《呼喚自由》的封面上。

香港每年有燭光六四晚會，香港市民和鄰近香港的深圳、廣州市民為什麼不可以利用自由行去「旅遊」順便去參加追悼會，現在有文化旅遊，重溫革命道路旅遊,應該有人組織悼六四香港遊，當然公開號召，當局可能說「涉嫌煽動顛覆政府」，但是不打紀念六四的旗，你組織的香港三日遊，恰好涵蓋六四那天，當局咬你哪個部位呢？做生意要動腦筋，香港遊也要適應旅遊者的需求。而且當局也沒有說六四不能組織去香港。前幾天去北京,看到彭志強律師,他問,為什麼不可以去香港紀念六四？香港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應是中國南方特有的一道風景線，旅遊業者不應放過這個商機。

六十年前中國流行一首歌曲，歌詞是：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似鐵，這力量如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朝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自由，向著太陽向著新中國射出萬丈光芒！光芒！

讓我們唱著這支歌曲，去爭取民主憲政，去見證由專制到民主的偉大的社會轉型。

注1：高崗（1902-1954），早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任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國後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受批判後自殺身亡

注2：饒漱石（1923-1975），早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任華東局第一書記，1953年任中共組織部長。1955年被捕，拘押十年，1967年再收監

注3：吳庸：《農民的新覺悟及出路》

注4《瞭望東方週刊》2007年第51期

注5：《工人日報》2007年12月24日

注6：吳庸：《農民的新覺醒及出路》

注7：見//learning.sohu.com/s2007/0576/s252642822/中央機關及其附屬機構2008年考試錄用公務員信息

注8：見搜狐教育網：08年公務員報名人數

注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1993第129號,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

2007年元旦於山東大學（0531－8836502113655317356）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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