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那一年袁紅兵先生在澳洲逃離中共，北京高層一片憤怒，開動所有機器，內查外調，連他以前在貴州的單位也有組織地搞起了聲討，據說，連胡錦濤也在高層會議上說：「為甚麼知識份子總是跟我們作對？」

　　胡錦濤說這句話實在使人感到驚訝，堂堂一位總書記，說出這種話來，莫非連中共黨史的常識都沒有，要麼就是故意顛倒是非，裝糊塗，要麼他和李鵬一樣，智商有問題。

　　到底是中共和中國知識份子作對，還是中國知識份子和中共作對？

　　翻開中共和中國知識份子的關係史，完全是一部殺戮史，是一部中共草寇殘害中國知識份子的血淚史，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敗類在蘇俄指揮下毀滅自己民族文明的罪惡史。

　　遠的不說，就中共竊取江山後，一茬連一茬的政治運動，哪一茬不是以迫害知識份子為目的的，就在毛澤東反右「引蛇出洞」的「陽謀」得志後，那段藐視秦始皇只殘殺了四百六十個知識份子，與自己自己的反右功績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的講話，叫人聽了已經夠毛骨悚然了。

　　中共仇視中國知識份子是有歷史根源的，其根源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蘇俄的國際勢力。蘇俄一直覬覦中國的領土，到了列寧和斯大林時期，打著輸 出革命的旗幟，行擴張領土之實。為了這個目的，他們首先要培養為他所用的知識份子，為日後開張的傀儡政權儲備人材，如李大釗、瞿秋白、王明、秦博古……他 們知道，中國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自小受儒家教育的影響極深，講清高，有中流砥柱精神，不事帝秦，所以日後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不受他們拉攏，遭受不測下場就可以想像了。

　　最近筆者讀了有關台灣史學家沉剛伯的有關傳記。

　　沉先生是湖北人，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考取湖北的官費，到英國留學，當時各省都有官費生，考試的順序是這樣的，先有湖北省教育司初試，再有北京教育部複試， 然後將合格的學生集中到上海，等待輪船放洋。沉先生在上海候船的時候，恰巧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和去美國留學的官費學生也在候船，去法國的學生一般家境比較清苦，所以有一股對留英美的學生妒忌的暗潮，沉先生讀過留法勤工儉學辦的一份油印小報，他雖然冷眼旁觀，但已經嗅到將來中國歷史風雲的血腥味了。到了英國後，沉先生聽說國內發生「寧漢事件」，傳說湖北被中共控制了，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在歐洲非常流行，沉先生有條件讀到的馬列著作的原版，連艱澀的 《資本論》英翻本也熟讀了，當時他讀了列寧那些不擇手段的著作時，非常震驚，所以他後來常說：「列寧最不是個東西，馬克思的思想到了他手裡都變味了，如果 馬克思是荀卿，列寧就是李斯，老子殺人兒子當然會當強盜，再等到毛澤東手裡，更是變本加厲不成樣子了，所以毛澤東應該是趙高了。當時他就想，共產黨處處講 團體第一，主義第一，故意忽略了人。你想想，團體是人聚集起來的，主義是人制訂的，再則團體總要有人來操作，這操作的人打著團體的旗號，沒人監督，日後不 成獨裁者才怪。」因為沉先生研究過馬列主義，所以他還說：「這種本末倒置的把戲，不論怎麼玩，都是沒有希望的。」沉先生還說，馬克思主義雖然當時在歐洲非 常時髦，但當時不論贊成或者反對者，很少有人像他這樣讀馬列著作，就像今天中共黨內那些極左份子一樣，他們只會喊馬列口號，不會讀馬列書的。沉先生是研究 埃及史的，他的導師希望他到埃及去，但無法提供機票，當時阮囊羞澀，困居倫敦，就在這時候，有一位姓何的共黨份子特地從巴黎趕往倫敦，勸沉先生加入中共。 對於共產主義思想，沉先生比那位姓何的要瞭解得更深，兩人辯論一夜，沉先生堅辭不就，最後姓何的利誘說，只要沉先生答應參加共產黨，到埃及去的路費，有人會幫他解決，如果回國，共產黨方面也可幫他謀得官位，沉先生最後回答說：「也許你們將來可以成功，也許你們將來可以富國強民，但如果把人不當人，能有甚麼 用？我只想作一個人，一個自由的人，即使做一個弱小民族的人，也不做你們強大民族的螺絲釘！」後來這番話傳到在英國的章乃器耳朵裡，章乃器批評沉先生不求 進步。可是章乃器靠攏共產黨，後來連螺絲釘都沒有做成，抗戰勝利後，沉先生在南京碰到章乃器，問起他的近況，章含淚說，現在已經身不由己了。台灣南港中央 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許多關於沙俄策反中共叛亂的記載，其中有一本叫《蒙俄回憶錄》的，其中記載李大釗生前曾對熟人說過：「循著蘇俄發展之跡，怕要走 上沙皇老路。」此說如果確實，這表明一個早期受儒家教育的知識份子，踏上賊船後慾罷不休的悲哀心情，然其所疑竟成事實。毛澤東在世時，在內殘酷鎮壓同黨，對外擴張世界革命，把一起造反起家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也活活弄死，假如李大釗活到那天，他不是和陳獨秀、張國燾一樣，就是和劉少奇、彭德懷一樣，是可以肯定的。

　　共產黨用暴力和陰謀詭計取得政權後，為了塑造自己的正統，首先要掩蓋歷史，偽造事實，要完成這事，必然在知識份子中拉一派打一派。拉誰？郭沫若之流；打誰？胡適之及其在大陸的信奉者，其餘的知識份子一概用恐怖的手段使其噤聲，還美其名曰「知識份子接受改造」。毛澤東生前有句名言：「解放後敢於跟我們作對的就是知識份子。」 所以共產黨掌權後鎮壓知識份子已經成了它的國策，而反右只是其中一個高潮而已。

　　關於反右和殘酷折磨知識份子的故事已經夠多了，最近在大陸出版的《夾邊溝紀事》和網上的《往事不堪回首》、《林昭》以及這些年來海內外發表的報告文學和回憶錄，已經控訴了那段歷史，但只是冰山一角，據我所知，還有許多人寫就了回憶錄藏之堅壁，因為怕共產黨報復，沒敢拿出來發表，相信哪一天中共垮臺，被害者都敢出來說真話，那時候揭露的真相會使我們震驚，會使全人類震驚。

　　說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改造，不能不提胡適和郭沫若之間的一段恩 怨。胡適博士在新文學運動中的貢獻，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當局也已經肯首了，五四以來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影響是無人可以望其項背的。而郭沫若呢，在學問上和胡 適相距甚遠，其人品被中國知識界暗垢為「四大無恥」之一（其它三大為錢學森、馮友蘭和李四光），他的文章早年被胡適認為「思想不清楚，功力也不好。」一九 四九年後，郭沫若有了毛澤東當靠山，當上了「中國科學院院長」這是中國大陸學術界最高負責人，於是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於一九五九年親自扯起「反資產階級思 想」 的旗幟，透過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擴大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最後殃及整個知識份子階層。自共產黨竊取政權後就是就是挑撥離間，拉攏知識界的無良份子，使之內鬥，最後將他們統統打成賤民，甚至從肉體上消滅他們，這就是共產黨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狠毒一招。

　　要講中共和中國知識份子的恩怨，恐怕寫上一 千萬字的文章也難交代得清楚，當然這是兩岸社科院研究人員的事，筆者無能黏指。

　　錦濤兄，不管你是共產黨總書記也好，國民黨總統也好，你是一個識中國字的中國人，做人總得講良心，你摸著胸口想一想，這些年來究竟是知識份子總是跟共產黨作對，還是共產黨總是跟知識份子作對！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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