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的右派朋友
【大紀元9月21日訊】在中國發生的那場「鳴放——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五十年了，我時常想起那些「右派」朋友——包括知名的與未知名的。值此「鳴放－反右」五十週年之際，謹以此文紀念他們。
一九五七年的那場「反右」運動距今已經整整五十年了，雖然我也身陷其中沒有逃過那場劫難，而且以後幾十年來受盡了那個法西斯暴政的凌辱與虐待，遭遇了人間地獄的苦難，經受了殘暴、黑暗時代血與火，生與死的折磨和暴虐，而我卻時常想起一個人來－－至今我連名子都不知道的一個「右派」分子來。他叫什麼我不知道，他是那裏人，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南方人，家在皖南某地。
一九五七年，那是我在大學讀書的時代，那時他也在大學裡上學，同在一個學校，他是中文系的學生，我在另外一個系裡讀書，不在同一個系，只是在同一個學校裡，並且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互不認識，雖然時常遇到，沒有交往過。那時我二十四歲，他大約已有二十七、八歲了，帶著一付近視眼鏡，莊重老成、嚴肅不苟言笑，像一個文人學者。在大鳴大放中他「鳴放」了什麼，我不知道；他在「鳴放」時期是怎樣「猖狂」向共產黨進攻的，如何「瘋狂」反對社會主義的，我也不清楚，只知後來到了「反右」時，他成了一個「右派」分子。後來聽我的一個在中文系和他同班的同學－－我的一個朋友說起過他的事情，即被揭發出來的一些所謂的「反動」言論。五十年了可惜也不記得了，只有他寫的一首詩我還記得，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家住高傲山頭，
偶來遊戲人間；
窺得世人如無物，
似小D一般。
揭出來的所謂反動言論，詩詞，就成了向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猖狂」「瘋狂」「惡毒」「進攻」的毒草，也成了罪行，因此，被鬥的死去活來，最後不堪侮辱和痛苦而自殺了；
他第一次自殺是弄了一把修鞋的割皮子刀；那時在校園內，允許外邊修鞋的在校內，學生宿舍區為學生服務，所以，在學生生活區裡都有許多修鞋的小販在那裏擺攤，在那裏他借了一把刀子回到宿舍睡到自己床上，用被子蒙著頭，偷偷的用刀子割自己的脖頸和喉管，由於疼痛，全身顫抖而被同室的人發現，自殺未成，隨之而來的是更猛烈的批判、鬥爭，其罪名是堅持反動立場、對抗運動、與共產黨為敵。
沒完沒了的批鬥，檢查，交代，人格的污辱和精神的折磨，在不堪忍受的痛苦下，不久，他又第二次自殺，仍像上次一樣從修鞋攤上借了割皮刀，由於監督看守的嚴密，這次也未死成，當然批鬥的更利害，更猛烈、也更殘酷。
一個人到了不堪痛苦、精神絕望，欲死不能、求生無望的地步，最好的解脫，那就是速死。在人格與尊嚴受到凌辱和褻瀆下以生命去抗爭、去保衛，以死相爭，以死相拼，這就是「人」的價值。
大約是在五七年的六、七月間的某一天，大概是黨團員和積極份子們的革命警惕性鬆懈與麻脾，放鬆了看管與監督，這個死不悔改，頑抗到底的「右派」分子－－他終於鑽了「階級鬥爭」和「反右運動」的空子，乘人不備之機從教學大樓的四樓教室裡墜樓而死了。一個生命消失了，一個「右派」分子從痛苦中解脫了，這對當時的反右運動以及當局都毫無影響。死一個「右派」分子就等於死一個蚊蟲，還被說成是畏罪自殺；是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反動派。一個血肉之軀，從四層的高樓上跳下，如果真的是「花崗岩」腦袋，那肯定不會是頭破血流，腦漿崩裂，而事實是在文化殿堂前鮮血一片，在文明聖潔的學府內血跡飛濺。平靜安寧的校園成了精神與人格的屠場，沒有人同情、痛惜，沒有人為之哀挽，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抽像的『人性』是沒有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只有具體的「人性」，就是『階級性』」。這種謬論邪說的意思就是；人是沒有共同的、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說人是沒有人性的，只有「階級性」。在這種歪理、謬論、邪說的教導毒害下，人都沒有了人性，剩下的就只有野性、獸性、惡性了，毛澤東時代的無視人權，無視生命；在生命面前的冷漠、冷淡、無情、無視、從一九五七年那時開始，或者更早的時候起，中國人就遠離「人性」了。五七年以後在中國曾有過批判「人性論」的鬧劇，而且冠以「資產階級人性論」，進行「大批」「特批」的鬧劇。毛澤東很早就在中國播下了「惡」的種子、「仇恨」的種子，為中國社會留下了「仇恨」的禍根；今天，中國人的變態，惡行；中國社會中的千奇百怪，奇異荒誕，都不足為怪了。今天的當權者要建立「和諧社會」，如果不是當政者的一廂情願，那就是統治者為了統治集團的統治利益而作出的一種表演、也反映了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要急於緩和社會矛盾的急切心情和急不可奈的——良苦用心。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日日鬥、天天爭，無數的「政治運動」留下社會仇恨、歷史積怨，還沒有消除，也沒有化解，社會能「和諧」嗎？「和諧社會」能建成嗎？這不又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天堂一樣；是一廂情願、是空中樓閣、是海市蜃樓、是「烏托邦」空想、是塑料泡沫、是紙做的鮮花——好看不香、是鏡中花、水中月、畫中景；是一場欺騙、是一場空想、是一場夢。關於這一主題將另文探討，這裡還是談我的「右派」朋友吧。
他死了，在別人眼裡，尤其是那些失去人性的人眼裡，他不過是一個「右派」分子，而在我眼裡他是「人」，是生命，雖然，他放棄了生命，可他選擇了「尊嚴」－－人的尊嚴。
一九五七年的初夏正值大鳴大放開始之際，許多人都是相信毛澤東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的誘惑和煽情，響應他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黨，整風」而參加「鳴放」運動的。許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天真幼稚早已陷進了毛澤東預設的陰謀和陽謀中去了。
鳴放一開始大字報就貼滿了校園，隨後就有黨團員和積極份子抄錄大字報的內容與作者。一一記錄在案，其用意和目的當然是不言自明。不久「反右」就開始了，那些被記錄下來的大字報都成了向黨進攻的罪證，而寫大字報的人也都成了「右派份子」。
那時我正在某省的一個師範學院讀書，1957年大鳴大放開始後，從南京大學傳出一個名叫——「雷戡大綱」（又名：南大二十條）的大字報，其中有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發揚「五四」精神；要求黨老爺開禁錮；要求新聞言論自由、要求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反對黨天下等等，共二十條意見。都是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敏感問題。
這個大字報在鳴放初期出現，隨即傳到安徽各高校中，受到廣泛的響應，影響很大，到了反右開始後，因這個大字報－－南大二十條，被打成右派的人也最多。我也未能倖免，也在其中；事情起源是和朋友——席風樓的通信，風樓蚌埠人，同在蚌埠師範讀書時成為好友，一九五三年畢業後分到不同的地方工作，就一直保持通信，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和他同時參加那年的高考，我被安徽某師院錄取，風樓卻遲遲沒有接到錄取通知。以後，就仍留在了原來的單位工作。並且和我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繫。
一九五七年的「鳴放」時期，我在給風樓的通信中自然談到學校裡的生活、學習，當然也包括學校中的「鳴放」情況，而談到了當時的大字報；以及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其中也有南大二十條的內容。據以後所知，風樓把我給他的信又給別人（他在工作單位中的朋友）看了，後來到了他那裏開始整黨、整風——「鳴放」與「反右」時，就被人檢舉、揭發，後來就被劃為「右派」。隨後又追查到我所在的學校，這樣，我因此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這樣由於我們的年輕，政治上的幼稚，對政治的愚鈍和無知；雖然沒有「鳴」沒有「放」；在鳴放中沒有言論，沒有向共產黨「進攻」和「攻擊」、沒有向共產黨放「毒草」、「毒箭」。事情的經過就是我在「鳴放」時的一封信——寄給了朋友——朋友因不慎又給朋友的朋友看——同時又被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發現——於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揭發檢舉了此事——於是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朋友都成了「右派」——於是又追查到我讀書的學校——於是我也成了一個「右派」。
簡言之，打成「右派」後我被學校開除了，處分決定是；送回原籍，交人民公社監督勞動改造，到了「文革」時（一九七0年），又因書寫「反動文章」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入獄，十年後（一九八0年）出獄，後到一所中學教書，現在我又當了一名「退休分子」。
風樓被打成「右派」後，仍留在原單位工作，降職降薪，二十多年後，複查他的右派問題時，在他的檔案裡找到了一張一九五六年華東政法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才知道是他工作單位的頭頭扣下沒有給他，因為與領導關係不好而受到陷害。
風樓因「右派」而貧困一生，最後在病痛折磨兩年後，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去世，死時天降大雨，傾盆如注，蒼天象是為之流淚，為之動容。
我與風樓的通信完全是私人朋友間的一般通信，沒有任何別的意思，更沒有任何其它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意義。僅僅是朋友之間的無話不談而已；但是在共產黨的政治裡是講不通的，尤其是在政治運動中，任何辨解和解釋都是說不清的。共產黨的政治就是強權政治，是暴力政治、是不講理的政治，在強權、暴力面前是沒任何道理可講的，就如在土匪、強盜面前無道理可講是一樣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見有許多研究者在著文中說是毛澤東的預謀和圈套；是「引蛇出洞」、「放長線鉤大魚」，而設下的陷阱。原則上我並不反對這一說法，依據毛澤東的老謀深算，精於權謀、善玩韜略，無數政敵和對手都敗在他面前；對這樣一個久經沙場的政治狐狸，出於自身的和集團的政治利益，出此伎倆，有完全的可能，對於一個老奸巨滑、善變狡詐的政客來說出此陰謀也在其情理之中，而毛澤東本人卻招供為「陽謀」，由此也可見其囂張、狂妄、傲慢之一斑。但是我更傾向於；是毛澤東的傲慢自信，錯估形勢，過高的估計了自己，在讚揚奉承，歌功頌德之中，對大逆之言，剌耳之語的逆反心態，產生的政治敏感下而惱羞成怒，從而變臉，一反常態，揮起慣用的政治屠刀，大開政治殺戒。
在毛澤東打敗蔣家王朝的所謂八百萬大軍，奪取天下，取得勝利，穩坐江山，接下來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胡風」運動等等以及對知識份子的改造；在朝鮮戰勝了「美帝」，在國內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工商業改造、公私合營化等等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政治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在得意忘形、躊躇滿志，沾沾自喜，稱霸中國，不可一世之時；在一片讚美褒揚，阿諛謅媚，拍馬奉承，歌功頌德之際，卻有人竟敢發出反調，說三道四，指責批評，分庭抗禮，指責這不好那不好，這大概是毛澤東估計不足，始料不及，沒有預料，也出乎意外而使其陷入尷尬與被動，在黨內外，國內外，尤其是在「老大哥」「小兄弟」面前，盡失顏面。其能不惱、不怒、能不羞惱成怒？
一九五七年從毛澤東號召「鳴放」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要「大鳴」「大放」，並且信誓旦旦的承諾；「言者無罪」，到翻臉變臉，進行「反右」，這中間僅僅只有十多天（大約十五天）時間，從大「放」到急「收」這一過程的急驟變化，可以略見一個典型政客，從狂妄自大，翻手雲雨，玩弄權術；到驚恐慌亂，背信棄義，翻臉無情，這一事態變化過程，活托托呈現出一個政治流氓的反覆無常，也活生生地展現了一個毫無信義的流氓政客嘴臉。
今天的中國，誠信缺失，道德墮落，貪污腐敗；中國文化和社會文明破壞殆盡，其根源全在毛澤東，罪魁禍首、始作甬者別無他人。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對知識份子是一場災難，對中國也是一場悲劇，它殃及遺害幾代人，禍害危及各方面，在此我敢斷言，並立此存照；不清算毛澤東的罪惡，不清除毛澤東的流毒影響，仍然把那個殭屍、死屍高高地「供奉」在中國的「靖國神社」裡，敬在廟堂中，當作偶像、奉為神靈，作為神聖，。中國社會就不會進步發展，中國就不會復興和振興。但批毛和非毛，必將動搖、危及統治集團的執政和統治，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為了統治集團的利益，看來那個集團一時還不能丟棄毛的死屍和殭屍。所以我也但願中國在「偉、光、正」的領導下，以毛始皇為首，之後；由鄧二世、江三代、胡四輩、×五代、×六代、七代、八代、、、、等等代，代代相傳，代代不絕，萬代不斷，一直統治下去。
一九五七年的「鳴放」、「反右」運動已過去五十年，風樓上世紀一九九七年去世，已經作古，我的那個不知姓名的「右派」朋友，五十年前為了自己的尊嚴就放棄了生命，在「生命」與「尊嚴」之間我選擇了「生命」，但我失去了「尊嚴」——「人」的尊嚴。在強權與暴力面前我成了一個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囚徒、奴隸。在這裡我無須訴說五十年的痛苦經歷，也不想向世人去訴苦；我知道凡是一個有良知的正常人，都會知道、也都能理解；在強暴、恐怖下一個失去尊嚴的奴隸、囚徒是什麼含意和概念。
我還活著，還有思想和靈魂，這是任何強權和暴力都不無法剝奪的，有時候我覺得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在屈辱中苟活，生不如死，就像我不知名的那個「右派」朋友，為了「尊嚴」放棄「生命」。這是一種選擇，我能理解，這不是逃避，應該同情，應該尊重。但是我無法選擇，因為我覺得除了對親人的責任之外，我還有更大的責任；向後人、向歷史、向未來傳遞信息的責任，告訴人們；為惡者的殘暴、為政者的不仁。這是一種社會責任。我不能逃避，所以選擇了「生命」。
在那個風雨恐怖的「鳴放、反右」運動中，有的人為了「尊嚴」失去了「生命」；有的人為「生命」失去了「尊嚴」。其實，這只有在萬惡、邪惡的專制獨裁社會裏才有這種二者背論的荒謬，在一個民主國家裏人人都享有的人權——「生命」與「尊嚴」的權利，即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天賦人權，在中國竟成了荒謬和悖論。
反右運動過去五十年了，為了紀念在那場運動中的不幸者——所有的知名者和未知名的「右派」朋友——生者和死者。今天我們仍像五十年前一樣期盼中國社會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遺憾的是；至今中國仍處在專制獨裁統治的政治陰影中。
當中國一旦出現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我將向你們——生者與死者，知名者與未知名者、天上的與地下的——「右派」朋友們，第一個傳遞光明的信息，敲響報明的鐘聲。
我在期待，我在等待－－－－－
寫於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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