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9日訊】9月16日至9月22日，首屆中國城市“公交周及無車日活動”在國內108個城市同時舉行。活動期間，城市政府領導帶頭參與活動，帶頭乘坐公共交通、步行或騎自行車上下班。依照承諾書，108個正式簽署參加此項活動的城市，政府領導不僅必須帶頭參與活動，帶頭乘坐公共交通、步行或騎自行車上下班，而且還要分別做出承諾，為城市至少實施一項新的注重實效的綠色交通措施；切實改善公共交通狀況。“無車日”其實只是一種具有象徵意味的理念，其根本目的不是無車，而是如何做到環保，如何解決擁堵，如何節省資源。但官員們的苦心並沒有得到公眾的認同，這種不滿的聲音通過網路表達出來；各大網站的線民普遍認為，內地政府公車氾濫成災，消耗大量國家資源，如果官員公車不減，“無車日”只會淪為官員的“作秀日”，對改善交通和節約能源作用甚微。

無車日是從西方工業國家引進的理念和活動，雖然這個活動在西方國家頗多爭議，但這更多是當事人——不是政府而是公眾，認為無車日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據《經濟日報》駐巴黎記者報導，2002年，法國參加無車日的城市有99個，2003年降至72個，2005年僅有50個。德國首都柏林、義大利首都羅馬等大城市，也早於幾年前就退出了“無車日”活動。“無車日”之所以難推行，正如人們抱怨的，“無車日”不僅沒能解決什麼問題，反倒給他們的生活增添困難，無車日成了“苦役日”。

中國公眾的抱怨與其他發達國家的爭議不同，他們普遍認為改善城市綠色交通，關鍵在於全國公車改革、杜絕公車消費，把黨政機關的公務車減少一半，節能減排的任務就完成了，如能把公車取消，交通堵塞現象將不復存在，貪污浪費也少了。還有線民諷刺一些地方的媒體16日廣泛報道“官員帶頭乘坐公車或騎單車”的新聞，表示絕大多數的市民天天都在艱難地乘坐公車和騎單車上下班，老百姓不是早就在帶頭嗎？公眾發出抨擊的聲音，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在中國給城市交通帶來壓力的，並不是有限的家庭轎車，更有數量龐大的公務車。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公務車目前已達350萬輛，每年用在公務車上的開支達3000億元，遠遠超過中國軍費開支，超過全國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之和，而目前各地政府採購汽車的數量，每年都以超過20％的速度遞增（2006年11月7日《成都商報》）。資料顯示，山東省2004年採購7600多輛公務車，2005年則達到9000多台；新疆2004年採購1000多輛，2005年比2004年多了近2000輛車。而北京，目前公務車至少達49萬輛（2006年11月1日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一則報導顯示，北京公務車曾佔用了80%的道路資源。尤其在當前油價高位運行、各種道路收費居高不下、交通罰款嚴厲的情況下，許多家庭平日對私家車的使用也要精打細算。相比之下，那些過路費、油錢乃至交通罰款都由政府或單位埋單的公務車卻沒有絲毫顧忌，其使用頻率之高、耗費公款和佔用資源之多是毋庸置疑的，對交通擁堵的影響起著決定性作用。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無車日”活動不但沒有得到公眾的支持，而且遭到社會的一陣噓聲，倒也在情理之中。

發達國家的政府公務車的管理，嚴格到了近於苛刻的地步。相比之下，中國的公務車無疑就成為中國政府腐敗的一個縮影。在美國，購買公務用車都要提請同級議會批准，每年還要向公眾公佈使用情況。因此，一般政府部門公務車數量控制非常嚴格，洛杉磯市政府公務用車不過區區10輛左右。出於安全因素，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部長等少數頂級官員的車輛有較高特權。其他高級官員包括多數部長、國會議員或是州長、市長，上下班都開私人汽車。現任紐約市市長布隆伯格上任以來，堅持乘坐地鐵上下班。在韓國，首爾市政府進行公車改革後，公車數量減少到47輛，就此，該城市告別了交通擁堵。而在芬蘭，公務車數量非常之少，只有總理、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國防部長配備固定車輛和司機，在赫爾辛基市政府，只有市長一人享有這一待遇。而在中國，卻有公務車350萬輛，每年開支高達3000億元！據中國政府發言人宣佈，中國2007年的軍費開支將增加17.8%，達到3500多億人民幣。而3000億人民幣的公車開支則是2006年的資料，也就是說，在2007年軍費增加17.8%之前，公務車的開支遠遠超過中國軍費開支！這對一個經濟並不富裕的國家來說，是一筆多麼沉重的負擔啊。畢竟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地區在中國只是特例，在這些地區繁榮的背後，西部那些貧困地區的幾億農民、那些經濟落後地區的工人和下崗工人，才是中國的真實。3000億，要改變多少人的命運，要消除多少貧困啊！然而為了他們的享受，就把這麼多的民脂民膏肆意揮霍。而那些在經營城市旗幟背後的各級政府辦公大樓，其奢侈、豪華程度更是令人咂舌、令人觸目驚心。

從無車日的背後看腐敗，更看到了這個官僚政府的自私、冷漠和不負責任。中國的官僚貪婪成性，而且不受法庭和公民選舉的制約，對於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的區別毫無概念。歷史上的皇權專制時期如此，現在的所謂社會主義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並沒有發生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而這個所謂的革命，其實是這個社會的倒退。這個極權政府的官僚們，比歷代的官僚更加自私、更加冷漠。他們把持和壟斷了整個社會的資源，但他們並不懂得管理和建設這個國家。所以，他們始終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去牟取個人的利益，犧牲公共的利益以保護集團的利益。“無車日”背後公務車驚人的腐敗，恰好是教育落後、投資不及許多國家，在農村存在無數失學兒童和破舊危房校舍；貧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學，因為貧窮而無力上學，甚至導致父母自殺、家破人亡悲劇的直接原因之一。

公務車所顯現的腐敗是一種隱性的腐敗，並成為中國官僚這個特殊利益集團占取利益的一種特殊方式。此外還有奢華的辦公大樓、特殊的住房的分配及支付方式，都成為這個利益集團具有合法性的巧取豪奪的重要手段。這不同於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所以沒有任何政治和刑事犯罪的風險。但實際的功用卻是相同的；這已經成為中國官場的一種默契，或者被人們稱作潛規則那樣的東西。對於前蘇聯分配制度有所研究的西方學者曾指出，對於共產黨國家政府官員的實際收入，工資只能作為一個附屬指標，因為他們福利和工作需要名義下的其他收入和開支，遠遠超過他們以工資名義的收入。在現在的中國，這一狀況不但依然繼續，而且還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公務車上所凸現的腐敗則是其中的一例，但這些並不在中國政府反腐倡廉的視野裏。

正是因為這個政治集團利用各級官僚的的人性弱點，使他們貪婪成為被人控制、並成為這個政治結構中一個難以割捨的重要構件。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中國式的民主，則是一些御用文人和官僚集團有目的編造出來的說辭，除了公有制這個概念成為他們把持社會資源的面紗，剝奪公眾所有權利的理由，其他與社會主義、民主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反對民主憲政，反對三權分離，因為他們擔心現代工業文明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會動搖他們落後的統治制度，最終會波及到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中共自私的治國方針還將繼續堅持下去，維護這個不受法庭和公民選舉的制約的官僚體系，他們揮霍民脂民膏的美好日子才能繼續下去。美國社會學奠基人E.A.羅斯（EdwardAlsworthRoss）在20世紀初旅居中國，並深入到落後的西部地區考察研究。他以一個社會學家的眼光觀察這個苦難的國家，並在1911年寫了一本叫做《病痛時代——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的書。

他在指出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的根源的同時，也表示了他對變革進程中人們所忽視的問題的後果的擔心：“在此我們遇到了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最嚴重的問題：以後的道德從哪來？在反對強調倫理道德的舊式經典教育中，出現了一種忽視道德引導的趨勢。……他們追求的是富強，而且他們瞭解到，西方的富裕和軍事強大都是由精確的知識和嚮往科學的學生帶來的。但他們卻忽視了西方成功背後的道德基礎。他們忽視了自己的理想主義，也忽視了西方的理想主義，很可能會發展成一種自私的追求物質主義的性格，而這帶給中國人的將是災難而不是幸運。”不幸的是，我們被他言中了。當我們的國家失去了價值目標，個人失去了人生目標；當發展就是硬道理成為有錢就是硬道理的時候，這種自私的追求物質主義的可怕人格，真是中國人巨大的災難。因為他們比皇權時期的官僚更自私，而且還理直氣壯、振振有辭。3000億公務車背後的腐敗，腐敗背後幾億人的貧困。把“無車日”稱為“作秀日”，實在是十分溫和的批評而不是抨擊。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