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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聞

香港紮鐵工潮持續 社會支持

【大紀元8月29日訊】(編者注﹕本文發表在剛剛出版的《新紀元周刊》第34期焦點新聞﹐講述香港三十多年來幾乎最大的工潮事件。)





香港爆發三十多年罕見的工潮

香港紮鐵工潮持續 社會支持

文 ◎ 吳雪兒 圖 ◎ 吳璉宥

八月的香港是一個熱鬧的月份,先有保衛皇后碼頭的抗爭,沒過幾天又出現了過去三十多年較罕見的紮鐵工人的集體爭取。他們要求紮鐵商會調高日薪,並把工作時間減回到八小時。他們強調,這次抗爭並不是一個加薪的爭取,他們希望工資能調回到十年前的水平,因為在過去十年,他們的日薪從一千二百元下跌了一半。今次工潮持續之久也是較少有的,在成文時,工潮已經持續接近二十天。

工人代表楊逢春從事了紮鐵行業三十多年,他說:「以前有好老闆,沒有拖欠過員工分毫,而且很體貼工人。現在這些好老闆都結業了。未回歸前制度比現時的制度好一點,因為回歸前投標公平競爭,現在一些好老闆卻要倒閉。」

他繼續說:「有一些商家為何有如此多地盤?他們的標書是全行最高的,而又能夠有那麼多地盤,一些好老闆出得好人工,標書又是最低都投不到工程要倒閉!大家想一想有沒有官商勾結!」





罷工的地盤是香港紮鐵商會在香港最大的地盤。

不是加薪是回調

紮鐵工人要求由八百塊日薪調整到九百五十塊,紮鐵商會指工人要求的加薪幅度太高。商會又擅自改動加薪日期,由八月推遲到十一月,於八月五號引發了這次工潮。

楊逢春說,經濟低迷時,工人願意配合減薪。紮鐵工人由一千兩百元減到九百五,相差兩百五,要求加薪由八百到九百五,相差是一百五,商會付出的比工人少。

他說:「當初商會減人工的幅度如此大,由那種幅度再回調一點就說會虧本倒閉,我以前那些好老闆(都結業)給我打電話說,如果這種幅度會倒閉,那就請他們快點倒閉,早點再投標,讓我們出來,真正讓大家都分享一杯羹……那些商會的人和我們一樣出來,為何他們可以蓋酒店,蓋別墅,有靚車,而我們連吃飯都成問題!」

從事紮鐵已經廿年的陳先生(四眼明)在罷工期間經常唱歌娛樂工人,他認為,歌曲可以振作工人的士氣,而歌詞也代表工人的心聲,讓社會各界明白工人辛苦,以及工人的生活是甚麼情況





四眼明

為共渡難關而啞忍

四眼明說,罷工最困難是沒有工開,又沒有積蓄,現在靠儉吃和向朋友借錢支持。他說,過去幾年,人工不斷減,又要加工時,又不夠工作,如果這一次不出來爭取,老闆會繼續加時減人工。紮鐵工人以前一直沒有爭取過,因為以前經濟低迷,工人本著共渡難關的心態,所以一直都沒有出聲,現在經濟變好,他們卻分享不了成果。

四眼明也沒想到罷工會持續這麼多天,他天天都去罷工,想不到商會、政府都不理他們,他相信政府願意插手的話,不會拖那麼久。同樣令四眼明意想不到的是社會各界會如此支持他們,認同他們的訴求。

職工盟也一直在替工人爭取。職工盟幹事蒙兆達說:「我們收到工人打來的電話, 說他們正與商會談判關於薪金和工時調整的問題,尋找職工盟協助。於是職工盟的人員便到地盤去接觸紮鐵工人。」

罷工獲得社會支持

今次紮鐵工人的爭取也得到社會多個團體的支持,一次的遊行就有三十三個團體、六位立法會議員支持。職工盟替工人成立的「支援紮鐵工人基金」在短短兩三天內就已經籌得二十九萬,而且捐款還不斷增加。

蒙兆達說,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試過全行性罷工,以往的罷工都是限於公司的層面。紮鐵工人的爭取和以往的欠薪追討、解雇的勞工爭取不同的地方的是,這一次是工人團結起來,不是為當下的生活問題,而是希望長遠的就業保障。

反映基層普遍問題

他指出,過去的罷工行動也有不同的團體互相聲援的情況,但今次單一工潮事件可以觸發那麼多不同工會和團體的聲援屬少有的:「這也反映了紮鐵工人所爭取的訴求正是很多基層工人啞忍了很多剝削,沒有機會作出反抗,其他的工人是身同感受的。」

蒙兆達認為,今次罷工也顯示了在香港對工人集體談判權的保障不足夠,工人需要靠行業性的罷工才能和商會有一個議價的空間:「商會壓價,人工不斷減少,工時不斷增加,以往商會和工會的所謂談判機制由於沒有一個權利上法定的保障,變成形同虛設,保障不了工人,所以這次工人唯有透過罷工去給商會壓力,希望有一個集體議價的機會去保障工人的薪酬待遇。」

蒙兆達指香港社會經歷過大小不同的抗爭後,漸漸市民、工人認識到需要有集體、比較組織化的力量才可以和官商勾結的政府抗衡,漸漸在公民社會的文化上出現一些轉變,越來越多的工人會有意識上的覺醒。

爭取中變得有紀律

這次工潮令蒙兆達印象最深刻的是工人的轉變:「一開始到地盤的時候,我們看到工人的情況是比較鬆散,互相沒有甚麼聯繫,互相不信任或爭執,漸漸通過不同的抗爭行動中,罷工這麼多天,現在開始看到他們的組織性、紀律性越來越強。」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在旅遊回港後也積極參與協助紮鐵工人的爭取。期間中共喉舌報《大公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李卓人火中取粟〉的文章,指他渡假一回來就「插手」事件,李卓人說:「我不是回來插手,職工盟是受工人邀請才到地盤了解情況及幫忙工人組織行動,主動權都是在工人那邊,我們是尊重工人的意願。工聯會可能會覺得被動,因為工人是覺得不滿工聯會的態度才希望職工盟介入。」

關於成立糾察隊,李卓人說:「全世界的工會都是這樣做的,工會有糾察隊,工會是講議價能力,要議價能力所以要罷工,將罷工的影響力加強。」「組織糾察隊是罷工常用的手法。香港的法律也有特別保障這種爭取的權利,香港的工會法有說明若糾察隊呼籲工人罷工所引致的損失是不可以索償的;工會有組織糾察隊的權利。」

李卓人還表示,「其它工種的工人都表示想參與罷工,他們認為紮鐵工人的罷工是好事,因為紮鐵工人加得好,他們才會跟著有加薪,如果持續下去,其他工種的工人確有可能參與進來。」李卓人說談及這些,是出於一個善意的勸告,希望雙方可以盡快談判。

 





持續的工潮對工人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難,工人在罷工現場進行籌款,加上市民的捐助,直至截稿時間為止,基金會已籌得四十六萬 元,罷工工人在登記後獲發放三百元。





港九拯溺員工會也出來支持工人,主席郭紹傑說,紮鐵工人的問題不是一個工種的問題,而是現在的大氣候是傾向集體爭取。





紮鐵工人當中有相當部份是尼泊爾工人,他們也出來參與罷工,工人手持的玫瑰花是紮鐵工人家屬送來,鼓勵工人士氣,他們 指紅玫瑰代表著堅持,紮鐵工人會抗爭到底。

層層剝削引起悲劇

李卓人說:「這(紮鐵工人的情況)是一個悲劇,但悲劇不是因為建造業未全面復甦,而是在於層層剝削、層層分判,令工人所得非常微薄。說建造業未復甦,但你看樓標飊升了多少?樓價飊升代表著發展商可以給建造商的能力提高,建造商可以給分判商的能力也提高,應該分判商給工人的能力也提高,但為何工人仍然加不了人工,是因為這是一個層層剝削的問題。」

李卓人指出,香港的建造業已經過了高潮,不可能像以前一樣:「如果我們還是眷戀於像以前能有那麼多工程是不實際的。若我們要等工程多才可以加人工,工人就很慘,很不公平。」

他又說:回歸前也有層層剝削的情況,但以前的情況比較好一點:「因為標書寫明若紮鐵工人加人工會由建造商負責,沒有那麼嚴重的層層剝削。但這個規定在一九九九年成立了紮鐵商會後,給商會取消了這個條文,『累死了工人!』」

李卓人認為,紮鐵工人可以堅持那麼久是今次工潮最特別的地方。基金會籌款順利也是一個鼓勵,也讓工人看到市民的支持。

職工盟加入幫助工人爭取後,工聯會在後面也繼續在做斡旋工作。李卓人說:「但作為一個工會,最重要是加強工人的議價能力,這是現在職工盟在做的事情,工聯會在背後可能是做著高層方面的斡旋,但這個政府也在做,工會做也始終不及政府來做。工會不是做斡旋,工會是代表工人談判。」

從今次香港社會對紮鐵工潮的態度,李卓人認為,香港公民社會意識是加強了:「以前是工會做工會,團體較少聲援。」

從事了地盤工作十八年的東區區議員曾建成(阿牛)一直都在支持罷工行動,他說,從一九七四年他從事地盤工作到今天三十多年,都沒有見過哪一個行業行動像這一次一樣,工人那麼堅持。

他認為,今次紮鐵行業總動員的罷工反映社會的剝削越來越大,工人越來越辛苦,紮鐵工人由最高峰的一千兩百塊日薪八小時工作到六百多塊日薪九小時工作:「所以今天工人的抗爭是全香港三百萬打工仔的借鏡。在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下,無良商人守住財,不願還富於民……現在很多香港市民是敢怒不敢言,沒有議價能力,怕站出來會失掉工作。」

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是罷工早期出來支持工人爭取的議員。他說,今次的罷工行動是他所認識的工運中罕有的一次。這次工人自發地走出來,那種堅持和團結都很強的。

壓抑很大才會上街

被問到如何看罷工帶來的社會不便,梁耀忠說,罷工對社會的運作都會有一些影響,正是因為這些影響,資方應該及早出來解決問題:「每一次勞動工人以行動出來抗爭表達訴求時,反映問題已經到了一個很惡劣的地步工人才會這樣做;很少因為雞毛蒜皮的事,會有這麼大量的工人集結,採取集體行動來。所以今次紮鐵工人罷工反映問題抑壓了很深,矛盾很大所產生的後遺症。」

梁耀宗指出,紮鐵工人比香港其他工人的問題嚴重,因為在過去十年,人工不單只是沒有加薪而是不斷減少,他們在行內不受尊重和重視的情況嚴重:「一些判頭籠斷了地盤後,他就可以決定誰能上班、多少薪酬(同工不同酬),完全沒有規矩,讓工人失去了尊嚴。」

罷工期間,商會一度拒絕談判,勞工處也被批評沒有積極參與斡旋工作,一直到罷工行動進入第十五天,本來拒絕再回到談判桌的商會在勞工處安排下才與紮鐵工人會面。這是自本月十二日勞資雙方談判破裂後雙方首次再聚頭。

出席會面的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蔡鎮華指,雙方有誠意解決問題,相信很快可以重回談判桌。勞工處則說會繼續努力斡旋。不過,原定八月二十五日商會與工人重返談判桌,但部份商會巨頭不滿職工盟二十六日發起遊行,突然叫停會議。

紮鐵工人工潮已經成為了城中焦點,牽涉到香港社會的深層問題,無論最終如何解決,相信會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影響著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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