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1926年，上海一家小小的印刷所別出心裁，出版了一份面向大眾的綜合性畫報，封面是一幅套色照片，照片中手持鮮花、笑靨迎人的美女就是後來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蝴蝶。由於沒有發行管道，老闆伍聯德和編輯馬國亮、趙家璧等人急中生智，臨時派遣幾名學徒到鄰近的奧迪安電影院門口當街叫賣。為優待街頭讀者，每冊定價大洋一角的畫報只售小洋一角（約等於大洋的八折）。一直引領新潮時尚的上海人，毫不猶豫地喜歡上了這個物美價廉、豐富多彩的新鮮事物。各地書店聞風而來，一兩年間，凡是有華人居住的地方都會有《良友》畫報。該畫報也順水推舟地印上一張世界地圖，密密麻麻地標明《良友》的銷售點，還加上一句廣告詞：“良友遍天下。”

80年過去，紙質出版物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留給新版《良友》同人的是輝煌不再的舊情往事，以及退守邊緣的人性堅守和人性堅守中的精神流浪及靈魂超越，新版《良友》第一輯《記憶的首日封》沒有讀完就被書友掠去，印象中只剩下薛原的《死在飛機上的博士》。文章的小苗過分老實，在海洋研究所一直沒有實現自己的價值。留學美國後他通過到中餐館打工刷盤子讀完電腦博士課程，然後在ＩＢＭ公司贏到了120萬美元的高額年薪。突然有一天，40多歲的小苗猝發心髒病死在飛機上，他的價值實現也化為烏有。小苗的遭遇並不是一例孤立的個案，他所印證的正是同為研究人員的筆者十多年如一日的所見所聞。

比起第一輯，新版《良友》第二輯《渡到對岸》要顯得更加厚重也更加靈動。新書到手剛好進醫院做鼻炎手術，閑坐病房，正是這本耐讀的新書安撫了筆者並不平靜的心靈。

蔡朝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養料》中引用了前法國總理克雷孟梭的一句話：“一個人30歲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如果30歲以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想，他的頭腦有病。”按照筆者的個人偏見，這句話的後半句顛撲不破，前半句卻並不儘然。當今世界，所謂的“左翼思潮”早就成為昨日黃花，剩下的只是因大勢已去而困守校園的老左派與新左派。假如把“左翼思潮”替換為詩歌寫作，這樣的觀點倒是可以接受的：30歲之後依然把詩歌創作視為生命的個人特別是男人，無論如何都不是現實生活中的正常個體。在沒有讀到燎原的《最後的昌耀》之前，筆者幾乎忘卻了在大西北的青海西寧，還有一位名叫王昌耀的高原詩人，一直在從事貧困焦灼、艱苦卓絕的詩歌創作。讀過這篇文章，心靈震撼之餘還是覺得自己與這位高原詩人之間難以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究其原因，大概是他的人性堅守中的精神流浪及靈魂超越過於理想也過於純粹，從而欠缺了人之為人的常態性情。

《遠征軍：飄在邊關上空的魂》，描繪的是中國遠征軍於1941年底走出國門，到印度、緬甸抗擊日寇的故事。作者盛雪松受鳳凰衛視中文台的邀請，全程參加了《中國遠征軍》的實地採訪，見證了許多歷史遺跡和歷史老人。在滇西大反攻中，為國犧牲的遠征軍將士共達四萬多人，在騰沖、龍陵等地留下了許多烈士墓園。1949年之後，這些烈士墓園全部毀壞於改朝換代的政治運動，然而，比起英烈墓碑的毀壞破敗，為數不多的倖存者迄今為止依然遭受遺棄的悲慘命運，就顯得更加觸目驚心。

徐雁的《何其芳：“你那是一篇壞書評”》，是對於前輩文人何其芳的文化反思。何其芳在革命聖地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之後，為了與舊我劃清界限，不惜拿書評家劉西渭（即李健吾）和艾青等人十分純粹的文化批評口誅筆伐，斥之為“你那是一篇壞書評”。隨著政治地位的步步攀升，他開始寫作直接為政治服務的評論文章，從而陷入鬥人和被鬥的怪圈之中，幾乎耗盡了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而不能超脫。

單正平的《蘭州知青朱化偉的1976》，講述的是級別相當於縣委書記的蘭州民航局一名處長的兒子朱化偉，在“文革”末期的1976年底因為“莫須有”的政治罪名被逼瘋狂的故事。

比起這些偏重於公共生活的舊情舊事，新版《良友》第二輯中最具有質感也最打動人心的，是以1949和1976為時間界標的兩代人的私情私事。與筆者同時代的女作者西西，在被用作書名的《渡到對岸》一文中，回味了自己捨命上路的心靈朝聖與精神流浪。她在身體極度虛弱的絕望中感受到了死亡的寧靜，蘇醒過來時終於實現了靈魂超越：“兩天後，看到拉薩的藍天和陽光，近到可以伸手觸摸。聽Ｗ拿來的音樂，直到那天籟的聲音已經植根於心底，已經再生。獲救的還有靈魂。”“生命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結局。走過青藏線，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一條路通向人類的秘密，是巨大無邊的緘默和充滿。有一條河，可以渡我們到彼岸。”

另一位同時代的女作者王占筠，以一句“我的青春就要涼了，我愛過的男人都老了”，寫盡了被1976年的歷史轉折改變過人生軌道的一代人悲歡離合的個人成長史。她所熱愛的古今中外的時尚男性薩爾瓦多．達利、哈林、毛姆、羅大佑、崔健、艾未未，雖然受到過一代人的愛戀追捧，對於當下的年輕一代的青春玉女來說已經是恍如隔世。有趣的是，蔡朝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養料》中推出的他與郭初陽的精神偶像，竟然是清一色的女作家和女學者，她們是肖雪慧、崔衛平、艾曉明、何清漣、龍應台，從而與王占筠對於男性偶象的單戀形成鮮明對照。

蔡曉濱的《牛津“功課”》和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儀式上的演說，在新版《良友》第二輯中屬於少有的幾篇當下敍事，其中的人文關懷和精神預期，關係著中國人及全世界的人文生態和前途命運。借用該書編者的話說：“《良友》叢書從一開始面世，就本著‘非虛構’的宗旨，面對真相，描述甚或評論真相。雖然稿子的形式是散漫的，但是關注的基點是一致的，它能從一些陳年芝麻、舊年穀子中采出精神的金礦。”

新版《良友》在新銳媒介的逼迫之下，已經不可能象80年前的《良友》畫報那樣成為引領時尚潮流的中心與焦點；她所選擇的“非虛構”的精品定位，即使在以抒情虛構為主旋律的文學世界中，也是處於邊緣地帶。退守邊緣的人性堅守和人性堅守中的精神流浪及靈魂超越，也許是她最為理智也最為沉穩的人文選擇。在市聲喧嘩的熱鬧氛圍裏，鬧中取靜的精品閱讀，或許不失為圖書市場有待開發的生荒冷僻之地。但願新一輪的並不繁華虛榮的“良友遍天下”，能夠在邊緣人等的精品閱讀中得以實現。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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