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西方反間專家談中共特務活動
【大紀元8月18日訊】最近西方報刊上談中共間諜特務活動的報導和評論分析比較多，其中不少發言人是西方政府的安全官員和反間專家。他們對中共在世界各地的間諜特務各有各的說法，但一個共同點是自從中國開放改革以來，中共的這類活動（由於間諜和特務可以交替使用，故把二者歸為一類）達到了一個新高潮，特別是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興起後，中共間諜特務活動的一大目標是世界各地的中國民主力量和以後的法輪功。
一、中共間諜特務活動由來已久
早在中共建政以前，有些地下黨員就潛伏在各大主要國家從事間諜活動。中共把間諜特務活動統稱為情報工作，簡稱「情工」，既指事，也指人。但那時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為中共在海外籌募資金和反對國民黨政權。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解密資料，1948年中共就已經在紐約和舊金山等地建立了好幾個外圍組織作掩護。
中共建政後，原來的特務領導機關中共中央社會部改組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簡稱中調部）。該部最大的亞洲局的間諜特務遍佈亞洲主要地區，其中的重點是日本、台灣和香港。特別是香港，它是中共特務走向全世界的跳板。那時香港的新華社分社不僅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機構，而且也是它在該地的特務指揮中心。該社副社長李舉生（Li Jusheng譯音）就是中調部亞洲局的副局長。亞洲局的許多特務在日本利用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如女特務王曉嫻（Wang Xiaoxian譯音）是駐日大使館參贊，大特務孫平化和肖向前等是商務代表或親善人士，日本反間機構對他們心知肚明。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有些西歐國家率先與中共建交，中共大使館就成了在各該國的間諜指揮中心。不少大使本人就是中調部的要員，如駐英代辦熊向暉和駐瑞士大使李清泉等。伯爾尼是當時中共在西歐的間諜中心，不久又移到日內瓦。後來中共與法國建交，巴黎就成了中共在歐洲的間諜中心。順便提一下熊向暉，他與陳忠經和申健在中共情報界內被譽為「後三傑」。上世紀四十年代中他們三人潛伏在國民黨西北剿匪總司令胡宗南手下，把胡總司令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偷給毛澤東，蔣介石的剿匪計劃落空。「前三傑」是指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們潛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中共大特務顧順章叛變後，他們立即向周恩來報警，讓他和一些中共領導人躲過了殺身之禍。
中共特務在歐洲取得立足點後就向非洲伸手。中共駐埃及大使館是指揮非洲間諜活動的中心，怪不得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中共大使都被召回國內挨批挨鬥，唯獨駐埃及大使仍留在開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駐布隆迪大使館的文化參贊董濟平（Tung Chaiping譯音）成為第一個向西方投誠的中共特務，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中共駐外人員投奔自由。董濟平於1964年8月攜帶大量機密逃到美國大使館，西方從此掌握了中共在非洲的間諜活動。
1959年卡斯特羅奪取古巴政權後，第二年就同中共建交，哈瓦那從此成為中共特務向拉丁美洲滲透的基地。中共第一任駐古巴大使申健就是「後三傑」中的一傑，中調部的高級情工。他原來是駐印度大使，把他調到古巴還是中共對拉丁美洲的重視了。六十年代初巴西左派執政，不少中共特務混在商業和文化代表團中進入巴西。不料巴西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古拉特政府，九名中共人員被捕。當時中共就利用其在世界各地的外圍組織發動聲援，並請巴西左派律師為他們在法庭上辯護，一年後九人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中共叛逃到西方的特務證明，九人中至少有三人是中調部的特工，但為時已晚。
至於中共特務在北美的活動和發展，那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事了，我們將在後面交待。
二、中共特務的厄運
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千百萬個中國家庭，同時也搞垮了中共自己的特務系統。由於嚴重洩密，許多中共特務在國內外暴露身份，有的被捕被殺，有的棄暗投明。當時北京的紅衛兵辦了許多小報，其中中共特務學校國際關係學院的紅衛兵小報最受歡迎，因為它報導了中調部的周恩來與康生兩派的內鬥，把許多鮮為人知的中共內幕和特務活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西方各國在香港的情報機構高價收買這類大字報和小報，一開始每張幾十甚至幾百美元，後來幾美元，最後論公斤收購。
那時中共潛伏在台灣的特務，幾乎被一網打盡。1966年年底最轟動的一大新聞是中調部女特務徐明（Xu Ming譯音）自殺，她的公開身份是國務院副秘書長。據紅衛兵小報說，徐明遭到江青妒嫉，在毛澤東面前告了一狀，說徐明和她的丈夫孔原（中調部部長）反對文化大革命。結果孔原和兒子孔丹被捕，徐明走投無路只好服毒自盡。據說周恩來大發脾氣，就以打「五•一六」份子為名，不許紅衛兵出小報。但為時已晚，許多中共的機密已洩露，許多中共的特務已暴露。最有趣的是不少披著各種名人偽裝的中共特務在不明真相的紅衛兵的迫害之下供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以保命。例如錢偉長這個被打成右派的清華大學教授，原來是中調部前身中共中央社會部的老特務，早在1947年他就在美國從事秘密活動了。「可愛的」紅衛兵小將們還把他當美國特務打呢！
1969年文革高潮中，中共駐荷蘭代辦廖和書（Liao Hoshu譯音）在海牙申請政治避難，供出了他是中共特務的身份。他是到那時為止，級別最高的中共特務投奔自由，西方從他身上摸清了中共在歐洲的特務活動，一舉摧毀了它在歐洲的間諜網。毛澤東和周恩來氣得立即下令取消中調部，把它併入軍方的總參二部，國際關係學院也被趕到河北農村辦「五七干校」。該校的一名學生後來冒死逃到香港，道出了真相。
三、多災多難的中共情報部門
1970年加拿大與中共建交後，中共特務就利用駐加大使館和在溫哥華的領事館與加拿大華人建立關係，並通過秘密渠道和早就潛伏在美國大城市的一些臥底特務接上頭，逐步建立它在北美的間諜網；不過那時的規模不大。當時中共中央的指令是「隱蔽精幹，以待時機」，讓他們先不要輕舉妄動，以求鞏固在北美的陣地。
由於形勢的發展，中調部於1972年恢復並改組，以迎接中美關係改善後的新局面。但中調部的元氣已大傷，隨後幾年的工作很不得力。1979年趙紫陽訪問伊朗前夕，該國政局已很不穩定，但中調部卻認為無事，趙紫陽可以出訪。結果他回國不久，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中伊關係嚴重惡化。鄧小平對中調部很不滿意，於是就在1983年下令永遠撤消中調部，改建國家安全部（以下簡稱國安部或安全部）。
鄧小平撤消中調部當然是基於各種考慮，但也帶有點個人情緒。因為文革中孔原被打倒後，中調部併入總參二部，熊向暉投機投靠四人幫，當了總參二部副部長，揭發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一些什麼事情，因此老鄧對熊向暉耿耿於懷。順便說一下，鄧小平與孔原是哥們兒，緣由還得從延安時代說起。
上世紀三十年代有不少思想左傾的青年，到延安去找出路，其中包括江青（本名李雲鶴，藝名蘭萍）、卓琳（本名蒲瓊英）和徐明（本名不詳）等。江青因歷史問題而被送到一所藝校受訓，卓琳和徐明則因歷史清白而保送進特務學校培養，指導員就是孔原（本名陳鐵錚）。那時候延安共產黨幹部男多女少，這些女青年就成了高幹們追逐的目標。1937年江青代替賀子珍成為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1938年鄧小平與卓琳，孔原和徐明結婚。毛澤東和江青在他們的窯洞前為這兩對新人舉行婚禮。但他們四人都知道江青的底細，從此種下了他們在文革中被整的禍根。
鄧小平撤消中調部時，調任孔原當總參謀長，卻把副部長熊向暉調到榮毅仁的中國國際投資信託公司當黨組書記，美其名曰讓他在情報戰線上開闢新路子，實際上是明升暗降。這一悶棍打得這個「後三傑」中的一傑幾乎暈了過去。他終日借酒澆愁，無聊之中寫了一本《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大捧周恩來，發洩他對鄧小平的不滿。這都是中共上層狗咬狗的笑話，回頭再來說安全部。
安全部第一任部長凌雲原來是公安部部長，他一上任就把大批公安部的親信調進安全部，排擠原來中調部的人。借口讓他們「離休」，實際上是把他們掃地出門。不過兩年後他自己也被迫「離休」了。原來他手下的一名親信，北美情報司司長俞強生於1985年投奔美國，帶去了大量情報資料，致使潛伏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內幾十年的中共老特務金無怠（Larry King）被捕。中共不但不予搭救，反而把自己與金無怠的關係推得一乾二淨，說這個事件是美國反華勢力編造的謊言。金無怠沒料到其主子竟會如此無情，於是就在獄中絕望自殺。這就是中共特務的下場！凌雲只好引咎辭職，當他的寓公去了。
賈春旺接替凌雲後對安全部進行了一次大改組，因為他知道俞強生已經把安全部及其在海外的間諜網向美國交了底。按鄧小平的旨意，安全部應利用改革開放的機會，擴大外派間諜特務的渠道，在海外廣設外圍組織作掩護，以轉移西方反間機構對中共大使館的監視。這一措施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中共特務的偽裝外衣更多了；不利因素是中共特務投奔自由或當雙重間諜的越來越多，到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時達到了高潮。僅中共駐加拿大大使館一天之內就有五個外交人員棄暗投明，暴露了大使館的全部機密，使北京大為震驚，不得不再次改組其情報機構及總部。
最近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館的重要情報官員陳用林和其他一些情報人員在退黨浪潮中紛紛投奔自由，他們向西方情報機構提供了大量的機密資料，使多災多難的中共情報部門又遭到了一次危機，不得不再次進行改組。
四、西方的反間活動
西方情報和反間機構與中共特務鬥爭了半個多世紀，基本上掌握了他們在各個時期的活動。專家們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共間諜活動大多抄襲前蘇聯模式，一直到開放後才具備了中共特色的情報系統，其特點是：一、專業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把情報特務活動強加於中國人民，並把出國人員的家屬留在國內當人質，使他們有後顧之憂；二、利用民族主義毒害中國青年，強迫留學生在所在國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中共情報機構服務；三、把中共和中國混為一談，強調「愛國愛黨」和「亡黨亡國」，利用一些不明真相的海外華人的愛國情緒在僑社中發展外圍組織，控制華人社區和中文媒體，威脅利誘海外華人為其服務。這三個特點加起來就是中共所說的，「全黨全民搞情報，利用民主反民主」。
以上所說的中共情報特務活動的特點是前蘇聯克格勃所沒有的，可以說是中共的創舉。不過這也暴露了中共的一大悲劇，即它的特務組織和活動除了針對外國外，還得對付它自己的人民，特別是海外華人中的持不同政見者。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後，中共海外情報特務活動的主要力量花在對付中國人身上。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後，中共在西方國家的大使館幾乎都變成了海外「610辦公室」。這真是世界情報史上的一大笑話，讓全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
中共的「全黨全民搞情報，利用民主反民主」自然增加了西方反間機構的困難，他們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甄別海外華人，但也提供了些有利條件。一是中共情報人員的素質大為下降，過去他們中大部份人有堅定的信仰，如「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要為解放全人類而努力」等等。因此變節投奔西方的不多，1964年以前雖有叛逃到西方的外交人員，但情報官卻沒有。如今中國人沒了信仰，全民素質下降，情報特務功利主義當頭，說變就變，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情報人員投奔自由的與日俱增。二是外圍組織在所在國都登記在冊，他們的公開活動均在眾目睽睽之下，只要他們觸犯法律，立即可以追查起訴。三是不懂外語的老華人越來越少，他們過去只能看中文媒體，容易上中共宣傳的當。現在懂外語的青年華人越來越多，他們經常接觸當地媒體，瞭解真相，不易上當。
因此西方反間組織對未來工作充滿信心，特別是最近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來打擊中共的情報特務活動。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歐洲戰略情報安全中心主任克勞德•莫尼克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西方有關部門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如對中國留學生和新移民加強教育，明言告訴他們不要火中取粟為中共當特務，否則取消學籍或移民資格，嚴重的逮捕法辦。他還建議西方企業、科研單位和學術機構嚴格審查華人學者，儘量讓他們少接觸高精尖科研項目，或進入高度機密的單位工作。而他們說明這不是歧視，中國一旦民主化，就不會有這種限制。最後他希望西方議會和政府歡迎中共情報人員投奔自由，只要他們提出政治避難，立即批准，並儘量安排他們與家屬早日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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