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0日訊】如果說暴力和謊言是極權政治的兩塊基石，特務統治則將二者的功用發揮到極致：通過為所欲為的逮捕、酷刑和株連行為，迫使受害人承認子虛烏有的「罪行」，繼而借口這些「罪行」將更多的「同案犯」逮捕，於是，一輪又一輪的迫害便無休止地進行下去，整個社會陷入無處不在的恐怖氣氛，全體社會成員噤聲，最高統治者終於掌握了不受挑戰的權力。
此前，從來沒人建立起斯大林治下那麼強大的特務王國，也甚少統治者曾賦予特務如此巨大的特權，而且這一特務王國只服從於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意志——在托洛斯基被迫離開軍事委員會之後，「契卡」終於擺脫了一切約束，而只聽命於斯大林個人了——對當時的「契卡」首腦緬任斯基來說，服從革命的需要與服從領袖的個人需要，本來就是一回事。
許多當代中國人對緬任斯基的瞭解是從一則小故事開始的，與列寧關係密切的早期社會民主黨人格‧亞‧所羅門回憶緬任斯基到火車站迎接列寧的情形：
「我首先看到的是滿面病容的緬任斯基，而後才看見列寧。緬任斯基病得不輕，他從巴黎來時整個人都因腎病而浮腫了，而且幾乎是身無分文。我為他找了一個醫生，治療後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樣子仍然相當可怕：眼袋下垂，雙腿腫脹。
使我非常驚訝的是，因為病痛而全身發抖的緬任斯基，從下了電車以後一直滿頭大汗地為列寧提著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寧卻輕鬆地跟在他後面，手裡只拿著一把傘。我趕緊奔上前去，一把從緬任斯基手裡搶過那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東西對他的病會多麼有害，一面埋怨列寧：『您怎麼能讓他提這麼重的大箱子，您看看，這人連喘氣都夠困難的！』
『他怎麼了？』列寧高高興興，滿不在乎地問：『難道他有病麼？我還真不知道‧‧‧‧‧‧不要緊，不要緊，他會好的。』」
所羅門的注意力顯然全部放在了列寧身上，「從此，我不禁記住了列寧性格中的這一面：他從來不注意別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見別人的痛苦，對別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這時候，在所羅門眼中，緬任斯基只是一個可憐的傢伙，一個為革命、或者說革命領袖而甘願賠上老命的小人物，他肯定想像不出二十年後的緬任斯基會成為一個殺人魔王。
一般而言，說起列寧的特務控制，人們會想起捷爾任斯基，說起斯大林的特務控制，人們會想起貝利亞，在克格勃歷史上，緬任斯基是不怎麼顯眼的領導人，雖然他領導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達8年之久，這比亞戈達和葉若夫兩個人的任期加在一起還長，「他制訂出來的工作方法全部為他的後繼者們所沿用，他要比他們聰明得多，他們只是沿著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設想出來的一切是他們所想不出來的」。
緬任斯基不太顯眼的原因部分在於：他活著的時候，斯大林的清洗還沒進入最瘋狂的狀態。另外，和自己的同行們相比，緬任斯基也有些與眾不同，從個人性格上看，甚至不是一個特務頭子的理想人選。他性格溫和，招人喜歡，彬彬有禮，謙遜，無私，是個知識分子型的人物。緬任斯基畢業於彼得堡大學法律系，曾任律師，在早期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生涯中，與捷爾任斯基或斯大林這些人不同，他總是想方設法尊重法律，不像其他人那樣無法無天。也許，這一點正是他不受列寧等革命領袖賞識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以後不久，列寧曾經談到緬任斯基，說他是個善良的人，但完全不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樣把偉大的思想貫徹到生活中去。
列寧不僅在政治上不重視緬任斯基，生活上也不在意他，格‧亞‧所羅門回憶說：「這種對待親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犧牲精神，也是緬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點。這個緬任斯基，當他從基輔來到莫斯科的時候，雖然害著嚴重的小腸疝氣，還是搶著搬自己和同志們的行李，而年輕的同志們卻心安理得地輕鬆走著。為此，他病倒在床，一臥不起數星期之久。他毫無怨言地忍受著自己的痛苦，帶著他那特有的溫和的微笑。曾有幾次我向列寧談及緬任斯基的艱難處境。由於極端謙遜且害羞的天性，緬任斯基寧死也不會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們求助。（我曾看見他病得要死的樣子，而且十分貧困，但是他沒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處境。）可是列寧一點兒也沒有為他做什麼。」
作為一個資深革命家，緬任斯基在十月革命後的新政權中先後擔任軍事、金融、外交等領域不太起眼的職務，直到1919年秋天，捷爾任斯基在全俄肅反委員會裡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全俄肅反委員會的二號人物，並在捷爾任斯基去世後繼任這個機構的最高領導。
僅就個性而言，緬任斯基似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老好人」，但是，對於革命的忠誠和奉獻精神，卻又使他超出了自己的個性局限。有人認為，緬任斯基只會任勞任怨地為列寧一個人提箱子（在列寧去世後則是斯大林），這顯然是違背事實的，緬任斯基不僅順從領袖，也關心自己的同志，這一點似乎與他相對平庸的個性有關，在革命事業中，除了任勞任怨地做事，他沒有太多過人的閃光點，「他那曲意逢迎別人的微笑和隱晦的目光閃動有時會表明，一種極力想擺脫自己不出眾的窘境的熱切願望在折磨著此人」。不過，僅僅用性格平庸無法解釋他的行為動機。如果我們不承認他的一切行為首先是來自對革命的忠誠，那麼我們就無法理解他在進入全俄肅反委員會以後的性格「突變」。
和捷爾任斯基一樣，緬任斯基同樣有過坐沙皇監獄的歷史，這種階下囚的生活經歷可能比主義和理論更有效地培育一個人對革命的忠誠，並使之在革命竟然真地能夠成功以後，以最大的努力來維護革命成果。他們都曾有過理想主義的過去，理想主義色彩多少保留在1918年2月18日「契卡」負責人會議通過的決議中：「密探只用於投機倒把一類案件的偵破，對政治敵人不採用這種手段，對他們的鬥爭只用『乾淨』的辦法，通過蘇維埃人員的思想促進來進行。」但捷爾任斯基並沒有遵守這個決議，來自「敵對分子」的威脅使他採取了現實的態度，對政治案件的偵查從一開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細潛入敵人內部「臥底」的方法來進行。沒有進行過真正的偵查——沒有這個時間，也沒有這個本事，偵查員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
作為緬任斯基的前任，捷爾任斯基並不認為「契卡」是秘密偵查機構、反間諜機關或政治警察機構，在他看來，「契卡」是有權獨立消滅敵人的特殊部門。他認為：「『契卡』工作人員是革命的士兵，他們不用去做什麼偵查或暗探的工作：專門人才用不著去幹這種事。不應把警察的工作交給『契卡』這樣的戰鬥機構去做。對『契卡』來說，有槍決犯人的權力是無比重要的。」
在捷爾任斯基和緬任斯基看來，「契卡」工作人員是革命的士兵，而不是警察，更不是一般政府工作人員，他們終生呆在戰場上，而戰爭的基本要求就是殺死敵人，保護自己。
於是，他們千方百計地殺死敵人，哪怕誤殺也在所不惜。誤殺和錯殺在他們看來都是不可避免的。緬任斯基代替捷爾任斯基擔任「契卡」最高領導之後，並沒有把他溫和、謙遜、彬彬有禮的個性帶入「契卡」的工作中，在他的主持下，「格帕烏」總局決議「把富農作為唯一個階級消滅」，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人員通過完全超出法律約束的「過火」行為，在1930-1931兩年間，將150萬農民和他們的家屬關進了「格帕烏」總局的集中營或勞動居民點，約有50萬農民自動逃往城市和建築工地，還有近200萬農民是作為第三類被遷移的，這種人在本州範圍內遷移，但他們的財產也被沒收。而在「工業黨」系列案件中，緬任斯基則直接配合斯大林製造冤案，借助於「格帕烏」線人的栽贓陷害，緬任斯基為斯大林收集打擊政治對手的所謂證據，並通過被告們交代的「壞分子」如何破壞國家經濟的計劃，為斯大林解脫了責任，使他在數十年之內都可以不為經濟失誤負任何責任。這時候，緬任斯基的革命熱情墮落為充當斯大林充鷹犬的動力，而在斯大林尚未擔任總書記之前，緬任斯基則提醒過更有實力的托洛斯基留意斯大林的陰謀：
「最後，他終於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問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對我的複雜的陰謀。
『——什麼，什麼？——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時我連一點點這類的思想準備都沒有。』
『是的，他想讓列寧等人相信，您糾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圍，專門為了反對列寧。』」
應該說，緬任斯基的「黨性」是很強的，除了順從唯一的領袖列寧，同時也在維護黨內的團結與公道。不過，當他意識到托洛斯基不具備「人主」潛質的時候，便迅速投靠斯大林（他的這一性格特點，使我想起中共黨內的不倒翁許世友），而斯大林比列寧更加重用他，原因正是因為他的平庸，沒有斯大林的提拔，他坐不上「契卡」最高領導人的位置。
在緬任斯基管理「契卡」的8年間，他有理由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裡他建立了國家安全機關的廣泛網絡，在農業集體化時期鎮壓了農民暴動，成功地組織了轟動一時的對「破壞分子」 的審判，而且還在國外形成了強有力的情報網，為後來的克格勃世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捷爾任斯基一樣，對那些曾讓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傢伙，緬任斯基當然不會心慈手軟，因此他才如此殘酷無情。但與捷爾任斯基不同的是，他更注意將國家安全機關置於黨的領導之下，緬任斯基任職期間，「格帕烏」總局高層領導人員的任免事宜都要經過黨的辦公廳批准，國家安全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同黨的其他成員一樣，經常接受清洗。緬任斯基無限忠誠於斯大林，他明白為黨服務就是為黨的總書記服務的道理。
如今，提及克格勃臭名昭著的歷史，人們往往想起亞戈達、葉若夫、貝利亞乃至於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克留奇科夫，這些被專制君王或民主革命剝奪了權力乃至死於非命的著名鷹犬，無論在蘇聯還是世界的其它地方都已是聲名狼籍，捷爾任斯基和緬任斯基卻因壽終正寢並將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宮牆之下，從而獲得了相當的尊重，某種程度上，他們被視為革命家而不是殺人魔王，這一點，部分與他們任內的蘇共最高領導尚未對黨內「戰友」展開大規模清洗有關，也就是說，死在他們手裡的，主要是各種無產階級的老對手。
但是，沒有捷爾任斯基的廉潔、熱情、無私的奉獻，沒有緬任斯基忠心耿耿的任勞任怨，就不會有斯大林的龐大特務王國，在建立蘇聯特務機構的過程中，捷爾任斯基和緬任斯基都不曾克制自己對階級敵人的報復慾望，都在極力擴大特務機關的權力，無論捷爾任斯基還是緬任斯基，都不是思想型的政治家，其才能主要表現為一種行動的決心與韌性，這一點，即使更具人格魅力的捷爾任斯基也未能從列寧那裡得到滿意的評價，「捷爾任斯基沒有獨立的思想‧‧‧‧‧‧在政治上，捷爾任斯基永遠需要別人的直接領導‧‧‧‧‧在1921年，也許是1922年，自尊心極強的捷爾任斯基以順從命運的口氣對我抱怨說，列寧不把他看成是一個政治人物。『他不認為我是個組織者，不認為我是個國務活動家』——捷爾任斯基堅持這樣說。從廣義上講，捷爾任斯基的確算不上是一個組織者。他以自己個人的品質，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來吸引、組織他部下的工作人員」 政治上，捷爾任斯基確實不太走運。他沒有成為政治局委員（而設立政治局的做法卻是因他的建議而起的），而只是候補委員，黨內一些遠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輕而易舉地超過了他。不知什麼原因，列寧並沒特別重用他，也並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層。
也許，列寧對捷爾任斯基的使用，與斯大林對緬任斯基的使用恰恰體現了知人善任的政治智慧。熱情、無私、瘋狂工作卻又沒有獨立的思想，這不正是一個擔負為革命而殺人的組織的最佳領導人人選嗎？手握大權又不被允許進入黨內的最高領導層，這表明列寧和斯大林在利用特務的同時，也在防範特務頭子對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脅。與捷爾任斯基不同，其手下烏裡茨基是一位在布爾什維克黨裡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獄和流放地度過多年，他就為在「契卡」工作而苦惱，不願意作孽去大搞鎮壓，在擔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領導工作以後，他立刻爭取到了廢除死刑的決定，甚至對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於是，捷爾任斯基主持的各地肅反委員會代表會議通過決議：「建議中央解除烏裡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職務，用一名更加堅定不移和雷厲風行的同志來代替他，以便堅決、不屈不撓地推行對那些要扼殺蘇維埃 政權與革命的敵對分子進行無情打擊與鬥爭的策略‧‧‧‧‧‧」這說明即使是在當時，「契卡」內部對敵對分子的「鎮壓力度」也有分歧。可惜的是，瘋狂的捷爾任斯基已經習慣於尋找隱藏的敵人，並讓仇恨戰勝了理性（如果說在他那種人的頭腦中還有理性的話）：「要無情地鎮壓叛亂者，無需任何憐憫之心，槍殺他們，俘虜也包括在內。」對於捷爾任斯基時代「契卡」們的所作所為，當時就有蘇共黨員集體給中央寫信表示不滿，「共產黨員一旦參加了懲罰機構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變成了一架自動運轉的機器，連思想也是機械化的‧‧‧‧‧‧長時期在懲罰機構中幹著單調的、枯燥的、機械式的工作（這工作僅在於尋 找和消滅犯人），他們逐漸不由自主地變成了一種過著獨特生活的人。「他們慢慢地養成了一些不良的傾向，如傲慢、愛好虛榮、殘忍、冷酷的利己主義等等。他們逐漸地、不自覺地脫離了我們黨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幫派，酷似舊時的憲兵‧‧‧‧‧‧」
捷爾任斯基的傳統被緬任斯基完全繼承下來（作為最主要助手，緬任斯基參與了捷爾任斯基的大部分工作），而且，緬任斯基以特有的忠順，將「契卡」變成了斯大林的私人打手，如果說捷爾任還曾有勇氣表達與列寧的意見分歧，那麼，緬任斯基連這點勇氣都不具備。「老好人」的角色歷來少有對抗上級的先例，他真正地讓自己成了「另一個人的影子」，但其工作熱情之高，並不亞於捷爾任斯基，「緬任斯基時常犯病，甚至他到盧比揚卡去辦公時，還不得不躺著接待來訪者。情況總是如此，也沒人感到驚訝。」
但緬任斯基畢竟與捷爾任斯基不同，如果說近乎偏執的「苦行僧」捷爾任斯基對敵對分子大開殺戒尚且容易被理解，那麼，性情溫和、平庸並且曾經做過律師的緬任斯基，其坐牢時間遠沒有捷爾任斯基漫長，對敵的切身仇恨應不會太深，為什麼對於大規模的殺人，表現得同樣積極而無異議？尤其是，當斯大林的矛頭開始對準黨內對手時，緬任斯基為什麼表現得如此配合？
當我們說到列寧、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恐怖，我們應該切記，那並不只是列寧、斯大林之過，協助建立恐怖體制的人，是同樣有罪的，沒有他們的瘋狂與卑鄙，專制統治的基礎絕不會如此牢固。曾經深受共產主義運動之害的前蘇聯地區對這個問題的反思似乎遠遠不夠，據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2005年底做的一項名為「如何看待十月革命人物」的民意調查顯示，54.5%的俄羅斯成年人對列寧持正面評價，名列榜首，捷爾任斯基緊隨其後，約有46%的受訪者對他懷有好感。而緬任斯基由於其平庸的性格和平庸的領袖地位，擺脫了歷史評價的糾纏。事實上，如果捷爾任斯基和緬任斯基多活上一些年頭，僅在斯大林時期，他們就會被「批倒批臭」，捷爾任斯基的波蘭人身份以及同情托洛斯基的態度，決定了他一定會被清洗，而身為「契卡」首腦，他甚至無法得到托洛斯基那樣的流亡待遇，槍斃或死在牢中，是他唯一的結局；緬任斯基的下場也未必會好到哪裡，緬任斯基之後的亞戈達、葉若夫，表現得一個比一個殘暴，但這些「契卡」首腦的命運，並不因其忠誠於領袖而獲善終，革命絞肉機絞入的絕不僅僅是敵對分子的血肉。曾經身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晚年對毛澤東的極權統治深有反思，並認識到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可是在1961年，當一貫左傾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建議不要再一般地稱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周恩來於1962年3月2日宣佈宣佈了知識分子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陸定一卻強烈反對給知識分子重新定性，使已經接受周恩來意見的毛澤東最終改變了主意，可是，不久以後，陸定一竟也身陷囹圄。我不禁設想，如果緬任斯基和捷爾任斯基，乃至於亞戈達、葉若夫活到今天，他們又會如何反思蘇共及其本人的歷史？
應該看到，為了革命的浪漫狂想，而放棄使用暴力防衛的底限，並且在謊言面前閉上眼睛，甚至為了維護領袖的尊嚴和權力穩固而參與謊言的製造，這些革命家的人品本來就是成問題的。暴力與謊言無疑是違背人性的，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借口之下，它們卻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違背人性的政治必然是違背常識與基本邏輯的，蘇聯統治下的民眾為這種違背人性的政治付出了巨大代價，如果緬任斯基和捷爾任斯基能夠多活些年頭的話，他們將和亞戈達、葉若夫一樣明白什麼叫作害人害己。
在理想和事業面前保持做人做事的基本底限，遵守人性的基本常識，這才是一個政治家贏得歷史尊重之道。否則，越賣力地工作，對於社會的危害就會越大，最終淪為罪惡暴君的幫兇，成為忙忙碌碌的「另一個人的影子」。這種影子式人物在中國實在並不少見，運氣好的話，一次觸及自身的政治鬥爭之後，他們被迫離開權力中心，清燈孤影地回顧自己的過去，空留餘恨，另一些人則被政治鬥爭的絞肉機絞殺，連一次反思的機會都沒了。
為了避免這樣的個人悲劇，對手握大權的官員來說，除了保持做人的道德底限，瞭解專制政治的內部鬥爭史是明智的選擇。任何為專制政治而忙碌的行為最終都可能傷及自身，沒有法治的保障，無論以「階級鬥爭」為名也好，以「反腐」為名也好，政治鬥爭總在繼續，那些倒在專制政治絞肉機前的政治人物都不過是可憐的犧牲品罷了。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