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曉明：從北京六.四到無錫水危機
【大紀元6月5日訊】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註定是短命的，從1992年到現在它只有15歲，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它快要維持不下去了。中國的經濟已經走上了非理性之路，如果我們的社會無法從人治轉向法治，那麼經濟必將在非理性的道路上遇到大麻煩。
一、
按照中共的說法，18年前的北京爆發了一場政治風波，當時北京和其它地方的民眾在北京街頭展開各種活動反對官員的腐敗，後來軍隊的士兵和民眾在北京街頭發生衝突。事後，官方對出動軍隊驅趕民眾的解釋是這樣的，出動軍隊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從1989年以後，“穩定壓倒一切”成了一個頻繁出現的口號，聽得我們耳朵都起糨子了。
軍隊和民眾發生直接衝突，這勢必會引發社會的動盪，這種動盪會隨著軍隊介入程度的加深而呈現出表面平靜、裏面不平靜的狀態，這會讓最高統治者極其不安，為此，當時的鄧小平先生開出的藥方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反對政治上的向西方靠近，又反對向毛澤東時代回歸。他認為，軍民衝突之後，只要中國人能吃飽肚子，有錢賺，社會就會穩定下去，至少在20年裏是如此的。他為什麼不說穩定會維持100年呢？維持100年談何容易，看來他還是非常清醒的。
觀察現在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能得出什麼看法呢？我們可以說，穩定即將終結。鄧小平也說，將有20年的穩定期，從1989年到現在是18年，離鄧小平說的20年還差兩年。我們的觀察和鄧小平的預言幾乎是吻合的。
二、
說穩定即將終結，這是不是危言聳聽？讓我們來看看經濟狀況。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落後于世界先進水準，這就引來了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這個改革持續了十年就在1989年結束了，十年改革使中國經濟的元氣有所恢復，但是這個經濟體的元氣恢復以後，依然是步履盤跚，它還不能提供巨大的力量來支援社會的發展。為了使經濟體發揮應有的作用，1991年，鄧小平等人謀劃重新啟動經濟體制改革，將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經濟體當中，同時還引進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以及充裕的資金，為中國經濟所用。因為官方為外資提供了種種優惠條件，再加上中國的勞動力等商品的價格比較低廉，所以外資到中國來投資的熱情是非常高的。
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中國人漸漸發現，獲得外商的資金比較容易，獲得外商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則比較難。技術是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外商絕不會輕易地把自己掌握的核心技術洩露給別人；而管理經驗又是不好學習的，由於文化上的原因，中國人學習外國人的管理經驗還有一定的難度。中國與外國在經濟上的大規模合作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可是現在中國的各個企業仍然是外國企業的打工者，我們既沒掌握外國人的技術，也沒學會他們的管理。中國的彩電加工業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國的工廠只能隨便生產顯像管電視，而這樣的電視即將被淘汰；在液晶電視的生產上，中國企業嚴重依賴于外商，要向它們交納高昂的專利費。這就導致了一些生產彩電的企業虧損，另一些企業只有微利。
中國的彩電加工業是整個加工工業的縮影。一個沒有研發能力的企業，只能匍匐在產業鏈的低端，這樣的企業不能發展壯大。整個加工工業匍匐在產業鏈的低端，這已經是令人深感憂慮的了，讓人更加感到憂慮的是，這樣的加工工業竟然承擔著為外國經濟服務的任務。中國的服裝、食品加工、機械、電子等行業的很多產品都是銷往美國、日本等國的，美國在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時候，自己經常是赤字，所以美國人給中國施加壓力，讓政府促使人民幣升值。隨著人民幣的逐步升值，中國的出口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影響。這種影響如果繼續加深，那麼中國經濟必將在它的拖累下，陷入嚴重的衰退之中。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其經濟的外向性程度越來越深，再加上中國政府實行了一套鼓勵、獎勵出口的政策，所以中國人用自己的勞動、土地、水資源，再加上來自於國內外的燃料、工業原料、資金、技術，生產出大量的產品，並用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換回了大量的美圓。由於中國沒有一個外匯市場，匯率由官方控制，所以與美圓流入相伴隨的是人民幣發行量的增加。人民幣多起來了，物價跟著上漲了，股市也跟著紅火起來，影響股市的有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促使物價上漲的有行業壟斷等因素。
物價上漲威脅著社會的穩定。國家固然可以通過提高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來使一些人免受物價上漲帶來的侵擾，但是社會上還有非工薪階層和社會保障照顧不到的人群，這些人構成了龐大的社會底層。
股市紅火引來了大量的非理性投資者，這些人把自己在銀行裏的存款都拿出來投入到股市中，這種舉動對於銀行是比較危險的，銀行的資金減少以後，它的日常營業都可能受到影響。有人說，股民的資金進入股市以後，還會流回銀行，在一般的情況下可能是這樣，但是一個人炒股贏的錢是誰的呢？這可能是剛進股市買入股票的那個人的錢，這個人的錢是從中國的銀行裏面取出來的。那個炒股贏錢的人如果把贏的錢存入外國銀行，或者用來購買進口的商品、或者是拿著贏來的錢去國外旅遊，那麼某人從中國的銀行裏取出來用於買股票的錢就不會流回中國的銀行。
目前面臨的金融風險跟出口商品太多有關係，出口提升，中國得到的美圓就多，美圓增加導致了人民幣發行量增加；出口提升又導致了人民幣面臨升值的壓力；所以股票等資產價格迅速攀升，股指迅速增長很容易誘發金融風險。
中國的出口商品數量為什麼會有大幅度的提升？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比較低。單獨的勞動者沒有資格跟老闆談工資待遇，只有眾多勞動者組織起來，才能迫使老闆給自己一個合理的待遇。在中國，勞動者沒有權利組織自己的工會，而官方的工會又近似于一個官僚機構，所以勞動者維權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中國勞動力便宜的原因。一些地方官員為了保住自己的招商引資成果，還打壓小規模的勞工抗爭活動，這就使工人的工資更加難以提高。
出口商品大幅度提升與國家鼓勵出口也有關係。總之，出口商品大幅度提升並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不正常的事物必然會走到盡頭。
三、
出口下降，物價上漲，銀行的流動資金受到影響，這些都是比較嚴重的經濟問題，但是這些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真正讓人憂心的是一些看起來無法克服的困難，這就是工業過度發展導致的自然生態被破壞。
近幾年，各地發生了多起自然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事件；空氣汙染、西北的風沙、各地的飲用水受到污染，已經威脅到人的生存。本文不是環保方面的專論，因此就不在這方面著墨過多，筆者打算在這裏只提一個最近發生的太湖水污染事件，由此我們可以體驗到非理性的工業發展對中國環境的威脅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
進入5月，太湖裏的藍藻密度急劇增加，這裏的水質受到了破壞，無錫市的自來水是來自太湖的，因此最近幾天無錫人無法飲用自來水，這水洗澡都不行，他們不得不買純淨水供日常使用。藍藻的產生與工業污水、農業污水和生活污水有關，這些污水沒經過有效的處理就被排入太湖。煙波浩淼的太湖被弄癱瘓了，這確實令人震驚。為了發展工業，當地政府不顧自然環境的承受能力，一味地招商引資，對破壞環境的行為不積極制止，這樣的行為自然遭到了大自然的報復。水是生命離不開的物質，沒有了水，我們要那麼多錢又有什麼用呢？這從一個側面映照出中國人的非理性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四、
1989年以後，中國政府大力發展經濟，他們試圖以飛速發展的經濟來證明自己的不可替代，各個黨委和政府都變成了公司。高層的推動，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在目前的體制下，官員們都願意干預經濟活動，有了經濟活動，才有權錢交易的機會。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是不正常的，為了經濟，一些人什麼都不顧了，所以中國的經濟才走上了非理性的道路。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幾乎走到了盡頭，其表現為：對外出口的前景充滿了變數；金融風險日益迫近，能否避免尚無定論；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近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並未使中國經濟發生品質上的變化，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勞動和資本的投入，經濟活動的效率並未提高。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這點，他們經常說，發展應該是可持續的，企業應該有自主創新的能力等等。這些目標都是好的，但是要實現這些目標則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有很多制度、習慣在阻撓人們實現那些目標。
目前中國還處於人治階段，政府官員還是眾人的領導，而不是眾人的僕人；他們在工作當中總是以個人利益為重，漠視公共利益，這些官員很難處理好環境污染之類的問題。
在中國，很多領域裏的國家壟斷還難以打破，一家獨大的企業不會有創新的動力，高層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必然會遭到這些壟斷企業的冷遇。
在中國，高等教育行業也存在著壟斷，大學的領導者是國家幹部，是一群官僚在考核著他們的業績，這些官僚的考核標準跟專業標準可能還不一樣，因此現在的大學校長很難把一個大學辦成學術重鎮。另外，民辦大學的發展還受到種種限制，這就使公辦大學更加一家獨大。中國的大學是畸形的，它不能給學生完整的知識，它不能使學生擁有各種能力。自主創新依靠的是什麼？是優秀的人才，而優秀的人才出自大學，畸形的大學培養不出優秀的人才。這些畸形大學的存在，必將貽誤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
還有一個更致命的因素在威脅著中國的一些大學，這就是大學的債務，這些債務都是各個大學大興土木蓋大樓欠下的銀行貸款，一些大學根本就還不上貸款。如果一些大學還不上貸款，這些大學是破產，還是國家救援它們？
壟斷企業不需要優秀人才，需要優秀人才的其他企業又得不到優秀人才，這就使中國的企業無法執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於是這些企業只能繼續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投入來維持自己的生存。維持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可能給工人漲工資，而一漲工資，他們的生存會更加困難，因為他們的成本增加了。
僅僅用經濟手段已經無法解決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政治手段，如果中國無法從人治社會轉入到法治社會，那麼經濟形勢只能是越來越惡化。在建設法治社會的時候，人們不能進一步退兩步，不能丟卒保車，任何投機取巧的行為，會導致巨大的災難。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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