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4日訊】引言

王怡先生有個關於“家鄉淪陷”的著名觀點，我感同身受，十分贊成。但我想補充的是，除去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道德價值的普遍淪陷外，還有一種大面積的淪陷時刻都在發生。這種逃無可逃救無可救的淪陷，其面積超過960萬KM2（80年代確界為1,042萬KM2），淪陷的內容是中國生態環境和將被禍及的地球生態環境。

中國有600多個大中城市，其中400多個城市（占67%）在地面沉降中淪陷，其中46個地面沉降嚴重，有的沉降中心深度超過兩米。比如，上海正在“下海”。上海舊城區及浦東新區因地下水超采導致地層壓縮，地面沉降，每年“下海深度”2～4cm，以致新建幾年的建築下沉、開裂、成為危房。上海、天津海水倒灌，北京形成地下水“大漏鬥”上千平方公里，成都地下水位下降已達三米，西安大雁塔因地面沉降而傾斜，太原、大同、西安及華北平原出現地面裂縫。長三角地區10,000KM2地面沉降超過200MM，直接間接經濟損失達3,150億元。京、津、魯、冀地區70,000KM2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面臨海水入侵……純粹物理學意義的國土淪陷還包括沙漠化、荒漠化、鹽鹼化、沙塵暴、地質災害、洪水潰堤、土壤侵蝕及水土流失。而另外一些淪陷，比如植被減少、濕地減少、河流斷流、湖泊乾涸、冰川消融、氣候改變、環境污染、生物入侵、物種滅絕、能源短缺、人口失控、泛城市化、經濟失衡、政治困局、媒體缺位、文化注水、道德崩潰、社會衝突、公共危機……則正在成為一種經常性和普遍性的現象，挑戰著崇尚天人合一的中華文明，也考驗著國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揀拾起中華文明挑戰與應戰的紛亂腳印，考量民族與環境的依存關係和相互行為，包括5,000年的文明意象，50年的發展成本，五年的經濟轉型和文化反思，用資料說話，以良知作證，進行一次漫無邊界的文化散打，幫助認識我們的現實處境。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討關於長城的功過、河流的命運、生態資源的家底及和諧社會的建設問題。

在長城後面固守了五千年

據說，古老的中華民族有超過5,000年的輝煌或不輝煌的歷史，曾經影響過世界文明的進程。為了證明這一點，人們常常提起長城。

中國進入皇權社會以來，修建長城就成為歷代統治者的頭號政治任務，築牆、積糧、稱王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發展戰略的三步棋，幾乎每一個朝代都要重複一次。在抵禦外辱的“國家需要”和“有國無家”的強征暴斂面前，中國大陸上長出了無數瘢痕式的難看東西，取代了莽莽滄滄的原始森林。這些東西就是長城，包括齊長城、戰國長城、秦長城、漢長城、魏晉南北朝長城、隋長城、金長城、宋長城、明長城、清長城，還有難以確認的唐長城和遼長城。這些城牆最早是始建于西元前555年的齊長城，距今2560年。最晚的清長城是湘西鳳凰的碉堡長牆，長百餘里。能夠號稱萬里長城的只有四條，即秦長城、漢長城、金長城、明長城。眾多的長城累計總長超過十萬里，虎踞龍盤，翻山越嶺，強行侵入，在荒漠化的背景中可謂觸目驚心。從此，中國人民為牆所累，在名為外辱實為內壓的生存狀態和各種各樣的大牆之中左沖右突，難以脫身。牆式思維成為“中國盒子”的哲學核心。

僅從修長城來看，中華民族是一個防禦型、封閉型和內斂型的民族，屬於劃地爲牢的品種。修長城的政治劃界和顯示防禦姿態的意義遠遠大於軍事價值，大於保境安民的實際價值。長城表現了“在德”而不是“在險”的政治理想，是封建帝王防君子防小人不防強人的心理安全防線，是皇帝消費百姓買單的皇家花園的圍牆工程，牆上記錄了無知、膽怯和傲慢。歷史證明，中華民族並沒有因為修了長城而社會和諧，長治久安。也不可能因長城而消弭外患，四海晏然。自秦以降的2,593年中，“漢民族”自治僅1,358年（52.3%）被“異族”征服並統治共1,235年（47.6%），國破城在的日子將近一半。

也許是偶然巧合，也許是必然結果。當我們俯首中國地圖，追蹤長城的腳印，卻發現長城與中國地理地帶的南北分界線關係密切，充滿自然地理要素。比如，北方長城（蒙、冀、晉、陝等）與大陸400mm等降雨線重合，長城南為半乾旱的暖溫帶，長城北為乾旱的中溫帶及寒溫帶。長城南為森林草原，長城北為荒漠及荒漠草原。長城南以水蝕為主，長城北以風蝕為主。長城南為農業區，長城北為農牧區，等等。長城內外兩重天。綜觀中國歷代長城的走向，大部分都有類似特點，即與中國自然地理要素及地理地帶伴行或重合，成為中國雨水線，萬里風沙線，農牧區劃線、乾旱半乾旱、暖溫寒溫帶、乃至行政區劃線的人文地理標誌之一，以及國人長期的精神文化圖騰之一。

未經詳細考察，我們無法證明修建長城與環境資源耗竭及生態環境破壞的因果關係，也不可能把塞外大面積沙漠化、荒漠化及乾旱化完全歸罪於長城。但是，我們確切知道修長城作為歷代帝王大事，耗竭了大量的自然資源之後，卻並沒有達到修建的工程目的。當北方強悍民族的鐵蹄視長城為無物而恣意踐踏之際，專制殘暴愚昧的封建君主，通常都是棄城而逃，一走了之，顯示出封建王朝的不負責任和蒼白無力。目前沒有證據證明長城在軍事上避免了戰爭或贏得了戰爭，卻有大量事實表明因修長城而削弱了國力，天怒人怨。孟姜女哭倒長城現白骨的傳說，就是對秦朝暴政和“修城經濟”的民意表達的曲折反映，是暴政之下“不和諧”的民間聲音。

當今天的某些國人欺騙世人，把“月球上可以看到長城”的謠言四處播散時，長城的意義，已經不僅限於歷史、生態、文化和旅遊經濟，而具有了現實的思考意義。因為，在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裏，在當代大大小小的造城、修路、建壩、架橋、植綠和造林工程裏，特別是在近年來全國性的建水壩運動中，我們都看到了長城的影子，看到了躲在公共工程後面的封建意志和私人利益。甚至修復長城的工程本身，也表現出某種封建意志的重複和連續。

五千年前，華夏先民在黃河流域聚集，從採集、漁獵、遊牧到農耕，產生過影響世界的農耕文化，發育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源頭之一的華夏文明。古代中國文化生態繁榮昌盛，包括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廢待舉、百科全興。然而自秦以降，也就是從興建萬里長城開始，封建皇帝全面專制了中華民族，車同軌，書同文，尊儒術，廢百家，從此主權壓人權，王權壓主權。由此始，遠交近攻，內緊外鬆，封建割據，官場博弈，文化專制，唯我獨尊的政治攻略成為既定國策和主流文化。以民為本，民貴君輕的傳統價值被徹底顛覆，中國的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開始惡化，並開始為大一統的封建帝王統治支付高昂的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

據考察，現在風沙蔽日的黃土高原，曾經是大樹參天的原始森林。荒涼廣葇的中原大地，野象曾經成群出沒，水肥草美。而黃河源區，河套平原，關中平原，曾經都是生物總量極高的華夏文明發祥地，真正的原始綠地。兩千年間，僅靠發展小農經濟，供養封建官僚、貴族及皇室，就把這些地區億萬年的地球儲備消耗乾淨，使其變成荒灘戈壁，黃沙漫地。長城與黃河時而伴行糾纏，時而交叉襲奪，交互作用，在北緯35°～40°的北方大地標示出一條黃色的生態脆弱帶。其中有的乾旱荒蕪，有的沙進人退，還有的已經退化成為北方沙塵暴的沙源地。順著地球北緯線，從山到河到江到海，形成了中華文明從北向南的三個發展臺階，以及“逐生態而居”的歷史足印。這些足印表明：高緯度高海拔的黃河文明正在被廢棄，中緯度中海拔的長江文明已難以承受人類生存壓力，低緯度低海拔的河流下游和沿海地區正在超負荷地接納人類的生態移民，成為新的文明發育區。

從黃河文明，到長江文明，直到海洋文明，人口與經濟不斷南遷，荒漠與沙化追隨著人類腳印南移。這些事實證明，人類的不當行為將造成環境退化，退化的環境將改變文明的進程。早年移居西北乾旱地區的回族民眾，是歷史意義上的生態移民；而今天遊動在全國城市之中的河南安徽農民，則是現實意義上的生態難民。根據國家環保總局分析，我國現有22個省共1.86億人口需要生態移民，而全國各地僅有0.3億人的接納能力，還有1.5億人無法安置。

五千年來，究竟是什麼生存方式，把中國大陸變成了一個由西而東和從北向南的“脫水模型”和“脫綠返黃模型”？值得國人深思。

單邊主義橫行了50年

在五千年歷史中，50年只是1%的一個瞬間。就在這個瞬間，古老的中國正在抬腿，向現代國家形態和現代國際社會邁進。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大跨越，也是一個發力50年，抬腿50年的超級慢動作，至今重心還沒有前移落地，也不知究竟落腳何處。然而也就在這50年中，國家民族的支撐腿正在淪陷：自然資源即將消耗殆盡。

漢字是一種證據確鑿的文字。當我們對五千年和五十年作深度思考的時候，才發現五十年比五千年原來只少了“一撇”，或者說，五千年比五十年多出“一撇”。我想，這不僅是文字上或語義上的區別，也不完全是數量級的“十”與“千”的區別，這一撇也許是環境資訊的某種真實反映，它代表了自然資源的丟失，或者是正在失去的千年傳統和道德良心。

十與千的“一撇之差”，這一撇正如有沒有皇帝或者有沒有民主一樣，不是“多與少”的關係，而是“有沒有”的問題。

1955年，全國人大以全票贊成通過了包括三門峽工程的《治黃綜合報告》，會場上沒有反對票。會場外，只有黃萬里（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之子）和一個叫溫善章的技術員提出異議，黃反壩，溫主張低壩。如黃預言，三門峽水利樞杻工程建成不久，形成渭河下游攔門沙，15億噸泥沙淤死了八百里秦川和千萬畝良田。三門峽最後放棄了360M淹沒線，三年後被迫炸開施工底孔導流排沙，經多次改造後功能全廢仍無濟於事。如此廢壩廢庫，卻給關中平原造成了“枯水沙塵滿天，汛期小水大淹”的環境災難。幾乎完全失敗的三門峽工程，引出了陝西省兩會每年都在呼籲炸壩的大問題，並影響了陝豫兩省安定而不團結的政治局面。再看五十年後的治黃成果，在十幾座幹流大壩和上百座支流水壩的攔截下，高山讓了路，河水低了頭──黃河從三年兩決口，百年大改道的大河，變成十年八斷流的乾涸死河。僅1977年至1999年28年間，斷流年份多達22年（80%），1998年黃河更出現連續斷流六次，累計226天（62%）的千古生態奇觀。黃委會的專家斷言：黃河成為內陸河及季節性河流已成定局，不可逆轉。

80年代初，關於“長江會不會變成第二條黃河”的爭論，爭來了長防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暫時救了長江的命，卻也招來了禍福難料的三峽工程。如今，“長江會不會變成第二條淮河”的問聲又起。人們更應該問的是：一條河流，如今為什麼活得這麼膽戰心驚？

古人治水，且疏且導。大禹導江，東別為沱；開明拓峽，蜀地疏渠；李冰築堰，四六分成，這都是順天理，得人心的環境生態工程，曆千年而不衰，造福後代子孫。比如岷江中游的千年水網，上至都江堰寶瓶口，下至彭山江口，金堂淮口，在成都平原的沖洪積扇上形成自流灌溉的巨型扇型水系，世所罕見，至今還在發揮工程效益。古人治水順勢而為，四兩撥千斤，今人治水好大喜功，千斤移四兩。治淮工程跨部跨省跨市跨縣區，空有雄心壯志，卻難協調辦事，結果是治淮十年，投資幾百億，淮河越治越死，終於難以複生。今人治水猶如治人，水路一堵一截，只要“利水”效能；言路一打一禁，只容一種聲音，如此治國治水，怎能稱為“和諧”？還要強詞奪理，強加於人，誣之為“中國國情”，真是天下奇聞！

50年前，批個馬寅初，多生幾億人；冷戰梁思成，殘缺北京城，壓制黃萬里，黃河水不行；臭駡梁潄溟，錯批百萬人。多年來，人傑與人禍的戰爭，是中國環境問題的深層次病根，現代語言叫制度性缺陷或體制性弊病。問題是，當政者的一意孤行總能得逞：人傑因言論而致禍，遭受打擊，被群起而攻之；人禍卻能因禍而肥，明知故犯，集體作弊，損公肥私，損人利己，敗中取勝。這個機制，使博弈雙方最終都會先後成為輸家，成為制度陷阱的犧牲品。50年來，公務部門已經變成高風險部門，公共權力成為通向金庫和牢房的兩把鑰匙，難以拒絕。而公務人員在權力金字塔的傳送帶上騎虎難下，左右為難，逼良為娼，舍名求利，鋌而走險，落荒而逃，隱姓埋名，成為另外一種意義上的生態難民。所以，國家環保總局潘岳副局長說：“環保問題，實質上就是政治問題”。真是一語中的。

過去，政治就是王權專制；後來，政治掛帥經濟，不問環保；如今，抓經濟、講政治、秀環保。這是一個被顛倒的錯誤程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於生態環境的保護應該優先於政治制度設計，而不是相反。因為，政治理想的基礎，不應該是無米之炊和塑膠宴席。

人能忍，環境不會忍。環境的報應都是現世報，還要加收高利息。自1957年“挖出”敢說話的55萬右派後，1958年開始“超英趕美”。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大開殺戒，砍光祖宗的山，毀掉子孫的林。其報應是直接造成三年大饑荒，全國樹皮扒光，草根吃盡，泥土充饑，易子而食，竟然在和平時期因人禍活活餓死幾千萬人。

明末清初，八大王張獻忠誅殺川人600萬，“清史”留名。共和國建國十年後，西南王李井泉餓死川人1,200萬，占當時四川7,000萬總人口的17%左右，卻無人過問（自《四川情況》中央調查組肖風等）。革命左派李某治川，心狠手辣，一左到底，比變態反王張賊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某鼓吹“一條心，一股勁，一個樣”，“團結起來犯錯誤”，（這論調似曾相識？）終至於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把‘天府之國’搞成‘地獄之國’”（同上）。李某甯左勿右的施政方針，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賞識和庇護，在國內有五個省長或書記因饑荒大面積死人而下臺之際，用革命暴力從饑民口中奪糧的搶糧冠軍李某卻進了政治局，並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李氏治川方略，使當初的“革命”初衷受到懷疑，在現實中戲弄了“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目的。李政委從晉綏到西南，以只向上負責的單邊主義而青雲直上，釀成千年慘案，成為人治及左禍的一個政治標本。這是一個不應回避更不應淡忘的新鮮的歷史教訓，國人應當記取。“左禍”禍國殃民的嚴重後果，超過法西斯主義，世界深受其害，中國淪陷最深。

在政治上採取單邊主義，將直接導致專制主義，導致左禍發生。在生態問題採取“人類中心論”的單邊主義，就是從理論上把叢林原則普世化，把環境暴力合理化。依此原則，人類不管其他物種，能殺多少殺多少，能用多少用多少，一代不管一代事，報復性的消費主義。如此行事，再有十個地球也滿足不了人類的毀滅能力，再有幾十億人口，也會被左王們餓死，被先富們窮死，被環境困死，被世界羞死。

河流乾枯了，水體污染了，沿河而居的城市村鎮，很多都“守著大河沒水吃”，我國有1/3的農村人口喝不上乾淨的水，有400多個城市常年缺水。僅我國七大江河已經不多的水體，被污染水體即超過2/3，其中重度污染的劣Ⅴ類及Ⅴ類水體高達37.6%，中度污染的Ⅲ類Ⅳ類水體占37.6%，可飲用水體僅24.8%，不到1/3。以水利社會和亞細亞生產方式聞名於世的中華民族，正走向無水可用的生態絕境。

“十五計畫”的兩難選擇

2005年1月，中國總人口達到了13億整。50多年來，中國人口由4.5億增加到13億，增加了近三倍。中國960萬KM2土地，天然無法居住的占1/3，50年來水土流失總面積超過1/3，可供居住的只有1/3。由於土地沙化和荒漠化，可使用土地減少了一倍，由600萬KM2下降至300萬KM2，人均土地面積從13,333M2下降至2,308M2，銳減578%。中國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中國人均自然資源佔有量是世界平均水準的1/2，人均耕地量是世界平均水準的1/2。人均水資源是世界平均水準的1/4，人均淡水擁有量是1/6。中國是世界13個貧水國之一，人均擁有淡水量為2,300M3/年，為世界第109位。按照世界平均水準，中國能夠養活的人口按淡水計為3.2億人，按耕地計為2.6億人，按林地計為1.7億人。在生存資源發生巨大危機的前提下，潘嶽先生多次提出，現在的問題不是為子孫後代造福的問題，而是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過的問題。

中國大部分重要資源的人均擁有量為世界平均水準的1/3～1/5，如天然氣為4.1%，石油為8.3%，鋁為9.7%，銅為25.5%。然而過去20年中，能源消費量增加了2.6倍，其中天然氣2.2倍，煤炭2.4倍，石油2.7倍，僅2000年～2004年能源消費的增長量，即占全世界總增長的40%。

中國的生態危機迫在眉睫，一觸即發。而製造虛假繁榮和櫥窗經濟，肆意侵害生態環境的政府行為和社會行為，還在大量發生。比如，從“十五計畫”開始的全國性的大壩運動，對中國大江小河進行了全面性的規劃和開發。梯化河道，石化河岸，硬化河床，渠化河流，意在把中國河流全部變成提款機器，以支撐ＧＤＰ。現在全國江河唯一沒有納入開發計畫的是雅魯藏布江，唯一沒有開工建設的是怒江（怒江已規劃13級電站梯級開發，並已進入前期工程，因遭受普遍性的反對而暫停）。不正確的發展觀和淡漠的生態觀為害神州，使集水區乾旱化，農牧區荒漠化，匯流區明渠化及水庫化，河枯湖淤濕地沙化污染日甚，水生態危機此起彼伏，難以遏止。

全世界現有大型人工水壩49,697座，中國占了52%，達25,800座。如果計入各類中小水電站，中國已建水壩8.6萬座，已建水庫8.48萬座，水庫總庫容達4,583億M2，全國地表水17%成為“庫容”，名列世界第一。無序開發，強行向河流索取電力，把生態資源變成經濟利益，變成少數人的政治資本，這可能是近年來中國生態退化乃至惡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犧牲千年河流生態換來的電力，只能接受當今世界高耗能高污染工業和初級加工工業向國內轉移，可謂得不償失。

從70年代末期開始，歐美掀起了反壩運動，主動拆除了大量幹流及支流水壩，其中美國拆除水壩500餘座，歐洲累計拆除水壩上千座。拆壩運動把河流從混凝土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重新還給自然，還給同樣有權享受河流的動物和植物。我們希望，中國政府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修水壩之前，應該具有更深遠的環境思考而不是只顧眼前利益。因為，修水壩短期受益（大中型水壩使用壽命為50年），獲利有限，其環境負面影響及生態後果，卻遠遠大於修長城。

我們並不是反壩主義者。問題是，很多幹流大壩或支流水壩都是違法工程，有些是秘密進行的黑工程，或者是欺上瞞下的“假評估偽論證”工程。2005年初，國家環保總局發文叫停30個未經環評（ＥＩＡ）的違法工程，其中26個是水壩工程。幾天後，國家環保總局又公布了第二批46個違法電力專案，其中國營大型企業占19家。在《環評法》公佈實施一年多之後，國家職能部門被迫拿起法律武器來依法行政，但願不會遭遇被其他利益部門聯合抵制消解的命運。

過去20年，為加快發展步伐，在國內曾採用過區域性的差異發展戰略，以經濟特區和各類開發區為區域經濟龍頭，集中而不是優化經濟資源配置，刺激區域經濟發展。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殺貧濟富的一場劫奪，對一些人的傾斜發展，侵害了一代人的生存權利；而對一些地區殺雞取卵式的資源提取，原住民得到的補償只是僅夠糊口謀生的以工代賑，並因此而失地失業永失生存資料，成為新一代生態難民。西部大開發曾被叫做“管線工程”，西電東送，西氣東輸，西油東送，南水北調，油路氣路電路公路鐵路，齊請西部資源下山，有水快流，自然資源變成國家財富從西部原住民手中溜走。中央財政收益和部門利益拿走了西部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西部更窮了。東部振興老工業基地，中央財政的“毛毛雨”根本無濟於事。在眾多資源枯竭型的工業城市裏，礦區采空塌陷，礦廠及初加工業停產停工。正在出現大批工業生態難民和移民。中部自稱塌陷，滯漲由來已久，開發程度並不高，經濟卻出現“拉美化”苗頭，更加難以崛起。國家發展戰略和產業規劃中，對資源開發利用採取了平拉開，一起上，有水快流的刺激政策，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戰略儲備，卻缺少有效的規劃及控制，缺乏生態補償機制，缺乏有效制衡和監督機制，造成資源破壞和浪費、無序開發，經濟行為短期化和發展後勁不足。

前總理朱，一手簽ＷＴＯ，單腳入世；一手抓ＧＤＰ，8%主義。如此宏大的經濟安排，卻欠缺環境思考──不與環境資源打商量；也欠缺政治認同──國內國際都不滿意（也許只有少數人滿意）。朱總理繞開了不應該繞開的東西──政治與經濟的配套改革，以權宜之計行國家大事，結果是好心辦錯事：既“焊死”了雙軌經濟的路線，又認可了權力尋租的交易，還助長了生態破壞的行為。然而，作為“不管政治，只管經濟”的國家“業務”總理，他能有其他選擇嗎？

98年長江洪水之後，環境保護問題終於被上升到國土安全的高度，從天然林全面禁伐開始，打響了國土保衛戰。但是由於欠賬太多，由於權力割據和體制無力，更由於利益集團欲罷不能，舊的掠奪還沒有停止，新的搶劫又在開始。國土繼續淪陷，在生態退化而不是政治進步中改變顏色。近年來，更出現了極權政治與“市場經濟”同在並勾肩搭背，“盛世經濟”與“未世心態”並存且同比增長的社會怪相，出現了以高成本的經濟小發展來作為政治大退步的理由的國家怪局。這個怪局，埋下了深刻的社會危機，以及危機自我爆發的危險指數。

面對生態危機的思考

盛世來了，河流乾了，花不見了，人更狠了。

改革開放20多年來，資本和ＧＤＰ成為新的上帝，掠奪資源的浩劫正在大面積加速度發生。被政治化的ＧＤＰ成為脫離市場規律的脫韁野馬，在權力的鞭策和資本的餵養下瘋拉狂跑，勇攀“高峰”。為了攀比和競爭，必須依靠投資拉動ＧＤＰ（投資在ＧＤＰ中占40%以上）。因此，各級政府不惜血本地炮製出大量的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包括“釣魚”工程、“爛尾”工程、“拉鏈”工程、“洗錢”工程、“洗煤炭”工程、權力美學的“養眼”工程、招商引資的“鉤框鋸”工程，以及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現在正轉向各類會展和節慶），造成了表面繁榮的假像，經濟空轉的事實。“經濟空轉”，就是依靠唯生產力的經濟中心論，片面地、孤立地強調經濟發展，致使物資生產偏離了生產目的而無節制發展，有限資源超常規地轉化為無限的物資生產。經濟空轉使物資由短缺變成過剩，造成極大的社會浪費，而有限資源由短缺變成即將告罄。

自身資源已然不足，還要讓人分羮──過分依賴出口的產業結構（外貿依賴程度高達70%），使世界低端市場主宰了我國資源分配的方向，高消耗高污染的夕陽產業大量擁入，垃圾產品大量生產，企業在不對稱的國際化過程中成為國際資本的生產工具。八億雙襪子換一架波音，到底誰在賺誰？60億雙出口皮鞋，要耗費多少豬皮牛皮，退化多少雪山草地？連年翻番的紡織品出口換匯套現，誰為生態環境買單？當代主政者在“世界加工廠”的夢境中耗光了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有限資源，卻在歐美綠色壁壘、貿易壁壘、技術壁壘等市場保護機制面前一再碰壁，一再妥協，萬分委曲而求全不得，不斷遭遇封關扣單，壓船壓倉壓庫乃至退貨返銷，造成浪費驚人。

如此巨大的環境資源代價，只能被轉化成為“經濟毒品”和不斷衰減的效價關係，卻不能成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可靠支撐力。清末，中國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21%，民初占17%，1922年占12%，1949占5.7%，2003年僅占4%。而同年中國消耗的原油為世界總消耗量的7.4%，原煤為31%，鐵礦為30%，鋼材為27%，氧化鋁5%，水泥達到40%。這說明，犧牲資源與環境去和世界“拼經濟”，實在是得不償失。仍在山坳之中的中國，沒有足以稱雄世界的國家資源，沒有工業擴張的技術體系，因此必須放棄自欺欺人的宏大敍事和惡性競爭，回到生存、溫飽、和諧發展的基線上來，調整社會發展目標。不負責任的盲目發展不是硬道理，而是少數人的歪道理，小道理。

有人拆字“和諧社會”，言稱“和”為人人有口飯吃，是經濟安排；“諧”為人人皆可說話，屬政治領域。“和而不諧”必生內鬼，爭端四起。而“諧而不和”則餓鬼遍地，刀槍相見，爭奪生存權利。吃飯與說話同等重要，並不矛盾對立，應該共存。所以，要得社會和諧，應使政治、經濟一起發展，不可偏廢。國人應知雄守雌，生存者適；社會須以外和內，和衷共濟。唯此才可達成“君子國與理想國”的和諧社會發展目標。乍一想來，此說似乎合乎實際，言之成理。

可能出於對國家工業落後的恐懼和對社會“生產能力”的懷疑，近百年來，政府主要目標只有事關權力的政治目標和事關金錢的經濟目標，權錢成為社會最高價值，生活本身似乎已無足輕重。這正是資本主義早期出現過的異化現象。政治掛帥，經濟中心，而文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革命，唯恐消滅得不徹底。在政治經濟的聯手掠奪下，媒體逃單，肢解資料，話語缺席，“文化”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上被弱化乃至消失，過早地進入博物館和收藏領域，而“比傻文化”卻由國家買單，大行其道。掙錢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掙錢，公共話語討厭，道德良心多餘。一些文化人在“不搞政治”的高雅的煙霧之中，偷生偷錢偷著樂，邦著樂，邦著說，直到上桌，成為精品垃圾和精英空殼。於是，生活品質被改造成金錢數量，生產數量代替了產品質量，物質文化解構了精神追求，商品價值轉換了文化價值，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將退化成為政治經濟的標誌──金錢的一個記號，只標明鈔票產地。社會價值體系的解構和崩潰，成為生態環境全面大破壞的直接原因。

從90年代中期強行起飛的ＧＤＰ主義，正在成為中國生態災難的邊際效應。數字政績和泡沫經濟，正把中國推向難以逆轉的生態危機。美國及瑞士的研究表明，在世界144～146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指數（ＥＳＩ）中，中國排名133名，為倒數第12名。其經濟不穩定性係數為世界平均水準的四倍。研究表明，中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占去了ＧＤＰ的13～15%，其ＧＤＰ每一元產值，環境的代價為六元，高居世界第一。ＧＤＰ成本超過50%，也是世界第一。中國ＧＤＰ總能耗是日本的6.15倍，是世界平均水準的三倍，ＧＤＰ耗水量是世界水準的五倍。中國化學耗氧量（ＣＯＤ）世界第一，排放溫室氣體世界第一，水體污染世界第一，能源消耗世界第一。Co2排放量世界第二，農藥生產量世界第二。我國單位產值排汙量是世界水準的十幾倍，八個高能耗產業的單位能耗比世界水準高47%，單位能源消耗量是美日的五～七倍，單位能源產出水準，是日本的1/10～1/20，勞動生產效益，卻是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

再來看看發展前景。據統計，我國主要礦產資源不及世界水準1/2，15年後，45種主要礦產資源將只剩下六種。我國石油儲量為世界平均水準12%，天然氣為世界人均水準4%。五年後我國石油將有57%～70%依賴進口，五年後鐵礦需進口57%，銅礦需進口70%，鋁材需進口80%。我國探明石油總儲量僅能維持20年，是世界平均水準的1/2，可采量為23億噸，還能開採14年。天然氣可采量僅6,310億m3，可采32年。而美國石油儲量可用60年，高於世界平均水準1/2。2020年，在超過70%石油依賴進口的條件下，中國汽車年產量將達到2,000萬輛，保有量將超過1.3億輛，屆時中國城市街道與道路將因缺油而鋪滿廢鐵，象一場恐怖電影。

在中國特有的物質文化的新臺階上，汽車只是某種私家玩具和公關“禮器”。而在主政者眼裏，它是新一輪經濟增長點。在環保ＮＧＯ看來，它將耗竭大量的能源和資源並產生大量的污染。而在消費者心中，它只是一項新的家庭消費預算。個人或家庭消費的後果，遠不及國家浪費嚴重。僅現有5,000萬名吃財政飯人公務員（官民比例為1:26）的三費開支（車費、招待費、考察費）為7,500億元/年，平均每人1.5萬元/年。面對48個市、區政府的專項調查表明，市、區公務員平均耗能是北京普通居民的四倍，用水量是三倍，用電量是七倍。在下級“劫持”上級和屁股指揮腦袋的時代，人們在普遍性地近視和弱視之外，只能爭先恐後地去佔領欲望的制高點，在經濟泡沫中消費最後的消費，包括自己。

國土正在淪陷，洪水開始滔天，而極少數人正在搶運財寶，搶撈救命稻草，用公共權力給自己打造逃生的小船。近幾年來，已有4,000貪官攜4,000億人民的幣成功逃離，登陸他們仇恨的資本主義。大多數人逃無可逃，唯有困守窘迫，無可奈何。有人看見泰坦尼克號沉船之前，那只四人小樂隊的演奏還在堅持。

我們將在盛世或未世的歌聲中面對死亡，或者永生。也許。

怎樣守護祖先傳給我們的土地？怎樣珍惜從子孫那裏借來的資源？怎樣誠實地面對3.67億未成年人的眼睛？怎樣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讓自己活得坦坦蕩蕩，問心無愧？為了不做環境的“老賴”和歷史的被告，我們需要的，只是一點點勇氣和良心。

國土仍在淪陷，生態繼續遠去，花兒都謝了，我們不能背過身去。

有人預言，中國的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將先於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發生。（經濟危機先逃的經典現象包括產品過剩和能源短缺並存，如我國油荒電荒和“倒牛奶”、“跳樓價”現象，已同時出現）。也有人說，任何一個危機發生，都將引爆其他幾種危機，形成複合型的公共危機。對社會而言，任何危機都是一種災難，應該合力預防和規避。本屆政府的施政方針，就是要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為此必須及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以減小社會成本，增加社會效益，防範社會危機，爭取“起個大早，趕個早集”。中國自然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是社會生態的改善，社會生態改善之路是寬鬆的人文環境，改善人文環境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政治對立和對抗變成對話和對等，實現官民和睦和社會和解，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機統一，實現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政治軟著陸。為了政治軟著陸，必須切實保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讓國民能夠切實成為國家資源的擁有人及看護人。

穩定壓倒一切，還是“一切”壓倒“穩定”，並不取決於“長城”的長度和厚度，也不取決於富裕的程度和管理的力度，而是取決於制度的合理性和政府的親和力，包括社會改革的希望和決心。團結求存、共度難關是有可能的，因為群眾並不僅僅眼睛是雪亮的。目前，在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上，正是實現政治體制改革並喚起社會合作的最好時機。如果錯此良機，一旦發生社會危機，中國將再次出現歷史倒退的悲劇，並使耗費大量資源換來的改革成果前功盡棄。

在“罪感”文化主導的歐美，拈過拿錯的烏鴉嘴改善了社會；而在“恥感”文化行世的中國，文過飾非的喜鵲們終將會唱衰神州。

因此，搶救在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中日益淪陷的國土，要害在於主張公民政治，推行生態政治，實施憲政條件下的民主政治，全社會一起來重構社會理想，重建社會誠信，共建文明社會新秩序，共建“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的和諧社會。舍此，別無他途。

【參考資料】（從略）

（2005年5月于成都）

【注】本文為2005年5月28日在成都文友讀書交流會上的主題發言稿，歡迎批評指正。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