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在4月7日的《博訊》網站上，我讀到“89年的一個孩子”寫給“天安門母親”的一封信。署名吳×。可以斷定，這位男孩或女孩（姑且把她看作女孩）現居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談論“六四”是一個禁忌，談論“天安門母親”同樣是一個禁忌，因此她只能把這封信發到海外網站，而且還不能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中國人的可悲，就可悲在無論長幼老少，幾乎所有人都不能說出心裏想說的話。

讀這封信，不由得使我回想起當年北京發生學潮時的情景。那時的北京，真可謂萬人空巷，無論是長幼老少，都走上街頭聲援學生，連放學途中的小學生，都自願列隊排在馬路邊上給遊行的大學生遞茶送水。我的一位學生，本來並沒有捲入學運，但他目睹了一群小學生手拉著手在大街上維持秩序的感人畫面，一種羞愧感促使他毅然加入了學運的隊伍。當時的人們並沒有多少功利的計算，都把聲援學生看作很自然的事情。我把這種景象稱為“全民的人性複歸”。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當然要對89學運做出歷史的反思，但我認為，再怎麼反思，也不應該否定當年運動中普通民眾身上所凸現出的人性的聖潔和優美。那場運動後來被血腥地鎮壓下去了，有很多人倒在了野戰軍的槍彈和坦克履帶之下；但這又何嘗不是一場戮殺人性的浩劫呢！如今，人們也還常常回憶起當年的那場運動，而且有很多值得懷念的東西，但最讓人懷念的，還是上面所說的人性的聖潔和優美。這種美好的人性現在已經很難見到了。

然而，當我讀到上面所說的那封信時，我又仿佛看到了人性中的一點亮色。寫信的這個孩子在當年慘案發生時也曾經有過“痛苦的一夜”，然而，後來她被鋪天蓋地的謊言誤導了。所謂“學生及壞分子破壞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穩定”，當然純粹是官方的說辭。一個年幼的孩子很容易被謊言所迷惑，尤其是在以後的年月裏，她已很難接觸到有關天安門事件的真實可信的資料。

記得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我曾接到過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女中學生的電話，她說她從父親的書架上看到一本書，書名叫《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她說她看過這本書後感到很疑惑，遂多方打聽到我的電話。她在電話裏“質問”我：“你書裏說的都是真的嗎？北京真的死了那麼多人嗎？”我耐心地告訴她：“書裏寫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對我說的一切負責。”她聽了我的回答十分驚訝，但不再說話。我轉而問她的年齡，她回答我說18歲。推算起來，學運那年她還不到10歲。我猛然覺得，來自政府的謊言和欺騙，對於一個幼小心靈的戕害，絕不亞於機槍、坦克對於人的肉體的殺害！這從那位“89”孩子的信裏我也得到了確證，她說，“如果我們的祖國無法正視她所犯下的錯誤，那會比犯下的錯誤更加深深地傷害我們的心”。

多少年來，我牢牢地記住了那個電話，今天，我又讀到了這樣一封信。由此，我意識到保存“六四”資料，還原“六四”真相，對於我們自己，對於我們的下一代，是何等的重要。

那位孩子在信的開頭這樣說：“所有材料未看完，我已淚灑滿面，……”接下去她又說，“近兩年經過多方瞭解，方真正瞭解無辜百姓、莘莘學子，為國家一腔熱血卻換來如此悲慘下場。”她表示，她會慢慢的讓身邊的朋友家人瞭解當年的真相。她說起碼她這一代不會忘記。這樣一些話語，我想誰聽了都會受到感動。

她信中所說的“材料”，想必是指2005年我在香港出版的《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這是一本禁書。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得到這本書的。但我相信，再嚴厲的查禁，也不可能做到徹底。這裏我想提起一件往事。1994年，我的第一本書，即《六四受難者名冊》在香港出版後，查禁得比今天更嚴厲。但是，在中國大陸，竟然先後出現了兩本同名的“盜版書”。有人拿了盜版書請我簽名留言，我欣然答應，因為我的書本來就是寫給國內讀者的。

保存“六四”資料，還原“六四”真相，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做這件事情。這不僅僅是為了後人“以史為鑒”，更是為了重建民族之魂。在我看來，“全民的人性複歸”是一個比什麼都急需的重大工程。

最後，我要感謝那位給“天安門母親”寫信的“89”孩子，謝謝她對“天安門母親”的理解和安慰。我們雖然素不相識，但“89”這個帶血的年份把我們連在了一起。我相信所有“89”的孩子最終都會記住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慘烈和悲壯。

2007年4月12日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194期(//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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