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

十三、柳巷北口

一九九六年以後，由於我和姐姐都在外地參加了工作，母親一個人沒辦法支攤子，就找太原鐘樓街一家商場的段經理代銷我們家的燈籠。一九九七年新年，我忙著給女友找工作，因此過年沒有回家。姓段的仗著自己是坐地戶，欺負我母親：儘管那一年燈籠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卻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時虧本吐貨的價格結賬。可憐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勞動十五、六個小時，做的貨堆成了山，被姓段的這麼一坑，除掉成本合計只掙了七千塊的工錢。父親聽到這個消息，連悲傷帶氣憤得把一些焊好的燈籠架子踩扁，說這個生意咱們不做了！母親雖然心裏也很難過，但轉念一想，不做燈籠靠什麼生活呢？於是，咬咬牙還是又做起了花燈。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裏的燈籠幾乎全部賣光了。為了挽回損失，我父母一開年就沒日沒夜地幹活。恰好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國北方地區氣候反常地炎熱，連太谷縣的氣溫也常常超過四十度，這是我們家搬到太谷以後從來沒有過的。因為白天太熱，父母也捨不得買空調，所以就晚上幹活、白天睡覺。當時父母還僱了一個叫牛四萍的幫工，因為天氣實在太熱，就讓她放假回家了。為了節約時間和金錢，父親上街批發了很多三四毛錢一包的廉價方便麵，二人一天只吃兩頓飯，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麵。夜晚幹活光線不好，連氣帶累，我母親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當時我正為女友找工作忙得焦頭爛額，姐姐小孩也剛出生不久。為了不給我們增加思想負擔，父母一直沒把實情告訴我們姐弟倆。後來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漢來散心時我才知道這個情況，頓時感覺自己實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過年能回去幫助父母賣燈籠，那麼父母也不至於被人家坑得那麼慘。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新年，我向單位請了一個長假，回家幫助父母賣燈籠。回家之前，我在商場裡給母親買了一個當時最時髦的不銹鋼保溫杯，以便母親賣燈籠時候有口熱水喝。母親知道我回來幫忙，新年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國營的五金門市部租了一個櫃檯，我從太原站下車就直接來到商店裡。

這家五金門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營業面積，晚上我們家把貨堆在商店裡，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騰出來繼續由人家賣五金建材。除我們之外，商店門口一個櫃檯還租給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獨臂人搞印刷。門市部有三四個營業員和一個經理，人都還不錯。那個獨臂人原來是太原市的一個流氓團伙成員，與另一個流氓團伙打架時被對方砍掉了一隻胳膊。後來，這個人又因為行兇被判了八年徒刑，出來後就靠做標牌錦旗，印製名片、飯菜票等活計謀生。此人面相兇惡，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輩。他還談了一個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營業員，當時才十六七歲年紀。當初這個獨臂人看上了這個小姑娘，就經常有事沒事地到那個商店轉一轉，漸漸混熟了，就總是請人家吃一塊五一碗的涼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著這個「叔叔」出去，被獨臂人連哄帶騙弄上了床。後來這小姑娘懷了好幾次孕，獨臂人都讓她做了人流。即便是這樣，獨臂人對這小姑娘一點憐憫之心也沒有。我母親租櫃檯那天剛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來，不知哪句話惹了獨臂人，被獨臂人一腳從屋裡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來。那天獨臂人不在時，商店的王經理歎息著對我母親說：現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錢，一碗涼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而這種亡命之徒一沾上就脫不了身，動不動就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這樣的惡鄰，我母親非常擔心我言語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邊說：「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對這種人要敬而遠之，千萬別惹事。」母親在商海裡滾打了多年，歷練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領，對這個獨臂人總是笑臉相迎，給他敬煙抽，有時見他一隻胳膊拿東西不方便還主動上去幫幫忙。人都喜歡吃敬酒，獨臂人見我母親對自己這樣厚道，也變得客氣起來，還經常跟我母親嘮嘮家常。聽母親把我們家情況一介紹，這個罵自己父親是「老王八蛋」的獨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親來，張嘴閉嘴叫大姐。後來有一天，獨臂人見我跟母親坐在一起抽煙，就湊過來跟我們嘮嗑，對我說：「你媽這一輩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們家也是前世修來的福氣呀。以後你可得孝順你媽，要不你還算個人嗎？」我聽了以後暗笑，心想我還用得著你這樣的人教訓？不過我還是連連點頭稱是。

此外，當時商店裡還有一個看門的老張頭，六十多歲，是太原一個機械廠的退休工人。老張頭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小兒子出國留學後都在美國定居了，老伴也跟了過去。老張頭根據自己一輩子的經歷，得出了這麼個結論：當中國人倒霉，中國不是人待的地方。於是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全家一個不剩地移民到美國。可老張頭的大兒子在山西省政府裡混了個處長，覺得挺滿足，總是拖著不想出去。老張頭自己雖然已經拿到了綠卡，但還是不走，專門留下來監督這個大兒子出國。一提起大兒子，老張頭就氣都不打一處來，總是罵：三個兒子就數這小子沒出息，當了個處長就覺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一九九八年新年，山西出了一件轟動全國的 「朔州假酒案」，一百多人被來自山西文水的含有大量甲醇的偽劣酒致死致殘。其實不止是小作坊產劣質酒，我母親以前到某個全國赫赫有名的大酒廠出差時，就發現其「名酒」多半也是附近農民勾兌的，勾兌好了就賣給酒廠；酒廠再灌進印有自己名牌商標的酒瓶賣出去，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老張頭看了載有「朔州假酒案」消息的報紙以後，對我說：「你看看，我說甚來著？中國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要是有真本事，還是趕緊想辦法出國，再把爹媽接過去吧。」雖然不完全贊同他的話，但我也能理解他，因此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當時太原市的鐘樓街、柳巷一帶有十七八家賣花燈的，數我們家的貨質量最好，生意自然也很興隆。其他賣花燈的生意人中，有個叫吳三牛的，是太原郊區農民。他老婆看著我們家生意好自己的貨卻賣不動，非常著急，竟然跑到我們商店門口拉客人，說我們家的燈籠貴，他們家的便宜。這種行為在生意人裡是最忌諱的，但我母親厚道，也沒跟她吵嘴。不過，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家看完我們家花燈後，再看看他家做的花燈，即便是便宜也還是回頭來買我們家的貨。

吳三牛是個老實人，在農民中算是手比較巧的。他比我父母都年輕，做花燈的特點是產量高、質量差、價格低。一開始他帶著自己一兒一女幹活，但後來兒女成家後嫌做花燈太累不幹了，吳三牛就領著自己的侄子干。吳三牛的這個侄子屬於那種特別沒良心的人，學會了手藝後立刻自立門戶跟吳三牛競爭，吳三牛賣二十塊一盞的冬瓜燈，他賣十五塊一盞。吳三牛一見，倔脾氣就上來了，馬上降價成十塊。就這樣雙方互相殺價，最後吳三牛一個冬瓜燈竟然只賣一塊五毛錢，別說賺錢，連原料都不止這個價。吳三牛能吃苦，做的燈籠多，他侄子拼不過去，就乾脆放了一把火燒了吳三牛的倉庫。後來公安局來破案，吳三牛念及是叔侄關係就作偽證說是不小心失火的，救了他侄子。這次事情以後，他侄子老實了一兩年，但不久又故態復萌。

太原市冬天很髒，我們賣燈籠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風吹日曬，也沒條件洗澡，身上髒兮兮的。當時我的頭髮髒得如同氈子，根本就梳不動；身上穿的白襯衣早就變成了黑色。一天母親看到電視裡做廣告說，太原開化市商場裡正在舉行西服展銷活動，一套「將士托」牌的純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塊。於是我母親就讓我去開化市轉轉，看到有合適的就買一套。那天我帶了三四千塊燈籠款，穿著髒兮兮的衣服來到開化市，跟營業員說要買一套西服。那個營業員看了看我這蓬頭垢面的樣子，斷定我是個民工，就帶著我到了「一百元區」看劣質西服。我一看是化纖麵料，就說我要純羊毛的。那營業員臉上露出驚奇的神色，對我說：「純羊毛的很貴呀。」 我估計，她心裏八成是想，就你這副樣子還買得起純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母親每天在太原守攤賣燈，父親就留在家裏照應，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裝貨送貨，配合得十分默契。本來花燈銷售行情還不錯，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後，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張旗鼓地搞元宵節慶祝活動了，我們家花燈生意受到很大影響。即便是這樣，拿到手的錢也比上一年多了五六倍。我們賣燈籠的時候，那個前一年坑我們的段經理還到我們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還想代銷我們家的貨。我母親雖然對他恨在心上，但也還是笑臉相迎，就是不提給他代銷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來自己沒戲了，就又跟我母親東扯西拉兩句走了。

不過，那一年我們還是被一個代銷的人給騙走六千塊錢的貨。那小子叫鄭建民，長著一副忠厚臉。按理說，我母親是鄭建民的恩人：鄭建民是個苦孩子，父母離婚後沒人管他，十五六歲就在鐘樓街一帶做小買賣謀生。一九九四年我們家在太原賣花燈時，母親認識了當時才十七八歲的鄭建民，看著這個孩子可憐，就給了他一些花燈代銷。母親給他花燈是照顧性質的，全是成本價；而且母親在跟他打交道的時候，還經常給他傳授一些經商之道。可以說，我母親是看著這個孩子長大的。但是到一九九八年，鄭建民賣了我們家的貨，等到我母親去找他結賬時，他卻說那賣貨的錢因為自己賭博，被公安局給當成賭資沒收了，現在身無分文。我們家是小本營生，我母親一向做的是信義買賣，也沒簽什麼合同，只是鄭建民拿貨時打了個收條，上面寫著金額、數量和品種。當時我母親想告他，但後來又覺得光憑收條證據似乎不足，一打官司還要掏錢交訴訟費請律師，弄不好賠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認倒霉了。（待續）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