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66)
‧32(下)
貧賤夫妻百事哀(Ⅱ)
看了這些大字報,潘雪媛覺得工廠領導很可笑,因為他們要發動對她的圍攻,實在是很難發動的。王大明這個連阿拉伯字碼也認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 算做他們的一名群眾了。平時快吃午飯時有人叫一聲:「大明,看看牆上的電錶還有多長時間到12點。」他慢慢吞吞地走了過去,說不清大針在11、小針在12 究竟該算做幾點幾分,就擅著一個食指和一個小姆指回來說:「還差這一點點。」這樣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廠領導眼中的「積極份子」,也叫他讓別人代寫了一張大 字報。
不久,工廠就開始「揪黑幫」了。一位老師傅,一位丈夫在勞改農場的女工,都被揪成了「黑幫」,說他們反對廠長白某。
白某不怎麼識字,說話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鬥這些「黑幫」的大會上說:
「你們反……反……反對我,就是反……反……反對共……共……共產黨!」
他讓一個地主的兒子用皮帶扣猛打這位老師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個血印。潘雪媛實在看不下去,會後不顧自身的安危,貼了一張大字報:
白××廠長:
黨號召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你為什麼在批鬥人的時候叫人搞武鬥?你還口口聲聲說你「代表黨」,你代表的是哪門子黨?我看,你只能代表你個人!
潘京榮
白某一見這大字報,暴跳如雷:「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屬,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沒有一個人響應他的 「號召」,因為潘雪媛出身貧苦,歷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麼「揪」?結果白某親自出馬,把潘雪媛也劃入所謂「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和 有些男女關係問題的「黑幫隊」,每天早請罪、晚清罪,在工廠內小廣場的烈日下翻滾汽油桶打銹。因為家裏有孩子,才准許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則就會和其他「黑 幫」分子一樣,夜晚也在廠裡呆著。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間都變了,變成了潘多拉盒子裡放出來的凶神惡煞。無數的男女大學生、中學生都以穿著草綠色的上衣為榮,腰間紮著隨時可 以解下打人的寬皮帶,手裡拿著「紅寶書」,張口閉口「操他媽」。被「勒令」遣返回老家的「歷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們成群結隊,身上貼著或掛 著標明他們「罪惡身份」的紙條或牌子,有些「地主婆」還被迫穿著往昔穿過的花花綠綠的旗袍,頭上被剃成「鴛鴦頭」,地上拖著她們沒法提得動的大包袱,身邊 走著押送他們的手執皮鞭的「紅衛兵」。這些「紅衛兵」常常在某一條街或某一個胡同打死男男女女多少人,製造紅色恐怖!
善良的人們相互之間的幽默沒有了,玩笑話也沒有了。用一張舊報紙包了鞋,也能被揪出來批鬥,因為報紙上有一條毛主席語錄;急著上茅房隨手撕一張廢報紙當手紙,也能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罪名是「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擦屁股」……
在這天下大亂、玉石難分的日子裡,潘雪媛的心整天都提到嗓子眼。上班走在路上或身在工廠裡,時時刻刻都擔心被人揪鬥,回到家裏又時刻提防著有 人來抄家。每日每夜,她的每一根神經都繃得很緊。她的那根烏亮粗實的大辮子,也請院子裡的一位老太太絞去了;家裏珍藏的一幅齊白石的《海棠圖》,也由她接 受了院子裡好心而無知的孩子的勸說燒掉了,說是「反四舊」,免得讓外面來抄家的人亂扣罪名。
一天,她去文昌胡同的姨父姨母家看望老外婆,胡同口有一隊「紅衛兵」把守,不准進去。不一會,就有一輛拖著死人的卡車向外走,車上裝著八個死人,其中有的還沒有死,伸出車幫的手還在痙攣著。她連忙用手遮住為偉的眼睛,不讓這恐怖景象刺激孩子的稚嫩心靈。
一天,西城區二龍路所有街道工廠的人員,都集中到民族文化宮和民族飯店後面的35中學操場上開大會。開會前,雪媛所在的二龍路噴漆廠一位女同 事的丈夫,還在主席台上忙著貼標語,擺麥克風,搬椅子凳子。等正式開會時,會議主持者一聲喝令:「把xXX三反分子抓上來!」幾個早就準備好的打手立即上 前,抓的正是這位女同事的丈夫!他當即被扒光了上身,挨了一陣皮鞭,打得滿身血痕。
這時,雪媛和「黑幫」隊的一些人,也都被身邊的一些打手嚴密監視著。只要主席台上一聲喝令,他們隨時都有被抓上台去的危險。可是還好,直到散會,主席台上始終沒有發出這樣的喝令。儘管如此,精神高度緊張的雪媛覺得這一個多小時比一天還長。
而且這樣的大會接連不斷,說不定哪個人只為了一句話、一件事,就被突然揪到台上去……
六
在這恐怖貧病交迫的歲月,為數寥寥的幾個人——其中包括我的堂侄戴倜和我的老戰友苑春林——的關懷與探望,使我這位終日擔驚受怕的妻子沒齒難忘!
戴倜,我大伯父的長孫,只比我小兩歲。我們從光屁股年代起,就整天在一起玩。抗日戰爭第二年的春天,日寇侵佔了我們的蘇北故鄉,我們都逃往他 鄉,見面的時候就少了。1944年我參加了新四軍後,則更天各一方,那時我才16歲,他14歲。後來他的父母因貧病交困相繼去世,他帶著他的弟弟妹妹,勤 苦種地度日。全國解放後,他流落到蘇南常州當船工,後又進了工廠做工。「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保皇派」與「造反派」也發生了武鬥,久久不能平息。他作 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據說奉周總理的召喚,與「造反派」的一些頭頭一起,到北京開會調解。這時我們都已是快40歲的人,相隔20多年沒見面了,但 他並沒有忘記我這個在十年前就被打成「右派」的叔叔。
一天開會之餘,他特地走訪新華社要見我。新華社傳達室的人員十分警覺地問他:
「戴煌是你什麼人?」
「是我叔叔。」
「他早被劃為「右派」,後來又勞改去了!」
「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那麼我的嬸母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戴倜生氣了:「就是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和他的家屬也總該有個去處吧?」
屬於保衛系統的傳達室的人,本來就自以為比一般人高三頭,豈能忍受外來的平頭百姓這樣的責問?遂大聲喝問:
「你是什麼人?!」
戴倜也大聲回答:
「我是周總理叫來開會調解武鬥的!!」
一聽這話,傳達室的人感到莫測高深,態度軟下來了,連忙說:
「好,我們給你問問。」
他關起小窗,拿起電話,向不知何處打起了電話。一會兒放下聽筒,打開小窗,對戴倜說:
「戴煌愛人的老外婆家,住在文昌胡同8號,你到那兒再打聽去。」
這樣戴倜才找到了文昌胡同8號。老外婆一聽說是我的侄兒來訪,高興得連忙給雪媛的工廠打電話。雪媛從未見過我們戴家老家的人,她立即向工廠請 了假,抱著為偉趕了回來。戴倜一見到潘雪媛,儘管他比雪媛整整年長十歲,開口就是「六媽,我終於見到您了!」握住了雪媛的手。接著又抱起三歲的小為偉,連 著聲叫「妹妹」,儘管為偉比他自己的孩子還小幾歲。接著他又解下身上的掛包,從包裡拿出常州特產的一大包大芝麻燒餅和酥糖,並拿了一些塞到為偉手裡:「妹 妹快吃,快吃!」
眼前的這種情景,激動得雪媛眼裡噙著淚花。自從我被關進那高牆大院之後,三年了,除了老外婆之外,從未有人對她如此熱切地關心過。「畢竟是我們戴家的人啊!」她想。
她把戴倜領到石駙馬大街28號自己的那間小屋子,向戴倜訴說我被抓進監獄的經過。戴凋聽得直掉淚,把小為偉摟得更緊。臨別時,雪媛打開小鐵箱,把幾次上街想賣而一直沒捨得賣的「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當年在朝鮮戰場上贈給我的一支金星鋼筆,送給戴凋做個紀念:
「收下吧,這樣你會老記著你叔叔的……」
苑春林,北京市政府汽車隊的隊長和黨支部書記。抗美援朝時,他在我們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做司機,曾常常在風雪中。炮火下為我開車。朝鮮停戰,他回到北京市政府車隊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我被打成「右派」又去北大荒勞動之後,就更沒有機會見面了。
1967年初秋,我從清河農場請假回京照料多病的雪媛和孩子,到石駙馬大街副食店去買醬油和鹽,突然有人從背後拍拍我的肩膀。我扭頭一看,原 來是苑春林!他沒有因為我這個老戰友成了「大右派」而躲避我,而是從後面老遠老遠的地方就認出了我的背影,並急忙地趕上前來。他拉著我的手,跟我回到我的 家,堅決要拉我和雪媛帶著為偉到他家去吃午飯,說是「老戰友多年不見面了,聚會聚會」。
雪媛正發著燒,不能去。他就抱起為偉,拉著我去了西單背後一條胡同他的家,讓他愛人給我們包了豬肉大蔥餃子,又買了些豬頭肉、叉燒肉和啤酒,美美地招待我們父女倆一頓。
臨末了,他又提著滿滿的一軍用飯盒的餃子,外加一布兜香蕉、蘋果和奶糖,把我們父女倆一直送回家,把他手中的這些東西輕輕地放在臥病在床的雪媛面前。雪媛連聲說:「您太費心了,太謝謝了!」
當時在我們看來,這些餃子、水果、奶糖,遠勝於山珍海味的禮品,特別是其中包含的情意。
「真是雪中送炭啊!」在苑春林同志告辭後,雪媛對我感歎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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