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上)　 甄別夢

　　　　　　　　　　　　　　　　　 一

1962年三月，我們的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全黨縣委書記以上各級負責幹部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俗稱「七千人大會」。面對前幾年的「大躍 進」、「反右傾」等「運動」的慘痛教訓，毛主席發表了那篇應該被載入史冊的講話，說我們這些年「幹了一些蠢事」，並說讓人家講話，天塌不下來；而不讓人家 講話，總有一天會來個「霸王別姬」。於是黨中央重新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重新保證「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幫助黨總結經驗 教訓，以圖未來。彭德懷等少數同志之外的「右傾」冤案，將被徹底平反；黨內部份純粹為了黨和國家生活、工作問題提出不同觀點與意見的「右派」，也將被甄別 平反……

　　

在政治的滾滾寒流中暫時出現的這股暖流，使新華社死寂的空氣也逐漸活躍了起來。一些老黨員輪流去「學習班」發牢騷，提意見，訴說各自這些年 看到的、聽到的許多令人揪心的現象。國內部黨組織的一些支部委員和支部書記，還分別到辦公室或我的宿舍裡找我談話，讓我說說對自己的問題的意見，動員我寫 出爭取甄別平反的材料，並把我作為對新華總社近百名「右派」進行甄別平反的第一個「試點」。

　　

對此，我自己當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為我高興。我白天工作，深夜「筆耕」，用委婉的口氣，檢討的方式，以《回顧我這幾年所走過的 道路》（簡稱《回顧》為題，侃侃而「耕」了大約十萬言，相當詳盡地敘述了自己反對「神化與特權」思想的來龍去脈，匯報了北大荒兩年零八個月的種種遭遇與思 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後的心情和對國內外主要問題的觀點，以此請黨審察我這樣的人，究竟是不是一個「居心叵測」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關於反對「神化與特權」思想的來龍去脈以及在北大荒的種種遭遇與思考，這裡無須再說。這裡值得一說的，是「回北京以後對若干問題的看法」這 一部份，其中包括這樣一些問題：關於國內問題，關於蘇聯和赫魯曉夫，關於「反右」運動以及個人的生活態度與日常表現，等等，重點是關於國內問題。因為對這 個問題的闡述，是使我的命運又一次發生重大改變的最重要因素。

　　　　　　　　　　　　　　　　　 二

對於這個問題，我是這樣寫的：

近幾年來，我們的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時，我們也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發生了嚴重的缺點與錯誤，使我們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難，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點和錯誤來說，最根本的原因是國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為：頭腦發熱，可以在別人的諫勸下冷卻清醒；沒有經驗，可以從別人的意見中得到啟發；不易接觸實際，可以運用群眾的力量誠這下情；幹部隊伍不純，也可以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進行監督和幫助。遺憾的是，我們沒有這樣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夠。我們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與自己的調子相同的幹部。對一般 人，對廣大群眾，尤其對持有異議的人，不分黨內黨外，一律予以疏遠的疏遠，打擊的打擊，弄得大家消沉苦悶，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再說真心話，誰也提不起「躍進」的勁頭來。於是，缺點一直存在，錯誤在全國氾濫，抗擊「自然災害」的力量與效果也就相對地減弱了。

　　　　

我們不能說，這也是由於沒有經驗。民主，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一貫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至少在遵義會議以後是如此。它使我們能夠緊密團結最廣泛的階層和最廣大的群眾，並充分地發揮其智慧，為克服缺點、糾正錯誤、戰勝敵人和困難起了巨大作用。可是這幾年來，我們把它給削弱了，破壞了，丟棄了！

　　　　

我們也不能說，這是在「大躍進」和「反右傾」之後才形成的。早在這前幾年，就有人覺察到我們的生活中有幾股危險的黑流，在悄悄地氾濫和沖刷著我們的土地。他們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地大聲疾呼：如果不作有效的阻塞和疏導，我們的事業將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害。但是，我們對此沒有引起應有的警惕與重視，反而認為這些同志是誇大錯誤、歪曲現實，把他們也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施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儘管其中的某些意見是正確的或值得參考的，也一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不僅如此，在「下放勞動」與「改造思想」的名義下，把他們「流放」到邊疆，過著勞役與體罰的日子，使得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們以為這就可以「劃清界限」，使全國的人心為之一統。實際上，這只能嚇得大家不敢再說話，至少是不敢再說真心話，不敢再說與領導人意見不一致的話。因為誰也不能擔保，自己的意見就一定是正確的；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摯友以至於丈夫或妻子就不會去「揭發」自己。稍有不慎，觸怒了 領導，不管這位領導位高位低，是好是壞，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像擁護、具體反對」的帽子，同時還要加一道「動機效果統一論」的緊箍咒，弄得別人跳下黃河洗不清，不是敵人也是「敵人』呵。

　　　　

此風未息，接著又來了一個「反右傾」的大浪，把許多純粹就事論事，對某一項方針、政策、工作方法或時間步驟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也一律冠之以「反黨分子」，甚至也等同於「敵人」。（我記得當時的《紅旗》社論與曾希聖等負責同志的文章都是這樣說的。）稍有良心與理智者，對此無不怵目驚心！勇於講話者，就此絕滅了。上帝賜給每個人的一張嘴，只能吃飯、談情說愛和喊「萬歲」了。它們的最最重要的任務——討論、研究、勸告、進諫、反映真實情況等等——無形中被解除了。

　　　　

於是全國就出現了十分「統一」的局面，一連延續了好幾年，凡事都是從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順領導者昌，逆領導者亡。對的固然是對的，錯的也依然是對的，大小領導，均犯顏不得，事無鉅細，均不准有異議。領導上要讓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成，也得來個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環不已。儘管有人發現，某一項措施是錯誤的，或某一個領導人是投機分子、蛻化分子、甚至是鑽進黨內的大壞蛋，但是在上級黨發覺與承認之前，誰也不能說一個「不」字，而且要老老實實地照幹不誤，照樣馴從。據說這就是相信黨、依靠黨和服從黨，這就是黨性的純潔。

　　　　

俗話說，「千巖竟秀，萬壑爭流」，「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而我們的那種表面上的和諧與機械統一，只能使整個社會走向死板、停滯、衰退與崩潰。矛盾並不會因此而減少減弱；相反，它卻會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複雜、越來越表面化、越來越不可收拾。

　　　　

「流水難阻，阻則橫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們這幾年來的現實又一次證明了。大家心裏有話不能當面說就只好背後說，而且說得更多更難聽。現在我們到處可以聽到兒童們在唱這樣的歌謠：「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太上茅房。」這是對我們物價飛漲、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的哀怨。還有：「報告司令員，外面有人找，腳穿高跟鞋，手戴小金錶，問你搞不搞，不搞就拉倒。」這是對我們的高級幹部嚴重脫離群眾、作風腐敗搞特殊化的憤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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