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2日訊】2007年5月9日下午3：00，我一人在家寫作，門鈴響了。打開門，見到鄭律師與他的妻姐，還有二名我不相識的中年女士正在上樓。

鄭律師一進門，就向我介紹，「她們是馮寶英、沈佩蘭，上海的維權人士，也是你文章的讀者，慕名而來，想見見你。還有一位，警車裡坐不下，自己乘公交汽車過來。」

「歡迎，歡迎。」 我示意請進，然後端上礦泉水招待大家。鄭律師一行今天是乘警車來訪的，所以準時到達。今年新年後，我已去鄭律師的住處拜訪他兩次。雖然我們過去不相識，但一見如故。我們是同學，在同一所名牌大學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學習三年，有許多共同的話題。我們都在為中國的維權事業努力，彼此的經驗與實踐都是值得借鑒的。

鄭律師的身份特別，住處有警察保護，出門有警察護送。但他很嚮往一個普通人的自由生活，你來我往，聊天聊地，悠悠自在。我邀請鄭律師上我家做客，他欣然同意。他問我，「如果我去拜訪你，警察樂意用警車護送我去你家，你介意嗎？」我坦然地回答，「沒有關係，警察是例行公事，我不在乎。警察也很辛苦，他願意的話，我們可以一起聚餐交流。」

鄭律師的朋友都是上海一些活躍的維權人士，她們搭乘鄭律師的專車一起來訪。她們的來訪，我改變了原來接待鄭律師的計劃，原先我們約定進行一次休閒的會面，在我家聊一會兒，就一起去參觀我家對面新建的商業城—–五角場中心的萬達商業廣場與百聯又一城，然後我們就在商業城的飯館裡聚餐聊天。

維權人士聚在一起，當然是維權的話題。違法征地、拆遷、上海司法不公正、法官的地位與責任、督促人大代表為民請願、依法上訪、護憲維權、建立和諧社會等等維權問題的議論，還沒有深入聊下去就花費了近二個小時。

鄭律師不愧是一位經歷煉獄的大律師，他對上海的違法征地、拆遷有獨到的見解、對這些案例瞭如指掌、如數家珍。他發言時而慷慨激昂，但句句有法有據，一股正氣。現在，他還是處於被剝奪政治權利之時，他不可以參加選舉或被選舉，但他可以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仍在關注公民的維權事業。他也有興趣參加我發起的「評審冤案、完善法治、保障人權」活動。一進門，就向我提交了他的評審意見表。他的評審意見是：

「法無禁止是自由，中國公民的出版自由，沒有法律障礙。錯案必須及時糾正，這是法治國家應盡義務和責任。公民的訴權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份。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只是人身自由被限制，但犯人的訴權不容剝奪。沒有監督就必然產生腐敗，中國監獄不應在法律監管區之外。讓全體服刑人員和家屬享有充分的法律救濟。通過個案推動社會法制的進步。」

與他們的交流，我也感悟到，上訪的維權人士已不是弱勢，而是一股強勢，這個轉變的力量來源於三個方面：中國的法律、中國的民意、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上訪的維權人士已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擁護者與推動者，就如當年那些所謂不務正業的農村刁民與城市小攤販者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擁護者與推動者一樣。

時間很快就到下午5點，鄭律師起身告辭。他很體諒樓下坐在警車的警察，不能太晚，警察還要回去吃飯。我們結束了會談，併合影留念。我送鄭律師一行下樓，也見到了這位沒有穿警服的很文雅的年輕警察，他很禮貌地向我示意，我也向他表示感謝，謝謝他將我的客人送來又接回去。

我站在大院裡注視著警車發動，並向大家示意再見。警車徐徐地駛出仁和苑，我也上樓回家了。

2007年5月11日上海仁和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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