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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法輪功,一種東方精神的復活

【大紀元4月8日訊】(大紀元記者甯修報導、柏妮攝影)4月7日,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在奧克蘭召開《關於未來十年中國社會人文發展圖景展望》研討會,「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委員、著名學者、科學哲學和當代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仲維光先生會後欣然接受了紐西蘭大紀元記者的採訪。

記者:仲先生,法輪功自1999年7月被中共當局鎮壓迫害了近8年,今天榮獲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頒發的2007年特別精神信仰獎,請您對此談談您的看法。

仲維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或作為一個自認為是中國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是一件來得太晚的事,我們應該早作表態,因為法輪功就像你剛才所講的那樣,已被中共暴政迫害了近8年。其實,我們應該在法輪功剛被鎮壓時就出來,現在是太晚了點,但太晚了還不遲。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站出來發出我們的聲音,我還是感到一些欣慰。

因為早在中共剛鎮壓法輪功時,我自己就明白地感到:這是當局極權主義者對於普通民眾新生活的一次最為殘酷的鎮壓,因為我自己在此前研究東歐問題時就看到: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對於任何一個這樣的信仰團體、宗教團體都會毫不手軟,就是在1999年以前的50年共產黨的歷史中,共產黨對於信仰民眾的鎮壓充滿了血腥。所以從1999年一開始,我自己就體會到:這次法輪功將付出很大的代價。後來的發展確實證明了中共對於法輪功從未手軟過,這暴露了他們的專制本性;另外一點我也覺得從當時的鎮壓的時候我就感到了:法輪功代表的是我們中國人的民族傳統的一種重新復活,一種東方精神的復活。

因為在當時我正在研究極權主義,看到德國一個最有權威的研究極權主義代表人物達倫多夫(Darendorf)的書,他在書裏談到極權主義的幾個特徵,其中之一就是極權主義反對一切傳統。當時我就在想這一點在中國是怎麼反映的呢?當然過去有文化大革命,這個我們都可以看到。但是自80年代以來,似乎中共有所放鬆。那麼怎麼看呢?因為發生了鎮壓法輪功,中共敵視任何形式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一定以鎮壓來迫使其就範。所以當時我覺得作為自己來說就看到了法輪功的意義,於是自己就站出來支持法輪功。但令我痛心的是我們知識份子作為群體,一直沒有發出聲音,現在我們終於作為一個群體發出了聲音,我覺得很欣慰。

記者:能否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背景?

仲維光:我原來在中國科學院科學史所從事近代物理學史研究,同時30多年來一直關注中國知識份子問題。到了德國後,在波洪大學搞了4年有關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研究課題。最近20年以來關注極權主義問題,也就是說現在我關注的焦點是極權主義在當代的反映、它是怎麼回事,等等。現在專門研究極權主義問題。

記者:您寫作嗎?

仲維光:是的,我寫作。去年有一篇提交給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表的專文。坦率地說,因為你的採訪,我認為在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中,有關極權主義的研究沒有人超過我,因為我所掌握的文獻大約有100 ~ 200 篇,有英文的,也有德文的。對這個領域文獻的掌握和閱讀,和我手中擁有的文獻在有關極權主義方面,在當代中國人裏,我認為沒有人超過我。

對這個問題的描述我已經作出了一個最基礎的描述:去年我提交了一篇6萬字的論文。從極權主義在20年代是如何提出的、提出後有哪些爭論、到了50年代對這個概念有哪些演變、到了60年代有哪些反覆、然後到了80年代它又經歷了什麼變化、柏林牆倒塌後它又經歷了哪些情況,等等,最後,我提出當代中共仍然是極權主義,而且是一種標準的共產黨的模式。相比之下,前蘇聯共產黨的發展模式並不是典型的共產黨標準模式。其實,中共所提出的一種共產黨發展的標準模式,也就是說中國現代的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從胡錦濤這一批人來看,都是典型的共產黨,即他們完全擁有傳統的共產黨的殘暴專制體制的特徵。

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如毛澤東、史達林那類,第二代是 像赫魯雪夫那樣的,不可能鬆動其極權控制,第三代領導人可能產生 像戈巴契夫。然而,我在對中國的情形研究後發現不是這麼回事,一直到今天的胡錦濤,你說他屬於第三代也好,第五代也罷,反正它是一代比一代保守教條。

我們來分析一下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這個現象就和「五从四」以後,知識份子的反傳統有很大關係,整個東歐國家沒有這樣一個反傳統的歷史過程,所以東歐共產黨執政後,它們和民間的教會有了緊密的聯繫,這促使了如前蘇聯一直到了70年代的時候,仍有一些作家並不是單純的黨文化。法輪功所提出的黨文化概念在中國得到了一個極好的體現,該提法極有意義,它好像點到了穴位。

記者:您如何看待法輪功和中國未來之間的關係?

仲維光:我想先談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和法輪功之間的關係。自由文化運動是一種非常自由的思想,自由地寫作、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追求,而法輪功恰恰是在信仰自由方面作出了貢獻,這就回答了你的第一個問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向法輪功修煉者表示敬意,大家都是在追求一種自由,追求思想自由是追求自由的一部份,因此我覺得自由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追求自由的知識份子和法輪功學員的關係應該是一種血肉相連、血脈相通的關係。如果一個知識份子感覺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就要檢查自己身上的東西,也就是說如果中共鎮壓法輪功在他那邊並沒有感覺到痛苦,那麼我認為這個知識份子就要反省自己的思想與道德,看看自己究竟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覺得這次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表彰法輪功學員就是要向世界、向中國社會、尤其是要向中國年輕一代的學生學者表明: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在對待法輪功現象上,我們需要思索、需要反省自己,重新定位自己,重新構架自己的思想框架。如果你感到了對法輪功學員的理解和你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理解是一樣的,那麼我覺得你的心態和方法就對了;如果今天在你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批評或進行其他認識的時候,把這個認識對待基督教徒時卻覺得不合適的話,那麼你就要反省你自己對法輪功是否有偏見。

我們這次所要進行的就是要向中國年輕的知識界表明:追求自由文化、追求自由精神的知識份子和法輪功學員和這種對信仰的自由的追求血脈相通、血肉相連。另外對於未來,我認為法輪功這個現象,正如大紀元的一句話,「天滅中共」。我時常從我們自身來說,把這話改成:「天不滅中國、天不滅中國人」。因為實際上中共統治中國50多年之後大家都看到: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到80-90年代再加上改革開放,我們的環境山河,都被中共破壞殆盡。其實,這還不算什麼,然後經過20多年的研究探索,這種腐化如同漚肥一樣,中國社會經歷了「左」、右兩個打擊,我認為這正體現了「天不滅中國、天不滅中國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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