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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33)

‧17(下)最徹底的否定之後(Ⅰ)

我們同類中的個別人,就是專靠打別人的「小報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這種人為虎作悵,比一些卑劣的隊長、指導員對我們更加兇殘陰毒。在伐木隊被人用謎語「『西廂書柬』——打吾輩中一人名」的張寄,就是這號人物中的一個,焦勇夫亦如此。

另有一個班長,幾乎害得古籍出版社的侯德麟被五花大綁。侯德麟是「胡風骨幹分子」舒蕪的好友,對詩詞頗有研究。有一次,他與軍醫李定國談到毛 主席的一些詩詞,略加評論。比如對《水調歌頭‧游泳》中的「更立西江石壁」句,他說「這用語有點俗」。這個班長聽到了,立即匯報給一位副指導員。這位副指 導員當晚在全隊面前猛訓了侯德麟一頓:「你比毛主席還多才多藝還高明?簡直是反動立場不改、頑固透頂!!」後來不管侯德麟如何一如既往地閃著頭打柴、割麥 子、割大豆、砍老玉米、上山伐木運木頭,總被左看右看不順眼,動輒就挨批,有時候隊領導還發狠要把他綁起來。侯德麟終於忍無可忍地背後發牢騷說:「這哪兒 是改造?我簡直成了『四季豆(斗)』了!」

一些班排長就是這樣靠犧牲他人去「立功」求賞的。焦勇夫又在我的身上「立了一功」,使得隋鳳祥指導員再次要大家對我繼續進行監督。

怎麼個「監督」法?除了班排長們無事生非地打打「小報告」之外,別人沒法「監督」。

全排數十人,每兩人一盤大鋸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樹段、裝窯、點火、悶炭、出炭、裝炭包,並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車道。除了各自的「鋸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裡才能見上面。

這四面透風的宿舍,是用帶皮的松木、樺木、楊木橫壘而成的。裡面橫釘了一層薄木板,木板上也結了一層厚厚的冰霜。晚上沒有燈,沒有爐子,全靠 兩大溜通鋪之間過道上的幾個土坑裡的炭頭火取暖和「照明」。寫信、補破爛、烤鞋襪、化雪做湯做開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煙熏火燎,極少洗臉擦澡,又整天和 木炭打交道,每個人的臉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臉盆、飯盆。飯盒、拴著弧形粗鐵絲的圓罐頭筒、打個眼拴根繩掛在屁股後的小臉盆(當飯盆用的),等等, 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襯衣襯褲、絨衣絨褲、毛衣毛褲的夾縫裡,都有大批虱子排長隊;亂雞窩一般的頭髮上白帆子成串,棉衣棉褲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處 爬。

這時我們每個月的口糧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頓只有兩個小窩頭和小罐頭盒安個木把兒的一杓蘿蔔湯,晚飯是三小杓照見人影兒 的稀湯粥——飯盆一丟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乾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熏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 共產黨員、知識份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奴隸!

奴隸般的精神壓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很多人心情煩躁,心胸狹隘,似乎人人只關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間的諒解、友愛、體貼、幫 助則越來越少。一些人常常為了芝麻點小事——誰從過道裡進出不小心碰了自己正在火塘邊烤火的腳,誰挪了自己烤鞋的位置,挨著睡覺的人夜裡出去撒尿回來時把 自己碰醒了,都會發生一場沒完沒了的爭吵。如果有誰「調皮搗蛋少幹活」(實際是幹不動了),偷了別人的吃食或打了雙份飯,那就成了一些人眼中不可寬恕的 「罪犯」,一哄而起地捆打,辱罵,扣飯,甚至綁到門外的大樹上挨凍,以一洩他們自己胸中無處可洩的怨氣。

本來,北大荒不但春天美,而且冬天也是非常美麗的:矗立的山林武裝著銀盔銀甲,所有的樹木都在寒霧中散發出珠光劍氣。放眼遠眺,到處都是冰 雪的世界。它能使人開闊心胸,拓寬眼界,平添幾分豪爽氣。但是此時此刻,我們誰也沒有欣賞這嚴冬之美的雅興。儘管雪萊早說過:「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 嗎?」可我們覺得我們的春天還很渺茫。笑臉,早就消失了,而且人人似乎都已忘記什麼叫做「笑」了;收工後火堆邊的什麼川菜、粵菜、湘菜、魯菜、淮揚菜及各 地風味小吃的「精神大會餐」,也再不舉行了;過去常常不離口的流放生涯主題歌——《貝加爾湖之歌》,也早就沒人再哼哼了……

這時我和一些好友只能獨善其身,沒有多少精力為一些小事抱打不平了。我本人也得了浮腫病,經常頭暈眼花,腰酸腿痛,還不時拉血。有一次大便,我剛剛站起身還沒來得及繫好褲腰帶,就暈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蓋滿了鮮血的糞便旁,幸虧被人及時發現,才沒有被凍成「冰乃伊」。

一次往炭窯裡下料,我在炭窯外的山坡上獨自扛著一段小臉盆粗的木料,途中也突然暈倒,木料壓著我的脖子,使我出不來氣。自己心裏明白,可就是推它不動,也幸虧被人發現得快,才沒有釀成慘禍。

又一次,往山下拖樹頭,用力過猛,向下跌了個倒栽蔥,跌得滿臉鮮血。別人都回住地吃午飯了,我獨自一人在雪窩中躺了好一會才醒了過來。

此外,為了「搶窯」多出炭,燒壞衣服、燙傷手臂、中毒昏倒而被人拖出炭窯進行急救,那都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

一天上午,我又一次被熏倒了。當時我在炭窯中從小小的出炭口向外舉炭,窯外的一位難友把炭接過去,碼到十幾步外的炭堆上再返回出炭口時,沒有 再見到我在洞口高舉著一根粗木炭的雙手。他叫了一聲「老戴」,也不見有應聲。他知道不妙,連忙扒在洞口向窯裡面一瞧,只見我正倒在窯內還在冒煙的一堆木炭 旁。他急忙向別的窯點大聲呼喚:「老戴暈倒啦,快來搶救啊——」說著,他首先探身下窯,把我向出炭口拖。當他把我拖到出炭口下,附近窯點已跑來四五位難 友。其中的一位也鑽進了炭窯,幫助先下到窯內的難友把我架了起來,先把我的腦袋送到窯外,洞外的人再抓著我的兩個胳膊,把我拖了上來。他們把我平放在雪地 上,兩個人往我的臉上使勁地擦雪,另有人進行人工呼吸,才使得我甦醒過來。

這一次,若不是同在一個窯的難友發現得早並動作麻利,我也許在昏厥中就離開這個「悲慘世界」了!

儘管如此,我的成績相比之下仍然是不錯的。有一陣,我與楊明合拉一盤鋸。他原籍廣西百色,旅居緬甸多年,並參加了緬甸共產黨。回國後,先在我 們新華社廣東分社和總社華僑廣播部做編輯工作。華僑廣播部獨立為中國新聞社後,他繼續在那裏當編輯。我們這兩個人成了「鋸友」,那還能錯?別的鋸,往往要 一天半到兩三天才能備好一窯木料,我們則一天一窯,有時候三天四窯。從元旦到新年,伙房裡偶爾也做過一點好吃的,我們也堅持不完成當天的定額決不回。有一 次回到住地時,好吃的沒有了,我倆也沒有溫色與怨言。

由此,隋鳳祥指導員改變了對我的看法。他在全排的大會上對大家說:

「黨是相信大家會有進步會改變的。戴煌同志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他這兩個月進步很大,大家應該向他學習!」

這不禁使我心頭一動。自從王震將軍帶了個好頭,農場幹部對我們叫了一陣「同志」後,早就沒人再叫我們「同志」了。隋鳳祥指導員今天突然稱我這 個被最徹底否定過的人為「同志」,而且是由「大家監督」改為「大家學習」,這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是「兩個月河東,兩個月河西』了。這是好 兆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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