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上）　 最徹底的否定之後（Ⅰ）

　　　　　　　　　　　　　　　　　 一

1959年11月中旬，北大荒以其冰雪晶瑩的景色，迎來了關心流放中的「右派」及對其進行「改造工作」的中央考察團。

考察團由中央有關部門的人事保衛幹部組成，由國務院人事局負責人領頭。

　　

這時候，我正在完達山中燒木炭。與我一道於這燒炭新行當的共有100多名「右派」。其中有我們打草隊的這個排，另有「三間房」、「五間房」來的兩個排。

　　

這兩個排，此前統稱為雲山畜牧場「基建大隊」，並已把「三間房」擴建為比較正規的「七間房」，擁有相當寬敞的大食堂。他們在直接掌管這個大隊的雲山畜 牧場王副場長及祝大隊長的嚴酷統治下，活很重又吃不飽，又受氣挨罵，長時間得不到休息。「右派」同類中的一些班排長又蒙上壓下，踩著同類的瘦脖子去爭取摘 帽子，使大家深感苦海茫茫。一些意志不堅或原來就品質不純的人，越來越喪失了做人的理智，暴露出最高級動物向低級動物急劇倒退的「本能」。很多同志由於調 動頻繁，實在帶不了的保存在「五間房」後坡上一座無人看守的草棚裡的衣物乃至大把大把的公債券，都被偷摸殆盡。我本人的皮箱也被撬壞，毛巾被和嶄新的軍官 皮鞋等物不翼而飛。

　　

甚至還有鋌而走險謀財害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謀財害命被逮捕法辦的首犯，正是朱麻子之流十分喜愛的、曾自稱是我們「監工員」的那個排長田振興。

　　

這就使得那些本來就把我們不當人待的場隊幹部們，更把我們視同「豬玀」和奴隸。

　　

1959年11月23日，雲山畜牧場各隊的三四百名「右派」，冒著紛紛揚揚的大雪，集中到「七間房」新落成的那間寬敞的大食堂，參加第一次摘 帽大會。「回到人民懷抱」的人，約占總人數的1／10。其中當然不會有我。早被調往虎林850總場和其他地方的楊角夫婦、丁聰、王卓如等人的命運，也不知 如何。

　　

當晚，我們燒炭隊的人，回到了原來拉爬犁運木頭的住地——老電鋸廠。三天後的晚上，燒炭隊指導員隋鳳祥同志召集全隊人員講話。他個頭精小， 濃眉大眼，白白淨淨，書生模樣，談吐很文明，轉業前是空軍某部隊的中尉機要秘書，年方二十七八歲。他主要說了說這次沒被摘帽的人今後的努力方向。最後，突 然專門針對我講了一大段話，他說：

　　

「戴煌到北大荒後，一貫表現不好。他不管到了哪個隊，都有一整套意見。不僅對各個隊的領導有意見，對整個農場有意見，就是對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躍進、放衛星、人民公社、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系列方針路線，他也都有意見。似乎他比黨中央和毛主席還高明！

　　

「聽說很多人都敬佩他，怕他，凡事都跟著他跑。他有什麼可怕、可敬佩的？他有什麼本領？黨把他培養了這麼多年，從小培養到大，可是他從戰爭到和平，從國內到國外，沒給黨幹過一件好事，反而練出了一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領！

　　

「大家要站穩立場，和他劃清界限，不要再跟著他跑！他自己也要懸崖勒馬，嚴格地批判自己，寫出書面檢查材料。否則，他們機關這次跟中央考察團來的同志說了，就要把他逮捕法辦，送去勞動改造，不能再讓他享受國家的每月32元的生活費！」

　　

鑒於農場勞改犯刑滿釋放後每月至少也有32元工資，我們到北大荒後的第二年起，生活費由28元提高到32元。

　　

好極了！這是我到北大荒後一連串被否定中的最徹底的否定。這不但否定了我到北大荒後一切誠實繁重的勞動，連在北京「反右」高潮中都沒有被否定 過的、當年在戰爭歲月中捨生忘死的一切努力，也一古腦兒地全被否定掉了。似乎我寫了羅盛教、寫了胡志明以及多種多樣的報導，都是「壞」事！我多次冒著生死 莫測的危險深入前線採訪，甚至參加過白刃戰，當年也曾在新華社蘇北前線的電訊中被表揚過，這也都是「壞」事！在朝鮮前線，由於報導成績比較突出，中國人民 志願軍政治部為我記了三等功，朝鮮最高人民議會給我頒發了三級國旗勳章和軍功章，新華社機關報《前進報》為此曾在一期的二版頭條作了報導，其標題就是《新 聞戰線的光榮，志願軍總分社戴煌等八同志立功》，這也都是「壞」事？！

　　

隋鳳祥指導員並不瞭解我的過去，我不怪他。他顯然是受到了跟隨中央考察團來的新華社保衛科一個人的蠱惑。這不禁使我想到，當年我幹這些 「壞」事的時候，新華社保衛科及其他一些部門不幹這些「壞」事而「奮勇『反右』的英雄兒女」們，還不知躲在哪個保險櫃裡於「革命」哩！他們現在徹底否定我 的一切，究竟是「對革命的忠貞不二」，還是想踩著別人的骨頭架去撈取更為寬大的「黃馬褂」？！

　　

我越想越憤慨，憤慨得腦子裡亂嗡嗡的，但我沒有當場站起來申辯，因為我捫心無愧。「國事千鈞重，頭顱一擲輕」，個人生死是不足惜的。與文天 祥同科中進士的南宋詩人謝枋得在《和曹東谷韻》中唱得好：「萬古綱常肩上擔，脊樑鐵硬對皇天。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只有等號稱「左派」的人 們把我推上斷頭台時，我再高呼幾聲「共產主義萬歲」來表明自己的心跡。

　　

不過很快，我又在內心中批判了自己：一個人如果受不起委屈，老是不忘往日的榮譽而不是常常尋找潛在的不足，就會失去持續上進的動力，甚至會導致消沉和墮落，特別在這種並非是我們的革命必然要經歷的「非常時期」。

　　　　　　　　　　　　　　　　　 二

中央考察團走了。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們，屬於中央軍委三總部的就地重新分配，屬於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的回了北京。留下來「繼續改造」的人 們，雖然大多表示「不灰心，不洩氣，爭取下一次」，但人人都明顯地帶著失落感與悲觀惆悵的神色。大家佝僂著腰，頂著狂吼的大風雪，摸黑出工，摸黑回屋。

　　

也許為了消除所謂「戴煌的影響」，我們這個排與基建大隊的那兩個排打亂重分。我挑著行李，隨一個新組成的排離開了老電鋸廠，來到了南邊幾里 地一個山窩窩裡的新電鋸廠。隋鳳祥指導員與我們同去。他向我們說了一通「好好幹，爭取下一次摘帽子」的鼓勵話之後，正準備戴起狼皮大耳帽向外走，一直與我 在一起的原文化部的那個焦勇夫，塞給他一張小紙條。他匆匆一看，又從門口轉回身來說：

　　

「對，我倒給忘了。戴煌到這新的燒炭點，要繼續檢查交代，不能因為換了環境，事情就算過去了。大家也應該繼續對他進行監督！」

　　

這表明，焦勇夫又為我「奏了一本」。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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