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覺：公安機關決定媒體能否說話？
【大紀元4月25日訊】上個星期，中國公安部的發言人在一個官方報紙發表文章，宣稱可以“讓媒體說話”。
這種文章令人困惑：公安部的職權是打擊刑事犯罪和維護治安，難道它還有“讓媒體說話”或者“不讓媒體說話”的職權？
這正是中國的荒唐的政治現狀。不僅中共的宣傳機關擁有“讓媒體說話”或者“不讓媒體說話”的專制權力，中國的公安機關還擁有“讓媒體說話”或者“不讓媒體說話”的強制權力。
近年來，人們不斷看到：中國的公安機關以“妨害政治穩定”為由，關閉討論民主改革的媒體；中國的公安機關以“保守國家秘密”為由，禁止採訪或刊登敏感的揭露腐敗或暴露民困的消息；中國的公安機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為由，拘捕傳播自由理念的記者和作者。
行使這類強制權力的具體部門，是公安部的“政治保衛局”以及公安廳、公安局的“政治保衛處”、“政治保衛科”。在中國公安機關的內設部門編號中，“政治保衛局”、“政治保衛處”、“政治保衛科”通稱“一局”、“一處”、“一科”，可見“政治保衛”是公安工作的“頭等大事”。而且，“政治保衛”部門的實際地位高於公安機關的其他內設部門（如刑偵、預審等等）：“政治保衛”部門通常不是主要受公安機關負責人的領導，而是主要受本級黨委的“政法委員會”的領導，在重大問題上，“政治保衛”部門直接受本級黨委負責人指導，可見“政治保衛”的“重要性”。當然，“政治保衛”絕不僅僅是針對新聞自由，它要消除任何中國民主轉型的政治萌芽。
“政治保衛”由來甚久。將近九十年前，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首創者列寧和他的戰友捷爾任斯基，共同發明了第一部“政治保衛”機器－“契卡”，即“肅反委員會”，殘酷地鎮壓一切懷疑、不滿、反對共產黨極權的“反革命”。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肅反委員會”改為“格柏烏”，即“政治保衛總局”。“政治保衛總局”的後繼者是“克格勃”，即“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除了遨遊於諜海之中，另一項基本任務還是“政治保衛”。中共學習蘇聯的“政治保衛”起步很早。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共割據的“蘇區”和中共領導的“紅軍”中，就建立了“政治保衛局”。這個“革命傳統”一直延續到中共1949年掌握政權之後。這方面的一個“巧合”是：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三十年代“長征”時正是中共的主力部隊－紅一軍團的政治保衛局局長。
中共聲稱“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保持陳舊黴爛的“政治保衛”部門、“政治保衛”政策、“政治保衛”行動，突出表明中共所說的“現代化”並不包含民主化，中共所說的“改革開放”並不包含政治改革和政權向人民開放。
幾年前，中共的“政治保衛”似乎“與時俱進”：公安機關的“政治保衛”部門改稱“國內安全保衛局”、“國內安全保衛總隊”、“國內安全保衛大隊”。然而，這一“與時俱進”完全是為了遮人耳目。原有的“政治保衛”宗旨和“政治保衛”目標照舊：監控、防範、壓制、打擊一切異議言論、異議活動、異議人士。這幾年“政治保衛工作”十分活躍。沒有實質性的動向顯示中共將從“政治保衛”走向政治開明。
因此，不必歡迎公安機關的某個人象徵性地談論可以“讓媒體說話”，而是必須取消公安機關決定媒體能否說話的強制權力。不僅需要如此。中國還必須取消維護一黨專制的“政治保衛”本身。
中國的執政黨要學習如何與民主力量進行政治對話，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要學習如何通過自由選舉容納民主分子，中國的政府要學習如何同民主組織平等相處。看來中共不想做這三點。做不到這三點，任何“政治保衛”都無法平息人民對專制的不斷反抗。
2007年4月23日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