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1日訊】隨著中國國內消費市場連年萎縮，中國國民工資增長速度落後於GDP增長速度的問題終於被提出來討論。如果考慮到這些年中國工資增長主要依靠公職群體的工資增長，勞動者群體工資增長緩慢這一問題就更加突顯出來。以下，筆者根據搜集到的資料，為中國工資增長狀態概括出以下兩大特點：

一、在工資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 GDP增長速度的同時，公職人員的工資出現剛性增長。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85年以後，國家曾對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進行過八次調整和改革，自2001年以來給公職人員加薪的次數共計3次，加薪部分主要是職務工資和基礎工資，每次增幅都不低於15%。

從純粹以工資名義標識的收入標準來說，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確實不算太高。但如果將非貨幣收入，如住房及各種單位福利都計算在內，各地公務員收入都遠遠高於當地中等水平。更何況，公職群體還得到社會保障體制全方位覆蓋，再加上職務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穩定等等，公務員成為中國時下最熱門的職業。

另外一組資料更能夠足以說明公職群體的實際經濟收入水平：2003年，由國家財政、預算外資金、企業與村民交費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業供養費高達15,766億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個國家總計支出37,960億元中的37.58%，被公職群體所消耗。這還不包括當年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花費的6,000多億元（接近當年財政收入的20%左右）。上述財政供養人口約7,000萬人，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

二、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卻增長緩慢，甚至沒有增長。比如從90年代初期到21世紀初期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但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10年沒有上漲。據有的研究者調查，在2001－2006年間，各地農民工的工資有小幅提高，但是上漲的幅度不足15％。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構成社會保障體系的幾大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失業等保險幾乎與這一龐大的社會底層無緣。

從決定中國工資的諸種因素來看，很明顯，無論是公職人員的工資還是勞工工資的決定，都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宣稱的“自由市場過程”。比如中國政府連續多次給公務員加薪，毫無疑問是制度偏倚的結果。可以用來說明問題的是：在中國當局努力貶損的美國，公務員要求漲工資，首先要經過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的批准，然後還要由全國超過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批准。最重要的是美國還奉行“誰提出漲工資，不給誰漲工資”的原則，即本屆議會和政府通過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讓下任官員受益。

而中國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面對資方的慘敗，從表面看來，是勞動在與資本的博弈中失敗，但其背後卻有制度因素。底層勞動者的工資增長緩慢，其中固然有勞動力市場極度傾斜、呈無限供給趨勢這一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時還應該看到，勞工階層工資增長緩慢的更深層次因素是中國勞動者缺乏權利。

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係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其間政治制度起到了極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國當局從不允許勞工自行設立工會，這就使得勞工在與雇主進行工資談判時，不具有作為一方談判者的主體地位。

研究人員王煉利女士曾針對勞工工資做過一項調查。該調查表明，上海建築業中有51%的從業人員人均年報酬僅266元（因為雇主欠薪），房地產業和製造業中分別有75%和43% 的從業人員人均年報酬1700元。而建築業的勞動強度之大，工人“願意”接受如此之低的工資水平乃至雇主欠薪逃薪，其關鍵原因就在於勞工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在於他們不能組織工會集結成有組織力量。而一盤散沙式的勞動者是無法與高度組織的資方談判，更何況資方背後還有地方政府在撐腰。

可以說，勞動力供給極度傾斜，是中國勞動者面臨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們能夠獲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權利，尤其是自由結社、示威遊行、言論自由等能夠保障權利的權利，中國的勞工群體決不至於墮入目前這種悲慘境地。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188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