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下）　文明驟化為野蠻（Ⅲ）

不說別的，單說據我所知的彭老總的為人，罵他的人就沒法與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華社總社又派出一批記者到達朝鮮前線。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社長普金，請彭總給他們講講朝鮮戰場形勢。當時志願軍司令部設在 檜倉東郊後山腰的山洞裡，志願軍總分社設在前山腰的舊礦洞裡。由於敵機活動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讓記者們翻過前山的山頭，爬到後山腰的山洞裡聆聽彭總的講 解。
　　
「不！」彭總說，「你們人多目標大。我只帶一個參謀和一個警衛員，目標小，還是我到你們的洞子裡去為好。」
　　
不論普金怎麼說「彭總的安全是大家最關心的」，彭總硬是帶著一位夾著朝鮮戰場軍用地圖的參謀和一位警衛員，從後山腰下到溝底，再翻過前山的山頭，來到了志願軍總分社的山洞裡，給記者編輯們講了多半天。
　　
1951年10月，志願軍出國作戰一週年。金日成給彭總送去兩大箱蘋果，每箱足有500斤。彭總一個也沒吃，送一箱給司令部的參謀們，送一箱 給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的同志們。彭總的一位警衛員悄悄地從給參謀們的那一箱中給彭總留了一臉盆，彭總髮現後把這位警衛員同志狠批了一頓，堅決讓他還了回去。
　　
彭老總的這類平易近人、關心部屬勝似關心自己的品格，是許多位高勢顯的人沒法比擬的。
　　
由此我還想到，我們黨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後，為什麼正氣反而得不到弘揚，而聽任毛主席的個人專斷？就以1959年的廬山會議言，為什麼那麼多過去叱吒風雲的老一輩革命家，一個個畫地為牢、噤若寒蟬？這是很值得深思的。
　　
通常而言，理性高於感性。從理性出發的革命者，一般都是比較堅定的。可惜，我們黨內的這種人似乎並不太普遍。大多數知識份子投身於革命，除了 具有一定的正義感和愛國心而外，往往也摻雜著追尋個人出路等等的私心雜念。這種人一旦掌了實權、大權，個人的目的已超標準地達到，若再要他們捨棄這些既得 利益繼續為真理吶喊、為正義而拚搏，他們就得掂量再掂量孰輕孰重了。很多人也許覺得當年的革命正義和愛國心這顆無比碩大的砝碼，突然輕得微不足道了。
　　
當然，在老一輩中，也不乏洞知真偽、明斷是非的人。但他們為了顧全大局，維護表面上的團結一致，卻又不得不順著毛主席的意趣而犧牲別的戰 友。這樣，就把我們的黨演變成了一個宗法大家庭，不管輩份最高的老爺子的一些作為如何地不對頭，但做下輩的人都還要維護老爺子的權威與尊嚴：是也是，不是 也是。受了委屈的人還得被迫自打耳光：「怪我不好，是我不對！」
　　
至於一般工農出身的人，他們之所以投身革命，往往出於追求自身的翻身解放。在革命過程中，他們中的很多人也能一不伯苦，二不怕死，有著百折 不撓的大無畏氣概。但如果在這艱苦殘酷的鬥爭中，他們沒能昇華為真正視野高闊的共產主義戰士，一旦個人翻身解放的目標已徹底實現，並且還掌了權，他們則往 往不會再側重於我們的黨和國家如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更甭說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了。對於毛主席，那是使我們翻身解放並掌了權的大救星、大恩人。大救星、 大恩人咋想咋說咋做都是百分之百的英明正確，誰說一個「不」字，那就和他拚命，不共戴天。
　　
在如此這般的狀態下，像譚嗣同那樣「我自橫刀朝天笑」的人，像魯迅那樣「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人，誓死也要改革到底革命到底的人，寧可用自己 之一死也要喚醒億萬群眾而絕不苟且偷生的人，是極少極少的。如此下去，則必然「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 正，治之至也」的至善理念，也頂多在嘴頭兒上空叨叨罷了！總有一天，會出現《史記‧秦始皇本記》中所痛述的那種局面：「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 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
　　
……
　　
我想得很多，但只是在出工收工的長途跋涉中獨自想想而已，幹活的當兒仍一如既往，盡力而為。

　　　　　　　　　　　　　　　　　 五

十年大慶快到了。中央頒布了對「戰爭罪犯」和各種犯罪份子的特赦令，也頒布了對已經「改惡從善」的「右派份子」摘帽子的決定。我們奉命利用每天下工後的業餘時間，在微弱的燭光下斷斷續續地寫自己的「改造小結」。
　　
在通過『小結」的會議上，我以爭取分清是非、提高認識的態度，簡而略之地談了前述的許多真實思想。大家認為我是誠懇的，有人還表示很讚賞，一致通過了我的『小結」。
　　
但是，表面上在一邊旁聽、實際上是臨場監督指導的畜牧二隊蓋隊長，用他的膠東口音突然說：
　　
「戴煌的問題很嚴重，尤其對國家生活的一些看法，是繼續對黨對毛主席不信任的表現。大家沒有對他進行批判，反認為這是敢向黨暴露真實思想，對他讚揚，這是極端錯誤的，是『右傾』！大家應該與戴煌劃清界限，對他進行嚴肅的批判幫助！」
　　
像往常一樣，每當這緊要關頭，一些人立即轉為檢討自己「覺悟不高」、「立場不穩」、「政治嗅覺不靈」，等等，繼而就對我批了一通。老實一點的人，先談自己也有類似的「糊塗認識」，然後才浮皮潦草地規勸我幾句。最後蓋隊長又講了幾句話，對我的「小結」會才算結束。
　　
平心而論，蓋隊長是個「上級說啥都正確」那種類型的工農幹部和共產黨員。他作風嚴謹，工作刻苦，從不沾公家丁點大的便宜，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也 很有分寸，也很尊重我們的人格。很明顯，他與朱麻子、武副書記之流不是一路人。但遺憾的是，他的內心世界不自覺地或本能地擁有宗教式的個人偶像崇拜傾向， 而且崇拜得極其虔誠。他對我們思考的這類問題是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而且上有他所崇拜偶像的指路明燈，他自己壓根兒就不會去作這種種「無謂的胡思亂想」。
　　
隔了幾天，在打小葉草的草原工地上，蓋隊長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導員又找我談了一個多小時。當問我「想通了沒有」，我表示「還沒有想通」時，他們一臉沒好氣。
　
一天晚飯後，在瑟瑟秋風中，蓋隊長在食堂前的小院裡「晚點名」，當著全隊的面，指名批評我說：
　　
「戴煌老是想些與黨的觀點不一致的問題。這樣下去很危險！黨把要說的話都說了，改不改全在他自己……」
　　
不少朋友都為我捏把汗，不知道我將會再出什麼事。但是我老想著好像是歌德說過的那句話：「一個真正的人所要求的最先和最後的條件，都是對真理的熱愛。」要我昧著良心認黑為白，指是為非，那是十分痛苦的。我還是應該堅持走自己認準的路，其是非曲直任由別人去說吧！
　　
中秋節的夜晚，我特地備了一瓶紅葡萄酒，請幾位好友舉杯對明月，遙祝我母親的七旬誕辰，祝她老人家健康長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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