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9日訊】高智晟律師在他的一篇文章的結尾說到﹐為了讓后代不再在恐懼中生活﹐他要堅持維權努力。讀到那裡時﹐我感觸很深。在大陸生活近三十年﹐對邪惡中共帶給高智晟一家的恐懼是不難理解的﹔其實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一直籠罩著紅色恐懼的陰影。我和我家的經歷就是一例。

紅色恐怖種子在幼小心靈裡種下

在五十年代初﹐上小學前﹐我寄居在舅舅家。舅舅有一個五金店﹐本來經營的很好。中共剝奪他人財產﹐要舅舅的店“公私合營”。晚上睡覺時﹐常聽到一些工人不尋常的在店裡開會﹔舅舅為了躲避那些人給他找麻煩﹐不得不躲在外面﹐數日不歸。家中沒米開鍋時﹐舅媽讓表姐把榔頭等工具藏在手提袋裡﹐到很遠很遠的收購店換錢﹐而不敢在就近的店變賣﹐怕被人告發。從那時起﹐紅色恐怖的種子就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種下了。

公私合營在大鑼大鼓的進行中結束了。而我在那段日子裡中斷的孩童的天真歡笑卻再也回不來了。隔壁的一家五金店也關了門。店主被抓去勞改﹐因為他在“解放前”參加了國民黨的青年組織。在我離開大陸前﹐二十多年中再沒見他回過家。一家二老三小的生活擔子就留給了弱小的妻子。

這件事以後的五十年中﹐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勞改制度﹐一直以為勞改犯是小偷﹑被判的壞份子等人。直到2000年左右在美國﹐一個比我年長二十歲﹐曾與我在大陸同一城市生活的高級知識份子﹐向我講述五十年代他被勞改然後被平反的遭遇﹐以及在勞改期間的恐怖經歷﹐我才大夢初醒般的明白勞改制度對中國百姓迫害的事實與本質。

有一段時期﹐舅舅家靠典當變賣衣物﹑傢具﹑賣引火用的柴板熟墦薯為生。一餐愁一餐﹐有時也得到好心鄰居的接濟。因為舅舅過去開過五金店﹐在學校裡舅舅家一直被當成資本家家庭對待。表姐的學費得不到減免﹐而我因為父母兄妹全在香港﹐得到所謂對“香港同胞”的優待(其實是掩人耳目)﹐學費得以減免。

一天﹐老師把我叫去﹐問我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大門口吃大肉面的事﹐並說有兩位同學作證。當時的氣氛﹐我感覺好像自己曾經隱瞞事實﹐現在必須承認一樣。我不知道吃大肉面的事。最後老師說﹕“學校還是會給你學費減免。你要讓你香港的父母知道黨和政府對你的照顧”。對這件事我有很多疑惑﹕那二位同學不住我家附近﹐他們真的看見是我舅舅嗎﹖為什麼要去告訴老師﹖而且我從未見我舅舅不在家裡的桌子旁吃飯。還有鄰居送的可能性﹐也要被調查嗎﹖被學校懷疑很不是滋味。但我還是按老師的要求﹐每次去信香港都講黨和政府對我的“照顧”﹐講社會主義好﹐久之甚至真的從心裡感謝黨和政府的照顧了。

接下來﹐就到了反右時期。那時我上小學四五年級吧﹐我只覺的學校和家週圍的氣氛很可怕﹐有一種鴉雀無聲的恐怖。常見老師夜間在學校開會﹐很晚才散。聽曾在同一小學讀書的表姐說﹕“XX老師是右派﹔XX有問題﹐娶了資本家的女兒……”﹐那時已被“黨文化”教育得聽到右派這個新名詞就知道是新的階級異己份子﹐都不需要明白右派的定義是什麼﹑右派做了什麼。知道了本來印象好的老師是右派﹐就會自覺地改變自己對她的態度。

階級成份﹑海外關係使我象只驚弓之鳥

就這樣﹐在小學裡﹐紅色恐怖就一點點地在我心中累積起來。而舅舅的階級成份問題﹑香港父母的海外關係﹐都一直使我象只驚弓之鳥。每當要填寫有家庭成份﹑社會關係的表格時就害怕﹐怕被懷疑對黨不忠誠。

五年級時﹐一個同學的作文中有一個錯字﹐把“將來”寫成了“蔣來”。老師在上課時嚴厲地批評了他﹐說他是有意寫錯別字﹐是盼望蔣介石回來的意思。還特別警告他不要受家庭影響。雖然不知道這同學的家庭成份﹐但可肯定不是紅色家庭。一個錯別字反映出來的階級鬥爭﹐使我對這個同學的階級警惕性一直維持到以後與他同在一所初中。每次見到他都會想起五年級時發生的事﹐並會聯想到“隱藏的有危險性的階級敵人”。

現在想﹐其實﹐也不全怪老師敏感﹐在全中國被邪黨恐怖籠罩時﹐在中共人整人的政策下﹐如果不揭發他人﹐哪天說不定就被別人揭發﹐“思想有問題。”

隨後就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學校推遲了畢業分配。我一畢業被分配到一個新建化工廠﹐該工廠靠一次一次地去省裡要錢維持﹐全廠人也游游蕩蕩的過日子。一個工程師私下告訴我﹐這樣規模的化工廠經濟效益是很差的﹐而以後將要第一投產的燒鹼車間更是弊病從生﹐虧本是無疑的。幾年後這個燒鹼車間終於投產了。試車時﹐因為工程發生了個小爆炸。當天在一個工廠領導人的身邊﹐我脫口而出的說﹕“燒鹼車間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這位領導人立即說﹕“小心階級敵人的亂說亂動。”我的心情隨即緊張起來。以後的幾天﹐我一直在強烈的恐懼中。

那是一個人人都被迫要參與政治的時代

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發生時﹐先在幹部內部一級一級往下傳達中央文件﹐

最後向社會大眾公佈。我參加了所謂內部傳達的最後一層﹐即所謂普通黨員﹑行政﹑技術幹部這一層。在工廠僻靜的一角落的木房裡﹐宣讀了林彪反黨叛國的文件﹐然後分成兩大組討論﹐要逐個表態﹐與林彪劃清界線。在聽了文件後﹐我突然有一個想法﹕直到昨天還說林彪是毛主席的忠實戰友和接班人﹐今天被告知他是敵人。林彪這個事情肯定有一個過程﹐發生過什麼事情。而我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從昨天到今天﹐我必須180度大轉向﹐強制表態﹖而我知道多少事實呢﹖

這是我在中國大陸唯一遇到過的內部文件。頭腦中那一點點不願被奴役的思想抵制了它﹐我決定不表態。那天我是記錄員﹐我以為在一個約七﹑八十個人的大組裡﹐人們會忽視我是否發言。然而在最後總結時﹐會議主持人一開口就說﹕“除了一個人外﹐全部人都表了態與林彪劃清界線……”。我被不點名的指出了。我知道在宣佈散會前還有最後機會﹐但我硬着頭皮﹐堅持不表態。

接下來的數日﹐我完全在恐慌中渡過。說一句真話會惹禍﹐即使沉默也會惹禍。這就是中共的統治。人們都不能有獨立思想﹐共產邪黨就是要人完全被它操控﹐奴役﹐對它百分之百聽從﹐進而對它的任何運動都不去懷疑﹐完全相信。

那是一個人人都被迫要參與政治的時代。

我丈夫本來是個思想非常單純的技術員。文革前一年才參加工作。他不懂中共政治的陰謀與陽謀。文革期間﹐工廠的領導在打倒走資派時被撤職﹐他被群眾推舉出來當頭頭﹐結果很快就得罪了人。他想入黨時﹐人家以我有“香港海外關係”為由不準他入黨。在中共國﹐不能入黨等於沒有前途﹐只能生存在最底層。最後﹐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他發病後﹐廠裡發生了一件事給我很大衝擊。

中共統治使人道德也在淪喪

中共統治使人道德也在淪喪。一天﹐全廠大會批鬥一個女青年團支部書記。這個女孩是在得到地區游泳比賽冠軍後﹐馬上被吸收入團﹐又被提拔為團支書的。她與人發生性關係和墮胎的事被揭發了。主持批鬥會的新團支書自己就是“先吃飯﹐後打鐘”即奉子成婚的﹐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痛打落水狗”。在露天會議場的燈光下﹐這個女青年被批得體無完膚。

一個比我年長的女技術員告訴我﹐這個女青年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因歷史問題被中共抓去坐牢﹐作護士的母親文革期間被長期下放到農村。她十二歲起獨自在城里帶着九歲的弟弟生活。她十四歲就與人發生性關係。那位女技術員說﹕“能怪她嗎﹖十四歲的孩子沒有父母在身旁﹐懂得保護自己嗎﹖”

批判會後﹐看見這個女青年孤零零的低着頭走路時﹐我心裡昇起對她的憐憫。坦白地說要不是那位技術員向我表示了對她的同情﹐我恐怕心裡都不敢昇起對她的一絲憐憫。對被組織批鬥的人心懷同情﹖你是什麼立場﹖這可是原則問題。

一位同事說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此時我開始思考﹐這個女孩子家庭悲劇﹐我總覺的這災難隨時可能發生在我家。我的丈夫已經成了黨的砲灰﹐徹底無用了。象她父母那樣﹐我萬一挨整﹐我的兩個女兒怎麼辦﹖對未來的恐懼揮之不去。我決心離開大陸。回想起小學三年級時﹐我舅舅已為我辦理好回我出生地香港的手續。而年幼的我被灌輸的宣傳下﹐我毅然選擇留下來為黨“建設新中國”﹐我忍受了不能與父母兄妹團聚的遺憾﹐忍受了因家庭成份在生活中受到的干擾﹐忍受因海外關係在昇學各方面受到的歧視﹐總以為努力工作會得到公正的回報。然而現實不斷的擊碎我的幻想﹐我徹底的清醒了。離開大陸﹐雖然違背了小時的心願﹐離開了故鄉﹐但以這種無奈能換取女兒的前途和希望﹐也只得如此。一位同事說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我和女兒終於擺脫了心中無時不刻的恐懼﹐紅色恐怖不再在我們心裡起作用了﹐包括26年後再北京的一次旅遊。

警察對我吼﹕“你還不走開﹗”

2005年﹐我陪一位朋友去大陸旅行﹐參加的是美國的旅行團。在天安門廣場上導遊宣佈大家自由活動後﹐我在原地與同行的一位白人女士說話。馬上一輛警車開過來﹐警察跳下來﹐對我吼﹕“你還不走開﹗”正當我一頭霧水時﹐導遊對警察說﹕“她是我團隊的”。我才明白警察當我是中國人﹐想禁止我與外國人說話。這就是中國的警察﹗警車開走後﹐我發現有兩個便衣警察一前一後在我們週圍﹐象站崗似的。直到我們整隊離去。作為美籍華人﹐那時我沒有了恐懼﹐只有無奈﹐為生來不可改變的中國人外表無奈﹔只有悲哀﹐為中國百姓還在受中共紅色恐怖的悲哀。

1979年離開大陸到了香港﹐接觸到被中共封鎖的真理和真相﹐對中共開始厭惡。到了美國﹐過着自由民主的生活﹐更明白了中共對中國百姓的欺騙和奴役。以後聽到什麼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什麼一國兩制﹐三個代表﹐再不會被蒙蔽。共產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誰真信它﹐誰遭殃。

完全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

“六四”學生運動被鎮壓﹐我並不驚訝中共的殘暴﹐但那時我並沒有看透中共的本質。我還問自己﹕以後還有什麼人會引起中共的不滿呢﹖還有什麼力量能站在中共的對立面呢﹖應該是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時候了。中共有什麼理由再殺人呢﹖我太天真了。法輪功學員的被迫害﹐使我完全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中共是一個不會自行歸正的邪靈。

我對法輪功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在法輪功被迫害前﹐有一年時間因工作的改變﹐我有一個小時去一處晨練。那裡有大大小小近十組不同的運動。我主要參加了一個氣功組﹐休息的時候就去接觸其它運動﹐也接觸到法輪功。我看到法輪功在大陸各地盛行的圖片。但當時我想先把簡單的運動學會後再學法輪功。當時我買了中﹑英文兩版的>﹐但為的是讓一個學習中文的西人作語言學習材料。後來上班時間改了﹐我不再晨運﹐幾乎就忘了法輪功這回事。直到聽到法輪功在大陸被迫害的消息﹐我才記起自己曾接觸過法輪功。我覺得法輪功完全不象宣傳的那樣﹐就萌發了想學的願望。

於是﹐我利用週末時間﹐走了三個城市去學法輪功。我接觸了四個城市的法輪功學員﹐了解到他們走近法輪功的感人故事。我又多次到圖書館借了那裡全部法輪功書籍﹐並一改自己以前看書前後亂翻﹑挑着看的習慣﹐認認真真從頭讀到尾﹐看了一篇又一篇。我明白到“修煉”的道理﹐也感受到法輪功學員對“修煉”的真摯﹑他們的善良﹑內心的平和﹑對錢財誘惑不動心﹑弘揚正氣的堅定﹐在很短接觸中我就能感受到他們高尚的人格。而我的城市建市周年的遊行中法輪功隊伍一年比一年壯大。

那次在大陸遇到青年人問我對法輪功的看法﹐我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在世界弘揚。看來中國的青年已不象過去那樣對中共的話照單全收了。

我學會法輪功後﹐沒有再與法輪功學員接觸﹐也沒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只是自己在家煉功。但我已經明白了﹐在法輪功學員堅持真善忍的正氣中﹐中共必然滅亡。希望被中共邪靈蒙蔽的人﹐認清形勢﹐唾棄中共﹐徹底解放自己。

(03/31/2007 讀者投稿)(//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