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傳珩：當今中國社會結構呈現三大特徵
【大紀元4月17日訊】中華傳統社會結構，實質上是以士農為主體，工商處於邊緣地帶的組合結構。這正是中華社會長期以來資本因素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西方工業革命推動的資本擴張越出國界和殖民浪潮波及黃河文明時，中華傳統社會在外來資本力量的介入過程中，發生了第一次社會階層群體組合意義上的解構，即致使傳統士、農、工、商各階層群體組合錯位，關係紊亂，一切社會舊規範陷入癱瘓狀態。這便客觀地激活了社會各階層、利益群體的波動與伸張，不僅為處於社會邊緣地帶的工商階層的成長與提升以空間，同時也為知識份子游離權力中心，向良心價值回歸以機會。當時的胡適、蔡元培等，正可謂是非政治化知識份子的代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華民族又在“共產國際”外來意志力量的介入中，陷於階級鬥爭的深淵。中國20多年的暴力革命，中斷了中華傳統社會結構在世界資本擴張力量介入下的自然調整與重組過程。1949中共建制以後，在左的意識指導下，從政治上截阻了知識份子向良心價值回歸的通道，讓知識份子為政治服務，做馴服工具；而且在經濟上重農抑商，甚至發展到割“資本主義尾巴”，再次致使商業階層邊緣化。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大陸，實質上是一個官、工、農為主體結構的社會，知識份子成為“臭老九”，經商成為社會蔑視的職業。直至冷戰末期，共產主義在世界走向衰敗。20年前，在以電腦、衛星為標誌的圓動工具全球旋轉推動下，資本擴張的世界性力量再次撞開了古老的北京大門。中共以改革開放的經濟戰略，應對這場全球化的挑戰，從而導致了中華舊文明社會權力框架的整體鬆動。
後對抗時代的中國，正處於第二次社會階層與群體解構過程中的大分化、大重組歷史時期。
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近30年的歷史進程，就是人類全球化導致中國舊文明社會規範失序與傳統社會解構的歷史。後對抗時代的中華社會結構，在資本世界擴張力量推動下，正在成顯出以下三大特徵：
１、特權資本階層已經形成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政治保守的歷程，已經把後對抗時代的社會推向了一條權力壟斷市場條件下的不平等競爭道路。掌握權力資源的大小官吏，趁經濟轉型時期權利義務關係暫時失調和社會結構大變動暫時失序之機，憑藉對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一體化壟斷，把手中的特權轉化為生產金錢的機器，各職能官員政經合一，相互利用，合夥營利，不受制約，已經形成了一個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特權資本階層。他們貪污腐敗，日進鬥金，並借假各種改革開放名義，通過各種途徑，將公有財產據為已有。這一階層不僅“吃喝嫖賭全報銷”，而且私自動用公款投資炒股，甚至把大量非法收入轉移國外。他們資產多達千萬、億萬。這一階層主要指執掌重權的部分黨政軍要員及其經商親屬、國營大型企業領導和少數與權力攀結的“皮包”大亨。
當今中國，已經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約定俗成的“權力交易市場”。如同西方自由資本市場條件下那種資本所有者合夥經營，按股份大小佔有企業資本，分享剩餘價值那樣；在中國權力資本市場條件下，各層官員合夥執政，按權力大小瓜分公有財產，分享剩餘價值。由於這個不受任何社會力量制約的特權資本階層，是不平等競爭市場上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他們是後對抗時代中國民主化改革的最大反對者。
２、中產階層正在生長
後對抗時代的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三資企業、民間企業、個體商業的迅猛發展，加之在科技創新過程中崛起的高級科技人員隊伍的擴大和教育改革進程中高級師資隊伍的增加，以及大腕演員、名律師和藝術、體育等領域星級人才層出不窮，導致了一個從社會地位到經濟收入穩步提升的中產階層初見端倪。他們的年收入一般在幾萬或幾十萬之間，其中不少人擁有百萬以上的財產，且是社會各階層受教育比例人數較高的群體。但不可否認，他們之中有大批文化素質極差，品行極壞，甚至是從社會劣跡隊伍中靠坑蒙拐騙發跡起來的人。後對抗時代的中國，中產階層人數約占從業總人口的1/7左右，雖受教育程度和所占從業人口比例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中產階層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所占從業人口比例一般都在1/4～1/3之間。）但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支撐力量。
中國中產階層雖也是經濟改革的受益者，其社會地位、經濟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都在提高，但其政治權利受到特權資本階層的壓制，不僅在政治舞臺上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和代言人，而且缺乏自我表達意見的媒體和與權力中心溝通的法律管道，因而他們不得不借助攀附權貴、利用裙帶關係或賄賂的方式，來保護自身利益。所以中產階層本能地主張在不危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穩步推動社會政治變革，以便自己能擁有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參與權。
３、工農階層邊緣化
後對抗時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最大特點是中共建制後所形成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官工農主體社會已徹底解構。工人群體社會地位江河日下，農民淪為最受官僚盤剝的社會低層，現實中國正形成一個“官知商”為主構，工農階級逐漸邊緣化的社會。今天從工務農，已成為社會最沒有能力群體的無奈選擇。如今工人大眾不僅毫無政治權利和自保能力，且經濟收入微溥，甚至難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特別是國營企業，常常因無活幹或虧損負債而拖欠工人工資，致使無產者淪為無飯者。而企業卻把他們視為“等靠拿”的經濟包袱。
農民階層雖是改革開放的最初受益者，但伴隨改革開放政策向城市傾斜，“靠天吃飯”的農業常常出現“零收入”的狀況，加之各級官吏欺壓，地方雜捐苛稅甚重，農民飽受社會層層盤剝，不堪重負，常常忙碌一年仍無法維繫家庭開支和子女就學，這是社會一個處境十分艱難的龐大階層。
以上工農階層（包括城鄉兩栖群體）五億多人，接近社會從業人口比例的70%。他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情緒波動較大，對現實狀況普遍不滿，集體請願、上訪事件層出不盡，要求政治改革以實現社會公正的願望日趨強烈。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