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讀上海作家王安憶的新作《遍地梟雄》，不禁對作者刮目相看。在這部小說裡，作者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出發，深深地切入當今中國社會。它所揭示出的問題，至今尚未引起國人足夠的注意，更談不上有深入的瞭解，故而值得我們認真解讀。

《遍地梟雄》的故事並不複雜。小說主人翁韓燕來是上海郊區征地農戶家的孩子，高中畢業後幹過這幹過那，最後當了出租車司機，日子過得馬馬虎虎，平平常常。聖誕夜他搭載了3位年輕乘客，不料這三人竟是劫車的。出人意外的是，韓燕來竟然被劫車人大王吸引，鬼使神差地與他交上朋友，並跌入黑道。這個故事看上去是一個荒誕的江湖故事，其實卻深刻地反映現實並揭示人性。我讀了幾篇評論，感到未能切中肯綮，忍不住寫下這篇文章。

劫匪何以能打動人心？

《遍地梟雄》裡的3名劫匪和一般人想像的強盜或黑社會不同，他們走上黑道不是生活所迫，而是自主的選擇。他們搶劫財物不是貪圖物質利益和追求物質享受，而是為了過一種不受約束的、充滿緊張和刺激的所謂更自由、更自然的生活。王安憶說她本來想給小說取名《遍地風流》的，可是這個名字早已讓作家阿城用過了，所以祇好取名《遍地梟雄》。的確，「風流」比「梟雄」更準確，因為「梟雄」 略帶貶義，「風流」則更中性。故事裡的三名劫匪大王、二王、三王均非善類，但好像也非惡類。他們身上都有一種無關善惡的而又讓人心動的東西，一種超越善惡，在善惡之上的更深刻的東西。

小說中的主人翁韓燕來是這次搶劫事件的受害者，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在和劫匪們幾天的接觸下來，他竟然被匪首大王所吸引，他放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的機會和報警的機會，後來大王們把他放走，他反倒感到很失落（這和所謂「斯德哥爾摩現象」還不是一回事）。由此聯想到《水滸》。在毛時代，《水滸》被套進階級鬥爭、農民起義的理論中去解讀，如今是不時髦了。學者專家紛紛指出，梁山泊108條好漢根本就沒幾個是正經農民，就算是農民出身多半也都不務正業，整天熱衷於打砸搶；另外，大多數好漢們也不是被生活所迫或被權勢欺害才逼上樑山的。要說梁山好漢殺富濟貧，扶弱抑強，替天行道，其實都頗有疑問，大可商榷。無怪乎老話說「少不讀《水滸》」，因為《水滸》教人做強盜.這些批評都有它的道理，但問題是，梁山好漢既然是如此模樣，為甚麼人們還要稱他們為好漢呢？一部教人做強盜的書為甚麼對青少年特別有吸引力呢？這說明人性中卻有一種衝動，不安於按部就班、平淡無奇的生活，深藏著一種願望，追求冒險，追求刺激，蔑視俗世規範，追求個人意志的任意揮灑。

梁山好漢雖然有不少是勞動人民出身，但是他們大都不愛勞動。那並不是說「稼穡辛苦，好漢不為」。好漢們不愛勞動並不是出於怕辛苦，並不是出於懶惰，尤其不是出於肉體的懶惰。這些好漢們整天舞槍弄棒的，要練武要打仗，其實也很辛苦，甚至更辛苦，而且還危險.為甚麼好漢們寧願練武而不肯勞動呢？這和人們喜歡體育運動而不喜歡體力勞動的原因很類似。知青張三因為打一手好球，被調進地區專業球隊。數月後張三回生產隊看望插隊的哥兒們。知青哥兒們問張三：「怎麼樣啊？這下你的日子過得舒服了吧？」「哪裏哪裏，」張三答，「每天大運動量訓練，比當知青還苦還累呢！但是你樂意，對吧？」「當然當然。」

不錯，體育和體力活都是勞力的，但內涵大不相同。勞動意味著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體育卻是對這種必然性的擺脫，體育是人類自由的體現，引一段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事實上，自由王國祇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纔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祇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在這裡，馬克思說得很清楚，勞動，即物質生產領域，永遠屬於必然王國。我們不得不從事物質生產，因為我們要吃喝要生存。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總是被迫的，因此是不自由的。自由王國祇存在於必然王國之外，人祇有不需要勞動時才是自由的，人祇有從事不是勞動的其他活動才是自由的。梁山好漢們嚮往自由的生活，所以他們不喜歡勞動。可是不勞動你吃甚麼？那就祇有去搶，或者去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阿倫特在《人的條件》一書裡指出，古代人之所以蔑視勞動，把奴隸制視為理所當然，那就是因為「勞動意味著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這一奴役是人類生活條件固有的。人類由於受困於生活必需品，因此他們祇有通過控制某些人——他們使用暴力使之屈服而勞動──才可以獲得自由」。「古代社會的奴隸制並不是一種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手段，也非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工具，而祇是試圖把勞動逐出人類生活狀況的一種嚐試」。至於說把勞動視為光榮，視為一切財富的源泉這種觀點，那是近代才興起的。《遍地梟雄》裡的大王們並不認同這種觀點.這也難怪，既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勞動得不到保護，整個社會就是弱肉強食，有權勢者打著革命的旗號或改革的旗號明拿暗搶，巧取豪奪；相比之下，像他們這樣冒險打劫倒還真有幾分好漢氣概呢。這就和《水滸傳》這種教人做強盜的書竟會吸引人，尤其會吸引一些青少年同一個道理。

順便一提，如前所說，體育運動和體力勞動同樣是勞其筋骨，但兩者的性質卻大不相同；所以人們喜歡體育運動而不喜歡體力勞動。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都常常展開勞動競賽，那就是試圖把體力勞動變成體育活動。換句話，就是試圖把那種為了謀生的必要而進行的活動，變成和謀生的必要性不相干的自由的表現的活動。實際上，很多體育運動的項目正是從體力勞動中抽像出來的，但唯有它脫離了體力勞動的必然性之後才能成為體育運動，才能成為人類自由精神的展現.當今中國，性氾濫成災。在一般人心目中，貪官污吏，巨商惡霸，黑社會的頭頭們都是在性事上放縱無度的——那也是他們顯示自己權勢的一種表現.可是王安憶筆下的大王卻是例外。大王不近女色，大王是有老婆的，大王不是沒有男人的魅力，大王是真的不近女色。我們知道，在中國古典小說中，英雄們也大都是不近女色的。從現代人男女平等甚至女權主義的角度去批判這種觀念自然是必要的，也當然是正確的，但問題是為甚麼英雄們要不近女色呢？或者說，為甚麼不近女色會成為一種英雄品質呢？答案很簡單：禁慾。禁慾當然是反人性的，但唯其如此它也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除了人，你還見過有甚麼別的動物竟會自願禁慾嗎？人有動物的一面。所謂食色性也，這就是說，食色是人性，準確地說，食色是人性中的動物性，是人與動物的共性。人的特殊之處在於，人也明顯具備一種完全違背其自然本能或曰動物性的方式去行動的能力。自願禁慾就充分顯示出這種能力，所以它能讓人油然而生敬意。所謂女人是禍水這種說法，並不是說女人有多邪惡，而是說女人有巨大的誘惑力。它不過是說性慾是動物性慾望，耽迷女色表明你屈服於、沉陷於自己的動物性慾望，所以是沒出息，是墮落。在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歐洲，教會擁有很大的權勢，而教士也是獨身，其中的道理是很類似的。

危險的權力崇拜

《遍地梟雄》裡的大王是一個很值得挖掘的角色。大王愛讀書，肯思考，出口成章，頗具性格魅力，對人生對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見解，雖然干的不過是攔路劫車的小勾當，手下祇有兩個小嘍囉，卻心雄萬夫，豪情萬丈，指點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藝術家，說那是彫蟲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祇須玩泥巴（修長城，挖運河），就在地球上畫下了溝壑。大王感慨道：中國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國，國和民講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崇尚一個大字，這個大字是指氣象。美國也很大，可是總統是選出來的，一點王氣也沒有了。四面八方談判，討論，分選票，再數選票，國不國，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天經地義.大王最崇拜毛澤東，因為毛一身霸氣，甚麼都不放在眼裡.從山溝溝裡巴掌大一塊地方打出個紅色江山。這就是氣象。大王帶領兄弟們驅車北上，最後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澤東紀念堂。

大王對毛澤東的崇拜反映出他對權力的崇拜和憧憬。按照黑格爾，人甘冒生命危險，追求純粹的聲名之戰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澤東的話就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人類之間的戰爭絕非祇是為了生存。動物之間是生存鬥爭，人類不是。人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戰，更是為了自由，為了榮譽，為了驕傲，為了顯示自己比眾人優越，有的乾脆就是為了稱王稱霸。這種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每每訴諸暴力，常常充滿血腥。耐人尋味的是，對於大王一類人來說，像這種為了稱王稱霸而樂於殺人或被人殺的人，倒比那些接受挑戰也願意讓步，並將自己的要求提請和平仲裁或審判的人，顯得更有魅力，更值得崇拜。就因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體現出人克服其動物性生存本能的偉大力量；就因為前者追求的是獨霸天下，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盡致的充分實現.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則的民主社會裏，權力受到諸多限制，個人追求聲名或權力無需再冒生命危險，但因此也就使爭鬥少了拚死投入的驚心動魄，不復有贏家通吃的血色輝煌，個人意志無從盡情任意發揮，那豈不是很不夠勁很不過癮嗎？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你死我活的追求聲名顯示優越的鬥爭的結果必定是導致專制獨裁，導致一個人君臨天下而億萬人淪為奴僕.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認人有追求聲望追求優越的衝動或曰野心雄心，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們才可能最大可能地發展自我，實現自我。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負，它利用制度設計，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它祇限制專制獨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於給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負的人保留機會──這同時也意味著給每一個人的野心施加限制。在民主制度下，一個從政者要想任意揮灑到毛澤東那種地步就是做不到的了。

本來，在經歷了文革浩劫之後，中國人對於獨裁專制的罪惡可謂深惡痛絕，刻骨銘心，由此也產生了對自由民主的強烈需求。但是由於中共當局嚴厲地壓制對文革浩劫的揭發批判，殘酷地鎮壓自由民主運動，並且為暴君暴政塗脂抹粉，包括在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大肆為古往今來的專制帝王和獨裁者歌功頌德。通常，人們祇從這些帝王戲裡看到奴顏媚骨。他們很少注意到，這些帝王戲，由於他們大力渲染帝王們的文治武功，不可一世，那就很可能使得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文革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產生了權力崇拜的思想，也喚起了他們對那種不受制約的權力的野心，刺激起他們「大丈夫當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之」的權力幻想。王安憶在後記裡解釋她的書名《遍地梟雄》時，特意強調「遍地」二字。想想也是：在今天這樣一種政治現實與文化氛圍裡，13億中國人，其中該有多少躍躍慾試、摩拳擦掌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啊？

——原載《北京之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