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理應清醒的人

　　　　　　　　　　　　　　　　　一

我是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鹽城的。不要說全黨的事業令人憂心忡忡，就是家鄉的這些壞幹部能不能被果斷地處理，也使人深為憂慮。

　　

在鹽城，雖然地委負責人特地召開常委會聽取了我的匯報和批評建議，承認下面的情況嚴重和自己的官僚主義，當即決定委派地委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前往阜寧 縣，隨後又派地委工作組前往調查，要求五天內解決問題。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會上，當我談到四鄉八鎮老百姓紛紛向我訴說壞幹部罪行的時候，鹽城專署秘書長 竟不無譏諷地插話說：「你簡直是個『青天大人』了！」

　　

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華社編委會收到了我在家鄉整理、經過家鄉黨團員們多次討論修改並簽名蓋章的稿件時，也收到了《人民日報》轉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無 中生有地說我在家鄉「自稱『中央委員』，自稱『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開會，打擊地方優秀幹部和黨員，藐視地方領導幹部」，等等。

　　

本來，一邊是數十名黨團員簽名蓋章、事實詳實的稿件，一邊是空洞無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難辨別；但是，只因我日常對新華社某些領導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風批評較多，他們竟對這封匿名信來了個「一邊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鄉去調查「摸摸情況」，借口說是「審干」。

　

結果不出所料，「調查」完全走了樣。就是那個地委工作組，在溝墩調查時也不看重絕大多數黨團員和老百姓的意見，而片面地聽信於那些所謂的「領 導幹部」和壞幹部。他們反覆地這樣問群眾：「戴煌一到家，怎麼就知道地方情況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開過會？他的稿子是怎麼寫成的？」

　　

這麼一來，那些新惡霸們由垂頭喪氣復又趾高氣揚起來。他們公開揚言：「戴煌被我們告倒了！」

　　

原來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呂區長等人的指使下，由那個最壞的新惡霸自己寫出來的。他們看到新華社的「調查」者和地委工作組都向著他們，就「駕輕 就熟」地對很多控訴他們罪行的黨團員和群眾積極份子施以打擊報復，甚至有些群眾養的鴨子也被他們不由分說地吃掉了。誠懇正直的區委委員兼公安特派員也受到 了壓級和批評，並被調離了溝墩區……

　　

家鄉的黨團員和群眾積極份子更加驚恐了。他們三天五目就給我來封信，問「事情」怎樣了？

　　

有人在信中憤憤地問：「難道有權有勢的共產黨員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個頭？如果這些罪行發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辦的，而壞幹部們犯了罪就可以逍遙法外，繼續作威作福？」

　　

面對這些激憤難平的來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勵安慰之外，別無他言。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人民的喉舌，我沒能有效地衝破一切桎梏，把他們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訴諸輿論，更沒能迅速幫助他們擺脫黑暗與恐怖，為此我深感痛苦與羞愧！

　　

同時我又不能不這樣想：今天的人民與我們的黨，離得多麼遠！過去戰爭歲月的那種魚水不可分的激動人心的傳統，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裡的高級 幹部大搞特權，農村的基層幹部又如此膽大妄為！依靠這麼一幫「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經？怎能完成黨和國家的各項任務？怎能把廣大人民群眾領上自由、民主、幸 福的道路？！

　　　　　　　　　　　　　　　　　三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以為除了毛主席本人負有不可推倭的責任外，還因為許多在不同層次負有領導責任的人，對現實的瞭解也越來越膚淺了。高高的城牆和表面的繁榮， 把他們的耳目矇蔽起來了。勝利了，進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來越美了，對人民群眾的依賴和關切，越來越不像戰爭歲月中那麼緊密了。他們越來越習慣於發號施 令，越來越少於尊重群眾和有事與群眾商量，越來越過分樂觀地估計形勢，自認為事業的發展一日千里、國富民強，從而事事都愛講排場、擺闊氣，揮霍浪費，滿不 在乎了。缺點錯誤是「微不足道」的，是「九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就是對已經暴露出來的各種弊端，也不再大刀闊斧地去剷除了！這就促使自己的頭腦更加發 熱，對現實越來越隔膜，對群眾越來越疏遠，缺點錯誤和歪風邪氣便滋長日甚，形成可怕的惡性循環。

　　

我不但自己這樣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進入外交學院學英文之後，還對一位忠厚老誠、鑽研馬列著作甚篤的老朋友交談過。想不到這位老朋友竟說我「這是反黨反領袖的反常情緒，是滾進了機會主義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譏地說他只不過是個「眼睛向上、脫離實際的書獃子」。我們爭得面紅耳赤，並把各自面前的書桌拍得直跳。

　　

不過，等我們都冷靜下來之後，這位同志表示，他不會向新華社黨委匯報，而願意以後繼續與我作同志式的交談。

　　

然而，他事後還是向社黨委匯報了！

　　

也許社黨委認為我的「思想問題」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從而特別讓一位副社長和幾位黨委委員，以及個別軍事記者和一道學英文的少數同志，與我開了幾次「和風細雨」的談心會。不作記錄，不作批評，先讓我縱論天下事，然後幫我分析是非。結果，什麼分歧也沒解決。

　　

他們說我對各種問題並沒有真正的深思熟慮就輕言妄斷，以致把許多事物看偏了、想錯了。他們認為農民並不苦，幹部們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當的； 工作中的缺點和壞幹部，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指頭」，用不著大驚小怪，悲天憫人。他們引用魯迅先生的話說「革命也是有污髒和膿血的」，繼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話 說「誰也不能指望我們在一個早晨就將舊社會的遺毒清掃乾淨」，等等。

　　

我對他們說，你們的這些論點都是脫離實際的，是用一成不變的老框框硬套複雜多變的現實。你們雖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牆把你們與 實際生活隔斷了。惡流不伏，前功必潰2我們不能用偉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說的名言，來作為我們凡事都要慢慢來的擋箭牌。我們絕對不能把壞事與好事等量齊 觀，非要等到壞事多於好事時才著急。我們的人民雖然很聽話，但他們絕對不會容忍我們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如果說，在我們做出的好事與壞事「九比一」的時 候，他們似乎完全可以原諒；「八比二」的時候，也似乎還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時候，他們就會不滿；再向前滑一步，他們就會憤怒了！如果我們再這樣 高枕無憂，大禍必至！

　　

那時候可以說，我心裏確實憋著這麼一股勁：「兩腳踏翻塵世浪，一肩擔盡古今愁。」對這些理應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對我的開導與說教，我打心眼裡聽不進去。

　　

可他們卻不以為然。談心會只能草草結束。

　　　　　　　　　　　　　　　　　 四

我的憂慮在繼續。我給報紙寫了些雜文，全被退了回來。我大聲疾呼，沒有人理睬。公開地搞宣傳鼓動麼？自量無才，黨的紀律也不許可。我想改行做 監察工作，專門同特權分子和土皇帝、新惡霸們作鬥爭，又揣度新華社不會放我走。百般無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說過，在黨外，多養幾個梁漱溟這樣的人也有好 處，請他們專門挑挑我們的毛病，這或許有助於我們發現自己不易發現的問題……

　　

於是我就想：如果在我們黨內也能有這樣一些人，豈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飯，多喝了兩口酒，談起家鄉土皇帝、新惡霸的事越說越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說：「如果我們黨內也能有個類似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就好了，專門來革黨內弊端的『命』。

　　

她當即把我毗了一頓，說我這純粹是想入非非。她說，黨不建立這樣的組織，就不能提意見、不能革除弊端了嗎？

　　

我想這也是，很快就忘了這檔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傳來，我的所有思考的結果，像又一顆「原子彈」似地爆發了！

（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