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据《新紀元周刊》第10期封面故事報導，黃菊和賈慶林一樣是江澤民真正的心腹，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官場上流行「黃菊被奪權系江派全面崩潰的徵兆」 的說法，江澤民因此震怒和驚恐，指令儘快消除輿論影響。海外親江網站奉命修改題目為「黃菊主動放棄權力」 為之減壓。一時間黃是「病退」還是「敗退」成為社會熱點話題。黃菊越隱此話題越熱。江派勢力必須要他出來證明，丟權是他個人的病兆所致，而非「江派全面崩潰的徵兆」 。

　　此次黃菊成中共二會的「焦點人物」，「病態」 現身巡遊，是江派精心設計上演的一場苦肉秀。

該期封面故事包括三篇文章。全部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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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權鬥硝煙濃 黃菊苦肉計

文 ◎ 張海山

黃菊和賈慶林一樣是江澤民真正的心腹，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官場上流行「黃菊被奪權是江派全面崩潰的徵兆」的說法，江澤民因此震怒和驚恐，指令儘快消除輿論影響。海外親江網站奉命修改題目為「黃菊主動放棄權力」為之減壓。一時間黃是「病退」還是「敗退」成為社會熱點話題。黃菊越隱此話題越熱。江派勢力必須要他出來證明，丟權是他個人的病兆所致，而非「江派全面崩潰的徵兆」。

缺席上屆中共全國政協和人大會議（簡稱「兩會」）的黃菊今年終於在3月6日的人大開幕式上現身，但是黃菊臉色憔悴、表情僵硬、行動遲緩，再度成為媒體焦點。

會場上黃菊面部浮腫，臉色憔悴略黑，面容與身材都消瘦不少，戴上了髮套，對著鏡頭，雖然臉帶笑容，但表情僵硬。入座和離場時都需要工作人員在其後扶助，連椅子都拉不動。外界注意到大會服務員給臺上各人斟水的時候，沒有給黃菊斟，但有一名服務員分別兩次單獨給黃菊斟水，顯然與後臺醫療小組為緩解他的疼痛而準備的藥物有關。

黃菊的動作比其他人遲緩，全場30多次拍掌，在別人掌聲響起時，他才開始有動作，甚至在翻頁時也比其他代表慢了半拍。出乎意料的是，3月7日重病中的黃菊還來到上海代表團座談並作了特殊發言。

黃菊應病應責的宿命

黃菊於1963年在清華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上海的一家小廠當技術員。1980年代初，黃菊因「根紅苗正」，作為中共培養第三梯隊的接班人，在數年內從副廠長、公司副經理、機電工業局副局長、市工業黨委書記、市委秘書長一直升到分管意識形態的市委副書記。

1986年的一場小政治風波後，黃菊真正成為了江澤民的心腹。當時思想保守的黃菊因禁演話劇《WM》，和當時上海年輕的宣傳部長潘維明發生爭執。潘請來第一書記芮杏文評理，芮看完戲表態支持。黃菊就把禁演的責任推給主管文化的副市長劉振元，其實劉既沒有看過這部戲，更沒有表過態。黃菊嫁禍於人，對劉振元搞政治陷害的劣行，恰好傳到在上海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耳中。周傑將此事向中央組織部反映，中組部派人調查屬實，做出「此人政治品質惡劣，不得重用」的結論。

就在上海市委正在考慮調動黃菊的工作時，黃菊聞訊便向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哭訴。剛到上海的江澤民此時手下無人，恰好常務副市長朱仲寶又病危，成了植物人，於是江就出面力保黃菊，將他調任常務副市長。黃菊從此就成為江的心腹。

1987年，江出任市委書記時，想讓黃菊接任市長，可是黃在十三大上因票數太低，落選中央委員，也就沒有當成上海市長。1989年，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後，黃菊自然就水漲船高，從上海市長、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直升到政治局常委，把持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交椅，分管金融、財政、稅務等工作。

可以說，沒有江澤民，就沒有黃菊的今天。所以外界認為吳邦國、曾慶紅還只是江澤民的舊部屬，黃菊才是江的真正家奴。

民間傳言，江處在順勢期，抬舉黃菊發達的風水很差，一來黃菊逃避責任，嫁禍於人；二來趁他人病危落難之時擠占空缺。這是黃菊進發所欠之債，所以等到江退休處於逆勢期，黃菊則要開始退隱還債了，一是以病應病；二是以責應責。

江澤民本想通過黃菊和賈慶林對中共政治施加影響力，但是好景不長，黃菊之應病真是突如其來，不僅如此，應責之難也伺機而動。陳良宇案直接涉及黃菊，逼得江不得不寫「只能到陳，不能再上」的批語給胡看。

上海陳良宇被中央查辦後，黃菊的妻子余慧文及弟弟黃昔捲入福禧投資公司違規貸款案件，余慧文和被雙規的福禧投資公司董事長張榮坤是老相識，同掛「上海慈善基金會」副會長職銜，中紀委已介入調查。

由於黃菊和江綁得太緊，黃菊應病應責的宿命，對江派勢力產生了負面影響。黃菊之病成為各方勢力角力點之一，黃顯然既「不得安寧」也「不得好死」。

用黃菊「病退」掩蓋江失勢

據悉，黃菊被診斷罹患胰臟癌，2006年1月16日後很少公開露面，去年3月「兩會」其間，政協會議發言人吳建民證實黃菊身體不適入院治療，但沒有披露所患何病，又拒絕評論他的職務有沒有改變。06年6月中旬黃菊復出露面。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聯合大會的開幕式。

之後時隱時現，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則是06年11月21日，在上海接見到訪的澳洲銀行董事會新主席古德。

今年1月間香港《經濟日報》報導，中央決定，黃菊「健康持續出現問題，已不能再勉強，正式停止工作，並交出金融領域的最高領導大權」，由溫家寶直接主持金融工作，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從旁協助。報導又說，中央最高層之前已經決定，中央一般性會議，黃菊可以不出席；黃菊分管的事務，如身體許可，要出席或作出決定。

用「病退」掩蓋「潰退」

隨著黃菊癌病不可治癒性的逐步確認，黃在十七大退位已成定論。江派勢力不得不面對這一客觀現實。但是退，有「病退」和「潰退」之別。怎麼退，如何退，成為江、胡互做文章的地方。

江派定期的為黃菊製造點動靜，發個批示或搞個祝賀，以此證明黃還有口氣，以不死為勢，情形越來越被動。與此同時，胡溫在暫時不能展開對江的直接攻勢之前，採取了大量側面的迂迴包抄，對江勢的打擊很大。典型的有「開放江（澤民）、宋（祖英）性亂」的搜索和藉黃菊病休影射江派失勢的輿論營造。

不久前力挺胡溫的海外輿論避開黃菊病退的表面現象，直接點出江全面失勢的實質，在十七大前的關鍵期影響波及很大。其中以《亞洲時報》1月22日發表的「黃菊被奪權，江派全面崩潰的徵兆？」一文最為經典。

文中對黃菊因「健康持續出現問題」而「交出金融領域的最高領導大權」表示置疑，指出，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權力轉移是非常敏感的事，在正常情況下，很少出現中途被迫交權的情況，而健康問題，更絕少會令一個政治局常委交出權力。

舉例證明，在中共歷史上，被奪權、架空的政治局常委，大多是政治上犯了錯誤，又或已經失勢，被對手乘虛而入。由此得出「黃菊被奪權系江派全面崩潰的徵兆」的結論。

據悉，此文引起江的震怒和驚恐，指令儘快消除該文產生的輿論影響。當時，海外親江網站奉命修改題目為「黃菊主動放棄權力」為之減壓。一時間黃是「病退」還是「敗退」成為社會熱點話題。黃菊越隱此話題越熱。事實上，黃已經躲不下去了，江派勢力必須要他出來證明，丟權是他個人的病兆所致，而非「江派全面崩潰的徵兆」。

木偶推到前臺做戲

根據黃菊的病情，兩會中的人大會議被選擇用於黃的現身場所。江派為黃設計的出場特點是，一是要突出病態，這點黃自動滿足要求；二是要有點堅持的表現，以此表明有足夠活力熬到十七大。否則，木偶人一個被推到前臺，做戲的痕跡太明顯，更顯江澤民陣營失勢之象。

黃菊的一番表演就是盡力向外界表明，他的退出權力是在十七大上一次正常權力交接，個人的重病在身是交權的主要原因。潛臺詞則是，倘若沒病還會幹上一屆了。以此切斷民間「黃菊病休」與「江派失勢」之間的豐富聯想。

黃菊現身後，海外某有江派背景的網站重新轉載上述1個多月前《亞洲時報》的文章，原題發表，有意把黃菊新聞與之相鄰而置，以此打擊此文的分析結論，總算對江有所交代。

江不在乎在國際媒體前暴露黃的嚴重病態。外界越集中於黃的病態，黃熬到十七大的退休就越合理自然。除了出席人大開幕外，黃被安排回到上海大本營座談並作了特殊發言。

黃菊苦肉秀 胡溫冷處理

處於明顯強勢的胡溫對黃的苦肉秀採取了冷處理。觀察家注意到大會結束時，旁邊的賈慶林、吳官正與曾慶紅先後跟黃菊握手，但胡錦濤和溫家寶離開時，沒有與黃菊打招呼。

胡溫冷處理的手法為日後以可能的方式正式處理黃菊留出了必要的空間，同時在寸勢必爭的關鍵時期，胡溫絕不會為江捧人場而自折自損。

上海代表團名單保留了陳良宇的名字，並解釋說「關於陳良宇同志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將在立案檢查結束之後，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做出處理，大會秘書處已經同意他不參加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胡溫藉此不失時機的對外顯示依法辦事的姿態。

另據悉，黃菊的名字並未出現在上海代表團最後提供的對外名單裏，顯然黃是江硬塞進來的黑戶。3月6日黃菊出席開幕的消息也被新華網封鎖。

3月6日新華網「高層動態」欄目，政治局9常委參加兩會的消息都有，但獨缺黃菊。有關黃菊國內的最後正式活動還停留在2007年01月30日的「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揭牌黃菊致信祝賀」上面。胡溫把黃定為非正式出席，黃來了像沒來一樣。

去年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黃菊留職休養」的決定。在這個決議中，有一條：黃菊同志在留職休養期，不負責黨政內部工作；還有一條：政治局、國務院根據情況，授權黃菊同志在留職休養期間出席禮儀活動。今年兩會，政治局和國務院都沒有授權讓黃菊出席。

新華社報導突顯內鬥

但是奇怪的是，3月7日，黃菊出席上海代表團座談並表講話的新聞卻被高調報導。從黃菊講話的行文條理性來看，這是事前精心準備的報導。

據報導，7日10時25分左右，會議還未結束，工作人員就開始清場，要求港澳臺記者退出。上海團分組會場外戒備森嚴，大會堂內臨時封路，50分鐘後，黃菊在韓正等人陪同下出場。

有記者隨即向全國人大會議新聞組投訴，要求上海團遵守開放會議的規矩，上海代表團的理由是，為迎候黃菊出席會議，才把境外媒體提前驅出公開會議的會場。

沒有人能保證病重中的黃菊不出差錯，一旦有失，被不留情面的國際媒體抓到把柄，將鬧出國際笑話。所以黃菊此行是被嚴密安排的，無論他講了什麼，能不能記住，都會有一篇相應的報導。

從新華網上看，黃菊就像從地下鑽出來一樣，沒有參加開幕的報導，一下子就開始參加審議高調講話了。新華網對黃菊前後剪輯的不連貫，突顯胡溫對黃現身的控制。顯然江派也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一定要求高調報導黃菊的這次發言，似乎黃此次還有另外的使命。

黃菊發言透露江捆綁策略

黃菊是有備而來，在發言中提出了一個「三個堅持」的新概括說法，系首次出現。由於是通過江的心腹高層對江家大本營上海各級官員的訓話，可以認為這幾乎就是江最新的對胡攻防策略的宣講。同時黃菊又是此時的焦點人物，「三個堅持」也可藉機擴大影響力。

分析認為，江目前最擔心的是「失勢」。因為一旦失勢，江一干人馬面臨的就是鎮壓法輪功的血債清算。隨著胡溫勢力的不斷鞏固，江派逐漸失勢也屬必然。內部消息透露，隨著國際壓力的增加，「辦奧運會」與「鎮壓法輪功」越來越難以同時操作，中共內部一些敏感部門私下去海外摸底探消息，而圍繞此話題的內部建議也是不斷，江派面臨很大壓力。

有消息指出，過年期間，江、胡見面達成的妥協是在十七大上，政治局常委班子原則上「五出三進」。五出者：賈慶林、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三進者：劉延東、周永康、另一位由胡錦濤確定，呼聲很高的是李克強。

江最看重的是周永康的接任。羅幹超齡必退，十七大江急於用鎮壓幹將周永康接替羅幹，意在繼續維持鎮壓政策。但是一旦江徹底失勢，周永康即使升職在位，一個人也是玩不轉的。當年江用內勢困得胡溫政令難出中南海，深知無勢難有為的道理。

江借黃菊之口，祭出「三個堅持」，似乎是江應對胡溫的新三字經戰略。「三個堅持」的後兩個堅持都是拍胡馬屁的套話，如第二堅持「服務大局」、第三堅持「以人為本」等，顯然這都是胡溫愛聽的話，也就是具有迷惑性的裝點。但江暗藏捆繩的第一個堅持，黃菊具體表述：「一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改革開放為動力，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可見，「三個堅持」是把胡的理論重新用江紙包裝，在加重對胡拍馬屁效忠的同時，也把鄧、江、胡結結實實的捆綁到一起。用堅持鄧、江的理論指導來落實胡的觀點。一條繩綁起來作為「合勢」，江則無需再為「失勢」而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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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期北京入一級警備態

文 ◎ 王靜雯

今年中共全國政協和人大會議（簡稱「兩會」）分別於3月3日和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市出動了逾50萬人參與保安工作，其中2萬公安武警特警，「遍地儘是紅袖章、到處都有大警車」成了兩會外的一大景。人民大會堂四周及天安門廣場設有三重警戒，層層截查，北京進入了一級警備狀態，風聲鶴唳的場景比比皆是。

此前，北京有1010名訪民聯名上書〈中國訪民致中共人大政協建議書〉，上海也有250多名城市訪民發表公開信，呼籲兩會傾聽民眾呼聲。為此新紀元記者採訪了一些民眾，傾聽他們在中共構建和諧社會中維護其民生民權的親身遭遇。

警方掃蕩上訪村

躲在北京上訪村外的深圳訪民楊圳彪在接受新紀元採訪時說：「在京的訪民至少有5,000人以上，火車南站那邊到處都是。兩會期間抓走了很多，見上訪的就往警車上拽，不上車就打人。有的被打傷，也有的被打昏的，有肋骨被打斷的，3月4日有個黑龍江來的老太太，60多歲了，她從天安門路過，說要去郵局寄信，結果被警察毆打，老太太心臟病發作，當場就死了，後來不知拉哪去了。

你看大會堂兩邊啊，到處是警車和外地來拉訪民的專車，從車牌號就知道，遼寧、山東、河南、江蘇的，500多輛，最多的時候上千輛，大街小巷到處抓人。上訪村就更遭殃了。警察就跟逮雞一樣到處抓人，每天半夜1點多或3點多，警察就到村裏抓人，還把幾百個窩棚全拆了，被子褥子都搶走了，就是不許人在北京待。當局說要把我們一網打盡，大家都很害怕，東躲西藏的，也有不怕的，就要在這骨節眼上出來喊冤。」

BBC新聞網在「兩會：傾聽的姿態與消失的聲音」一文中寫道，溫家寶總理在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前後向3,000人大代表鞠躬，幾乎是「90度鞠躬」，這表明他願意傾聽人民和代表們的聲音，但在大會堂外卻看不到人民的影子。那些最急於尋求幫助、最想讓當政者聽到自己聲音的人，被抓得遠遠的，有的還被投入了監牢。天安門廣場上幾乎空無一人，成排的警察站在紅旗下防止任何人靠近大會堂。

然而據美聯社報導，3月5日還是有名山西女子突破重重封鎖，在人民大會堂臺階前舉起了申訴狀，她舉起的白布上寫滿了紅字，狀告山西大同市委書記貪贓受賄，報復並殘害她全家。幾分鐘後她被蜂擁而至的警察帶走。

據目擊者向六四天網透露，3月7日3位來自黑龍江的中年男性訪民在全國人大上訪接待處服毒自殺，有訪民說打110、120要人來救他們，但警察說不用，他們會派車送走，事後聽說還是死了人。

據訪民介紹，警察一般把他們抓到馬家樓關起來，能找到所在地的就抓回原籍，有的關幾天後又放出來，因為訪民太多了，關不下。70多歲訪民商學珍從馬家樓放回來後在大紀元新聞網報導的錄像中說：「我不上車，一個年輕警察和保安就打我。我的衣服被撕破了，枴杖也被搶走了。為什麼強制抓我?公安應該跟我道歉，唉，共產黨對老百姓殘害太厲害了，它不行了。」

一位天津女訪民在錄像中說：「過年期間我們去天安門喊冤，關了10天才放回來，我丈夫還被拘留著。昨天有保安把我窩棚的玻璃都打破了。我們要基本生存權，要合法權益。我在北京上訪了20多年了，沒吃沒喝的，撿垃圾桶東西吃，為的啥？我就是要去會場喊冤，我不怕，抓我也不怕！」

訪民楊圳彪：

溫總理的車停了，我的冤情更深了……

深圳訪民楊圳彪在接受新紀元採訪時不停的咳嗽，他說現在一年365天，有200天都在感冒，每年因腸梗阻要進幾次醫院，光醫藥費一年就得1到2萬，昔日做生意的壯小夥，現早已債臺高築，病魔纏身，而這一切都始於4年多前的一次偶然。

「那是2002年9月29日，我和朋友去深圳市鳳凰山遊玩。警察懷疑我們偷了自行車，把我們抓起來，我據理力爭，結果被7、8個警察暴打了兩個半小時。我自己爬到醫院後算是撿回條命，但由於脾臟被打裂，胰腺受損，落得五級殘廢，喪失大部份勞動能力。」

事後警察承認無辜打了他，但賠的錢連醫藥費都不夠。為了日後生計，楊圳彪被迫走上漫長的上訪之路，他曾向深圳市、廣東省的各級人大、政協、政法委、政府、公安以及新聞機構反映，除了警察揚言「這是我們的天下，我們說了算」之外，其他人無人問津，哪怕他被逼到《南方日報》跳樓自殺，也沒人管。

後來楊圳彪到北京上訪，得到國家信訪局的批示說：「證據是充份的，回原籍處理。」然而回到深圳換來的卻是「越級上訪」的罪名，要判他1年半勞教。逃出廣東的楊圳彪，最後想到了古時的攔轎鳴冤，他要找溫總理喊冤。

「那是2004年11月27日，我觀察了兩個多月後才掌握了總理的行車路線和規律。27日早上8點30分左右，他的車子以每小時8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駛，前面有4輛警車開道，還有便衣警察加以防範，當時我和河南的王金南（音）等在前門附近的天安門東站，看車來了，我們一起冒著生命危險衝上去攔他的車，人也順勢滾在馬路上。他的車不但不停，還跑了一輛。後來他車把我的頭壓在底盤下走不了了，差點壓死我。溫家寶沒下車，他的車停了8分鐘，直到前門派出所警察把我們抓走，關進了大興縣房村拘留所。

那10天慘無人道的折磨就不提了。那些折磨我的警察揚言：「要解決問題你去找美國布什總統，找聯合國安南秘書長，叫台灣陳水扁來辦。我們是受總理的指示，我們共產黨一貫就是靠殺人和打人起家的。」

楊圳彪表示，他的遭遇只是千千萬萬個訪民悲慘經歷的一小點，比他慘、比他冤的比比皆是。他才上訪了4年，在北京上訪了幾十年的多的是，他們一輩子好像就是為了喊冤來了。楊圳彪說：「喊冤並不光是為了自己，也是為全社會討個公道，不能讓那些惡人再害別人，假如大家受欺負了都忍氣吞聲，惡人就更猖狂了。

我們來上訪的也知道希望渺茫，我就沒看見誰的案子給解決了的。新華社公布的數據是，到北京來上訪的，有0.2%的案例是解決或部份解決了。以前我也去上訪，現在我不去了，我算看透中共的本質了，它就是壞就是邪，它就靠殺人害人來維持統治。現在我有空就騎車過去看看，把訪民的事發到互聯網上，揭露中共的殺人本質，我對它是一點不抱幻想了。」

女農民狀告國務院

負責倡議1010名在京訪民給兩會寫訪民建議書的劉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去年兩會期間有3,500多名在京訪民在訪民建議書上簽了字，今年公安抓人太厲害，很多訪民被抓走了，但他們還是得到了1010人的簽字。建議書中希望能「廢除中國信訪制度、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保障公民權利、建議設立憲政審查機制，成立憲法法院。」

據統計，這1010位訪民眾中，案齡最長的51年，最短的1年，上訪期間遭受政府不公正待遇的占91%，其中：被毒打關押的有457人，占總人數的45%；被拘留勞教的428人，占42%；被送往精神病院關押的有31人，占3%。

劉傑原是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遜克農場26隊的農民，10多年前，她和丈夫付景江響應國家號召，開辦家庭農場，經營得十分紅火。但農場領導出於妒忌，不顧國家政策法規，擅自撕毀了承包合約，並動用農墾系統的公、檢、法機關，枉法裁判，以法律的名義把劉傑一家價值幾百萬的財產搶劫一空。

在黑龍江省申訴不通的情況下，劉傑被迫先後4次赴北京喊冤。然而在2001年6月13日上午在北京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信訪室裏，劉傑遭到最高檢工作人員的暴打，導致左眼失明，右眼視力也只剩0.1。從那以後，劉傑開始自學法律，並依照中國憲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先後到北京市東城區法院、一中院、二中院、最高人民法院起訴中國最高檢察院，都被法院拒絕受理。

2002年3月7日，劉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請最院立案審理最高人民檢察院一案，再次遭受暴打。2003年10月13日，劉傑向國務院法制辦申請行政復議，理由是黑龍江省政府不作為，導致貪官汙吏逍遙法外，結果多次遭受毒打並被限制人身自由。2004年初，劉傑到國務院法制辦再次提交行政復議申請書後，沒在法定的期限內得到答復，於是遵照法律，劉傑起訴了國務院，狀告國務院的行政不作為。

才貌雙全的女律師被打殘雙腿

當新紀元記者打電話到倪玉蘭家，接電話的是她丈夫董先生。他說：「周六政協開幕式那天，倪玉蘭就被公安從我姐家強行抓到新街口派出所，至今還被關著。開始還一直餓著她，從3日、4日，直到5日晚上才給點吃的，有個警察還罵她，罵得很難聽。就因為她在訪民名單上了，每年兩會期間都被關起來，去年被關在賓館裏有飯吃，今年被關在招待所裏還餓肚子。」

今年46歲的倪玉蘭，從事律師職業18年。2002年4月27日，因拍攝北京西城區強拆現場，被公安毒打致殘，並非法拘留一年。目前倪玉蘭只有靠輪椅或雙拐艱難行走。

董先生還說：「儘管倪玉蘭懂法律，但她的案子一直沒結。那個打人的新街口派出所所長謝立國現在調到長安街辦事處了。有冤就得申冤，我們會堅持的。」

徐江嬌：五旬婦女被打掉3顆牙

不光在京訪民被關押，即使沒去北京上訪的訪民，兩會期間也一樣會被當局禁錮，自由亞洲電臺採訪了浙江省溫嶺市失地農民代表、全國勞模王妙增。3月2日他和其他5名農民代表同時被政府人員帶到賓館軟禁，王妙增氣得胃出血，還得自己花錢進醫院治療。其實他們根本沒打算去北京，也被關起來了，說要關到10多天後，會開完了他們才能被放出來。

被軟禁在療養院的浙江天臺縣訪民徐江嬌在講述她的兩會遭遇時說：「3月5日上午我想去縣委見領導，被看管的政府工作人員拒絕，拉扯中他們撕破了我的棉衣，我提出要出去重買一件，結果被送飯的和她老公暴打了一頓，他們用酒瓶玻璃瓶砸我，拳打腳踢，打得我血肉模糊，牙齒被打掉3顆。打110他們也不管，到現在還不給我去醫，請你們幫幫我，幫幫我啊！」說著她在電話那頭哭了。

只有一個兒子的徐江嬌，1995年被天縣三州鄉鄉幹部敲詐勒索不成後遭報復，鄉幹部以徐超生為藉口，扒掉了她家房子並對她罰款。為討回公道，徐江嬌已上訪十多年了，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引來地方政府的打擊報復，這次還被打成重傷。

律師鄭恩寵被嚴密看守

3月5日，龔浩明、陳恩娟、談蘭英等250名上海城市訪民在致胡溫的公開信中，特別強調了2006年以來情況的惡化：「上海幫政府在「穩定壓倒一切」的藉口下，將野蠻暴力、非法監控、搜家、刑拘、勞教、判刑、關精神病院等一切沒有底線的違法和殘忍的手段有機整合在一起，摧殘冤民的肉體，滅殺冤民的性命。」

信中列舉了2006年以來，被毒打致死的訪民有段惠民、杜榮林、戴榮等6人，被毒打致重傷的有：吳黨英、童莉亞、朱金娣、劉華琳等35人，被非法勞教的有張翠萍、楊新民等4人，被非法判刑的有張耀龍顧鳳芳夫婦、陳小明、毛恩鳳、田寶成等6人。

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在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再次受到當局的嚴密看守，其妻蔣美麗也收到限製出境港澳的通知書。鄭恩寵為此已向法院提出上訴。

異議人士被靜音

新紀元也嘗試採訪了一些大陸沒被關押的異議人士，但不少人的電話被監控，剛談到正題電話就被掐斷。六四期間被炸斷腿的北京異議人士齊志勇對新紀元表示，「今年跟往年沒什麼不同，還是24小時監控，從2月28日就開始了。」

據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報導，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3月3日被警察從家中抓走，並行政拘留10天，目的是阻止他在兩會期間進京送女兒入學。53歲的朱虞夫是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1999年被以「顛覆罪」判刑7年。這次被拘留的理由是他在家中「違反了治安管理條例」。

據民生觀察工作室消息，兩會前廣州維權人士唐荊陵在被警方約談近10小時後回到家中。據唐荊陵表示，警方認為唐主導的「贖回選票聲明」涉嫌有意煽動公民違反法律。贖回選票聲明呼籲簽署者在所在地的年度人大換屆選舉中，「不參加選民登記，不去領取選票，不通過任何方式參加本次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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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聚焦物權法社會精神分裂

文 ◎ 季達

中國的官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對物權法的確立非常積極。許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盡快立法保護私人財產，很多人缺少安全感，會把資產拿到海外去。

在物權法立法爭論中，左派右派，官方民間，窮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場，且遵循不同的政治價值觀進行考量。

中共最高當局手忙腳亂，不知所以，因此纔有強硬封口的措施出臺。在沒有獨立司法和絕對專制的環境下，中國社會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後休克為止。

中國著名的《財經》雜誌原本3月5日出版的一期雜誌沒有按期發行。根據該刊工作人員透露，這本雜誌的版樣在送印刷廠的路上被追回，然後編輯部緊急換稿，把原來的封面故事用一篇談論股市的文章更換。

被換掉的封面故事，題目為「物權法奠基」。

今年中共全國政協和人大會議（簡稱「兩會」），對部份修改法律進行了審議，也將審議兩部中國「最重要的法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草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在此之前，有消息透露，中宣部已經內部下文，禁止「炒作」10多個熱門話題，物權法草案的有關爭論，正是其中的一個。

「姓資姓社」再起爭議

物權法，英文為「Property Law」。Property在牛津英漢詞典中譯所有物、資產、財產、不動產等。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對新紀元表示，這個翻譯非常講究，但如果訂立一個「資產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資產階級。

事實上，在人大開會之前的2月底，1,000多名經濟學者、馬列哲學家、軍隊退休將領和政府退休高官，連署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中國政府停止「物權法」的立法。外電報導說，作為這封公開信的發言人，北京航空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韓德強就公開聲稱，如果這個立法通過，中國將出現資產階級，而資本主義將在中國大陸復辟。

這封公開信，被北京官方迅速打壓，公開信的首發網站，被視為中國左派大本營的「毛澤東旗幟」網站也迅速被封閉。

韓德強沒有透露哪些人簽署了信件，但北京大學法學院法理學教授鞏獻田應該是其中一個。事實上，「物權法」本來在2006年便計畫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但因為鞏獻田教授的一封反對公開信而擱置。

「窮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寶馬別墅一樣保護」，在北大研究法理學、馬克思主義法學、法學概論和政治學的鞏教授在公開信中這麼說，他認為這部草案的基本原則違背了憲法，背離社會主義方向，開歷史倒車。鞏獻田的看法並不是孤立的，「我老家的一位市領導打電話支援我，表示家鄉人民是我的堅強後盾。」

顯然，中國人大常委物權法立法小組，把Property翻譯為物權而不是財產、資產並非偶然，而是有深意的。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拍板，將Civil Rights翻譯成「資產階級法權」而大加批判，後來深被詬病。物權的翻譯，顯然也是有關部門不願意訂立一個「資產法」，而引起社會上諸多上綱上線的意識形態爭論。

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議

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爭議，是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朗咸平掀起的。其實在朗教授之前，這種爭議的熱度就已經漸漸升溫了。只不過「外來的和尚好唸經」，郎教授指名道姓地批評國有企業高層負責人，在社會上引起的關注程度更高。

2004年9月14日，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等10位學者，發表了「關於郎咸平質疑流行產權理論和侵吞國有資產問題的學術聲明」。聲明全文4,000字，態度鮮明地對朗咸平「觀點的基本精神、高度社會責任感和學術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贊同，並予以支持」。

程恩富非等閒之輩，他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程教授向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門講述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等問題，程恩富等人的聲明，認同朗咸平的兩個論點，一是國有企業改革中，貪腐官員和不法商人合作，盡情盜竊國有資產，第二是產權改革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郎教授關於國有企業效率不比私營企業低的論斷，也獲得了中國主要的幾位馬列主義經濟學家的一致叫好，因此要求中國政府，暫時停止國有企業改革，以免國有資產流失。

這種看起來已經大大落伍的觀點，由非中國大陸官方背景的朗教授提出來，受到了許多平民百姓的支持。網上的民意調查顯示，有90％的人支持這種看法。在這裡，馬列左派和底層民眾獲得了一致。

主流經濟學家和官員的聲音

然而，這些都並不代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大部份經濟學家，尤其近年受到各級政府重視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應該加快改革。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經濟學教授徐滇慶，80年代是體改所的重要成員，和目前北京的經濟學界主流關係密切，本身也在中國的學府兼職教授。

「就像手中的冰棍，如果不快點處理，最後就化掉了。國有資產也一樣，立法界定和保護之後，可能還會留下一些，否則一樣會消失」。徐教授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的時候這樣表示，因此他支持物權法的立法。「物權法是市場經濟環境下最重要的立法」，他表示，市場經濟必須在所有權明確的情況下才可能運作，因此必須儘快確立明確的法規。

中國的官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對物權法的確立同樣非常積極。一位廣東的官員對新紀元表示，中國改革快30年了，人民財產已經大大增加，許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儘快立法，保護私人財產就無法可依。「這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缺少安全感，會把資產拿到海外去。」

他不願意回答關於政府官員「合法」財產保護等問題，但他暗示，這些都是改革的必然過程。

不過，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卻認為，中國資本外流，本質上說不是立法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的普通百姓，小商小販沒有資本外流的問題，而那些暴富者往往是通過官商勾結致富的，因此先天就有不安全感」，他認為，這些富人並不會因為立了物權法，就感到安全了。

中國的「精神分裂」

物權法起草和審議過程中的爭議愈演愈烈，以致最後官方不得不採取國家手段，以行政命令斷然叫停雙方的罵戰，顯示出經過了28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出現了巨大的認知差距和分裂。

中國著名經濟學者何清漣在最近一期《當代中國研究》上發表的文章認為，這種分裂的徵兆之一，「是黨務系統向左轉，政務系統向右轉」，在黨務和高層官員「和諧社會」、親民等口號之下，地方政府對底層民眾的反抗採取暴力鎮壓。徵兆之二，則是中國知識精英隊改革認識的嚴重分裂。但何清漣批評說，雖然分裂的雙方表現為對「改革」贊成或是批評，但都迴避一個要害問題，那就是改革誰在獲利？並且不願意觸及根本的體制問題。分裂之三，是底層民眾對自身處境的現狀和解決出路認知的嚴重矛盾。

何清漣的文章表示，中國對底層民眾掠奪式的「改革」，使曾經被中國萬眾認同的「改革」神話日漸退色，幾近破滅，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政治共識依然消失。

何清漣的分析入木三分。在物權法立法上，左派右派，官方民間，窮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場，而且遵循不同的政治價值觀進行考量。在這場爭論中，世界各種理論學說紛紛露面登場，從馬列的共產主義到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從前蘇聯的法律理論到現代西方的法制精神，從人權進而物權，到物質化絕對平均的毛時代回想，無不紛紛登堂入室。

中國最高當局手忙腳亂，不知所以，因此纔有強硬封口的措施出臺。

然而，不爭論不等於精神分裂就此消失，物權法獲得通過，也無法保證其可以獲得貫徹實施。中國憲法中人權的條款，也並未獲得實施就是證明。在沒有獨立司法和絕對專制的環境下，中國社會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後休克為止。(//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