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時，我來到清泉。清泉，一個美麗的部落名字。與清泉的初次相遇，感覺卻有些落差。溪谷土石狼籍，機械怪手停在溪畔，原本美麗的溪谷被土石流肆虐地遍體麟傷。連往霞喀羅古道的產業道路的山坡也出現大片的黃土崩塌。我今天的霞喀羅古道之行差點受阻於這片土石流。

清泉，對我來說，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走完霞喀羅古道，回程經過清泉時，我暫時停車於清泉派出所前的公園旁。想在附近走走。公園內有一塊導覽圖，標誌附近的景點。

清泉，是泰雅族人的部落，因這裡的溪谷有溫泉湧湧而出，泰雅族人稱之為「ulay-mkilix」，是指「自然的熱水」。於是泰雅人便以「ulay」為地名。「ulay」，漢字音譯為「烏來」。日據時代大正二年（1913年），日本人進入此地，開發溫泉，並改地名為「井上」。「井上溫泉」也成了當時「新竹八景」之一。台灣光復後，去掉日本味的「井上」地名，改名為「清泉」。

清泉派出所的位置就是日據時代「井上駐在所」，但建築已經過改建。派出所前的石砌駁坎，則是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雖然有些已經過水泥補強或石塊重砌過，但仍然可感受到昔日的駐在所的氣氛。而公園草坪的空曠處則是昔日的「番童教育所」。

導覽地圖上標示出曾經居住過清泉部落的兩位名人。一是作家三毛，一是少帥張學良。三毛曾在清泉租屋居住，取名為「夢屋」，房子至今仍在，已成為清泉的景點之一，而張學良被幽禁處，則是日據時代的「井上溫泉療養所」。在民國五十年代時，就已被颱風土石流沖垮，了無痕跡。「井上溫泉療養所」的舊址位於上坪溪畔，離三毛租的房子不遠。

我對清泉的好奇，主要是因為張學良將軍。來到清泉，當然會想來看他當年被幽禁之處。明知舊址已消失，但來到歷史現場，臨風追憶，也有一種特別的感懷。

踏上清泉一號吊橋時，原本的小雨絲絲卻突然變大，轉眼間變成了傾盆大雨。撐著傘，走在高高的清泉吊橋上，長褲被風雨掃濕大半。這座吊橋長165公尺，深26公尺，是清泉三座吊橋中最長、最高的一座，凌空於開闊的溪谷之上，毫無遮掩，雨勢因此顯得特別的大，於是頂著風雨，佇立橋上，俯瞰上坪溪谷及眺覽整個清泉部落。

遠處山坡上有突出的尖狀建築物，應該就是清泉的天主堂了，當年三毛因翻譯美籍神父丁松青的「清泉故事」而暫居於這個山區部落。天主堂依舊在，守護著清泉，是當地泰雅族人的精神寄託所在。

過了吊橋，只見三毛「夢屋」的指標，卻不見關於張學良幽禁處的指標，只好先走往三毛的「夢屋」。房子是一間傳統的紅磚屋，已經過整修，煥然一新。門前搭起了鐵棚，此時剛好可以在此避雨。三毛是在民國七十二至七十五年（1983－1986年）租屋於此，度過她的清泉歲月。根據作家劉克襄的《隨她流浪回部落》一文的敘述，其實三毛並沒有真正住在這間房子。她幾次來清泉，都是住在天主堂的宿舍，這間紅磚屋，反而是提供仰慕的讀者來清泉時寄宿之用。

張學良則是在清泉度過了十三年的幽禁歲月。令人驚訝的是，他早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時，就已被千里迢迢地移送至台灣這個偏遠的山區部落裡來軟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清泉的位置仍然是相當的偏遠。由竹東深入五峰鄉，雖然只有20多公里路，但公路愈走愈狹，尤其是穿過380公尺長、僅容單向通行的「桃山隧道」時，狹窄的隧道，昏暗的燈光，洞壁崎嶇突起、張牙舞爪的岩石，更讓人有深入蠻荒的感覺。六十年前，張學良竟然被送到這麼僻遠的地方來。

當時，抗戰剛勝利，蔣介石聲望如日中天，國共尚未正式撕臉，而張學良已被幽禁十年。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國共會談時，周恩來提出釋放張學良的要求，不少東北軍的將領亦向蔣介石求情。蔣介石不但拒絕，反而將張學良遷往台灣的新竹清泉部落。顯然，蔣介石對「西安事變」始終是耿耿於懷，這舉動也似乎預告了國共之間的恩怨未了，終將兵戎相見。

其後，內戰爆發，三年之間，蔣介石慘敗，退守台灣。

「西安事變」被認為是一件影響歷史的關鍵事件。國民黨的史觀認為，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時，共軍經過國軍第五次圍剿之後，江西瑞金基地潰敗，共軍因此展開二萬五千公里的「長征」（逃竄），最後落腳於陝西的延安，情勢日蹙，苟延殘喘。而這時率領東北軍，駐紮西安，負責西北剿匪大任的張學良，卻不趁此一舉剿滅共軍，反而同情共軍，私下與中共有所接觸。

蔣介石擔心張學良剿共意志動搖，於是親飛西安督察視事。蔣抵達西安後，張學良向蔣力諫，要求停止內戰，被蔣嚴厲拒絕。於是張學良發動兵諫，軟禁蔣介石，提出「停止內戰」的主張，史稱「西安事變」。事件爆發後，宋美齡親飛西安，展開營救談判，十四天後，事件和平落幕。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親自護送蔣介石飛回南京。張學良抵達南京後，接受軍法審判，判刑十年，蔣立即給予特赦，但將張學良「交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學良從此展開長達半個世紀的幽禁歲月。

部份史學家認為，倘若張學良沒有發動「西安事變」，當時能認真剿共，將共軍殘餘勢力一舉消滅，則就不會有後來的大陸失守，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現代史，張學良因此成了「歷史罪人」。難怪蔣介石要對此耿耿於懷。而中共高層也始終對張學良心存感念，對張學良的遭遇寄予同情。每逢「西安事變」週年日時，中共總會大肆紀念，並呼籲國民黨釋放張學良。

「西安事變」，是否改變了中國現代史？學者對此是有爭議的。倘若張學良認真剿共，東北軍能否殲滅共軍？不少史學家是懷疑的。我也是這麼認為。

從「西安事變」之後的情勢演變來看，這樣的推論是合理的。「西安事變」爆發時，國府一方面展開談判營救，一方面也調集大軍朝向西安，準備以武力討逆。十四天後，事件落幕，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短短十四天，國共兵力並無消長，事後，蔣介石大可翻臉撕毀承諾，繼續揮軍剿共。一個統帥被挾持脅迫下所做出的政治承諾，事後不認帳，不遵守，誰會責怪他背信呢？但蔣介石卻遵守了承諾，原因耐人尋味。蔣介石應不僅只是單純為了信守承諾而已。「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和解，共軍被改編為國軍。半年之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我曾讀過一位歷史學者對「西安事變」有耐人尋味的評論。他認為，與其說「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現代史，不如說是「西安事變」成就了張學良特殊的歷史地位。張學良的歷史地位其實是被高估了。他認為，倘若沒有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不過只是一名軍閥而已，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歷史地位，就如同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人。「西安事變」意外地使張學良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關鍵的人物。這話不無道理。

從事後的史料來看，若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的部隊未必能夠消滅共軍；而當時共產國際的龍頭，蘇聯的史達林正面臨德國來自西線的挑釁，亦擔心若中國動亂不已，將使日本擴大在東亞的勢力，因此要求中國共產黨須與蔣介石合作。若無「西安事變」，其實國共最後仍然可能因日本的侵略壓力而展開和談。就在這個時候，剛好發生了「西安事變」。與其說張學良改變了歷史，不如說是張學良扮演了臨門一腳的微妙角色。

「西安事變」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或許歷史學者還會繼續爭辯下去，而「西安事變」對張學良個人一生的影響，就明確多了，張學良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從此退出政治舞台，被軟禁了半個世紀。在幽居中，度過了他的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及八十歲生日。

「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與張學良之間談了什麼，達成什麼私下協議？一直是歷史學者感興趣的，而張學良對此一直保持沈默。即使在晚年恢復自由之後，接受學者採訪時，對於關鍵性的問題，始終三緘其口，信守他對蔣介石的承諾。當時，蔣介石已過逝二十年了，而歷經長期幽居歲月的張學良仍不願多談。比起許多政治人物在晚年時，競相發表回憶錄，爆內幕，為自己辯護，為歷史翻案，張學良則選擇了沈默以對，表現出極為難得的風骨。

張學良晚年獲得自由，移居夏威夷，中共幾次邀請，準備以盛大歡迎儀式，迎接他榮歸故鄉。張學良考慮之後，終究沒有答應，最後終老於異國他鄉。張學良忍受了五十年的幽居歲月，何以不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回到魂牽夢繫的故鄉呢？為何不選擇回鄉接受英雄式的歡迎，一掃半個世紀的落寞寂寥呢？他沒有說出原因。

我猜想，張學良寧願守著寂寞，選擇沈默，應是堅持著他這半個世紀以來的信念，他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救中國，而不是為了救中國共產黨。這其中，沒有考慮個人的利害與榮辱。

張學良可說是一位豪傑人物。民國十五年（1926年）蔣介石揮軍北伐，與各地軍閥苦戰之際，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據有東三省的張學良率先通電中央，將東北易幟，歸順中央，結束了軍閥混戰的局面，促成中國的統一。張學良崇拜蔣介石，冀望在蔣的領導下，使中國走向富強，而張學良也深獲蔣介石的賞識，任命其為國民革命軍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兩人關係情同父子。

民國二十年（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入侵東北，全國軍民慷慨激昂，而張學良接受了蔣介石「不抵抗」的密令，忍淚帶著軍隊撤出東北，將東三省拱手讓給日本人，全國譁然，張學良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他始終沒有為自己辯解，默默承擔喪土辱國的罵名。

終其一生，張學良也沒有為「西安事變」辯解，沒有為自己喊冤或要求翻案，就這麼靜靜地帶著「西安事變」的祕密離開人世。面對半個世紀的幽居歲月，張學良由抑鬱、憤慨，而終於平靜以對。五十年的幽居歲月，如何忍？張學良就這麼忍了下來，忍著、忍著，那悲劇英雄的形象就這麼長留在歷史裡。

關於「西安事變」，宋美齡則曾私下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們對不起張學良。」

旅遊日期：2006.08.04

——本文轉載自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www.tonyhuang.idv.tw/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