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

如何解讀「中國奇蹟」

三年前的2月24日，蔣彥永醫生上書兩會，呼籲為「六四」正名，引發廣泛呼應。在3月14日的兩會的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出蔣彥永上書的問題，溫家寶總理沒有正面回答記者的提問，而是給出了一大段顯然是預先精心準備的說詞。

溫家寶說：「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這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的時刻，黨中央緊緊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成功地穩住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捍衛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15年過去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取得這樣重大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堅持維護全黨的團結和統一，維護社會政治的穩定。今後20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們必須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喪失這個機遇。我想，如果再給我們20年、50年的穩定，中國一定會發展的更為強大，因此，團結和穩定確實比甚麼都重要，這也是我一個總理最為關注的問題。」

溫家寶畢竟是總理，深得共產黨官話之精髓，能把一種兇狠霸道的意思表達得文雅而堂皇，聽上去不帶一點血腥氣。溫家寶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說，六四屠殺是正確的；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中國的穩定。這就是說，穩定是要靠屠殺靠鎮壓來維持的。六四後15年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就是六四屠殺正確的有力證明。

溫家寶的這段講話並無新意，他不過是在重複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談到六四時的同樣立場而已。但我們不能因此而不重視這段講話，因為它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六四屠殺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究竟是甚麼關係？

六四之後這十幾年，中國的經濟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高速發展，以至於被不少人驚嘆為「中國奇蹟」。與此同時，經歷了民主轉型的俄國東歐，儘管也進行了同樣的市場化方向的經濟改革，但在經濟增長方面反倒顯得遜色，不少國家還經歷過一段為期不短的經濟滑坡。這就怪了：為甚麼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國東歐搞起經濟改革來，反而不如依然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國呢？

常常有人抬出東亞經驗。他們說，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威權統治時期實現經濟起飛的。這就證明，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威權統治下，祗要統治者把經濟發展置於首位並且正確地把握其發展方向，即堅持私有制市場經濟而不是搞共產不是搞計劃經濟，那就常常會比民主制更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觀點未免以偏概全，因為有很多反例；不過它也不是毫無道理，但仍然太籠統。因為我們這裡關心的，不是民主和專制誰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泛泛而論。我們關心的是，對（原）共產國家而言，實行民主和堅持專制，誰個更有利於經濟的改革與發展。

怎樣把魚湯重新變成魚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分析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入手。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簡言之，就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把計劃經濟改成市場經濟。這事說來容易，做起來極其困難。早在共產國家經濟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這種困難，他們說，這好比「把魚湯重新變成魚」。

大致上講，把公產變成私產可以有三種辦法：一是還，二是分，三是賣。

還，就是退還，退賠，物歸原主。如今一提起中國經濟改革的偉大成就，不少人總是歸功於鄧小平，歸功於鄧小平那句名言「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一位山西老農民說得好：「俺們村解放前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初的共產既然共錯了，現在就該把共別人的產退還給別人。退賠又有兩種方式，一是退實產，張三家的工廠就退還給張三或其後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還給李四或其後人；一種是退錢或是發給賠償券。捷克、匈牙利和東德等國就採取過「還」這種辦法。

然而，「還」的辦法適用範圍是很有限的。畢竟，幾十年過去了，人物兩非，很多事想還原也還不了原了。再說，共產黨掌權後也修建了不少建築，興辦了不少企業，開闢了不少新田地，這些新建築新企業新田地都沒有舊主人可以歸還。所以，共產國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還是要採取「分」和「賣」這兩種辦法。

分，就是平分。掛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資產分給全民中的每一個人，掛在集體所有制下的資產分給該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中國農村改革的分田到戶就是用的分的辦法。雖然農民們沒有獲得土地的所有權，但畢竟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但問題是，農村可以實行分田到戶，工廠呢？一家國營企業也能靠「分」字解決問題嗎？不能。一塊大田分成十塊，田還是田；一部車床分成十塊，那就甚麼都不是了。把工廠平分給職工，必然導致對龐大的、不可分的單位的肢解，等於是糟蹋，是浪費。因此，採用分的辦法，更多的是把社會資產按價折股，然後平均分給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蘇聯就採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辦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種很公平的私有化的辦法，但是這種辦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權過於分散，不利於改善經營管理。每個人都對企業擁有一份股權但也祗有一份股權，結果必然是誰也不會對企業的經營效益有強烈的關心——這和原來的公有制其實相差無幾。所謂把國營企業變成私營企業，說到底，就是要把屬於大家的企業變成屬於少數個人的企業。這就需要一段時間的競爭，在競爭的過程中使股權集中化即產生資本家。在資本家出現之前的青黃不接的階段，企業的效益未必會增加，還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辦法雖然使得每個人都擁有等值的股權，但並不等於每個人都擁有同等的投資知識與投資機會。因為一般老百姓既沒有任何投資的經驗，又對各個企業運營的真實狀況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們怎麼知道他們應該如何投資呢？普通民眾和「內部人」（某些政府官員以及企業的上層管理人員）彼此之間所擁有的信息是很不對稱的。於是到頭來，不少民眾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擔心投資失敗因而急著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兌換成現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險些，通貨膨脹一來，錢就不值錢了。與此同時，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一些「內部人」則利用其信息優勢和關係，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斂其巨大的財富。這就會導致民眾的不滿與反對。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還好一些，俄國的就搞得很差。

賣，就是把屬於全民的資產招標拍賣，然後把賣得的錢用在公共開支（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國營企業改革就大量地採取了賣的辦法。

「賣」的辦法也有它的問題，因為在改革初期，有錢人少而且有的錢也不夠多，大批國營企業沒人買得起。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有幾種辦法。一是等，等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了，民間資本雄厚了，國營企業就有人買得起了。然而這就意味著在一段時期之內，大量的國營企業沒法賣出去，祗能讓它們半死不活維持在那裏。

也許有人會說，在國營企業賣給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國營企業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說讓企業自負盈虧。可是這種辦法在道理上很講不過去。因為國營企業是屬於全民的，讓它們自負盈虧等於是把它們變成企業內部員工自己的了。企業與企業之間差別很大。有的企業設備新，產品對路，有的企業設備陳舊，產品也不合乎市場需要。一旦實行自負盈虧，有的企業不必花多少氣力就能贏得巨大的利潤，上上下下的員工都迅速地富了起來；有的企業拼老命也無法不虧損，員工們連基本生活費都發不出。問題是企業之間的這種差別不是出於企業自己的決策，而是當初政府統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員工，也是政府統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選擇的。那些盈利少和虧損的企業的員工自然會質問政府：「既然當初的一切決定都是你們作出的，現在憑甚麼讓我們來承擔惡果呢？」再者，自負盈虧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懷疑。因為在這裡，企業仍然沒有交到真正的個人手裡，因此仍然難以為企業的經營提供足夠的刺激。

出賣國營企業的另一種辦法是，願意買的人可以向銀行借錢來買，借錢時可以拿企業做抵押，保證分期付債。這種辦法的困難是，它給政府官員提供了中飽私囊的較多機會。有權者如將國有資產以低價賣給親友或暗中行賄者，便可大撈一筆。由於資產並無客觀準確的價值，別人對他們這樣做還很難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錢的人事後還不起，那又怎麼辦呢？俗話說帳多不愁，欠款的金額越龐大，別人拿他越沒辦法。

再一種辦法就是把國營企業賣給外國人。既然在短期內本國出不了大富豪，買不起國營企業，那就乾脆讓外國的大富豪來買。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業賣給了外國人，以至於有人要驚呼：「匈牙利還是匈牙利人的嗎？」除開這種批評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資全賣光」的做法還會造成較大的貧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滿。

以上的分析說明無疑是相當粗略的，不過那也足以證明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是何等的複雜與艱難。不論你採取哪一種辦法都會造成一大堆麻煩，因此總會有不少人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種種責難。人們會採用言論、集會、罷工、結社以及投票等各種手段表達自己的意願。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對著這些棘手的問題，很容易要麼議而不決，要麼決而難行，而且還難免時不時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階段，很多國家的總理都等不到做滿任期就被換掉了。這就有可能使得整個經濟形勢處於某種搖擺不定和動盪不安，令外資望而卻步，裹足不前。那又反過來影響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俄國東歐的經濟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維艱，應該說是不難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說的那樣：「資本主義有窮人和富人，社會主義有窮人和更窮的人。」社會主義要改成資本主義，那就是要在一個大家都是窮人的社會裏，儘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儘可能地讓大家都能接受。這該有多難啊！

中國模式的本質——持槍搶劫

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還、分、賣三種辦法之外，還有別的辦法嗎？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紀80年代，張五常就明確提出他的改革方案：「乾脆使某些幹部先富起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不是發愁沒有資本家嗎？讓黨委書記們當資本家不就成了嗎？一旦黨委書記變成了資本家，也就是說，企業變成了書記們的私產，他們自然就會像資本家一樣行事，企業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麼，為甚麼要把國營企業白白送給共產黨的幹部們呢？張五常回答說：因為「中國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幹部於不顧的 ——不是因為在經濟上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當然了，如果你把企業送給幹部，幹部保證都會成為改革派。可是，給某些幹部明確的產權分配，也就是把本來屬於全民的財產送給少數幹部，這固然是充分地照顧（豈止是照顧）到了幹部們的既得利益，但它無疑是侵犯了廣大人民的既得利益。為甚麼少數幹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廣大民眾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張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廣大民眾的反對是不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如果民眾要反對要抗議呢？合乎邏輯的答案祗能是：鎮壓。所以，張五常提出的辦法，說穿了就是搶劫，是在專制強權保護下的搶劫，是持槍搶劫。

當然，中共當局不可能明目張膽地接受張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為它不能不擔心引發民眾的強烈反抗。六四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有了六四，中共諒視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氣候。九十年代以來，中共加快了經濟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頭換面地實行了張五常的方案。簡單說來，「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由於中國是在一黨專政的鐵腕下推行經濟改革，官員們發現他們可以借改革之機大發其財，因此轉而對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員巧取豪奪，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黨委書記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這樣，他們就比過去更加關心企業的效益，熱心經濟的發展。由於權錢交易，越是權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內積累起雄厚的大資本，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業或者是把原有的國營大企業私有化，從而有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政府獨斷專行，不在乎公眾的壓力，想改甚麼就改甚麼，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甚麼價就賣甚麼價，想送誰就送誰；由於社會上缺少反對與制衡的力量，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能力，也更有能力貫徹自己的決策。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例如禁止獨立的工會農會），使社會高度穩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戰，不可替換，對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控制力，政府的行為就有更強的一貫性和可預知性，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同時還能比較有力地防止國際經濟震盪對國內的影響。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少領域——主要是政治領域——被列為禁區，這就使得更多的人們不得不投身於經濟領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現，人們的貪婪與物慾空前解放，這無疑也對經濟發展有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之效。至於那些在權貴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下層民眾，由於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討還公道，祗好回過頭來自謀出路，從頭幹起。中國的勞動力本來就廉價，在持槍搶劫的情況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價。這就構成了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最大優勢。

把改革拉回正道

如前所說，社會主義要改成資本主義，那就是要在一個大家都是窮人的社會裏，儘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如果你可以置民眾的意願於不顧，那麼，要做到這一點，最快當的辦法自然莫過於搶劫。中共領導人說沒有六四就沒有穩定和經濟發展，其實就是不打自招，承認了中國的改革是一場持槍搶劫。這就是「中國奇蹟」的奧秘之所在。

俄國東歐的私有化改革和經濟發展不管有多少問題，但畢竟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在那裏，人民有發言權，有投票權，這就使得那裏的改革——作為一個過程——具有一種基本的合法性。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持槍搶劫式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繚亂的繁榮，但是因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所以其結果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承認，由此形成的財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接受。

中共領導人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們才堅拒為六四正名。他們擔心一旦政治上放鬆壓制，民間要求經濟清算的浪潮就勢不可擋。溫家寶希望「再給我們20年、50年的穩定」，它無非是希望繼續這種專制強權下的改革與發展，一方面通過時間把黑錢漂白，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到頭來，「中國一定會發展得更為強大」。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以這種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祗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就走上一條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經是越來越艱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以後我們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祗會更大更大。@

──原載《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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