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中）
何其業和劉蘇身在海外，有時也從那邊的媒體知道一點衛老師的消息，便問最近境遇如何？
衛老師想想說，要和55年比呢，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儘管有人也不喜歡我，但不會再弄到監獄裡去了，最多找點小麻煩而已。付出了代價，世道畢竟不同了。當年，他們是真理的化身，是道德的化身，是人民大眾的化身。當時，連我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現在呢，他們儘管嘴巴上也這麼說，但是畢竟不那麼理直氣壯了，倒是我，比他們要理直氣壯一些。大家都看見了歷史，也看見了現實，要講道理，他們不一定講得過我，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最好。反正知道，我活不過他們。
何其業說，有些東西，比生命更長久。
衛老師說，是啊，道理是這樣。但是時間也很厲害。中國人歷來健忘。
大家說了許多，又悲觀起來。
毛子說，百年動亂，老百姓要求很低，安安穩穩，有飯吃，有衣穿，僅此，足矣。
衛老師說，老百姓這樣，可以理解。知識分子這樣，不可饒恕。
話題沉重，大家就不想再說下去。一直沒怎麼多說話的何其業便說到那架鋼琴。
達摩一進來，就發現客廳裡最大的變化是多了一架鋼琴。
衛老師說，去年買的，送給夫人的生日禮物。
趙姨說，說是送給我啊，其實是讓我給他當樂師呢。
衛老師說，我後來才知道，夫人年輕的時候彈得一手好琴，你們說，如此近水樓台，哪能不先得月？再說，這個歲數，彈彈琴，怡情養性，活動手指，可以長壽呢!
於是大家便讓趙姨彈琴。
趙姨彈了幾段小品，聽那優美的旋律從一個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手裡流淌出來，特別讓人感動，大家就拚命給她鼓掌。趙姨不好意思了，說手指頭還沒找回來呢，大伙唱歌吧，我給你們伴奏。其實啊，這琴買回來，就是給你們衛老師伴奏用呢。他要啥我就得彈啥，比卡拉OK還聽話。
相交多年，大家從未聽說衛老師能唱歌，於是起哄要衛老師唱。
衛老師說，唱吧，其實我一直在唱，當年關著，就在心裡將那些歌一遍一遍地唱，要不然我早就死掉了。出來了，那種孤寂比關著更深重，依然不停地在心裡唱，不然也會死掉了。好，給大家唱一首俄羅斯歌曲《在貝加爾湖草原上》，不知道這張已經用了八十年的肺，能不能給我爭口氣。
說完，趙姨的過門就響起來了。衛老師很準確地接上過門，唱起來。他的音準，節奏都很好，樂感也很好，聲音有些沙啞，便有了一種與歌曲意境相符的蒼涼：
在貝加爾湖荒涼的草原在群山裡埋藏著黃金
流浪漢背著糧袋慢慢走他詛咒那命運的不幸
他身上那破爛的衣衫縫著許多大小補丁
他頭上還戴著一頂破帽身穿監獄的灰色長衣
為真理曾受盡磨難在黑夜裡逃出監牢
他行走得筋疲力盡貝加爾湖展現在眼前
流浪漢他走到了湖濱乘上漁船開始航行
他獨自在憂愁地歌唱歌唱著祖國的苦難
那微風在輕輕地說道流浪漢你逃跑也枉然
苦命人已不痛苦人世間他無依無靠
流浪漢他渡過貝加爾湖年老的母親迎接著他
啊你好啊親愛的母親父兄們可過得安寧？
你父親早長眠在地下一’g黃土掩埋著他
你兄弟已鎖上了鐵鐐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這首歌幾乎就是給衛老師寫的。這麼多的歌詞，他居然一個磕巴都沒打就這麼一直唱下來。想他當初是如何一遍一遍地唱過它。只是那曲子又寬闊又沉重，那用了八十年的肺真有些吃不住勁了，到了後來，何其業幾個含含混混嗚嗚啊啊便跟著一起合唱，見有人加入，衛老師便又起勁了，越唱越有力量。
唱完後，連趙姨也激動得給他鼓起掌來。
衛老師長歎一聲，哦，長歌當哭，長歌當哭啊。
唱歌有時會像山火一樣，一旦燃著，便蓬蓬勃勃燒起來，撲也撲不滅。趙姨呢，不再需要衛老師點出歌名，逕自一首首往下彈去。有時剛唱完一段，她便轉到另一首，衛老師唱的歌，大家大多也會，不知是為了給老人幫襯一把，還是自己也喉嚨癢癢，反正到了後來，每一首都成了合唱，有時候，會留出一兩句讓衛老師獨唱，音域高，用力大的，何其業獨唱。反正那境界漸至濃郁，漸至淳厚，有些讓人沉迷了。趙姨彈的，衛老師唱的，大多是俄蘇歌曲，也有一些西方民歌或中國早期左翼歌曲，如《夜半歌聲》，《梅娘曲》，《黃河頌》，還有那首早年進步青年們對共產黨充滿景仰甚至崇拜的歌《你是燈塔》。
忘情地唱了許多。趙姨突然停下說，不能再唱了，你們衛老師今天晚上要睡不著覺的。
大家發現，衛老師臉色微紅，額頭上沁出一片細密的汗粒，眼神也有些恍惚。於是大家回到各自的坐位上。喝茶，接著聊天。
達摩說，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問您。又覺得，這樣的問題，可能對您來說，有些殘酷……
衛老師從剛才歌唱的沉迷中緩過神來，有些驚異地說，嗯？
達摩說，時隔大半個世紀，您現在對您年輕時的追求，奮鬥，怎麼看？
衛老師意味深長地一笑，說，果然是一個很殘酷的問題，但也是一個躲不開的問題。我們一些老頭子在一起，也互相問過這個問題，說法很多，也很不一樣，有的很理性，有的帶著感情色彩，有的是自己思考過後的話，有的呢，只是多年來被植於自己大腦中的套話，自己不自知而已……這樣說吧，首先，我把它放到歷史的背景中來看，與其說是我選擇了革命，不如說是革命選擇了我，就像一粒種子，在一個特定的時候從樹上落下來，被一陣偶然的風吹到某一處。那一處的土壤，陽光，風雨讓它生長起來……這一切，種子自身幾乎沒有選擇，你以為是你自己的選擇，實際上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我們那個時候的許多青年，應該說都是這樣。五四以來蓬勃於全國的新思想新文化，日本入侵華北後的危急情勢，年輕人對於當局的天然的反叛與質疑，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與五四思潮非常吻合的社會主義思潮，在那個時候，共產黨的理論主張，政治訴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現實性，你們只要看看當年共產黨的報紙，刊物，書籍，你們就會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有才有德有志的青年男女，會拋棄個人前程，拋棄舒適的生活，甚至拋棄家庭親情，投身到這樣一個事業中來。我剛才唱的那首《熱血》，就是三十年代左翼電影《夜半歌聲》的插曲：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個的歐洲，我們為著博愛平等和自由——我可以說，當時左翼的吶喊，共產黨的口號，幾乎和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口號是一樣的，反腐敗，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要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救亡圖存，振興中華……那時候的青年，比今天的更單純，更熱血，除了五四的影響，同時還有傳統文化中那種士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情懷和犧牲精神。所以，那樣的時代，一個優秀青年，去追求革命，追求進步，簡直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特別是其中那些衣食無虞家境富足的年輕知識分子。在這一點上，我們自己都常常為自己的這種情懷所感動。就像廣場上那些年輕大學生一樣，為自己的獻身精神感動。這一點，我覺得永遠是美麗的。但是，我們太年輕，我們太少政治生活的經驗，我們根本沒有機會發現和思考封建主義專制文化對一場大革命的深刻影響，更沒有發現和思考俄蘇專制的真相和它致命的弱點。因為當時，我們的黨還是在野黨，是被追剿被壓制的黨，必須謹小慎微全心全意站在大眾一邊，站在歷史進步一邊，才能獲得正義感道德感的支撐。可惜的是，一直到建國，我們都沒有機會好好從理論上，特別是制度上來思考我們的革命問題，我們的勝利來得太突然，太順利。延安時期，有人已經發現了一些苗頭，但是當時的日本人，國民黨人，都幫忙將這個問題掩蓋過去。我記得七十年代後期，我重看電影《冰山上的來客》，有一句一帶而過的台詞，讓我淚流滿面，那個裝作山民深入匪巢的戰士，最後遭到敵人暗算，臨死之前，對那個真古蘭丹姆說，我們太年輕了……年輕人的悲劇，是最讓人肝腸寸斷的。也是最無法避免的。後來，我們反思文革，反思反右大躍進，反思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思與我自己切身相關的反胡風運動，反思搶救運動延安整風，一直反思到早年紅軍時期的反AB團。其中許多，我都是親自參與過的，是以一種萬丈豪情捨身忘我的精神參加的，重新審視這一切，真是焚心煮骨。你們後來人，可以很冷靜很客觀，置身度外地來做這一切。但是作為一個曾將自己全部熱血，愛戀與貞操都奉獻其中的人來說，那種痛苦和尷尬是你們無法體驗的。這是一種刮骨療毒的痛苦，這是一種當眾脫衣的尷尬。所以，我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寧願閉上眼睛，不再回望歷史，自欺欺人地將餘生混過去。當然，也有一些最現實的考慮，我們都老了，都已經失去了自立自理的力量，但一下又死不了，我們除了一點老資格，什麼都沒有了，在一個一切資源都要靠權利來分配的國家裡，你簡直就像一個嬰兒一樣虛弱，住房是別人的，工資靠別人發，光是看病這一點，就會讓很多人服服帖帖——想住院嗎？想住幹部病房而不是和那些髒兮兮亂哄哄的老百姓一起擠大病房嗎？想得到好的醫療嗎？想吃進口藥嗎？想讓有名的專家給你開刀動手術嗎？那就盡量別給我們找麻煩。在生命和尊嚴之間，中國人向來首選前者。所以，我對夫人說過，如果有一天我生病，需要的治療超出我們的能力，就讓它去好了，不要央求別人。今天你們幾位都在，我就把這話再說一遍，到時候千萬別讓我難堪。
衛老師沉寂了一下，喝了一口水，似乎在尋回剛才的話題，然後就接著說，我記得從前就對你們說過，一直到我被抓進去，我依然真誠地相信這個政權，真誠地相信他們的理論，真誠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儘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還沒有往最深處懷疑過什麼，更沒有懷疑過我自己做過的那些自認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審視的地方，我記得，在我的交代材料中，我一方面為自己的罪過無情剖析，一方面為又自己努力辯解，我辯解的實事就有，我是如何在大學時就追求進步的，我是如何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的，我是如何參與了建國後一系列思想改造文化批判的，我一一列舉了我當時寫下的一篇篇文章，以此來證明自己並不是一直就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上。
達摩說，您說的這些文章，我曾經在圖書館看到過幾篇，我記得有一篇很大的文章，是批《武訓傳》的。
衛老師說，是的，那篇文章我至今還記得，題目是：從《弗蘭茨‧濟金根》到《武訓傳》。批判的理論依據，直接來源於馬恩對拉薩爾的劇本《弗蘭茨‧濟金根》的批判。這種方式，是我們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最常用的，也是最得心應手的，看起來溫文爾雅，有理有據，但是骨子裡卻是最粗暴的教條主義，拉大旗做虎皮，置人於死地。我自己後來吃虧最大的，也在這一點上。幾年以後，我看到報紙上幾篇批判我的文章，許多就是從我的一類文章直接套去的。達摩你說到的那些文章，是我們幾代知識分子永遠的傷心地，鬼門關。數十年來，幾乎每個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跡，就像從泥潭中走來，一路留下髒兮兮的腳印。我曾經想過，如果沒有1955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順風志得意滿，我後來會怎樣？
說到這裡，衛老師望著大家，似乎想從大家臉上看到一點他們的答案。大家便意味深長地笑。（待續）(//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