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華夏主流理念與神文化
【大紀元2月28日訊】華夏民族，一個有著深刻內涵的民族，她和她所秉持了主流理念傳遍了整個世界，特別對東方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韓國、日本、東南亞各國文化更是深受華夏文明的熏陶和感染，有的基本的理念成為東方文明的共同因素。人類已步入現代文明，古老雖已成為歷史，但它留下的輪廓、框架和生活方式仍在區分我們彼此間存在的差異。當我們真切的感受到華夏文明博大、深刻的內涵時，莫名的興奮、激動會隨之而來，與此同時也勾起了我們對生命意義、目的的再次思考和對人生真諦的探索渴望……
一、傳說中的「三皇五帝」：
多數人認為華夏民族起源於「三皇五帝」時代，對於「三皇五帝」的說法很多，但普遍認為「三皇」是指：伏羲、神農和女媧。伏羲又稱太昊，與女媧同被尊為東方人類始祖，傳說其下半身原為蛇身，他教民結網，漁獵畜牧，聽八風之氣，乃畫八卦，八卦演生易經，是為華夏文明之始；神農氏則嚐百草，教人醫術，是農業和醫藥的先驅者；女媧，伏羲之妹，是傳說中華夏民族的始祖，華夏民族為她和其兄伏羲的後代，她以黃土造人，煉五色石補天，折鱉足，撐四極，平洪水，殺猛獸，華夏民族始得以安居。
對於「五帝」有先天五帝和後天五帝之分，先天五帝為統治五個方位之天神，而後天五帝為華夏上古五位賢君，人們相信其死後亦成為神，輔佐昊天神和先天五帝統治五方，先天五帝在儒教和道教信仰中有不同的稱呼，故通常「五帝」指後天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華夏民族諸多的神話故事均出自於這段歷史，根據《史記•補三皇本紀》記載：水神共工造反，與火神祝融交戰。共工被祝融打敗了，他氣得用頭去撞西方的世界支柱不周山，導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間。女媧不忍人類受災，於是煉出五色石補好天空，這便是女媧補天的傳說。
由此看來，在「三皇五帝」的記載中，無不伴有濃厚的神話色彩，這種神話色彩對華夏民族的主流理念和天地萬物的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伏羲的八卦更是對後世華夏民族影響至深，八卦演生易經，至今仍這套理論仍代表東方古老文明對宇宙的基本看法。正是這套理論形成了華夏民族文化中的固有特色，是華夏文明的一個顯著標誌。
二、《易經》的興起和其對後世的影響：
《易經》一書在華夏古文明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石，華夏的文化、倫理、哲學、經濟、科技均建立在其基礎之上，受其影響頗為深遠。相傳《易經》是華夏古代一部神秘著作，流行於周朝，故稱為《周易》，它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從其編排體例及文字內容看，屬於占卜用書。
《易經》的作者，據《史記》記載「文王拘而演周易」，故世人多認為《易經》乃周文王所著，但據現代研究發現，其實乃史前文化產物，文王只是發揚光大了它。由於成書很早，文字含義隨時代演變，到了春秋戰國時《易經》的內容便已不易被讀懂，為此古人專門撰寫了《易傳》以解讀《易經》。
《易經》對後世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它對華夏民族的影響是如此的深刻，從《易經》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便可以看出它在儒學中的地位。《易經》被其後的諸多研究者所推崇，許多易學研究者都是當時公認的淵博學者。易學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學派：義理派和象數派。義理派注重發掘周易的哲學價值，像數派則著重將周易用於占卜。前者如東漢王弼、北宋程頤，後者如西漢京房、北宋邵雍。像廣為人知的河圖洛書、太極圖（含陰陽魚的圓形圖案）等，都是《易經》原著中所無，是後人根據對《易經》的理解添加進去的。華夏民族的「陰陽相生相剋」理論、道教和五術（山、醫、命、卜、相）均深受《易經》的影響。
所以《易經》是華夏文明的基石，它的存在形成了華夏民族一套固有的科學理論和宇宙觀，開創了輝煌的華夏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正是《易經》的存在，深深影響了儒家思想，而備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華夏民族骨子裡更是有著易學的精髓和影子。所以，華夏主流理念便根植在神文化的基礎之上，它所秉持的主流理念也有著強烈的神文化氣息，道家宣揚的「清淨無為」，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理智信」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都體現出對天地萬物的景仰和對自身道德昇華的強烈要求。這些均同神文化有著極其的相似和雷同，甚至可以說就是神文化在人間的再現。
三、華夏歷代所推崇的主流理念：
自秦代以後，歷代開國或是有重大功績的帝王均要在泰山舉行一種祭天儀式，人們稱之為「封禪」。封禪是一種帝王受命於天下的典禮，它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齊、魯的儒士認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人間的最高帝王應當到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祀至高無上的神靈，後來在齊、魯祭祀泰山的儀式擴大為統一帝國的望祭，並定名為「封禪」。封禪二字中，封是祭天的意思，禪是祭地的意思。古代封泰山、禪梁父的帝王有 72代，由此可見，華夏民族歷代主流理念中的有著強烈的神文化烙印。
歷史的車輪緩緩步入了西漢，在西漢初年，漢文帝、漢景帝以道家清淨無為的思想治國，他們制定出「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清靜儉約」三大政策方針，主張清淨無為治國，避免擾民事情的發生，這樣的政策使民眾從秦朝苛政中得以休養生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史稱「文景之治」。雖漢武帝即位後強烈推行儒家思想，但道家思想在漢代仍佔據民間思潮裡的主導地位，這為東漢時期的道家興起和張角的黃巾起義埋下伏筆和創造了客觀環境。
張角的黃巾之亂，雖以失敗而告終，但全民信道的浪潮並未隨著張角的離去而有所減退，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士大夫和民眾對道家玄學的重新熱愛，加之煉丹術的盛行和相關理論的深化，道教獲得了很大發展。南北朝時，寇謙之在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師道」，陸修靜建立了「南天師道」。到了宋代，宋真宗、宋徽宗也極其崇信道教，宋徽宗更自號「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備受尊崇，成為國教。金朝時，在北方出現了王重陽倡導的全真道。後來，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為蒙古成吉思汗講道，頗受信賴，被元朝統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權力。而同時，為應對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龍虎山天師道、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合併為正一道，尊張天師為正一教掌門，從而正式形成了道教的北有全真、南有正一兩大派別的格局。明代時，永樂帝朱棣自詡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對祭祀真武的張三豐及其武當派大力扶持，此時道教在中國的各種宗教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
在歷代道教衰落的時期，很多的統治者們都選擇了佛教作為其信仰對象，如唐代時期，今人從晚唐詩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便可知道佛教在唐代時期是何等的盛行，一代女皇武則天也不是因唐太宗之故削髮為尼嗎？到了會昌滅佛之時，唐代全國佛教極度盛行，會昌滅佛的結果是：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由此可見佛教在唐代是何等的盛行。
滿清的統治者更是對藏傳佛教情有獨鍾，1713年康熙帝封西藏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標誌著滿清統治者真正信仰藏傳佛教的開始，西太后慈禧太后更是喜歡和喇嘛在一起談經論道，甚至在八國聯軍入侵時，還在頤和園裡扮觀音菩薩。這些事實都證明了一個不爭的結論：歷代統治者都把「知天敬神」作為安身立命、治國域民的基礎，並把它納入了華夏民族的主流思想中。
四、儒家思想的根本及其對華夏民族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由兩千多年以前的孔丘所創立，在漢武帝時得以發揚光大，逐漸成為後續華夏社會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提出的做人原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的做人基本態度。儒生在讀頌經書之前，常要靜心調息，同道家的練氣手法極為類似。從對人生的態度和靜心調息的手法講，儒家和道家有相同的淵源。不僅如此，儒家有著一套完整的祭天敬神的禮儀，歷代帝王的祭天活動便是一個經典的例子，不經如此，儒家推崇經典之首的《易經》更是玄學的基點，由此看來儒家思想同道家、玄學均是同根同源。
儒家思想注重個人的自身修養，要與周圍的人建立一種和諧的關係，這同各種宗教、道教的要求驚人的一致。對待長輩儒家提倡要尊敬並講禮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做人應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便是這一思想的體現；統治者要「為政以德」；對周圍的人要博愛，「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總而言之，在個人修養方面應「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力求道德的不斷昇華。
儒家對自身修養的要求和對道德昇華的成度幾乎和各種宗教要求一致，這也不難理解為甚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些人要提出異議的聲音，其實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宗教，而且同道家極為相似，故而他對個人修養的要求達到苛刻的成度。所以，儒家思想的根本起源與道家的起源一致，但與眾多道家派別的不同之處在於：儒家思想提倡入世，以提高自身道德水平，而道家則喜好在深山裡靜修以求白日飛身。
儒家思想自漢代武帝時起，對華夏民族影響至深，它一直是華夏民族最基本的主流價值觀。「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思想一直左右了絕大部份華夏民眾的人意識並成為民眾的日常行為基本準則。華夏民族仁義友愛、禮貌善良、溫潤爾雅、含蓄而不外露的風範，也是均出自於儒家思想的特有內涵。
從華夏民族歷代所推崇的主流理念看來，我們不難發現：華夏民族的意識領域處處充滿了濃厚的神文化色彩，這種神文化色彩已浸入華夏民族骨子的深處，雖華夏民族經歷「文革」等歷次浩劫，但都無法徹底改變華夏民族神文化的特徵。今天在華夏廣大地區範圍內，華夏民族的子民仍然保留著各種傳統的習俗，同時過節的時候也不忘給各種神靈燒香燒紙，以示供奉。在接下來的系列文章裡，筆者將拋磚引玉從多種角度追尋華夏文明中神傳文化的影子，試圖再現華夏神傳文化的輝煌和殊勝，同時也給現在持有無神論的朋友一些若干啟示，用事實去辨別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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