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7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郭美瑜台北二十七日電）政治大學教授黃美娥今天在一場學術研討會表示，台灣在戰後初期的古典詩壇曾因報業自由化而短暫蓬勃，二二八事件後轉趨低調，台灣本省籍詩人轉向右翼靠攏，本省詩人與外省詩人交流，這也是一九五Ｏ年代台灣古典詩壇達到高峰的關鍵。

台北市文化局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委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舉辦「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黃美娥發表論文，探討「戰後初期的台灣古典詩壇」。

她表示，戰後初期台灣有一段報業自由化時期，許多古典詩人發表作品，當時報紙詩作的創作主力是外省人士，本省詩人因隔閡而心存觀望，但二二八事件後，相關創作活動不再以公開方式呈現，只能採低調而私下的方式運作。

黃美娥認為，一九五Ｏ年代，本省詩人也體會，台灣古典詩最理想的方式，是與外省文化的交流與合流，這也是五Ｏ年代台灣古典詩壇達高峰的關鍵所在。

黃美娥並以戰後來台擔任上海申報駐台特派員曾今可為例，他推動本省詩人與外省詩人交流，其實背負鼓吹團結一致、國家中興的使命，也窺見本省詩人向右翼靠攏的意涵。

她指出，由於詩人語言運用，摻雜複雜的文化與政治想像，引入國家、官方文化霸權，眾聲喧嘩的結果，要達成戰後初期的台灣古典詩壇結構化的一致性，或書寫思維統整，其實相當難收編與規範。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黃英哲，與名古屋大學學院國際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生許時嘉則共同探討二二八前夕不同族群的書寫記錄，發現不管是日人、外省人、本省人，書寫內容多呈現多重性。

許時嘉等人以日籍戰敗國日本人池田敏雄的作品，看本省人與日本人與外省人相處的情感具有複雜多面性。文學家鍾理和的日記描繪的外省人形象，潛藏深刻且多面，族群藩籬出現錯位、不規則龜裂的可能性。

至於本省籍楊基振的日記，許時嘉等認為，內容對日本呈現錯綜的矛盾情結，對陳儀政府充滿不滿，但對蔣介石則表現出尊敬。

許時嘉等人指出，不管是鍾理和或楊基振，他們在日記中表現出浮動性與不連續性，不是出於被煽動，而是當下的理智判斷與情感歸依，可見戰後到國府敗退來台，知識份子面對大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紛擾，呈現的多元思考面向與自主性，也代表台灣人某種身分認同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