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6日報導】（中央社記者林長順台北二十六日電）中國學者杜繼東今天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舉辦的「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指出，中國學者認為在整個現代史上，二二八事件的地位有限，難以成為學術界的重點課題；直到一九九○年以後，二二八事件對當代兩岸關係的重要性逐漸顯現，這種局面才逐漸改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編審杜繼東指出，中國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研究與評價分為一九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七九年至今三個階段。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性質，中國學者觀點多以「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主自治運動，不是台灣人民的獨立運動」為主。

杜繼東表示，中國學者均認為，二二八事件讓老一輩台籍精英受到摧殘，台灣人民與國民黨之間、本省籍與外省籍之間產生嚴重矛盾，至今在台灣政治仍有一定影響。

杜繼東承認，中國學術界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不及台灣，除了政治因素影響與資料的局限外，中國學者認為在整個現代史上，二二八事件的地位有限，難以成為學術界的重點課題；直到一九九○年以後，二二八事件對當代兩岸關係的重要性逐漸顯現，這種局面才逐漸改觀。

靜宜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副教授蘇瑤崇指出，英文與日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中，許多記述與中文資料相左。他表示，例如中文資料常誇大殘留日軍或日人參與二二八事件，但日本人自一九四五年後已陸續遣返，官方的說法只是卸責與轉移事件原因與焦點而作的一種藉口。

蘇瑤崇也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UNRRA)的檔案中，細述當時外國人所看到殘暴的鎮壓與政府的恐嚇勒索狀況，並強調中文資料多從官方甚至宣傳立場角度，選擇有利統治者的記述，對不利部分則盡量予以抹煞掩飾，未來可學界以就中英日文史料上的差異，發掘更多的歷史真相。

另外，國立彰化高中圖書館主任呂興忠在二○○二年主持「彰化縣二二八口述歷史調查研究計畫」時，意外獲得當時的警察原始檔案，檔案中紀錄涉案者共三百四十五人，遠遠超過「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補償基金會」所提供的受難人數四十一人。

呂興忠表示，這份檔案中的人數尚不包括已經蒙難者，如果二二八事件中最輕微的彰化縣，還有如此驚人的名單，台灣其他地區未出土曝光的受害人數將更為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