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丹：還原「一九五七」（17）
【大紀元2月23日訊】第二，認識反右，是認識歷次運動的鑰匙
現在已經是甚麼時代了？21世紀了。可是中國仍在實行著最落後，最腐敗，人權記錄非常糟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想改變這個制度，須首先從變革共產黨的性質著手，讓黨內民主派佔上風；要變革共產黨，就要對共產黨有個透徹的瞭解；要瞭解共產黨，絕對首要的是先認透毛澤東，毛澤東是甚麼？毛澤東就是「運動」，「運動」就是毛澤東本質的展開式。你只要認透各個運動的性質，就認透了毛澤東。所以，認識運動和認識毛澤東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是一個彼此推動、相互深化的過程。例如，通過毛大殺AB團，認識到他「以殺人為兒戲」的陰險毒辣、兇殘的本性；在許良英（另大有人在）未認識到毛此一本性之前，對毛髮動反右，「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人民日報，7。29）
在所有運動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反右運動。反右運動中所揭出的問題，橫的方面涉及各個角落，各行各業，各門各類，縱的方面追蹤了現存問題的來龍去脈，從空間上包東西南北中，老（解放區）少（少數民族地區）邊（邊遠地區）山（山區）窮（未脫貧地區），從時間上包括從上世紀初一聲炮響到處理「小匈牙利事件」的數聲槍響，歷次運動的是是非非，而且，不僅針砭時弊，找到病源，同時還提出療救的設想。因而可以說，研究這個運動，就為瞭解中共，瞭解毛澤東，瞭解其他運動找到了一把鑰匙。例如，對於所謂「史無前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你如果是不瞭解反右運動，那麼，你就只能看個「熱鬧」，你就不能看出「史無前例」不自當日始:反右派對100多萬知識份子下毒手，其數量、其殘酷、其反人類文明，不也是在世界史上「史無前例」嗎？同時你也看不出其中的「穴道」；更無從對共產黨的種種罪惡都一言以蔽之:全做到了「史無前例」，而達到這樣一種全面性的認識，以及其所以如此的本質性的認識。右派言論（不限於我的列舉）反映出對中共，對毛的認識與揭露的全面性，深刻性，不僅為中共歷次運動所無法企及，而且也為世界共運史中所絕無僅有。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把歷史和現實聯繫了起來，從她這裡我們就可以領略到，追憶和研究反右派運動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她就著她的右派同學林昭說:林昭的「冤」不僅僅屬於她個人，而屬於一切不甘為奴的人們；她所控訴的是殘酷地絞殺人性的現代奴隸制。
林昭是我的同代人，又是我的同鄉人。在上世紀40年代末那個改朝換代的日子裡，我們先後從同一所學校裡走出。我們都曾歡呼過新政權的建立，我們都曾對未來充滿著很多很多幻想。在以後的年月裡，殘酷的現實粉粹了林昭的幻想，她從短暫的狂熱中覺醒了。而我，卻繼續渾渾噩噩地做著用美麗謊言編織起來的「天國夢」，而且一夢就是三十年。
林昭是她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也是共產中國最早的殉道者。林昭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屬於異端。他們殺害了林昭的肉體，還要封殺她的思想。
迫害林昭，以至整個的反右運動，共產黨所用手法，步驟，過程，邏輯及其思想內容，在在顯示出他已把看家的本領，吃奶的氣力，理虧耍賴的撒潑，蠻橫耍霸的狠毒，糟踏天理國法人情，破壞遊戲規則。。。。。。無所不用其極。在這裡，展示出毛澤東是一切歷史糟粕之集大成者。從此，有人是懾於無情鬥爭，殘酷打擊，有人奉逢拍馬，邀功請賞，都學會了昧著良心說假話。如果說反右之前，毛指鹿為馬還有很多人不以為然，甚至有人拍案而起敢於大聲疾呼「不是！」而在反右之後，毛指王八蛋為馬也無人敢說半個「不」字，甚至動物學家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論證：馬有無角之馬，也有有角之馬，其角之長堪與鹿比者，往往令人誤以為鹿也。其實我可以用我的專業知識作證:實在是馬。這就是接踵而來的大躍進運動，為甚麼會鬧出違反常識的畝產萬斤、土法煉鋼的大笑話？你有甚麼辦法？人家世界級大科學家錢學森以科學的數據確證可以畝產幾萬斤嘛！大躍進中，大干促大變，日夜連軸轉，寧掉十斤肉，也不落人後。誰要喊累叫苦就要掃他的暮氣。所謂「掃暮氣」，就是「辯論」他，就是「拔白旗」。如果你還不懂，你就拋開詞句去看現場，你會看到毛主席「群眾路線」的生動畫面:一個人站在中間，周圍的人對他推搡，擤鼻涕、吐唾沫，拳打腳踢，然後讓他頭頂一塊重石，跪在那裏認罪反省。這時我正在勞教，一個勞教人員告訴我，他縣的縣長體恤民力，被公安局長批為「白旗」，縣長被拳打腳踢而致傷殘。可氣憤的是，報紙上醫學家為大躍進寫的鼓氣文章，說人身上都有備用器官，比如說腎，人有兩個，但一個就夠了，即便用壞一個，人照活不誤。所以說人體蘊藏有巨量的「大躍進潛力」！
剛才，我說過，「無人敢說半個不字」。彭德懷不是說「不」了嗎？可彭是在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說「不」的，所以就不夠半個「不」字。就這，都不見容於毛，可見毛霸氣到何種程度！問題是，所有人，甚至柯慶施之流也知道彭是正確的，更別說劉少奇，周恩來。。。。。。了，為甚麼竟能作出決議定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呢？這只能說明共產黨是一個昧良心集團。昧良心使得在中國假戰勝真，錯戰勝對，野蠻戰勝文明，瘋狂戰勝良知……而且暢行無阻，無往而不順利。至於在文革中，彭的遭遇，老幹部的遭遇，地富反壞右，一切牛鬼蛇神的遭遇，都是慘不忍睹，有的場景不亞於「南京大屠殺」，在打砸搶抓抄下過日子，真的連亡國奴都不如。人怎麼能變成如此殘無人道？這就要聯繫到毛髮動的歷次運動，哪一次是人道的呢？特別是反右運動，《反擊右派不能溫情主義》，你作社論我轉載，全國反對溫情主義，黨內，黨外一視同仁。大詩人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詩，反溫情：「右派猖狂蠢動時，溫情那許一絲絲！已將率土成公物，竟有麼魔倒大旗。毒草必須成糞壤，爭鳴方好詠新詩。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把右派比作二十年前入侵中國的日本鬼子，當然都是死有餘辜。呼籲肅清溫情主義，在全國惡浪翻滾。9月16日《人民日報》載，史良在民盟全國整風工作會議上作報告，說：「現在基層還有不少右派份子沒有被揪出來。有些人說，別的地方有右派，我們單位中間不會有右派，用不著進行鬥爭。這種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擊右派的面太廣，時間拖得太久，主張草率收兵。」她大聲疾呼：「必須認識，對右派份子姑惜寬容，對鬥爭採取旁觀或保留態度，就是右傾思想的表現。我們必須克服右傾思想，克服一切溫情主義，積極勇敢地投到戰鬥中去。」由於組成為反右運動一部份的反溫情主義，掃除了人們的溫情，郭沫若的兩個兒子在文革中遭慘害而慘死；人們，不管對誰下毒手都變得毫無心理障礙。郭沫若本人，一天到晚嚇得屁滾尿流，大概這個時候，他才能體會到，如果一個社會，「溫情那許一絲絲！」該是多麼恐怖！只要對反右派的問題弄通，觸類旁通，一通百通，鄧小平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江澤民、胡錦濤的鎮壓異議人士，迫害法輪功，從目的的卑鄙性到手段的卑鄙性便成為一目瞭然的了。
在中國，儲安平、羅隆基最先指出「黨主」、「黨天下」；章伯鈞第一個看出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流氓:徐璋本頭一個如此深刻地批判馬列主義；林昭第一個把共產黨政權定性為「極權」，「奴隸社會」，林希翎定性社會主義為封建主義；劉士弟、馮元春等右派發出為胡風翻案的最強音；劉賓雁、秦兆陽、劉沙河、王蒙等首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堅冰，從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反映陰暗面、干預生活；右派份子楊兆龍提出要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建言，是振興中華民族的必由之路，是關係中國之命運的最佳選擇。它反映了中國法學家的學術良知，代表了當代中國法學界的最高水平（引自《讀隨想》）；
……這當然不是說，右派的高度是不可超越的，但是必須說，研究反右派這一課是不可逾越的。逾越了，對於研究中國問題，對於推動中國的民主事業，便相似於小學生跳過加法學乘法。
北大教授錢理群著文《不容抹殺的思想遺產》，稱:「如果說『五四』新文化勝利了，從而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以至整個民族現代化的歷史新紀元；那麼，1957年的這一次悲壯的努力，卻是以所有參加者的『一網打盡』而宣告失敗（這是為甚麼？想，大家想！我們不難看出其中主要差別是，一個發生在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時期，一個發生在毛澤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或者說，一個在解放前，一個在解放後。這裡就凸現出「解放」的反動性與殘忍性。無怪香港人民拒絕解放，一定要「祖國」跟他定條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即，保證50年不「解放」，他才回歸祖國；也難怪台灣人民寧肯選擇他決非情願的「台獨」陳水扁當總統了。但是，我要說給台灣同胞:「獨」善其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絕對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兩岸攜起手來，推翻共產主義專制制度，重建三民主義民主制度，先民主，後統一。古人說過:「知所先後，則近道矣。」___紫丹注，下同），但他們的思想與精神卻事實上在8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中得到延伸，儘管後者未必自覺意識與承認這一點。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當年提的問題與任務（主要是反「黨天下」），仍然是今天的改革者需要繼續解決與完成的，他們當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著新鮮的生命活力，他們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過程中可能有的不是與失誤，對於後來者，都是極其寶貴的啟示，遺忘、不承認、漠視。拒絕這份浸透著鮮血的思想遺產，不僅愚蠢，而且有罪。——其實，那些《廣場》的犧牲者在光榮地倒下的那一刻就曾預言過『明天將屬於我們』的（譚天榮:《給沉澤宜》），他們毫不懷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樣，將明顯地留在我們弟弟妹妹腦海裡，永遠鼓舞著後來的年輕人」（譚天榮《救救心靈》——現在更應該「救救心靈」了！）。他們直接呼喚:『歷史學家們，重視這樣偉大深刻的社會思想變革吧！』（姚仁傑《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的愛你！信任你！》）坦白地說，讀著這些帶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難言。因為我們真的長時間地（甚至直到今天——原注）把這些先驅者，犧牲者遺忘了！我們的歷史學家（也包括我自己——原注）失職、失責了！1957年這段歷史的書寫，如此地蒼白、稀薄，如此地充滿迷誤，致使『後來的年輕人』（這正是先驅者所寄予希望的___原作者）無從瞭解也無法理解，這是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過來人、學者的恥辱啊！欠帳總是要償還的，為正在進行的『中國人與社會的改造』提供思想資源。——現在『是時候了』！」（牛漢鄧九平主編:《思憶論叢——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
的確，現在「是時候了！」我即刻想到的，是1957年青年右派、學生領袖人物譚天榮提出的:「救救心靈！」共產黨、毛澤東倒行逆施，勞民傷財，惡性破壞生存環境，大量浪費物質資源，土躍進、洋躍進再加上毛為爭當世界霸主而支援亞非拉拋金如土，讓國人勒緊褲腰以至餓死，對於這種罄竹難書的罪惡，我們假定（只能假定）能「饒！」；對於共產黨毛澤東通過土改、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肅反、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反右傾、狂舉三面紅旗、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受迫害的數以億計，害死的數以千萬計。我們仍假定（假定就不是真的）能「饒！」但對於共產黨毛澤東把人心糟蹋得卑鄙無恥，虛偽狡詐，冷酷殘忍，同類相食，另一方面，只要能苟全性命，就可以昧著良心出賣父母親友；士可殺又可辱，人人拼比著自辱；有奶就是娘，見奶不認娘，為了奶抓住鼻子不顧腮；毛指著「鹿」，全國齊聲喊叫:「馬！」鄧理論又導致世風日下，笑貧不笑娼，官是貪官、吏是污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總之是要全國人人無恥、人人昧良心、人人變小人，才能讓共產黨的「千秋大業」穩定壓倒一切！而讓我民族以最惡劣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之上，這才是應當千刀萬刮、罪不容誅的！而這話是在「殺人都可饒恕」的假定下，發出的傷心帶血的無奈。
「是時候了！」我們要從說出現實各個方面和歷次運動的罪惡真相做起，還原歷史；從「救救心靈」做起，喚起民眾。這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災難的實際步驟。我是林昭、譚天榮、沉宜澤的同齡人、同命人，被共產黨投進勞動教養和農村監督勞動共22年，在我一息尚存，定要決絕地實行錢理群教授倡導的——「我們應該有勇氣正視歷史的血腥氣，有膽識衝破權勢與習慣製造的種種障礙，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認真整理、研究先驅者的思想遺產，總結歷史經驗，建立起『1957年學』，作為現在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識份子心靈史……的重要組成部份。」為此工程添磚加瓦，直到最後一口氣，便是我死能瞑目的此生所求:上對得起林昭、儲安平們，中對得起我們這一代活人，下對得起後人。否則，我將死不瞑目。我活了這把年紀，深知「天下無易事」。更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憑費工夫。」所以我自然會知道，建立「1957年學」決不會一蹴而就，只有寄希望於「眾人拾柴火焰高」、「眾志成城」:有經歷的獻經歷，有資料的獻資料，有史識的獻史識，有使命感的獻一份心和力……總之是不要使青史入灰，更不要讓御用學者喝著右派的血滋養出紅潑潑的笑容以諂媚當今！
第三，認識反右，是民主運動的必修課
許良英教授在《我有責任讓世人瞭解王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一文中說:「他第一次找我是在1988年秋天。他當時只有19歲。已在北京大學政治系讀了一年，剛轉到歷史系，打算寫一部反右運動史，知道我:1957年因公開反對反右而被劃為『極右份子』；1986年11月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因遭當局禁止未開成，隨後方、劉被開除黨籍），想同我討論如何寫反右運動史問題。我告訴他，反右運動很複雜，你年紀太輕，一時難以全面瞭解，等你歷史系畢業後再考慮也不遲。他接受了我的意見，並開始留意收集資料。」（王丹文集:《我們在寫歷史》第215頁）
王丹是個有心人，在《獄中回憶錄>。中說:「在北大歷史系讀書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對中國共產黨1957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這段歷史發生了興趣並著手進行研究。我仔細閱讀了當年的《人民日報》和一些大批判小冊子，並採訪了一些當年的『右派』分子，比如方勵之先生的夫人李叔嫻老師和中國科學院的許良英教授，進而準備將這一段歷史作為我的專業主攻方向，廣泛蒐集資料，寫出一本全面反映『反右』運動全貌的著作來。這個工作同許多其他工作一樣，極為可惜地被『六四』的槍聲打斷了。
「現在在監獄裡，我有了充裕的時間結合有關資料，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從家裏要來了一套《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一共四本，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下屬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編印，1957年12月出版發行的。裡面收錄了大量『反右』運動中的有關文件和批判文章，尤其珍貴的是，還有一本專門輯錄了所謂『右派份子』的言論及文章，比如章伯鈞關於所謂『政治設計院』的發言，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吳祖光關於『黨不要插手文藝工作』的講話，中南財經學院教授楊時展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等。這些都是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從中不難看出『反右』運動的概貌。為了加深印象，這厚厚四大本書共兩千五百頁的內容我都一字不差地出聲朗讀了一遍。這是我自己發明的學習方法。我發現出聲念一遍，其印象深刻的效果要遠遠大於默讀。從書中我看到，不少當時的『右派言論』與前幾年的所謂『自由化人士』提出的意見大同小異，有的甚至連措詞都一致，比如對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的呼籲。這表明，三十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卻為此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1957年的歷史，聯想到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20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1957年的歷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歷史研究的禁區。但是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它的真實原貌寫出來，告訴人民災難是怎樣降臨到我們頭上的，告訴人民所有的苦難我們都不應淡忘。一個遺忘歷史的民族注定要被歷史拋棄。（第63—65頁）」
而今我謂王丹先生:
1，，從政治血緣上講，你接的是右派的第二棒。我是按鄧小平劃「代」的方法劃「棒」的。右派的第一棒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林昭，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一代，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暴政；第二棒是從「七九民主牆」魏京生等，中經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馬建等，到「八九民運』你、劉曉波、胡平等，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二代鄧小平、下接第三代江澤民的屠殺鎮壓、專制獨裁、貪污腐敗；與此同時，海外有王炳章等的「中國之春」運動。如果說，第一棒是由於「引蛇出洞」的話，那麼，右派的第二棒、第三棒任不寐、王怡、劉狄（不銹鋼老鼠）、練法輪功者等，則是由於官逼民反，捨逆來順受而主動出擊。共產黨的第三代江澤民是「逼」蛇出洞的。全世界公審江澤民以及「九評共產黨」引起全球性的反響，使共產黨嚐到了官逼民反的苦頭。有人認為，法輪功不是搞政治的，不好與1957年的右派生拉硬扯在一起。，但我認為，從思想實質著眼，《九評共產黨》（其中滲透著《誰是新中國》的研究成果）與右派的鳴放言論有絕對的血緣關係，是一脈相承的。《九評》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如剛剛指出的，吸收了《誰是新中國》的很多研究成果；而《誰是新中國》又滲透了廣大大陸史學界歷史反思的勞績。這部書在海外和大陸的深遠影響，已使中共中央宣傳部夜不安枕，遂組織了一個叫「田雨」的御用寫作班子，無理光憑訛詐，蜀犬對日狂吠；其規格質量要求，就是農民對肥田的狗屎的要求:只求其臭，越臭越好。
這部巨著，正如我的評論所說:「最根本的是，從內容上講，《誰是新中國》是以翔實的史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確無誤的語言、實事求是的態度、標示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共和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專制復辟所帶來的舊中國』，從而使自己的立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也把中共永遠釘死在『開倒車的反對共和革命的專制復辟』之歷史恥辱柱上。」僅此重要的一點，就說明它的水平，超越了1957年的右派言論，展現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當然，「棒」對「代」也不是那樣嚴絲合縫的，是錯綜的，王若望一枝筆橫掃三代獨裁。共產黨的第四代胡錦濤心狠手辣，不分青紅皂白地以黨性消滅人性，先不說他咬牙切齒地，不分「棒」地反西化，分化，自由化，即使對他的老上級趙紫陽，只因趙身上尚存的那份人性，就要使他受到終生軟禁，也只有在他死後，他女兒才得以說:「他終於自由了！」並且，第四代還要以「犯有嚴重錯誤」的定性讓趙帶進棺材裡。用歷史眼光看，「犯有嚴重錯誤」倒是趙紫陽的一份殊榮。另外，最近逝世的劉賓雁是40年代的老共產黨員，也該算是「團派人物」，死前以80高齡、身患絕症之軀，撫摸著胡錦濤的頭頂，向他請求落葉歸根，竟遭他裝聾作啞，冷酷拒絕！
至於右派的第三棒的接棒人，任不寐、王怡、不銹鋼老鼠、練法輪功者等，已初試鋒芒，勢不可擋，喜看如雨後春筍，萌發勃勃生機。第三棒的鬥爭內容，將較多地重複第一棒，這是由於，共產黨的第四代要更多地向第一代返祖，他從金正日身上發現了第一代的基因，所以號召要向金正日學「正宗」，學「提純」！許多人認不清第四代的真面目，說甚麼「胡溫新政」。「胡錦濤新思維」，寄予幻想。須知，新乃是與舊相比，與舊不同之處；豈不知這裡之所謂「新」，與「舊」不同處之處，正在於比「舊」還要舊。說怪，也不怪，胡錦濤先天不足:他在接觸共產黨之前，沒趕上蒙受西方自由主義和國內三民主義之熏陶；後天失調:他又未能如王丹、胡平等曾下工夫攻讀西方人文學說和1957年右派言論那樣，補上這一課，相反，他全盤接受的是非常濃重的極左毒素。滿肚子狼奶。他的經歷和學歷，決定了他視野的封閉性，除了目不轉睛盯著毛澤東思想，對這個東西情有獨鍾外，對其他是鮮知而又不樂知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慧眼」識「英雄」，發出高論:「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好輕鬆的「暫時困難」！中國為此餓死1/20，朝鮮卻餓死1/8！___紫丹）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這就是他對你希望他搞「新政」的回答。難道世界上還有比胡錦濤「要學習」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榜樣——金正日的「政」，更「舊」的「政」，更反動、更流氓的「政」嗎？正如本篇起始所指出的，毛澤東曾撒下許多美麗的政治謊言，雖然純粹是偽善，但他們那一代人，畢竟還知道甚麼是「真善」。而這些「真善」，胡錦濤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所以他才只認金正日！
中國的情況，直至今日，只用將王丹的話:「30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卻為此而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1957年的歷史，聯想到我們親身經厲的1989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20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中的「30年」改為「將近50年」，「20世紀」改為「21世紀」就行了。胡錦濤在刻舟求劍，舊地重遊，原地踏腳踏！
2，王丹在提到「右派」的時候，。從字裡行間可以嗅出他對右派的敬意，由於在共產黨的詞典裡，右派就是反動派。浸泡在共產文化裡的人自然會覺得右派這個詞太貶義了，因而他提到右派時是決不吝惜引號的。其實大可不必。讓我來說明一下對這個詞的民間理解。
低標準的時期，我正在勞動教養，又饑又累地抬著大筐在田間勞動，一個老農民（那時叫公社社員）喊著「賣紅薯吆！」偷偷摸摸地走來。我去買，他瞪我好久，問:「像你這樣文氣的一個人，怎麼進到這裡面了？」「我是右派。」他不說二或三，拿起兩塊紅薯就跟我手裡塞，邊說著「不要錢」。面對著我的驚異，他解釋道:「友派全是為了我們老百姓講話，是我們的朋友，比作蟲鳥，友派就是益蟲益鳥，左派就是害蟲害鳥。」。看來，據老百姓的理解，右派就是友派，右派就是人民的益友。所以我當右派，從來是自以為榮的，即便文革時掛著黑牌，我也覺得黑牌上「右派份子」四個字在閃閃發光。現在立志和獻身於民主事業的人們要學王丹從右派言論中汲取精神營養，接過這個民運的傳家寶。這可是不可或缺的一課啊！王丹誓言要把反右運動的全貌寫出來。我認為，這是一個有為青年的雄心壯志，它體現了孫中山先生說的「要立志做大事……」
「六四「之後，全國通緝王丹，媒體作踐王丹，我不知王丹是個甚麼樣的學生，後來有一次問及北大丁校長。原話記不住了，大意是，他要像媒體上說得那樣，北大學生會跟隨他嗎？他會有號召力嗎？我聽了之後，甚感欣慰。於今又甚為感慨，當年在學界「臭名昭著」的王丹，現在在國內已是無聲無嗅；據章怡和說，現在民盟中央機關的人竟然有不知道章伯鈞是誰的；實在堪憂。共產黨在縱橫兩面封鎖信息，做得真叫絕。所以，為了不使青史入灰，不使每一代的鬥爭都從零做起，這是和共產黨作鬥爭並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重要保證。
3，不說全國，也不說北京，單說北大就有許許多多的優秀大學生，為甚麼偏偏湧現出王丹作為學運的領袖呢？除了別的原因，如上所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樣，王丹便找到了學運，學運也找到了王丹。如果都能掌握右派對共產黨的認識，特別是掌握右派精神，那麼，民主運動定將展現新的局面。甚麼是右派精神？就是林昭精神，就是認識的真切，信仰的執著，靈魂的美好聖潔和生我所慾也，所慾有甚於生者，捨生而取義者也。她是和秋瑾一樣，與日月同輝，是我們的民族女英雄，是我民族精神的當代最高典範！我在書裡會對她的精神大加發揚的。我將把林昭與毛澤東作為中國人的兩個極端，說明中國人最好能夠好到甚麼樣，最壞能夠壞到啥程度？我這部書《還原1957》，上卷《這是陰謀》，下卷《較量正未有窮期》；可以說是一篇《中國右派宣言》。我決不會去理睬甚麼「主旋律」，也不會讓鄧小平對右派的定性捆住手腳，相反地我會，讓鄧小平的鬼話早點兒去見鬼吧！因為要是讓鄧為反右派定性，那就等於把秦香蓮的案子交陳世美處理，更正確地說，是把一件殺人的案子交給犯案的劊子手處理！相反，在下卷裡，反右劊子手鄧小平將同首犯、主謀毛澤東一起，坐在歷史法庭的被告席，接受審判。
我認為，右派的大鳴大放是世界共運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右派指著執政黨中共的鼻子進行批判，對中共執政以來各次運動所犯血腥罪行，和現行政策的各個方面，一一給予徹底揭露，控訴和清算；內容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外交，社會，人口，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體育，，宗教，醫療，衛生，學術，思想，總之是有關世界，國家，民族，政黨，自然，人文，工農商學兵的諸多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組織上，包括從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直到最基層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每個黨員，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可以說是一網打盡，無一由特權造成的為非作歹的惡行，能逃過人民的批判。
而這個「廣度」又是具有「高度」和「深度』的。
把一切的批判，一切的罪惡之源，歸結為「黨天下」。這是鳴放中的一件歷史偉績。半個世紀眼看就要過去了，「反對黨天下」仍是擺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項嚴重的歷史使命！我所說的「接棒」，就是接的這個棒，一棒一棒地把「黨天下」送進歷史博物館。
就像王丹做的那樣，你也去「仔細閱讀」一下當時的右派言論，大概你也會為它的深度所折服。它不僅就著血淋淋的現象，進行道德譴責，也不是只指出問題，揭出弊端，而且是與世界民主潮流相接軌，條分縷析，闡明原理，按著政治學評政治，按著經濟學評經濟，按著法學評法制，按著教育學評教育，按著社會學評社會……可以說，他們代表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平，指出了糾正錯誤，擺正航向，擺脫災難的正確道路。怎奈他們面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倒行逆施，充其量也只是發發憤慨而已矣！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他們是遇見了兵匪，而這個兵匪的名字，又同於趙樹理小說《三里彎》人物中的一個外號，叫做「常有理」，這樣一來，謬論戰勝了真理，野蠻戰勝了文明，老粗（愚昧）戰勝了老細（科學），專制戰勝了民主，……逐致史無前例的浩劫降臨中華大地。
如前已述，當然我並不認為右派的高度是不可逾越的，王炳章提出的「重建中華民國」就使「反對黨天下」目標明確，由破壞達到重建；同樣，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就使認識更進一步深化，深化了對歷史真相的認識，指明了重建的政治綱領；而實踐更為理論開創了道路，這就是國內的先知先覺們已經起而行動，在大陸重建中國國民黨！從邏輯上講，共產黨對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是否定了共和，復辟了專制；重建中華民國對共產黨也是否定，否定了專制，光復了共和。有人可能從「量」上指出中華民國100條缺點，但從「質」上講，不過是在「已被定性為民主這個質」上談論程度（即「多」與「少」）的問題；而共產極權制度，如果它的辯護士能夠編造出100條優點，也不能睜著眼睛把「民主」的「無」（大家，包括辯護士在內，都身受過這個「無」的滋味）說成「有」。讓我們的認識和實踐相輔相成，昂首併進，在重建共和，重建中國國民黨，重建大中華民國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得寸進尺吧！
第四，打倒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反動派
毛澤東陰魂一日不散，黨天下就一日不會完蛋。我們意識到的歷史使命，唯一的是打倒黨天下。只有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反動派才是民主的死敵，黨天下的拚死維護者。右派的本質，就是與黨天下不共戴天。而打倒黨天下，就要從驅散毛澤東的陰魂做起。
毛慣用的策略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體現在反右運動中，前者就是「引蛇出洞」，後者就是在各個單位搞左，中，右排隊，揪出占總人數5-10%的右派份子。在右派中還要分極右派，一般右派，中右，對於極右是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毛澤東思想（包括策略思想）作為軟件已輸入進每個共產黨人（特別是幹部）的腦中，他們在與你打交道中就必然會施展出來，你如不設防，則必受其害。例如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時提出「兩個95%」：群眾和幹部中95%是好人，5%是壞人。劉少奇是5%中之最壞者，是第一號走資派。但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卻將毛之故技重演。1966年6月11日，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匯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這和九年前毛反右派的自稱「陽謀」，一模一樣。劉少奇與毛朝夕相處還不能免於中他的陰謀，料不到毛會對他「請君入甕」。在毛一面是由於招數高，在劉一面是由於有利己害人之心。試想，如果不是黃鳥逮住螳螂，那麼螳螂將會用陰謀詭計，心狠手辣地捕捉蟬。毛的「誘敵深入」，用甚麼「誘」呢？曰：利誘。毛的「各個擊破」是甚麼意思呢？就是逐個擊破，就是5%，5%地擊破，你切勿認為只擊破他，不擊破你。例如舒蕪出賣了胡風，想得到利益，但到了反右派時仍被劃了右派，打成敵人。吳晗反右時想從出賣知識份子，出賣民盟盟友中得到利益，結果，在文革中賠上了自己的一條命。應了那句諺語：「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當你和中共打交道時，應把這句話貼到你的座右。吳晗等不可勝數的人，不是坑了老本兒嗎？這就是我說的兩方面意義中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全國各個單位按左，中，右排隊，結果就弄清了陣線，營壘分明。這是一項寶貴的資源，若非毛澤東作，我們是沒有能力作到這一點的。這樣，他知道了，我們也知道了：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中間派？同時，通過反右派，使我們學會了，掌握了用「派」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看中共時，不能囫圇吞棗，一定要按他們的表現，把毛賊及其一小撮從整個共產黨中提取出來。所謂「黨的政策」其實是黨內占支配地位的「極左派的政策」。例如，他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採取「掛羊頭，賣狗肉」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復辟派，陳獨秀就持有異議。在抗日衛國戰爭時期，堅持「讓日本多佔地」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賣國派的主張，彭德懷反對過，王明更主張真心擁護民族統一戰線。勝利後，搶城市，奪地盤，在全國興風作浪而又以「和談」為煙幕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內戰派，劉少奇提出的是「和平，民主新階段」。奪得全國政權後，實行激進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冒進派，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周恩來提出反冒進，鄧子恢實行「堅決收縮」，大批解散合作社。反右派鬥爭是以毛澤東，鄧小平為首的極左派搞的，據李志綏的回憶錄中說，陳毅對反右派就持否定態度。更別提黨內也存在有大量的右派了。歷來如此，於反右派中看得尤為清楚：共產黨看黨外人士，有的為敵，有的為友，可在黨內看不同派別則一律視之為敵。例如，一位普通的老共產黨員王若望被劃了右派，只因他堅守著良心，就成為了「專制獨裁」派不可調和的敵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對他進行了嚴酷的迫害，直到驅逐出國，客死異國他鄉。他從未從民主陣地上後退一步，成為民主運動中最堅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澤東為首的自稱「無產階級司令部」，實際已成為孤家寡人，一小撮的專制獨裁極權派，他在共產黨內也是極端脫離群眾，與大多黨員，幹部為敵的，跟隨他的，幾乎屈指可數。他何以能以寡敵眾呢？就是長期以來灌輸毛澤東思想，造成了對他的個人迷信，捆綁住了人們的心靈，手足。也就是王若望先生指出的：「人人心裏有一個小毛澤東。」文革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代表改革派，他遇到了文革派與保守派的反對，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則代表保守派，遇到改革派的抵制。鄧自己說：「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78）」為甚麼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因為四項基本原則是脫胎於毛反右定的「六條標準」，其靈魂是「黨天下」。這和他後來反對自由化是一脈相承的。他受到胡耀邦的抵制。他說：「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78）至於他搞「六四」屠城則更暴露了他毛派原有本質的猙獰面目，眾所周知，他受到趙紫陽的抵制。他有罪惡，也有功勞，大概可作倒三七的評價。至於他的接班人江澤民，則純粹是一個頑固的「黨天下」派。他拉幫結派排除異己，他鎮壓民運人士從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同人等）到全國，他承認與俄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割讓祖國領土，他從自己做起，扶持太子黨，他包庇貪官污吏，他迫害法輪功，犯群體滅絕罪。。。。。。對他評價倒較簡單：功無寸分，罪莫大焉。這些分析說明，不管是文革前，還是文革後至今，所謂「共產黨的政策」全屬派的政策，並且，一條基本紅線貫串下來的，是毛澤東思想，所以實際上都是毛派戰勝了別的派。但名堂甚多，相對於改革派，則名曰：保守派；相對於要求實行多黨制的，則名曰：頑固的「黨天下」派；相對於反個人迷信，則名曰:斯大林主義派；相對於走資派，則名曰：無產階級司令部或文革派；相對於保皇派，則名曰:文革派；相對於右派，則名曰：左派；相對於穩健派，則名曰：冒進派（後美其名曰:躍進派）；相對於民主革命派，則名曰：專制復辟派。而這些鬼名堂有一個共通的性質，則是後者對前者的「反動」。故名曰：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則名至實歸。名正而後言順。很多人不明真象，說民主運動「反華」或說「逢中必反」，其實，不但不「反華」，不「逢中必反」，而且也不囫圇吞棗地「反共」或「逢共必反」。他毫不含糊地說明，他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集中於一點就是反對黨天下。對中共黨內的改革派，民主派，自由主義者。。。。。。則要引以為朋友的，甚至要引以為良師的，如王若望、李慎之、李銳、蔣彥永等。劉賓雁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呀！他就說，「毛澤東是反革命」，是「中共黨內的反動派」，並且我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看到:「劉賓雁說，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沒有這種反人道、反人性，中國的革命也不可能勝利。」這裡，他還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的革命」取勝的本質原因，即:「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勝利。」驚悉劉賓雁逝世，謹向他___這位中國的良心致哀、致敬！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大多數，從貪污腐敗，特權橫行，糟踏法制，鎮壓民眾，剝奪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中，都看到了「黨天下」為患之烈，是萬惡之源。取消「黨天下」的歷史條件已經爛熟，踢開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絆腳石___「黨天下」，是我們的歷史使命。讓我們從批毛開始，徹底驅散毛的陰魂，連根拔除，並用烈火焚燬這棵毒木___黨天下，這便是完成我們的使命所要進行的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工作。我們既不能放鬆使命感，又不能熱鍋上爬螞蟻。須知百足之蟲死而不殭，故需既要從長計議，又要只爭朝夕！
打倒黨天下，當然是打倒這個黑暗、腐朽的反動制度，但堅持這個制度的是中共反動派。所以就一定要打倒中共反動派。誰是中共反動派呢？你總不能說只有毛澤東一人。因而要有個標準，就像毛澤東反右派定了六條標準，我們就用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標準:凡是個人相信四項基本原則的，算是信仰自由:凡是自己頑固堅持而又強迫別人堅持，並加害於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劣跡斑斑，則為中共反動派。（「如果是非黨幹部呢？」「必為黨外布爾甚維克，往往比黨內的還惡劣，」）
我們的口號是:「打倒黨天下！重建新中國。」
三，認透毛、共本質的方法論之三
第一，窮舉法
在前兩篇中我用的是逆推法、引證法、內外法、總分法，本篇仍然會繼續採用，就像本篇將採用的窮舉法和點睛法，前兩篇已經採用了一樣。說哪一篇採用哪一個方法，只是就著「主要」二字說的。是由論題的性質所決定的。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道:「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一個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
僅從我掛一漏萬，所舉出的右派言論，就涵蓋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古今中外、士農工商，……這難道還是「攻其一點或幾點」嗎？應該說是面面俱到，幾無漏網。歷史證明，正確方面和真實方面是屬於右派一方的；歷史同樣證明，共產黨方面，如登在人民日報上赫然在目的右派言論的標題，所指出的那樣:「羅隆基說:共產黨處處是錯。」所以，實事求是的「指頭論」，正如前面以批駁毛說的「肅反成績是主要的」為例，以數學的精確性，算出爛掉9。4個指頭，沒爛的是0。6個指頭。就算如此，這個6%的所謂「正確」率，也是相對於中共中央肅反十人領導小組所定肅反政策說的，而這個殘暴不仁的政策是正確的嗎？何況這個十人小組又是個非法存在呢？
遠的不說，單說共產黨篡權後，在大是大非方面，有沒有人敢對人民，對歷史負責地說:「我擔保毛澤東做的某一件事情裡沒有包藏禍心和罪惡行徑？」是土改？是鎮反？是剿匪反霸？是批判《武訓傳》？是抗美援朝？是三反五反？是批判紅樓夢研究？是反高饒？是統購統銷？是逼農民買餘糧？是農業合作化？是反胡風？是肅反？是反鄧子恢小腳女人？是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是擁護斯大林主義？是反周恩來反冒進？是反右派？是屠殺西藏、新疆人民？是大躍進？是人民公社？是土法煉鋼？是反右傾？是餓死四千六百多萬條人命？是反三自一包？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批《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李慧娘》……？是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批三家村？是批《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這本身就又是一個母題……）是在援外項目中揮金如土？對所有這些下結論，有請中國的良心、共產黨的忠誠（雖是「第二種」）的黨員劉賓雁先生來下:「仔細回顧一下的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各個方面的決策幾乎全是錯的，包括外交政策—-沒幹一件好事。」（《誰是反革命？》）
二世鄧小平三世江澤民四世胡錦濤，各有個的帳，都是罪惡纍纍，罄竹難書，舉不勝舉，難於窮舉。所謂「窮舉法」也者，意在看問題務求全面，立論堅挺，無懈可擊者也。你毛澤東不是擅長於詭辯嗎？窮舉法就是專門解除哪怕像毛似的，無理辯三分者的全副武裝，給予殲滅性打擊的。也就是常人說的「關起門打狗」。窮舉法就是「關起門」；狗便再也無法逃遁。
第二，點睛法
我非常重視別人的點睛之筆，有選擇地引而用之，說出我心中有之而筆下無之之意。例如我在扉頁上引用李洪林先生的話，說明我寫此書的想法，便是。也有時候，有些點睛之筆份量較重，由有份量的人，例如劉賓雁說出，較易令人信服，因為一則他是著名右派記者，消息靈通人士，二則他是中國的良心，寧屢受迫害也絕對不說假話的人。如果由我說出，上前讀者會想:「這個人是老幾；螞蟻打呵欠___口氣這麼大？」另由別人說出，就是大象打哈欠了。還有一種情形，尤其是對反面的材料，只用別人畫的龍，我來由表及裡，作出點睛，揭示本質，讓其原形畢露。
窮舉法和點睛法結合起來，就可以避免瞎子摸象，而達到摸著全像，得到真像（truth），即通過真相，得到真理；也即共產黨當作謊言總包裝的帶引號的「實事求是」，卻被我們不帶引號地實事求是地做到了。
總之，大量引用正反兩方面的言論，重在點睛。點睛的要旨在於還原歷史。具體到本書，則是:《還原一九五七》。
小結:經得住驗證的方法論
第一，附錄:「解密的反右派運動檔案」；一併我的評注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四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注1）．．．．．．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注2）」
注1:凡是我在中間插注，都用括號括住。
既然有「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怎樣）引以為戒」（呢？）。當然是有反必肅，是「搞掉」。然而「肅反」與「反右派」又是甚麼關係呢？薄一波說:「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22）原來毛澤東至少在1956年11月14日晚，已經把預備請來幫助黨整風的人，當成了「新老反革命」而予以「搞掉」，無怪乎，他上前就用「引蛇出洞」和「誘敵深入」等，這些對敵鬥爭的毒招，來對付他們了。現在大家都清楚了:原來毛千方百計發動大鳴大放，只是「肅反」的前奏；曲調優美，只是為了取得「肅反」效果！
我在前面所引證的王若水說的，毛澤東在1956年下半年就著匈牙利事件得出與劉少奇大異其趣的結論，就埋藏下1957年的「殺機」；「殺機」是1956年埋下的！這一點，薄一波在具體方面應該知道的更清楚，他為甚麼至今仍不說實話，反而在他的回憶錄的「從整風到反右派的轉變」一節中，掩蓋真相，重複過去濫透了的謊言呢？___
在整風初期，我們黨為了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誠心誠意（？）地歡迎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虛心聽取他們的各種批評和意見。但是，不料（？）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殺氣騰騰（薄是鄧的「殺氣騰疼」派），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又攀附毛的「猖狂進攻說」，但薄對他們黨內的歷史學界一再申明的「那時候根本不存在猖狂進攻」，卻頑固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欺騙和煽動一部份人，掀起了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例如，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說甚麼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請問: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他們公然反對共產黨執政，鼓吹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又叫「輪流坐莊」__原注），說甚麼「一黨執政有害處」。「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一黨專政？）……。他們全盤否定我們黨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當你寫這幾行時，你們黨自己已經全盤否定了幾個運動？部份否定了幾個運動？你在運動中害過人嗎？受過害嗎？），說甚麼「過去幾個大運動，都是共產黨整人」（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肅反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肅反整不到你頭上，你當然沒受過那個洋罪。文革中把你打成叛徒，可能對你的心靈予以莫大的慰藉吧？你們黨鄭重其事地下結論:「徹底否定」「我們黨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與「全盤否定」，孰輕孰重？你是不是還留戀那些可愛的政治運動？既然政治運動這麼大得人心黨心，你們黨為甚麼要宣佈不再搞政治運動？當然我知道這是偽善，是欺騙，但是，「偽善」畢竟是「真惡」向「真善」的投降，雖然是詐降。作為被打過右派的人，當然更知道:詐降的目的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他們把矛頭直指黨中央、毛主席，說甚麼「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你說應向哪裏挖？還是不挖？），「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這可是老和尚自己在天安門城樓上，為引蛇出洞說的話呀！你說說，說這話該當何罪？你這個候補政治局委員豈是要揭發你們的黨主席是男盜女娼不成？）；……等等，等等。總之，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說得一蹋糊塗，一無是處，公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並認為時機到了。這種情況，是我們黨在決定開始整風時所沒有預料到的。（你是個雙料的不說實話者！一是你們黨主席預料的，比這嚴重得多；二是你說的這全是誣陷栽贓，你所指的這些「言論」，在你們決定反有時根本尚未出現。不信，你去查當時的白紙。）……當各種座談會和社會上陸續出現一些激烈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時，引起毛主席的極大警覺。5月15日，他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頁611__612）
呀呀呀！真是胡說八道。別人胡說八道還可說，怎麼你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也胡說八道？前面我已指出過100遍，現在再101遍地指出:如上言論，不論正確與否，激烈與否，殺氣騰騰與否，都發表在5月15日之後！你們振振有詞，決定要反擊的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而鐵的事實是，你們認為的「猖狂的進攻」，這時候全然無有，需待以時日才會出現，作出「預支」式的反擊，這不是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嗎？這種荒唐，是由於政治局候補委員太想為自己的黨主席的預設陰謀遮醜，而昧著良心嫁禍於人，才造成「這種和尚這種寺」的。其實，按著這個「解密的檔案」的話實說:「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這樣一來，就一切都順理成章，絲毫不費周折，省得現在政治局候補委員為了替主席擦屁股，弄巧成拙，弄成了西瓜皮擦屁股___膩擺不清。
注2:「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這句話在此後的5月15日的應驗是:「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
在6月8日的應驗是:「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份（這部份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__原注），利益極大。」
最後應驗在文革中就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劉少奇在會上補充發言，說：「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注3）
注3:我的理解是，這都是毛澤東的個人動作。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會議進行了三天。毛澤東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鬥爭要幾經反覆，還要持續五十年、一百年。你們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團上，也有不信的。」（注4）
注4:應該將毛澤東篡改原稿的過程和陰險的、醜惡的用心，一併公之於眾。例如，當年我聽到的傳達稿上有:「官大也救不了你！斯大林官大不大？活著不受批判，死後也要受批判。」你聽這話多麼誠懇！你能說毛主席整風的決心不大嗎？所以，人們就回前仆後繼，紛紛上當。這裡的經驗教訓是，聽毛澤東的話，也有個科學方法的問題，這就是，對他說的一切話，首要之點是審查其「真」與「假」的問題。在真假未辨之前，切勿輕信。其次才是審查他說的「對」與「錯」的問題。再次才是好不好的問題。這個次序萬萬不可顛倒。如上所說，毛說得不僅不錯，而且對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騙人的！在構成全部毛澤東思想裡，這類「對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騙人的」話，不可車載斗量，諸如: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注5）
注5:猴不上竿直敲鑼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澤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注6）
注6:首先要注意兩點:一是「放」的目的是「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並無只字提出:為了幫助黨整風。二是，左派的對立面是右派。毛教「左派要有」甚麼樣「準備」呢？矛頭指向甚麼派呢？當面是毛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背後卻是他交代:「左派要有準備」。現在檔案已經解密，難道還有人堅持還要硬說，或還要相信毛是誠心誠意要整風，這種鬼話嗎？其次是，你要特別注意這個日期:1957年4月11日晚。剛剛昨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管是明君、昏君、仁君、暴君，即便如希特勒、斯大林輩，也不曾設陰謀，定詭計去誘惑他治下的臣民去數以百萬計地去掉進陷阱呀！這裡，我們正好用得著宣讀一項最高指示:「我們的四個偉大，外加最最最最，教導我們說:『又何其毒也！』」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注7）
注7:人說，共產極權的統治是靠暴力和謊言，一點不錯。這個《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和毛澤東動員鳴放的種種言論，提供了謊言的絕好樣板。甚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云云；甚麼「……。幫助黨整風自願參加，自由退出……」云云；甚麼甚麼云云……統統成了狗屁。毛澤東的臉皮需要有多厚，才能厚顏無恥到撒這麼大的彌天大謊而還能夠臉不紅、氣不喘、心不慌地說:「這是陽謀。」無怪乎我在農村監督勞動的生產隊，有個農婦說:「毛澤東，臉皮厚，機關鎗打不透。」豈但是說，老貧農隊長拉車往地裡送糞，高聲叫喊著罵:「老毛啊！我日你娘。」兩個青年社員為隊裡抬磚，邊走邊說笑:「給老毛去造磚墓。」這事發生在1962年，罵聲不絕於耳。我從前在知識份子隊伍裡，從未聽到過有人罵，更別說罵這麼痛快。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甚麼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麼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注8）
注8:」火」在「坑」裡，怎麼會「燒」著你們的」身」？整風這個火坑，只是要讓那些幫助整風者往裡跳的。出殯，完全是為了埋葬送殯者。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注9）
注9:我大致估計，平均每個支部絕對分不到一條意見。實在是: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注10）
注10:你姓毛的，如果怕提意見，就別求爺爺告奶奶，請人家提意見不就得了！這是不用下禁令，輕而易舉就能作到的嘛！
再說，這倒是個甚麼樣的「一放」呢，竟使姓毛的要「重返井崗山」？雖然這是他慣用的虛張聲勢、危言聳聽的訛詐故伎，但表明他要與右派作一場定性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卻是早在事先就下了決心和作了安排的。而這時候，右派的重要言論還都未出台呢！你去查查當時的報紙，雖經毛澤東千呼萬喚，可至今根本沒有一條鳴放是要共產黨下台的。同時，毛澤東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這哪裏有「戒」、「改」、「勉」的一絲一毫的氣息呢？這比起你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甭提別的迫害了，單說脫褲子割尾巴，自辱人辱，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歷史根源，鬧得人祖宗三代神鬼不寧，逼得人活不成，死不成，死活都得咎！姓「知」的又該「重返」甚麼「山」呢？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注11）
注11:這裡透露出，直至5月14日的氛圍，仍不很緊張。否則，大家怎麼還會都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呢？
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
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
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注意見或「已閱」。
毛澤東文章，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注12）
注12:這裡充分暴露毛澤東急不可待地要實現自己的陰謀。這篇文章純屬克里空。至少有兩位黨內歷史學家對毛持否定態度，一位是近代史研究所長黎澍，他說:「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甚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另一位是中共黨史專家許全興教授在他的專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說:「從整個報導看，很難得出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甚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頁90）這簡直成了寓言故事中狼吃小羊了，甚麼理也無需多講，吃的理由就是我要吃:「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樣！」
中央髮指示「反擊右派份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決定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反右鬥爭的部署。會議期間的八月三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
這時，會場內有三十五張紙條遞上主席台。大會主席周恩來當場宣讀了這些紙條。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見，並要求毛澤東能公開誰是納吉式人物；也有反對毛澤東這種無的放矢的觀點。
黨外人士對毛搞反右的異見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三百多萬人被劃「右派份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份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份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份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注13）
注13:關於右派的人數，我們沒法確定，但據我親知，就有五個同學、同事當了20多年右派，到時一查檔案，原來不是右派:一個是朱秀洲老師，他到老家河北省農村接受監督勞動；一個是馮和璧老師，他由中學下放到小學；一個是華瑞甫同學，還有一個是朱庭秀，兩人都是勞動教養；第五個倒真是右派，但他的右派身份卻不被承認，所以也就沒被統計進去。情況是這樣的:他叫閻竟鑫，在蘭州大學中文系劃的右派，畢業後分配到農村中學教書，他偷跑回城市老家自謀出路。到「改正」時，農村中學不管給他落實政策，城市沒有他的檔案。連他的右派身份都成了問題。我來美國前，他已癱瘓，家人和朋友還在為他跑「落實政策」呢。類似的情況，我聽到和在報刊上看到的就更多了。我還知道有一些右派根本就不是知識份子，是文盲，其中有一個窮光蛋讓你哭笑不得。我不瞭解他的身世，每到月頭他就到街道辦事處去領救濟。所有右派都是「資產階級右派」。他自稱是「無產階級右派。」街道給他發救濟時教育他要牢記黨的恩情。他說:「我咋會忘哩？每到月頭就會想起的。」還有一個是我在高中上學時校長的警衛員，自幼是摟腿隊長、兒童團長，長大是革命隊伍裡的紅小鬼，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文盲。後來調進百貨公司，大小算個幹部。當我們一塊勞動教養時，他說他劃右派的結論中有一條是「借了500元外債。」他說他根本就沒有，「連一元也沒有，我就沒有借債。」解除教養後，一直上訪，要求平反，所有回答都是:「不予受理。」又去找已居高官的革命老上司。得到的安慰是:「這是老人家定的案，誰也不敢翻。你只有等等，看看將來的政策。」後來他得了癌症，等不及便去世了。他進城後娶的美貌的妻子，早已離婚。他孤身一人，死後便一切銷聲匿跡，煙飛塵滅，真到落實政策時，他已是陰間一鬼。僅僅是我一個人就接觸到這麼多不在「55萬多右派」，這個統計數內；全國該有多少呢？可知55萬多，那個數是絕對靠不住的。但55萬多，作為被1979年前後，落實政策到身的右派數目，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從下面報上來的。它沒有必要像大躍進期間上報鋼鐵、糧食產量那樣浮誇，也沒有必要像上報死人數目那樣隱瞞的。『第二，綜述:
解密檔案，甚麼曝光，甚麼繼續隱瞞，全由共產黨決定。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設想:解密的檔案理應屬實，完全不必造假；因為他們需要隱瞞的東西，儘管隱瞞掉就是了。果如是，我們就可以再打一個比方:人們算數學題，算的結果錯不錯？就需要將得數與標準答案對一對。人們對反右派起因的推演，得數有大有小，有正有負；誰對誰錯呢？可以說，解密檔案就應該算是標準答案。照此辦理，一對照:「變卦說」中所有的「出軌說」，「猖狂進攻說」，「整黨內敵手說」，「整風失控說」，「延安模式說」（演算的思路，有部份對的），「黨內壓力說」，「毛澤東誠心誠意整風說」，「錯估說或上當說」，「殺氣騰騰說」，……統統站不住腳，全錯了；而「預謀說」中的「陽謀說」，也錯了；只有「預謀說」中的「陰謀說」，與標準答案相對照，從列的算式，到演算的步驟，到運算結果得出的最後得數，與解密檔案完完全全如出一轍。
「這是為甚麼？」本來理應由毛澤東本人來回答他為向全國人民發出反右派的動員令，而寫的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所提出的這個倒打一耙的問題。但他已經死有餘辜，只好由活人來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經蒙受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殘酷迫害而慘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他說得好:「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1，只有在科學的方法論指導之下，才能對自然和社會作出正確的觀察。科學的態度是建立科學的方法論的前提。前提雖不是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科學的態度就是老實的態度。毛澤東沒有這個前提，他以為天下人盡皆可欺，所以就編造出「陽謀說」。自以為得計，卻給天下人以笑柄。從此，當人們要說毛耍「陽謀」的時候，並不屑於批判，僅是嗤之以鼻。無論海內外，每提及「陽某」，臉上總是出現鄙夷不屑的神情，視之為耍流氓，耍無賴，社會渣滓者輩才有的行為。
對待毛澤東說的話，首要之點是辨真假。如對他說的「猖狂進攻說」，前已指明，他的許多黨內有識之士都揭穿是假的，難道你還要信以為真嗎？
問題是，正如胡平先生所說:「發現謊言是謊言，並不太困難，然而，謊言被揭穿，不等於真相就自動浮現。因為共產黨編造的謊言太多，一層一層又一層，有時候你剝開了一層謊言，以為自己已經發見了真相，殊不知你見到的還是謊言，是深一層的謊言。『四人幫』垮臺後，中共當局提出『撥亂反正』，不少人著書為文，揭露毛時代的若干虛假歷史，但是它們所提供的真相其實很多仍然不是真實，而只是另一套謊言。」（為何清漣女士主編的《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寫的述評《往事不堪回首》）我喜歡胡先生講的道理，他總是講得入情入理，入木三分。我寫這本書要盡我所能地把謊言多剝幾層，讓它盡其可能地接近真相大白。
由此可見，我們認識到「猖狂進攻說」是謊言，並不等於就得到了真相。而但凡這個真相一旦大白，就會使你對毛澤東的陰險奸詐、殘酷兇狠大驚失色，不寒而慄，毛骨悚然！劉賓雁的文章《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揭示出的正好就是這種真相:
東歐的政治變革，最早從南斯拉夫開始，那是由執政黨及其領袖鐵托發起的。一九五六年波蘭黨的領袖哥穆爾卡主動糾正前人的錯誤都未出大亂子。只有匈牙利，死硬的領導人拉科西堅決不改，這才釀成大亂。
然而毛澤東卻不願引出這樣的結論，他對鎮壓比對改革更有興趣。赫魯曉夫一度派蘇軍進駐布達佩斯，但下不了鎮壓的決心，又撤出來。毛澤東派周恩來到莫斯科坐鎮，力主武裝鎮壓，蘇聯才第二次出兵的。中共對匈牙利人民欠下的這筆血債，也長期隱瞞下來了。
毛澤東從未認真承認過錯誤。他甚至還反對別人認錯。一九五七年初，他還告誡過省委書記們絕不能像胡志明那樣為越南土改中的錯誤下「罪己詔」。他堅持認定，問題出在群眾一邊。一九五七年春夏，他還在說社會上各種矛盾的激化，不過是「意見分歧」；一部份人不相信社會主義；廣大群眾對於新制度「感到還不大習慣」。這時工人罷工已進入高峰，至少有七個省的農民起來「鬧事」，要求退出合作社或分社，要求供應糧食等，而毛澤東仍然認為是「思想問題」，共產黨的政策沒有問題！
匈牙利事件為所有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正錯誤，放棄斯大林主義的機會。東歐各國在蘇聯控制下不能自主，以致只能是小改或不改，中國有條件獨自行動，中共「八大」已顯現這種意圖，然而毛澤東卻不干。他要利用匈牙利事件去實現他自己的意圖。那就是把改革浪潮和群眾的反抗壓下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中，這樣寫道：「……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利益極大。」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海永大紗廠工人發動罷工，手段還相當激烈：把廠方人員扣留起來作為人質，不解決問題不放人。劉少奇決定「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派人采寫和報導。我就是帶著這個使命去上海的。這次采寫的稿件若能報導出來，就能使全國人民和中共全黨看到那場罷工全然是中共的錯誤造成：工人被當做工具，無力保護自身起碼的權利；地位比公私合營前資本家時代還不如。基層黨組織已變質，黨員享有種種特權，已成為剝奪工人因而同工人相對立的量因而，有反資本家傳統的這些工人們把矛頭轉向從前領導自己鬥爭的共產黨組織。這種惡變，是在一九五五至五七年不到兩年之中完成的。
毛澤東的態度卻相反。其實中國的問題早已清清楚楚擺在那裏，並不需要「鳴放」，你去動手改正就是了。比如肅反擴大化，已是共識，你去平反就是了。蘇聯平反了百萬件錯案，非但未亂，反倒更穩定了。農業合作化的「冒進」問題黨內高層也已定論，只是毛澤東一人反對，因而「八大」上只能吞吞吐吐：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進。南斯拉夫和波蘭都解散了合作社，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必解散，把大社改為小社，或回到低級社有何不可？……
面對社會的動盪，中共在一九五七年有兩個選擇，不是改，就是壓。毛澤東既不肯改，就只能壓了。但是怎麼個壓法呢？動用武力去分別鎮壓各地農民、工人和學生？那只能激發全國動亂。這時，毛澤東獨出心裁，發現了世界政治史上前無古人的辦法：撈到一個政治理由，從政治上採取兵不血刃卻能一舉壓服全國的措施。這就需要一個敵對力量提供打擊的藉口，然而可惜正如「中國大逆轉」作者所做的分析，當時中國知識份子有協助中共改正錯誤之心，卻無推翻中共政權而代之的任何打算。沒有，難道不能製造嗎？這就是「鳴放」運動的奧秘所在。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在杭州告訴省委書記們：讓他們放！攻得過火，就讓牛鬼蛇神出來鬧一鬧。（後來又說：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同時暗示：現在是黨外情緒高，過些時，黨內情緒也會高起來，先低後高。如果黨內外一起講，戲就唱起來了，這樣就可以把許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在那個舞台上，毛澤東要導演的，就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猖狂進攻」的戲，戲一開台，發動一場舖天蓋地的運動制服一切人的機會就到了。（《北京之春》第48期）
同理可證，鄧小平說右派份子「殺氣騰騰」，也是謊言，並且也不止於謊言，而是也有更深層次的真相。更深層次的真相是甚麼呢？就是:「自己一身百毛尾（YI），反說別人是妖精」。
1957年反右派前，我聽過一次傳達鄧小平的報告，給我造成一種他處事毒短的印象。例如他叫囂:「你要民主，我要專政！」聽過此話，有兩人一問一答:「為甚麼他個子那麼短？」「都長了心，心墜著，他長不高。」
反右派中，他搞得風聲鶴唳，即便對黨內，特別是對老黨員，也強調要毫不留情，杜絕溫情，一樣是殺氣騰騰。9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表了《要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份子》的社論。多少與毛鄧併肩戰鬥一、二十年的「老同志」給他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反右派後，他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活靈活現出他的一副躊躇滿志、眹即國家，蠻橫無理、殺起騰騰的霸道嘴臉。
文革後，他除了營造一時的「復出」氣氛外，從未放鬆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逐至他的殺氣騰騰造成天安門廣場學生們和市民門的熱血騰騰。
如果說，毛澤東終生以「陽謀」造孽，而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鄧小平則是以「殺氣騰騰」而惡貫滿盈，遺臭萬年。
毛澤東、鄧小平是反右派陰謀的策劃者，主持執行者，罪魁禍首，他們撒謊騙人是必然的。問題是他們的血腥罪惡不是以「撒謊騙人」終，而是以「撒謊騙人」始。這是一個明擺著的道理，否則，他騙人幹甚麼？行騙只是為整個舞台大戲揭開序幕；整個主體，全部真相，腥風血雨的重頭戲就在後面。
2，幫兇們，如彭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郭沫若、薄一波、史良、胡喬木、何香凝、胡愈之……直至小丑盧郁文，他們為了一杯羹，也只能爭先恐後出賣靈魂，拚命撒謊，如胡喬木傷天害理、喪盡良心和良知，在人民日報上撒了多少彌天大謊啊！又如薄一波明知故犯，大家已經識破的謊，他在90年代寫的回憶錄裡還照撒不誤。今天解密檔案出爐，使我重新考慮李維漢說的不知道毛要反右派，要引蛇出洞；這該是假裝糊塗，難得糊塗。總之是想把大家自始至終蒙在鼓裡，一則在運動中助紂為虐，大喝知識份子的鮮血；二則，千萬要保住主子的畫皮，要讓陰謀家、殺人犯永遠充當溫柔賢淑的美女，讓「她」殺人不眨眼的姿態，表演得「楚楚可愛」。
3，大多數蒙在鼓裡的人，包括學者，因為無法得知真情實況，只好是人云亦云，特別是官雲民也雲。雖然他們也進入了誤區，但決然不同於上述一類人，那樣居心叵測。這就是我在《變卦說》中所指出的，諸如李志綏先生等的一類說法。就像我說李先生是」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樣，多是屬於思想方法的問題。我再舉一個新的諸如此類的例子:《禪機:1957苦難的祭壇》對由整風到反右的「急轉彎」作了某些探索:
「按照毛澤東1955年以來的思維邏輯和行為展現，即使在以上被李維漢認定為『正確、很好的』鳴放裡，有讓他聽了如和風吹拂芊芊春草一樣感到撫慰的意見，如『一切搬用洋教條』之類；但也不乏有讓他老人家聽了似夏日蟬雨般刺耳的言論，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評判，『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建設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一類明明答案已經放好在口袋裡的設問……
「倘若注意起這兩點，就大大有助於我們理解日後毛澤東為甚麼會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頁164）這實際是響應的李維漢的「出軌說」。但，值得深思的是，發此言論的張奚若和陳叔通並沒有劃右派。而對居心要劃右派的人卻要千呼萬喚，以誠感人；「誠」也感不動的人，毛就親自點名，追查歷史舊帳，硬劃右派，如馮雪峰等是也。
「從某種意義上，毛澤東的悲劇在於:
「建國後他的重大舉措，不時閃耀著某種理性探求的光芒，並給中國的和諧與發展打上金色的希望，從而顯示了在這塊要搬動一塊石頭也時常不那麼容易的國土上，他依然是一位精氣神兒十足的改革者；
「可結果，他的新思維總好像有魔鬼附體一樣，泛動起來的卻是這塊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東西，他本人也被這些東西，塑造為阻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一位保守者。
「而且，建國後他的每一回重大舉措，無不自視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它絕非甚麼個人或是小集團的陰謀，而是能坦蕩地展示於天下的秋日碧空，因而一時間這塊土地上也總山呼水唱，風集影從；
「可結果常常蹂躪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讓人民在戰勝貧困的旗幟下去進一步發展貧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義下去互相廝殺。當整個民族的元氣大傷之時，人民再以一種冷漠的眼光去打量紫禁城裡那個頗為孤單的身影，便會多多少少地感覺出他身上散發出的宮廷政治的氣息……
「毛澤東建國後在創造甚麼的同時，又幾乎總在破壞著甚麼。」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
「理想與實踐的分裂；
「理性與感性的抵牾；
「是晚年毛澤東這出悲劇的蒼涼而又無奈的基調。
「在1957年，毛澤東已經走進了這出悲劇。因此，我不認為早在1956年，反右運動已寫在了他案頭上的台歷上，即他殫精極慮發動的大鳴大放和整風運動，為的是搞一場『聚而殲之』的陰謀，或者稱之謂『陽謀』。」（頁275）這裡說的「因此」，到底是:「因甚麼？」實在令人難得不糊塗。有一點明顯的，毛澤東的「實踐」、「效果」是:
「泛動起來的卻是這塊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東西，他本人也被這些東西，塑造為阻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一位保守者。」
「可結果常常蹂躪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讓人民在戰勝貧困的旗幟下去進一步發展貧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義下去互相廝殺……整個民族的元氣大傷「
既然承認了毛澤東的所有重大舉措，無一例外都是禍國殃民，難道還非得給他硬安個「理性探求的光芒」，好的「動機」和「理想」，而且還不倫不類地以此來論證他反右不是「陰謀」或「陽謀」不成嗎？
「他（毛）親自送上灘頭陣地的先頭部隊，在進入陣地後卻向他開了火。儘管眾多的知識份子隨後有了被一個『陽謀』愚弄了的感覺，殊不知在這之前，毛澤東多半就有了一個遭知識份子欺騙了的感覺……」（頁282）這和李志綏的「上當說」何其相似乃爾！
「毛澤東卻竭力要走出這個一踩下去泥巴便翻作浪的困境，而且竭力要不以弄髒自己『英明』的鞋子為代價:5月15日以後，經毛澤東起草，或是經他看過再發出的猶如雪片般應接不暇的黨內文件，似乎無不向全黨表明，從雙百方針的提出，到號召黨外人士給黨提意見，這都是為著『引蛇出洞』最後予以『聚而殲之』的戰略假象運動。」（頁288）這和凌鋒的論述又是如出一轍。
「他（毛）的震怒，以及他對彭德懷幾近悍婦罵街似的羞辱，顯然與他被「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一詞組刺痛有關。
「1957年由整風一轉而為反右，1959年廬山會議由糾正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而一變為反右傾，從中我們是否能發現毛澤東心中存有這樣一個有意思的恚怨:在羅隆基這樣喝過洋墨水、學貫中西的大知識份子面前，他惱於被說成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在彭德懷這樣大老粗出身、且戎馬一生戰功赫赫的人面前，他又恥於被看做是『小資產階級』。」（頁286）李慎之先生和本文《引蛇出洞小考》一節，對上述二者已分別作過辨正。至於把二者相提並論，則難免穿鑿附會之嫌。我們探討一事物發生的原因，就要分析它發生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首先是必要條件。因為必要條件是這樣一種條件，有了它事物未必發生，但是如果沒有它，則事物斷然不會發生。試想，如果羅隆基沒有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彭德懷沒有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麼，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就斷然不會發生嗎？不一定。所以，這些條件正如農民的諺語所說:「大年五更拾到一只兔子___有你沒你都要過年。」
請看下面下面《禪機》自己的論述，你就會發現它就會全部推翻了自己上面的所有論斷。
「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也像劉光華一樣，相信在毛澤東開的這家『整風』酒店裡，門口掛的是羊頭，香氣撲鼻時端出來賣的，也絕對是貨真價實的羊肉。」（頁181）這就說明毛澤東不是真心誠意整風，也不是陽謀，而是貨真價實的陰謀。掛羊頭賣羊肉是「真心誠意」；掛狗頭賣狗肉是「陽謀」；掛羊頭賣狗肉就是「貨真價實的陰謀」。只要看出整風是一場陰謀，就擊中了要害。否則就是不得要領，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裡提到的劉光華，是《文匯報》駐京記者，於5月27日在該報發表了一篇通訊《北京大學「民主牆」》，結尾寫道:
「就在這個激盪的時候，我看到了同學們是多麼地有條不紊，遵守著次序。他們照樣地用心聽講，在實驗室中專心一意地工作，在運動場上打球。圖書館中仍是座無虛席。年輕的孩子們，儘管他們唇槍舌劍，爭辯得面紅耳赤，但沒有人不尊重對方所出的大字報和發言的權利。他們自己要講話，但也讓別人講話。
「我不禁想:我們黨有這樣生龍活虎的年輕人，甚麼困難也是能克服的。」劉光華被劃了右派。題外附帶一句，母親劉王立明也劃了右派。
「所謂反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便成了鏡框裡一幅美麗的風景畫，一個掰開來不見肉餡的包子，一位年過半百的遺孀關於少女時代懷春的夢。
「試想想，當貓在玩捉弄老鼠的把戲的時候，貓怎麼可能騰出爪子來清點自己身上的虱子和跳蚤呢？」（頁259）事實擺得好，道理講得對。
毛怎會真心誠意整風呢？
「波匈事件大大強化了毛澤東心目中的兩個必要性:一個是黨牢牢掌握槍桿子的必要性，另一個是改造知識份子的必要性。匈牙利那震驚世界的十三天的教訓正在於:成分複雜的軍隊，與思想複雜的知識份子聯起手來，置工農政權於血泊之地。」
「在中國要出問題，便出在知識份子身上！
「多半毛澤東再在某個領域、某個方面去進行批判、鬥爭，在嚴峻的階級鬥爭形勢面前已經顯得杯水車薪了，工農政權必須正面地、全面地與知識份子做一次大規模的較量，這既可以徹底卸去這顆『定時炸彈』上來日爆炸的引信；又能將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視線，從由於合作化運動造成的農村各方面緊張關係上，轉移到新的興奮熱點上來。」（頁271）還有工人罷工，學生鬧事以及波匈事件所暴露出的諸多制度弊端，如劉賓雁所說，毛不思改革，只企圖引蛇出洞，通過打「蛇」，通過殺雞給猴看，把矛盾鎮壓下去。
說明毛根本不可能要整風，只能是反右，因為他有了「明確的結論」:「是修正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將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深受其害。」（頁282）當時用政治語言表述的形勢為:「右傾機會主義，或說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如果改用哲學術語，那就是當時毛主席的哲學語錄:「抓住主要矛盾，一切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綜觀《禪機》:當他談「樹木」的時候，總是成竹在胸，頭頭是道；一進入「森林」，便亂了方寸，把不准調。這主要是因為對反右運動的陰謀策劃者毛澤東缺乏本質的瞭解。
4，《禪機》一開始就誤解了毛澤東:
「延安進行『搶救失足者運動』時，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並不』左』，事實上正是他，鑒於運動日益明顯的偏向與惡果，主張黨中央作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在決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錯誤行為，提出了審幹工作中包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九條方針，他併發出一系列關於甄別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工作；也正是毛澤東，就這一運動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在全黨面前承擔責任作出檢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卻從未在何時何地作過任何檢查……」（頁16）是呀！毛為甚麼對康生那麼寬大為懷，而對其他任何人，如「富田事件」中的人，如彭德懷、劉少奇、林彪……要斬盡殺絕呢？問題是康生完全是遵旨辦事，他再壞也只是助紂為虐。毛澤東才是暴虐無道的殷紂王。據《新發現的毛澤東》和《毛澤東執政春秋》兩書揭露，還有其它如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韋君宜《思痛錄》，特別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的大量揭露，說明康生（實際上還有劉少奇、彭真、高崗、任弼時等）所做的一切，達到毛的目的後，毛才假腥腥地在局部範圍內避重就輕地承認了錯誤，以騙取人心。這正好說明他是耍陰謀的能手，是善於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魔鬼。
同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承認:「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對全黨幹部進行一次認真的組織審查。《決定》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7月15日，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掀起了所謂『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的過火鬥爭，在十餘天中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當然，像胡繩這樣的官方學者，他的責任，就是專門矇騙讀者。當讀到他把罪責一古腦兒推給了「副主任」康生的時候，令我想起一個與此相反相成的笑話:有一個賽跑運動員，向別人誇讚運動場上跑「第二名」的那個運動員，跑得如何如何的快，簡直就是飛毛腿！聽的人滿頭霧水，不由得問:「那你光說第二名，難道第二名會比第一名還跑的快？」「不好意思！第一名是我。」「那你可真夠謙虛的了。」看來，胡繩是在替毛澤東謙虛。
《黨史筆記》用大量事實證明：毛澤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毛自任總學委主任，直接抓整風審干。臭名昭著的搶救運動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動的，1942年4月7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6月19日在政治局指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還說過「要查清革命和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毛澤東在1943年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一個2500人的黨校己挖出250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恐怕是250到350的數目，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了一個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楊奎松：《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
王實味案是毛直接抓的第一個案子，毛是第一個誣陷「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的探子」，毛還說「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毛澤東此前此後，一貫是用製造冤假錯案的狠毒手段來消滅自己的對手，難道這還沒有堆積如山的例證嗎？
可惜《禪機》最終歸結為:「動機與效果的背離；理想與實踐的分裂；理性與感性的抵牾；是晚年毛澤東這出悲劇的蒼涼而又無奈的基調。」
應該說，毛澤東的一生是一場大鬧而特鬧的大鬧劇。連中共四川省委張宣傳部長（須知，宣傳部長這個職業是專門賣狼奶的），都沒有用「動機與效果的背離」等等，來為毛遮羞，而是看穿毛搞「文革」是為了「擴增自己的私權」，並且「非鬧個底朝天不能達到目的」。甚至，連一個農婦都知道:「毛主席要當世界領袖」。其實，本書作者何嚐不知？他曾引用了周揚投毛所好的一段事實:
1955年年初，周揚在出席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回國後向文藝界作報告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在蘇聯訪問期間，他們說斯大林去世後，世界革命的領袖就是毛澤東了。蘇聯現在也遇到了許多問題，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澤東才能像斯大林一樣解決好這些問題。所以他們希望把毛澤東請到莫斯科來住。周揚說他向毛澤東匯報時轉達了蘇聯人民的願望。毛主席笑了笑對周揚說:「我不是神仙啊。」
作者還是看出來了，說:「毛澤東不想搬去莫斯科住，但這不妨礙他企及登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奧林匹斯山。」（頁88）我敢說，誰也無法否認這個路人皆知的事實。我還敢說，任何人在解釋毛澤東的重大舉措時，若撇開這個路人皆知的事實，不管你是虧心還是迷信，沒有不自入絕境的。
相反，只要你把准了這點，多麼複雜、難纏的問題，都可順理成章，按圖索驥，例如:文革鬧得底朝天，大躍進餓死人四千多萬，人民公社猛刮共產風，土法上馬人人發瘋，彭大將軍竇娥冤，反修維護斯大林，反帝支援亞非拉……有人說，毛澤東成了個大瘋子，也有人說這都發軔於反右派；可反右派又發軔於甚麼呢？。。。。。。
前面提到的毛澤東的三對因素，人們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是:實踐、效果、感性；看不到的是:理想、動機、理性；結果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據實踐檢驗真理的原理，用逆推法、窮舉法、總分法、內外法。。。。。。即可得到「其二」，並可加以確證。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做到，已經弄清了他人生行為的這個主要精神動力就是:「一大」；「二公」；「三斗」。
他的動機是一個「大」字，就是終生追求「我要大」，大了還要大，越大越不嫌大:延安整風後實現了「朕即黨」，不行，還要大；全國篡權後又實現了「朕即國家」，但毛慾壑難填，還要大，如普希金《金魚的故事》所講的那樣，人心不足蛇吞象……
他的理想是一個「公」字，就是實現全民所有制，也即國有制。因為「朕即國家」，所以即為「朕有制」，連農民手中的幾個雞蛋，也要由朕管起來。但朕念念不忘搞世界革命的最終理想是要實現天下為「公」，即實現「全球所有制」。那時實現了「朕即球」，我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了。
他的理性是一個「斗」字，就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朕即球」在望，是最高綱領；現實的鬥爭目標是抓緊坐上斯大林的「世界革命導師」寶座，著手領導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先實現最低綱領:「朕即半球」。世人奇怪，毛澤東為甚麼死前最想見的是尼克松？就是為的以「洋半球」為物證，進行自我心理確認。
中華民族之所以要經受如此亙古未有的大災大難，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慶幸我們民族要出一個世界領袖，因而才須付出必要的代價。反右派，把幾百萬知識份子和非知識份子劃做右派（包括中右），也無非算是必付代價之一而已矣。
。
4-1-2004初稿；3-19-2006二稿於日內瓦。
附註：
（1），（56），（58），（59），（60），（62），（77），（78）《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58-259，325和263，293，273，305，三卷:182，209，211；
（2）（3）（4）（5）（6）（7）（15）（28）（36）（37）（38）（39）（40）（46）（50）《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37，438-439，412，333-334，414，355，424-425，432，四卷本:頁1374，1375，1376，1384，1398，五卷:頁279，435-436，
（8）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澤東主席》；
（9）（75）《走向混沌》:頁18和87，35；
（10）《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爭鳴》（2001，2）；
（11）《伴君如伴虎》（《爭鳴》2001，4）
（12）《回憶與研究》（下）
（13），（14），（16），（17），（19）（20）（21）（22）（23）（24）（30）（33）（47）（51）（53）（55）（66）《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89，188，114，111，174，185，186，187，188，190，195，188，137，442，191，204，117-118，322，
（18）《赫魯曉夫回憶錄》頁659；
（25）（26）（27）《傅雷家書》頁158，163，167，
（29）《中共風雨八十年》頁124；
（31）（32）《鴻》頁156，157-158，
（34）（35），（41）轉引自趙瑄《北京政府的「日本情節」》，世界週報1995，11，26）；
（42）（43）（44）（45）《廬山會議實錄》頁221，238，223，333；
（47）轉引自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北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1998第1期
（48）徐鑄成《陽謀-1957》，《新華文摘》1989，2；
（49）《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頁188；
（52）參看張紫葛《心香淚灑祭吳宓》頁326-330；
（54）金鐘主編《反叛的御醫》頁105-106；
（57）吳弘達《新時代應從批毛開始》《觀察》2003，9；
（61）《文匯報》1957，6，16；
（63）轉引自廖天琪：《淒風苦雨四十年》序；
（64）《新月》第3卷第12號
（65）這是朱正先生的見解。
（67）《人民日報》1957，7，2；
（68）《懶錄舊夢錄》頁559；
（69）《觀察》2003，12，P25；
（70）轉引自王友琴《並非一個人的遭遇》，黃花崗雜誌總第七，八期
（72）《雨花》1957，10；
（71）（73）（74）《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頁247-272，207-211，200-201
76）《鳴放革命實錄史》頁10-11。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