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人民日報，5月25日，發表了他的言論摘要，現在我發現了謝泳先生在《1957年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中載有徐先生言論的較詳細的內容，讀後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精闢透徹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為甚麼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為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為，這要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徐璋本說：

第一：馬克思著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份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佈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著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做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隻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徐璋本認為，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徵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後再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來補救嗎？這並不是真正辯證法的矛盾統一必經過程，而是由於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為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並不等於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隻能在政教統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思想，決不可能啟發創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甚麼百家爭鳴。

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采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鬱之餘，將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並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並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聖藥，這付猛烈的特效藥在環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後，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份的。「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產社會理想所必具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並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隨著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已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為，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怒」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怒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為，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討論。

徐璋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為甚麼能與中國社會相結合，以及為甚麼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這樣的認識，今天對於我們深刻瞭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都非常具有啟發意義。可惜像徐璋本這樣的思想，多年來被歷史塵封，以至於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許多民間知識份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別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與學生。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陳振漢，徐毓栴，羅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經濟系教授），谷春帆（郵電部副部長），巫寶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寧嘉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等六人。文章的內容涉及面廣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長，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論點可以從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窺見，這樣，既可免去重複引證，又可觀賞馬戲團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判說：「陳振漢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其中包括計劃工作，財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沒有遵循甚麼客觀經濟規律，以致偏差頗大，錯誤很多，損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據陳振漢說，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為『過了時』的『敝屣』，不能指導當前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員不懂得經濟學常識，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個局面豈不是糟糕透項嗎？那末怎麼辦才好呢？陳振漢代表資產階級右派回答：這好辦得很！他的辦法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然早已過時，『是敝屣就應摒棄』，乾脆把它扔掉，改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特別是現代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把它作為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好了。辦法的第二條是：現在的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指導人員，既然不能擔負領導工作的重任，那末乾脆請他們下台，讓這批資產階級右派的『經濟學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經濟方面的工作應該如此這般，經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也應該如此這般。陳振漢的『意見書』數易其稿，洋洋數千言，其主要內容，事實上就是這樣。」（見人民日報9月19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楊培新說：「陳振漢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國共產黨關於對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都說明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理論，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80年來，這個規律已為實踐所證明。陳振漢把馬克思主義嘲笑為『和尚唸經』，這只能證明陳振漢的反動立場。馬克思主義指導了九億人口的國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生氣勃勃的行動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陳振漢以主張「競爭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競爭可以使生產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建設卻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並且因為社會主義必然產生官僚主義，所以這種偏差不可能消除。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揭發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並不阻礙而且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29號）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沉志遠說：「在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長時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的學術界顯得非常的沉寂。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由於黨政領導管得太多太死，妨礙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我們今天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勵群眾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變為消極因素了。」（文匯報，7月26日）

劉思慕以「剝掉沉志遠的畫皮」為題，系統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沉志遠以全盤抹煞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把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塗成漆黑一團，把學術思想界說成死氣沉沉……要黨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個別環節全面地大檢查。」因為他認為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重大原因』是『屬於制度性質』，他強調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沉志遠露骨地反對計劃管理，集中管理。他責罵我們的黨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諷這種制度把我們黨和政府壓得『滿頭大汗，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說甚麼連『草紙，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國營，一切要管起來，包下來，把人們的積極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極其惡毒的語句污蔑，醜化整個黨。他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說成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宗派集團，把黨員以至各級領導幹部說成是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領導階級，把人事部門說成是『鬼鬼祟祟，關起門來包辦政治』的特殊人物。」

剛從日本回國的經濟學家吳半農說，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些經濟現狀，與馬列主義的經典分析嚴重脫節了，比如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已經20多年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怎麼看？（轉引自《禪機1957》頁171）

第十，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上面，劉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沉志遠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以《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為題作的發言。他說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的現象：好些演員長期沒戲演了，好些教員整年沒有書教了，好些名醫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無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學術工作者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了。在我們這個文化落後，知識份子異常缺少的國家而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這豈不是糟得很嗎？他對學校黨委制的作用，認為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裡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為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以為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他還談到出版的專業化制度，即把某一種性質，某一門學科的書歸一個出版社出版，以為這是壟斷，是一家獨鳴，就是排斥矛盾，掩蓋矛盾，取消競賽，保護懶漢，獎勵不上進，阻礙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它會使思想殭化，企業衙門化，出版事業的生命枯萎下去。為了消除這種弊病，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誌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為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麼多呢。」（解放日報，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報導了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陳銘德說：「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他建議：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倡辦同仁報？二，北京應有晚報。

張友鸞說，舊社會有一句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現在呢？他變為可以這樣說：「記者不討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闖禍，不是好報館。」

蕭離說：新聞常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壟斷，他們想競賽也無從競賽。

《大公報》社長王芸生說，現在的報紙是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新聞工作者勞動生產率低。

新華通訊社的鄒震說，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過去，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給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裡去。我們的自由被「三害」給剝奪了。我們要向三個主義索還被它蹂躪了的新聞自由。我覺得今天應該喊出「民主辦社」和「民主辦報」的口號來，使中國出現更多的非黨的報紙和通訊社，出現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或民營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說，我們中國新聞界的單調，枯燥，是這些教條主義者造成的。一個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官僚式的社長總編輯，比一個檢查官更妨礙新聞工作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莫如儉說，我國目前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是根據列寧1901年定義：「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舞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而目前我國報紙受那個定義教條的束縛，報紙只限於指導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滿足他們（廣大讀者），產生矛盾。

《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把當時佔多數的報紙即共產黨的黨報稱為「領導機關所有制的報紙」，認為它的特點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訓口吻多，三，首長言行多，四，有些話不便於講，五，有些話不敢講，六，有些話不准講。他認為「人民群眾所有制的報紙」新聞多，服務週到，新聞人物活動多，甚麼話都可以講。單純代表機關意見而不為讀者服務的機關報，它的生命已經危險了。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不贊成社會主義報紙指導工作的說法，認為現在的報紙是佈告牌，留聲機。

這些右派言論在6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受到批判。中國新聞社孫殿偉批判鄭白濤說，鄭在社內就有許多反動的謬論，他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主張中國要實行兩院制，主張辦反對派的報紙。在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活動被揭露後，他仍然替他們辯護，說「黨天下」的說法是對的，定息不是剝削，而是和銀行裡存款的利息一樣。他認為目前對右派份子的駁斥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作法。同志批評他，他說這是共產黨愚民政策的成功，並把這些人稱作打手。（人民日報6，26）

北大新聞系方漢奇批判顧執中所說的：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按說這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但直至如今，無恥的投機政客們竟然仍能彈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報》所載顧執中先生的原話全文，請讀者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對照。）

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

顧執中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85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卻不是這樣。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報社只登風平浪靜的東西，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稍微聯繫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動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地做。第94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卻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為學校少，生育沒有節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學，這樣憲法也被破壞了。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所規定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想當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為保護憲法而鬥爭，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慾為，將來何堪設想！？中宣部的宗派主義情緒很濃厚，解放後對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後仍允許續辦的一些報紙如文匯、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讓非黨的報紙自生自滅。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我建議：一、民主黨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頓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二、新華社應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樣，成為國際性的通訊社，國內則開放讓民主黨派、團體、地方辦通訊社。參加了許多座談會，感覺有兩種偏差：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在過去運動中受到整的，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民主黨派成員講話很苦，稍微講得厲害點，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點，又會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難做到恰如其分。儲安平的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當，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討論，以免引起混亂。

安崗批判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模糊了報紙的戰鬥方向，說報紙同讀者是「五分錢」的關係，只是在商品基礎上才能發生作用，並且說不注意報紙商品性的黨報是「一片教條主義」，「寡婦臉」，「官報」。右派份子彭文應認為，斯大林的錯誤發生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要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可讚可歎！彭文英同章、羅、儲、陳作為「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人證，而被定為中央級的五名終身右派！

自從毛澤東把這種生動活潑的自由辦報思想的鳴放，惡狠狠地定為「黑雲壓城城慾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溫新政，中國的新聞自由被國際公認為最糟而跟北朝鮮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見，曾彥修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蘇聯的出版機構，組織制度是落後的，而我們把自己的傳統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蘇聯。「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氾濫於市場。」對於隨便砍掉專門刊物，他認為：「把出版局砍掉中國不會亡，把這些學報砍掉，中國沒有科學，卻要亡的。」「解放後幾年來，光出了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連環畫，沒有真正的出過一些有份量的東西。」「難道我們單靠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就能立國嗎？」「過去搞七，八年，結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譯書，反特小說。著作出不了，而對外國人的胡說八道的小冊子卻浪費了不少紙張。」「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事情是人辦的，對領導，對同志，對組織處於執政地位受到的腐蝕以及廣大群眾已經「怨聲載道」，他認為「八年來相當大的一部份黨員沾染了骯髒的腐朽的東西。。。。。。。因為他已得到某些東西了，官方身份，統治者一分子，生活職業有保障，有東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黨員享受特權現象。」

人民日報，7月18日載，首都出版界反右派鬥爭會上有人質問他：為甚麼要硬說解放以來沒有出版甚麼有份量的學術著作，難道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嗎？有人分析說：曾彥修主張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所謂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須實行計劃化》，說：「出版界的右派份子曾彥修，藍鈺，彭子崗等人，都竭力反對出版事業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化。他們認為：計劃化『把個人的積極性限死了』，『選題計劃根本不必要』。藍鈺故意把解放以後的出版工作描繪成『矛盾百出』，『笑話百出』，並且把它歸咎於出版事業的計劃化。他們特別攻擊紙張的計劃供應制度，提出所謂『自由買賣』，『自由出版』的荒謬主張。。。。。。。其目的，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使出版工作處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便傾銷資產階級的私貨，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

第十一，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籲

可以看出，阻礙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關鍵在於，政治上獨裁壓制民主，或專業上外行領導內行。特別是，表現在科教文藝方面。毛澤東這個災星，在這裡創造了兩個重災區，他說：「大學裡，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唯心論最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44頁）唯物論大史學家翦伯讚著文《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批判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蔑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產階級已經臨於沒落的時代，就是在這個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卻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蹟，豈不是神話。」

他還批判榮孟源「主張復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說孟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這個邏輯被戚本禹繼承下來，給中國的赫魯曉夫扣上「背判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理由是「《論修養》只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裡的論據也是「只字不提」。這時候，大歷史學家，言必稱馬列的翦伯讚將面臨滅頂之災。如果說楊家將楊敬業是一頭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諷雷海宗「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的翦伯讚卻一頭碰死在「他心愛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豐碑上。他如此飽學，只是沒有學到：「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章怡和的文章《歷史學家翦伯讚之死》，這樣寫道:「翦伯讚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讚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讚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裡，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戚本禹接見一個叫「反到底」的造反團時，裝大蠟地說：「你們知道甚麼叫『反到底』嗎？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他這個史痞的下場，當然只是為此命題「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添一實例而已。這時候還不知此後甕之將入的翦先生還在燒甕，使勁地批判另一位右派歷史學家:「向達在很多會議上的發言中對科學院的黨的領導大肆攻擊。他說科學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他說科學院的黨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說：『現在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又說：『這幾年史學界的人意氣消沉。』他閉著眼睛問：『歷史界解放後這樣不行，黨裡負責的人要不要負責？』請問向達：你從哪裏看出現在的史學界是『奄奄一息』，『意氣消沉』？又從哪裡看出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對於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讚的批判並不限於學術領域之內。「他誣蔑『中國知識份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只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歷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麼能給學生以正確的歷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裏的真話說出來。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號施令』，並威脅地說，不然，知識份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人民日報，10月4日）

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說，有的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尤其不好的是不懂還要裝懂。有些黨員還把領導科學技術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成自己的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猊。他還說，科學技術工作在研究過程中是允許失敗的，但現在卻一遇失敗就要追查科技人員的責任，甚至懷疑有政治問題加以逮捕。這樣專家們如何敢於負責呢？（人民日報5，16）

《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五人成立「臨時研究組」，廣泛徵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內科學家的意見而提出的一份較全面，系統的報告。內容包括五個方面。郭沫若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為題進行了批判，隨後根據運動的深入發展又作過補充發言。

第一，「爭取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保證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說：「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一種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係，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於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裏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當重視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有關資料儘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

郭沫若批判說：「在我看來，今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首要的任務就在於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甚麼發展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著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氾濫。」

郭後來又補充批判說：「他們在這裡，一方面污蔑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據客觀規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產黨和政府不准『學者們』從事科學研究，只准他們作些政策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事實是這樣嗎？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現在我只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甚麼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呢？」

第四，「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的進行。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並建議有條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又說：「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儘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裏，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裏。」

郭沫若批判說，「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

第五，「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說：「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份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認為，「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加以改變嗎？」

這位郭大院長把這份「意見書」批得體無完膚，然後扣上了如題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點一字不提。」他說：「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份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份。」（以上「意見書」引文見光明日報6月9日；郭的「批判」見人民日報7，6和9，19）

跟常識水平的是非開玩笑，瞪著倆眼說瞎話。用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郭沫若的馬屁也拍得太過火，太傷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說：「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這當然不是專門針對著郭沫若一個人的胡說八道而發的，但卻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鮮恥、喪盡天良的奴才嘴臉。以他的接觸和瞭解，絕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羅同盟』（明白的事實，是章羅連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沒有）信以為真；無需他那樣的通古博今，就該會認識到《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完全是個合理化建議。不管怎麼說，他竟能顛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詞，逐條把它們批得體無完膚，確實證明「四大不要臉之首」對於他是當之無愧。而「首上之首」毛澤東才是無恥之尤，製造「章羅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禍首。作出這樣連自己也明知是純屬捏造，並且相信別人也同樣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還要在兩個「明知」的情況下，涎著臉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卻是在四個「明知」的情況下，硬說:「公雞會下蛋」。別說這兩個人還號稱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癟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癟三。

第十二，反對奴化教育，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現在再來看看由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侯在乾，李西山，陶大鏞，陸近仁組成的工作組並由黃藥眠執筆寫成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些問題，問題之所以產生，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認識不足；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權機關等同起來；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一切由黨員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黨員同志對於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確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以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聯，採取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並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為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於黨委負責製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甚麼是學校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裡的『黨組』有甚麼分別，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於這個制度，我們還沒有研究，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確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多流於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群眾意見很難通過一個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系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錫奎批判說：「在這個以『建議』作為幌子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綱領的第一部份裡，右派對黨，對黨員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把在高等學校裡工作的黨員刻劃為『不懂政策』，『不學無術』而又『專斷獨行』的『獨夫』。把黨委制描寫為產生『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東西。右派份子捏造了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正是為了給從各個大學裡趕走共產黨員，消滅黨委制的這個陰謀提供論據。綱領的第二部份，窮兇極惡地干涉了黨的內政，擅自規定限制黨在各大學的活動範圍的清規戒律，甚至限制共產黨開會與說話的自由，這種限制有些類似國民黨反動派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綱領的第三部份，第四部份，第五部份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製造了種種委員會，其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圖設立以教授，副教授佔絕對優勢的校務委員會，作為高等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表面上是要擴大民主，而實際上他們的校務委員會是不要校長參加的，他們規定『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果這個決議第二次被通過時，則決議仍必須執行。』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否定黨委制代之以校務委員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實行篡奪領導權的明目張膽的陰謀計劃。這個陰謀計劃是要保證右派可以在高等學校中橫行霸道，為所慾為，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人民日報7，30）

在教育問題上，右派的主要觀點是，在領導體制上反對黨委制，黨員特權，力爭「民主辦校」，「教授治校」。在課程設置上，主張恢復社會學（如吳景超等被批為「實質是要擴大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一步奪取思想陣地向馬列主義進攻。」）。當然，同時也反對一切照搬蘇聯，對蘇聯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對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現在錢偉長所提出的培養目標上。他認為，高等工業學校把培養目標設定為工程師是不現實的。如果培養目標是工程師，那就必須把有關的各項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可是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他說，必須把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二者嚴格區別開來。高等學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全知識傳授給學生，但是高等學校必須給學生打下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礎，訓練學生在一定範圍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為將來成為一個工程師作好準備工作。錢偉長認為，當前高等教育的特點是繁瑣。課程門數花樣繁多，又是基礎課，又是專業課，又是專門化課。學生一學期要學十多門課，每週學習時數在30小時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裡換班子，上了這堂課，又是那堂課，以致走馬看花，學得不深不透，更談不上工作能力的培養了。他說，西德的高等學校每週只上17小時，美國有的工業大學每週連上課帶實驗在內只有20小時，它們也同樣培養出了相當水平的人才。他還說，中國學校的專門化設置是採用蘇聯的，可是蘇聯的工業水平要比中國大20倍，運用人才的靈活性也比中國大20倍，按中國目前的工業水平來看，分工還不可能過細，對於人才的需求還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確。因此，專業不宜分得過專過細，以免產生「學用不一致」的傾向。（光明日報1，7）

人民日報，7月4日載，在清華大學批判錢偉長的會上，張子高教授發言，說1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關於教學計劃，培養目標的談話，實質上在總的方面否定了學習蘇聯的方針和教學改革的成績，在教學環節方面是否定了學習，畢業設計，忽略了專業課和專業設置的意義。他離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即有計劃有目標地培養高級技術幹部，而企圖轉回到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濤教授說，錢偉長說現在五年制的學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學生。這就是說過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現在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難道說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國家的麼？

對錢偉長的所有批判，幾乎都是有意，無意地在說廢話。比如，說他的主張是這個，是那個，一則有很多「不是」錢的主張，是硬加在他頭上再予批判的；二則，「是」，為甚麼就不對？其實，他是在一黨專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要發展學生的主體性，特別是他在《中國青年》雜誌（1956，15）上發表的文章《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對黨的奴化主義，倡導個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書。「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封建社會對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溫文典雅』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的某些內容卻在『服從』，『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等另外一套字眼內借屍還魂了，有許多對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於『服從祖國需要』這樣的光輝的字眼裡混了進來，新名詞混進了舊內容，確實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詞包裝起來的最腐朽的封建主義糟粕，不是也讓壯年，老年，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奉若神明嗎？___紫丹，下同）

「約束和管教太多，終究是和發揮青年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為人，以及在甚麼程度上成為人，是由他的主體性的性質，及其發揮的程度所決定，所表現的。主體性就是一個人自我實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扼殺人的主體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見過活潑的青年漸漸地變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為怕被檢查『小圈子』而漸漸疏遠了，正當的生活愛好和業餘特長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顧慮，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費。這樣動輒得咎的生活，顯然只會傷害他們的銳氣，是無益於青年的教育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主要的原則性問題上友愛地進行是有好處的，如果是為了『批評』而『批評』，沒有『對像』找『對像』，則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在目前，這樣代表著友好和關心的字眼，像『幫助』和『批評』，都變成了『管教』的代名詞，實在指出了我們的封建殘餘是根深蒂固的。」（因為你錢偉長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共產黨需要你，暫時還算尊重你，所以你還有人格尊嚴，還能說出有人格尊嚴的人才能說出的話。一年之後你給劃了右派，再來嚐「幫助」和「批評」的滋味，就知道遠甚於「管教」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說：「錢偉長在校內已成為右派的首領了，一切消極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報7月21日）與你同為清華副校長的張維說，錢偉長等人炮製的「這個綱領是章伯鈞的政治沒計院中科學的部份。他策劃著用這個綱領首先在文教和科學部門打開缺口。這是他們這個集團在長期內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活動！」之前還說：「依我看，錢偉長他們的意圖就是：（1）醜化黨，藉以收買人心，達到對科學的領導權，（2）煽動挑撥，（3）抓人事權，（4）反對科學院的領導。」（光明日報，7，6）你們「三錢」之一的錢學森說你已經墮落成為「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吳晗說你是在政治上向黨「敲詐勒索」！（人民日報7，6）梁思成稱你「索興撒賴」，「無賴到了極點！」（10月號）

「在學生升學的問題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過多地限制了學生的志願。有一位愛好農業而有一定基礎農業生物知識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動員』到師範學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師範學院去了，才算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大學畢業後，學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有意見就給你扣上大帽子。我們強調了服從需要，很少照顧到個人的志願和專業的培養，使青年在這些問題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多的限制。積極為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青年，總是被認為落後分子。」

「總之，對青年的清規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緊太厲害了，我們反掉了自由主義，而讓封建主義的殘餘從後門鑽了進來。清規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就是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殘餘。」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中也有優良的部份，如學思並重，舉一反三的啟髮式，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主體精神。。。。。。可惜，中共這時的教育繼承了其中重教輕學，重知輕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貶損自由，壓抑個性等糟粕部份，並使之與列寧的「從外面灌輸」的教育思想相雜交。這便是錢偉長以現代教育的目光所審視的這個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師中重視政治，思想改造，輕視業務提高，即反右之後才叫出名堂的，所謂批白專道路，而在業務中，更是輕教研和科研。費孝通在《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中寫道，周總理號召「向科學進軍」，有的學校只是刮起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當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發生衝突後，學校領導「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與科研有矛盾，教師名利心重，輕教重研。。。。。。我想，強調知識份子搞科研是為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為和事實不符。」

「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先生導致被劃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把「三害」斥之為:《「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黨外人士應有職有權，不要以秘書、助教干涉我」

黨委制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神經系統（組織系統）如何搞須要研究。黨對黨外

人士既然政治上與業務上是信任的，就應有職有權，讓年青黨員領導黨外人士是不

妥當的。我在很早就靠近黨，我的覺悟與水平都不比新黨員差，不要以秘書、助教

來干涉我，讓預備黨員來領導我就不服。「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級知識

分子中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

我始終認為我校黨群關係不好，高等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性沒抓住，在

高級知識份子中屬公安部門的問題不多，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過去

好像認為黨外人士不可靠，這道牆防範得太厲害，鬥爭一個人容易，要挽回就難，

感情不容易恢復，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問我：「究竟師大黨群關係怎

麼樣」？我說以我為例是很好，但這在學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對我校統戰工作印

像不好，對我們的黨群關係有一定的看法。校內有些負責同志缺乏自我批評的勇氣，

我曾幾次進言。如評薪工作，黃藥眠、蕭璋不瞭解情況，李筠雖好但不懂業務，黨

委除了兩個老頭都是年青的，情況不瞭解，決定級別不准確，何副校長告我有四人

不滿。實際不如此，我現在半官半民，我瞭解情況，告訴何副校長能改就改，不能

改就應吸取經驗教訓。

「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我聽了非常高興，

老虎一捉就捉對了，這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知識份子不會造反，學校裡不只是公安工作，而問題是宣傳、教育、統戰部門

的工作，要團結、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

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興。

「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個主義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籠罩一切，教條主義充滿教研組，現在

有些教師談虎色變，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這些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

業，這樣的壓力怎能發揮他們作用。這一年來情況好些，但基本情況末改。如教育

系教條主義的統治從領導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說不見得是解除了一些），基

本未變。主人翁的感覺是從主人翁的地位而來，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

的，沒有甚麼用處，虛偽的東西沒有價值。

「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學校的三條老虎，首先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教研組中的統治最囂張，據馬

特反映：邏輯學寧可請人大年青人來給政治教育專業教課，而讓馬特去教外系本科

學生。官僚主義在高等學校為害最小，我與方銘說黨委應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學習，

使三條老虎收斂一下。黨團員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非常突出，如政治經濟學和哲

學教研組有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應從黨員先檢查，根據中央精神在群眾面前檢查自

己。後來黨委佈置學習八大文件時說要體會精神，不要聯繫實際，這說明黨委不正

視工作上的缺點與錯誤，黨委常對錯誤做解釋，這樣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學

校不愛講話了，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黨政負責人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校黨委在貫徹與高校有關的政策不夠及時，瑣碎小事做得週到，有時很細緻，

這是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問題。做事不敢負責這是不好的，黨政負責人對自己要做

的事考慮要細緻，與群眾商量後再做，如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封建社會的正派人也有這種道德。黨委一般同志對問題愛解釋，如我向張斧提出百

家爭鳴政策在我校的貫徹問題，張說：「我們沒牴觸。」但實際我校漠然無聲，這

是否牴觸？中央政策不執行就是牴觸，不願承認錯誤，這是對中央政策的態度，黨

組織不貫徹政策應負甚麼責任？可能黨委意見不一致，戰鬥性不夠，疲踏。

「黨委整風應行動起來，不要人家『將軍』、中央鞭策才搞」

整風道理已不用再說，應行動起來，做為黨組織這樣疲踏不應該，要人家「將

軍」才搞，我向張剛說這樣疲踏不行，學校有些同志誠誠懇懇為黨工作，但有缺點：

１群眾路線走的不夠；２末變外行為內行；３政治敏感不夠。

黨中央非常有決心，通過整風運動來調整人民內部矛盾，我校黨委等中央鞭策

才動，應用種種辦法如大會、小會、個別談，打開道路，爭取主動，體現中央政策，

聽取群眾意見，黨委個別同志決心不大，老一套想過關。黨委是否下最大決心貫徹

中央指示精神還值得注意。

「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義是存在的，如人員錄用、留助教問題上，中文系去年留20幾個助

教，只有一個非黨團員，有的業務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業務很好的，沒有反動

的，但因為這些不是黨、團員，這些人很有意見，留下的助教也認為不公平，這是

完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做的是人民的事業，不是黨的家務事，政治上沒問題，

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氣憤，團員也不平，黨委應查清這

件事。

黨委要下最大決心來改變作風，群眾是我們的，如一意孤行則會脫離群眾。（《師大教學》146期）

中小學的情況可以從《解放日報》（5月10日見報）邀請的22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師範學校王浩川說：我們的校長（也是黨支部書記）站在雲端上，只顧作經驗介紹，而不抓學校內部的教學工作。在「評優」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氣氛。群眾認為一位蒙領導百般偏愛，事事出風頭在先，吃苦頭在後的教師，不應該享受優秀教師的榮譽，校長不但不考慮這些意見，還批評大家文人相輕，還在區裡介紹本校「評優」經驗，說得頭頭是道哩！很多教師對工資改革預先定好級別，討論時草草收場不滿意。在評級中，全校黨員除一人外，都是評的最高級，而工作質量與教齡都超過他們的非黨員教師卻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難的人得不到照顧，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幹部，卻可以搬進新屋。校長搬進了新屋不算，還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裝修費，據說這是有關組織同意的。

上海建築工程學校林炳彰說：大家對領導偏聽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見。一個教師說，我有話不願在小組會上講，情願在大會上講，怕匯報的人走了樣。一位教師說：一個黨員的假話勝過十個群眾的真話。（這決不是個別現象，黨員和積極份子就是專門吃這碗反的——紫丹）

第三師範學校過唯一說：我們這裡有這樣一個黨員，一開口就是「我是吃過苦的。」他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怎樣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來，那同志哭了，我就跑進去同那同志談了幾句。當晚這位黨員就找我去談話說：「你在外面講我壞話。」接著就兩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師說：「還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發生甚麼事情，我情願替他代課。」他和群眾關係的壞，可見一斑。（反右之後，同事之間連這類的真話___共產黨叫做是「落後話」或「反動話」，都別想聽不到了。能聽到的，連夫妻之間都清一色是共產黨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學趙寶禮說：我是畢業班班主任。初三有12門功課，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門課又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有測驗。這學期還要考全年的課程。學生的擔子已經很重了，跟隨畢業來的是升學，自學，勞動等問題，於是又得進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團要管，管得學生更忙了，一聽大報告就是半天，大會之後又是小組討論。有些團員和幹部還要先開幹部會，弄得學生功課學不好，缺了課又無時間補，身體也累垮了。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學生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醫生讓他們休息，有一個還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對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還提到了校舍問題。他說，我們榆林有些小學的校舍條件實在太差了，白天開電燈上課，60個人擠在一間陰暗的小教室裡，鼻子都碰得著黑板。應該照顧孩子們的健康。

這些意見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問題。

5月1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沉澤宜和張元勳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們的詩《是時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傳頌開來：「青年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憤慨，背地裏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看一看天光，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只火炬，燒燬人間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爛，因為它的火光來自『五四』，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時候了，向著我的今天，我發言，為甚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為甚麼有無數牆壁在我們中間，為甚麼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為甚麼。。。。。。為甚麼。。。。。。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兄弟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內就貼出了幾百張大字報，提出了團委會無權向學生發號召，反對必修政治課，取消黨委負責制，徹底開放一切禁書，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黨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開闢自由論壇，對肅反被斗錯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後一點:肅反斗錯的人，為例：西語系顧文選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55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搞肅反運動，他在公安局裡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他說：1949年他15歲，他在杭州「參加了革命」，入了團。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甚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裡的領導人就佈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蔑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連續鬥他幾天，他仍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歐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關了四個月。他認為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說，監獄內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裡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事實，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他在大鳴大放中申訴了肅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鬼話，結果，回答他的是，又劃為右派，又一次打入監獄，屢經曲折，於文革中被槍斃。（70）在這一點上與筆者的經歷有一部份類似。筆者在前面已點到在肅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說，肅反中的積極份子很陰險。」所以，我在勞改中要從垂死中掙扎過來，就是為了能到後來給控訴中共的罪惡多留下一個活口。這就成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意義。我和別人所經歷的事實表明，共產黨為了證明他錯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確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來捍衛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說:「不服教師挨死打」。當我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後，有一次領導跟我談思想問題，說「別的右派得到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為黨工作幾年。沒有人像你一樣耿耿於懷，憤憤不平，像是黨欠你幾百大錢！」我說：「鄧小平，胡耀邦都說過，『要講兩句話。』『我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裏去了？』」

「你這個人，右派本性未變。」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文徹赫恩的劃右派及其整個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論點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後裔，上中學時就跟隨共產黨鬧學潮。他是這樣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覺得國民黨腐敗，人民起來反對它。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別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我最為贊成，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解放全人類！我想我為共產黨坐過牢，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有功之臣，共產黨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有幾次去台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後來他又參加解放軍，賣命為共產黨打天下。）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苦難的歷程》頁29。下面的敘述，都是根據他的這本回憶錄。我在這裡附帶向台灣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從大陸去的知識份子提出奉勸:要借鑒文徹赫恩的慘痛教訓。我在前一篇即《教訓篇》曾談到「輕信」和「投機」。如果說他的教訓是「輕信」的話，那麼像現在一些媚共之流的作為，便是十足的「投機」了。至於後果麼，請記取:「前面有車，後面有轍」。）文徹赫恩的遭遇是這樣的:

首先，在反胡風運動中，他被無中生有地栽贓個小集團「105樂團」。

「某天中午吃飯時，廣播開始，首先播放東方紅歌曲，然後，廣播人___我班同學曹宇文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接下來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級）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夥在學校散佈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纍纍……』最後一句話:『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每個人都盯著我看。」（頁37。）

「軟硬兼施，逼、供、信、誘供，甚麼手法都用盡了」。鬥他「小集團」，他始終沒有承認，但後來劃他右派時仍算一條；鬥他的「反動言論」，後來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論:

第一個問題:攻擊蘇聯和蘇聯紅軍的問題。我的原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蘇聯紅軍趁機侵入東北，拉東北的機器、物質和糧食。比如鞍山鋼鐵公司，本來有九個高爐，被蘇聯拉走七個。蘇聯紅軍不但搶老百姓的財物和酒，並且強姦中國婦女。當時東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頭，白天不能出門，怕碰上紅軍，甚至有的蘇聯紅軍女兵還強姦中國男子。」我承認講過，但不是造謠誣蔑，是事實，不信可以問問東北的父老鄉親。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團一次為我們作報告時也解釋過這個問題，地點在北京朝陽大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出的，說:「領導叫我們一面倒，倒向蘇聯，那為甚麼蘇聯紅軍強姦中國婦女。拉我們工廠的機器和物質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蘇聯紅軍干的，是被紅軍俘虜的白匪兵干的。機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機器有毛病壞了，是蘇聯老大哥拉回去幫我們修理的。」而事實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不這樣回答，他就知道甚麼叫做「羞恥」了。

第二個問題:關於一邊倒的問題。「我對蘇聯有看法，從歷史上看，在沙皇時代，俄國人對東北三省就有野心，佔領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不走。雖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也應該提高警惕。」至於蘇聯專家援華，我也有想法:「蘇聯專家在我院教學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沒有去世的學生，我看也沒有甚麼特別的高招。列普斯卡婭和古裡涅夫並不比中國人高明多少，可他們的待遇超過我們的老師幾十倍！我認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們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關於污蔑黨團員和醜化黨團幹部問題……（頁42。）

（被打成胡風分子或集團的人，很多給鬥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文徹赫恩是單身一人，他也吃盡了苦頭。但於1957年春，總算平反了。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肅反中被誣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過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難於躲過十五。）

其次，共產黨整風，號召對黨提意見，「後來竟規定每人必須寫20張大字報。我心裏琢磨著:共產黨覺悟了，改過了，講民主自由了。他們過去一貫強姦民意，一言堂，獨斷獨行，剝奪了群眾的言論自由和一切個人權利。這回來爭取群眾意見，看來態度倒是虛心誠懇。許多同學都叫我提意見:『你受過那麼多委屈，也該出出氣了。提！有毛主席撐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見早就提過了，而且都寫在檢查裡了，我沒有新的意見。』其實我剛被鬥完沒多久，才平穩下來，哪還敢再提意見？還是少說話為妙。隨便他們怎麼動員，我就是一言不發。大字報的紙都擺在我的書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寫！

「不久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教學大樓排練廳開反右動員大會，由黨委書記蘇坤作反右報告。會上點了許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鳴放時提意見和寫大字報的人。我心裏想，當時你們去徵求意見時，稱讚這些人是好同志，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怎麼今天一翻臉就甚麼都不認帳了？共產黨說翻臉就翻臉，給這些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說他們有意向黨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沒想到最後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雙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頁54-55。）

最後，他勞改了，詳情請看《苦難的歷程》。這裡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勞改期滿後，結婚過日子，勞改隊的管教員強姦了他妻子，「反而被他們誣陷說是夫妻倆合夥預謀拉幹部下水。」為逼他承認，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勞動量，晚上還要開會鬥爭他，作「噴氣式」，打得遍體鱗傷，打掉牙齒，打昏過去，「一共鬥了我八個月，240天，一天沒拉。他們像餓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臉打得變形，遍體鱗傷，全身無處不痛。」（頁119。）

在北大學生的鳴放中，物理系的譚天榮是被毛澤東稱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貼出題為的大字報：「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的統治下面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這篇署名為「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的大字報，說馬克思主義從1895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說《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說三好學生是白癡。（人民日報6月28日，7月4日又載）在那些日子裡，北京大學每天晚上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課」，「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還開了一些控訴會，有兩個在肅反中被錯斗的學生（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據費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上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斗，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當然要收也容易。300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說，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人民日報7月4日）

王書瑤寫的《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實際上就是抨擊「黨天下」，他說：「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痺、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達林錯誤的原因是甚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對這個問題，年輕的王書瑤比年邁的鄧小平看得更正確更徹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產黨不反右，你鄧小平就可以避免兩次被打倒，也不會餓死4000多萬中國人，也不用經歷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一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當年你口出爛言:「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你勝利了嗎？毛勝利了嗎？黨勝利了嗎？如今你又說「必要的」，還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20年！真是俗話不俗:「虎走千里總吃肉，狗走千里總吃屎。」）

楊路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甚麼就說甚麼。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

正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定稿中，把民主規定為手段的。雖然他原來是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雲覆雨，乃是毛澤東的家常便飯。

王存心說::在我們國家裏選舉流於形式，人格沒有保障。「三害」到處都是。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為了我們社會主義更好，不少有認識的青年人投身於「五．一九」這樣的運動中。他們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滿足於用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除「三害」，主張在理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徹底的改良。（略談「五．一九」）

王國鄉的一份大字報：《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把民主與法制的關係說得簡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後鄧小平才也這樣說，可當年他卻是把如下言論都當成了反動的右派言論的:「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的目的。」

學生鳴放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這樣寫道：「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定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裡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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