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幾十年前反右，共產黨無理取鬧；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還惡毒：官方像說順口溜似地說:「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同時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查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裡。誰能說清楚，這到底玩的是甚麼鬼名堂？過去把陰謀說成是「陽謀」，這個騙術已成為歷史的笑柄；現在，陽的一套：明文上摑了人民日報社論和一些極左份子的耳光，規定「獨立」云云；而陰的一套：相對於作為法律太上皇的各級中共政法委來說，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部份獨立，而是絕對不獨立。搞陰謀的必然性在於，右派雖然打倒了，但黨主與民主的矛盾非但沒有消滅，而且日益尖銳。而中共既要堅持黨天下（四個堅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個代表」；除了乞靈於毛的陰謀之魂，絕對沒有第二個法門。總之是，中共做壞事必用陰謀手段；反之亦然，用陰謀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壞事。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妄加莫須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煉者；從逮捕入勞改營，勞教所到進洗腦班洗腦；從活著受虐待，侮辱，慘害，到死後焚屍滅跡；整個過程貫穿著陰險毒辣，陰謀詭計，使國人受害的受害，受騙的受騙。其中，偽造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事件」，其惡質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國會縱火案大陰謀之翻版！在這一點上，跟毛澤東無視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南方日報報導6月5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以《羅翼群說：人民生活已「接近餓死的邊緣」》（如果不是把羅先生打成右派，而是採納他的意見，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餓死的邊緣」發展到成為餓死4千600萬人的悲慘現實！__紫丹）為標題，摘登了羅的發言。他說，由於過去黨員執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經中的「大膽懷疑，殘酷鬥爭」來硬套，而太忽視中國原有的社會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習慣等優良部份，因而不少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做敵我問題來對待。在「三反」，「五反」，「肅反」期間，被斗的人因受不了當時的痛苦，明非事實，而被迫承認者有之；有些自稱為積極份子的人，違背良心，歪曲事實，或出頭作證，或非刑拷打，不惜犧牲他人的名譽，地位或生命，企圖取得黨的信任，為爭取入黨入團的捷徑的亦有之。因此，在過去各種社會改革動動中，確不免發生多少偏差案件。至於他說的「接近餓死的邊緣」，是建議政府學古人省刑罰薄稅斂。現在政府對於徵糧及各種稅收是否過重，徵購農產品價格是否有偏低，國營商品利潤是否過高，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問題。幾年來究竟有沒有餓死人？可以說沒有餓死人，也可以說有餓死人。算不算接近餓死的邊緣呢？是值得檢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聽羅輩建言，停止「急躁冒進」，從「邊緣」後退，自能少餓死或不餓死人。反右的結果是大躍進，排山搗海地向死亡進軍！喪心病狂的老毛啊！踏著四千六百多萬餓死的屍體，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導師」的寶座！現在中共中央對大躍進的檔案，剛剛
解密，請參看官方公佈的死人情況: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長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O年為負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六一年為負百分之五點二；一九六二年為負百分之三點八。
全國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摘選自2005年11月爭鳴雜誌）
總計死亡人數為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這裡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統計數字包括全國各地區；一九五九年少統計十二個省級地區，按當年的省級地區死人的平均數是三十萬七千人算，本年少統計八百九十萬四千人，故本年度總計當為一千四百十二萬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當為一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人。這樣算下來，全國總計的準確數目該是四千六百八十七萬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發主委王毅齋，一說到肅反中的缺點就憤憤地說：「罪惡滔天」。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十分不滿，謾罵：「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又有人揭發他說過：「統購統銷後農民都吃不飽，人人面帶菜色，說夠吃都是瞎話！」謝瑞階揭發王曾說：「我在杞縣認識的熟人都鎮壓完了。」還曾說：「肅反中你們師範學院打人最嚴重，把沉東浦快打成肉醬了，還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厲害。。。。。。」還鼓動張仲魯說：「沉東浦在開封師範學院工作，每次動動都是重點，肅反時打得直不起腰，現在還彎著腰走。」還說：「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還說：「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傳統的民主習慣。唉！中國人就不行，中國的民主黨派也算怪，只會死心踏地跟著共產黨走。」（河南日報7，26）
耿伯釗當時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耿是辛亥老人，參加過武昌首義，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當時已經七十四歲。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六小時，這次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內部參考》上。他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佈某一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司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八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他的談話中提出要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共產黨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謝泳《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中斗錯了個別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殺了72萬的聳人聽聞的數字。（《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報載，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傑向黨中央提交了長篇意見書，「不僅一般地反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且對黨的領導和組織形式提出了荒謬的主張。他把黨的領導局限於『應是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同時黨政各有一套系統，同級政法，監察，團體，企業又聽同級黨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
「嚴文傑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大肆誣蔑。他說：』親身經歷過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時，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傷人不謂不深。』『不管甚麼人，只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鬥爭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時候，一個受害的農民起來斗的時候，那些如瘋似狂的氣勢，當以後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那些受過傷的人會怎樣對付我們！』『我覺得，反會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監察院同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會。』他還公然提出要對領導肅反鬥爭的同志進行報復，甚麼『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現了他仇視革命的情緒。」
這裡令人想起，當鄧小平宣稱今後不再搞政治運動，知識份子齊聲歌功頌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時候，卻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發出了瀝血的呼喚：「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而當時，鄧大人正在豪飲著知識份子的冒著泡沫的鮮血陞官晉級哩！
嚴文傑也是共產黨員。這篇報導揭露了他反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的宣傳。「《人民日報》比人家粗暴得多，厲害百倍。」對《人民日報》的標題：《人民沒有委託葛佩奇說這樣的話》，他發問：這是否經過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會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說要殺共產黨人並沒有說現在就殺呀！如果共產黨真不好，為甚麼不允許別人殺你呢？當他看到黑板報宣佈李泰華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黑板報提出強硬抗議，質問這是誰的主意，為甚麼。當他因此受到攻擊的時候，還說，「對不同意的事抗議一下也不可以，我要問成甚麼世界。」
「成甚麼世界？」成共產世界，成黨天下。在這個世界中，「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在6月8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用「浩劫」二字來說明知識份子的歷史遭遇。自然的，他會受到圍剿。不過，圍剿他的各路英雄們，在九年後也嚐到了「浩劫」的滋味，相當多的人用生命給「浩劫」作了腳注。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這次是由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我許久之後才知道鄧在推行反右派運動時，風聲鶴唳，人人膽顫心驚。」（頁195）他有機會得到中共高層的反映。「直到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六0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誣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許多工作單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額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獄遍佈，誣陷汜濫。」（頁204）
這裡說明，中共內部，從上到下，並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喪盡天良之輩。那麼，誰才是呢？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科學的政治範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_來定性、定量了。劉賓雁在《誰是反動派》一文中說:「經過五十年曆史進程，是非是更加明顯了。錯誤的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正是毛澤東的那套完全違反文藝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後來三十幾年中國的文藝變成一片沙漠。同時，排除了胡風以後，他就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識份子和反對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廣之，把1949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可見我說「毛澤東是反革命」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不是沒經過深思熟慮和實踐檢驗，信手拈來的了。因為劉先生是被視為中國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產黨人。他一再跟我說過:「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產黨好。」
他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澤東親自動手，揪出來一個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是魯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學理論家兼詩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日共，始終沒放棄馬克思主義。魯迅去世後20年，他繼承魯迅的傳統，大力培養新人，同時以他的文學理論，批判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界的歪風邪氣，為中國文學的正常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他始終是中共的朋友，並不知道他的文學理論走上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裡所宣揚的理論相反的方向。同時，他又得罪了當時文學界的一些權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風長期以來的對手，也沒有認為他是敵人。毛澤東為甚麼要對胡風狠下毒手，在短短一個月裡把他的問題的性質從文藝思想上的『反黨』連升兩級而變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還是一個謎。
「二，緊接著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又發動了一次肅清反革命運動。經過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其他相關的運動，反革命已經基本肅清了，這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毛仍然堅持己見，結果是運動規模很大，而絕大部份都打錯了。
「不僅這兩次運動是無中生有，後患無窮，它們還違反了一年前剛剛通過的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給胡風定性，就完全是毛澤東以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信件裡的文字得出的結論。而按照憲法，私人信件屬於個人的隱私，應受到保護。憲法裡規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而胡風和他的朋友和弟子們假如說有錯誤，那也屬於言論和思想範圍，並無反革命行動。根本沒經過審判就定罪，也是違法的。胡風是關了十年以後才判決的，『集團』裡的別人，有的是二十年後才判決。在批鬥胡風和肅反運動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時期所搞的『搶救運動』那套做法，隨意監禁和刑求逼供，這當然也是違反了憲法規定必須保護的人權。所以，憲法從此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也就變成無法無天的歷史了。」
這兩個問題也是57年鳴放得很激烈的話題。下面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譚天榮的同班）貼的一張大字報，並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他這位青年，為這張大字報被判15年徒刑，被殘酷拷打而逼瘋、而致死。
偉哉右派份子劉奇弟大學生:為胡風招幡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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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胡風運動已過三年了，胡風及其「集團」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今天舊案重翻，我要為胡風說話，更精確地說，我要為真理說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
胡風是怎麼一個人？
凡是正視事實的人都會清楚，在解放前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辛勤地追隨著魯迅；在那萬惡的社會裏，他向人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正因為這樣，正憑著這點，在解放後他才被選為人民代表。解放後他更不懈惰，帶頭高齡跑這跑那去鄉下參加土地改革；在朝鮮抗美援朝，勤勤懇懇體驗生活，從事創作。他們（胡風分子）寫的作品有血有肉，最為讀者所喜愛。這類人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為甚麼？世上還會找到這樣一種邏輯，把他們說成反革命。
看！這種控告和判決到底有沒有理？
關於對於控告胡風的內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風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到底有沒有理由？回答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閒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理搬進了法庭。像這樣的辦法，只要他說過話寫過東西，都可以按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用說相聲的邏輯推演成反革命。
請問，這能當作控告嗎？
因此，自勉為要作個正義的維護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聲疾呼！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同學們，你們認為怎樣？讓我們徹底搞清楚吧，假如你們也認為胡風被冤枉，那麼讓我們一道來要求釋放胡風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勝造七級浮屠，而更是為了支持正義，維護真理。
偉哉胡風分子呂熒先生:唯一敢公開為胡風申辯的呂熒一位當過20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份子可謂集體大變節，丟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機，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寫了有愧於其文格和人格的詩……」聞敏的《呂熒──惟一敢為胡風申辯的人》一文讓我感到震驚，在那個知識份子自相踐踏、一敗塗地的年代，呂熒的存在，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熒這個名字將和陳寅恪、顧准、張中曉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呂熒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呂熒的作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場者接受採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許覺民、塗光群、李希凡、藍翎等眾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熒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兇的，高呼口號：『不許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儘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熒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兒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稱呂熒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態。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為呂熒是個「書獃子」，「離現實太遠」。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熒只是個「笨拙的」異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離現實的「書獃子」，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惟一為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國，只有他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甚麼學問，不是甚麼創作，但這句話的份量遠大於呂熒作為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後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歷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熒一個人，他讓另一頭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歷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獃子」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熒發言一幕的知識份子們，仍鮮有人為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紂為虐感到羞愧、可恥，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呂熒的出現彷彿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照出了一個可恥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國湧）（http對外貿易://w對外經貿ww。dajiyuan。com）
人民日報，7月31日載，對外貿易部法律顧問室董士濂說，為胡風辯護的呂熒「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在報上刊登胡風「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報社「犯了誹謗罪」
對於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甚麼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為，那些平時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對於當時共產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能看出歷史的真象，這對於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啟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馮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4馮元春後來的情況我不瞭解，希望能有知情人瞭解一下她的情況。1957年，中國最有骨氣的幾個學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馮元春都是女性，這很讓我們為中國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驕傲。（謝泳《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表了了《為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
他的這個演講，從常識理性出發，以現代法律精神為基本標準，遂條為胡風案辨護。在當年為胡風案鳴不平的文章中，就我個人所見到的，以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現代法律精神。李昌明從五個方面為胡風辨護。
第一，他舉出了大量的事實，說明胡風沒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份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
第三，與陳焯之關係僅為一般社會關係。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係。李昌明說：「眾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係，何獨胡風別有看待。
第四，胡風集團只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譭、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彙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作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為並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對國內進步人士與共產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範圍內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風」上傾注筆墨，是因為:一，毛反胡風的意義、性質、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於反右派；二，相當多的知識份子是由於對反胡風及其延伸___肅反運動的強烈不滿而被劃為右派的。1955年「肅反」和1957年「鳴放」期間，對於剛剛發生的胡風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強烈反彈的勢頭。僅據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緝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和復旦大學校刊編緝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風問題」憤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燕南，//www。yannan。cn）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新聞系學生潘俊民、朱維民、韓洪棣，計劃系學生韓楓，財政系學生陳祖武，歷史系學生張藝文、蔣濟良、張可治、劉平、楊汝栩、朱福榮、羅旭暢，計劃系講師朱澄平，歷史系講師章起，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佟駿，新聞系譯員徐京安，檔案系助教馬馨，出版社編輯曹達夫，該校職員濮仲文等人。該書還收錄了清華大學s。c，北京鋼鐵學院章萼航、徐滌如、賈恩光、盧一安，四川大學龔鰲、潘英懷、鄭尚可、馮元春，北京礦業學院洪念祖，山東大學楊學孝，同濟大學張雅微，北京大學崔德甫等人。（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2頁）
請參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關於反胡風和肅反的檔案：
（反胡風－肅反運動檔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覆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的《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指出要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對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毛澤東寫了序言和二十七條按語，在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勢力派別，一個地下獨立王國。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作出指示：「要旗幟鮮明，從政治上、組織上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展開運動」。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定胡風為「反革命」、「反革命集團」及「展開運動」，出現了嚴重分歧。經五次表決，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員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對、二名棄權，獲得通過。七名同意者為：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張聞天；四名反對者為：周恩來、陳雲、彭真、彭德懷；二名棄權者為：劉少奇、鄧小平。
宋慶齡、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等黨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反對接連展開社會政治運動，不利於國家團結、振興、建設、統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再作指示：要堅決肅清反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強化無產階級專政」。陳雲在會上認為：「不應當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會人心很緊張不安」。毛澤東在會上問陳云：「甚麼不清，誰緊張？誰不安？你代表了甚麼階級利益？」會上劉少奇提議進行表決。毛澤東說：「要表決，召開黨中央全會；否則，請老蔣返回南京表決。不要搞那種假民主！」
肅反運動到一九五六年底結束，運動中逮捕了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萬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人。
註：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轉自《爭鳴》2005年12月號）
第七，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人民日報，6月20日載，章伯鈞說:「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
《右派份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付鐘孫在本校刊物《師大教學》上發表了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說：「。。。。。。對知識份子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那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份子究竟造了甚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知識份子必然有罪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只要一提到知識份子，必然戴上帽子『舊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識份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份子政策幾乎完全相反。這能怪知識份子得福不知感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於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那一個地方知識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識份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的。現在的知識份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甚麼不利用？知識份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但打著用，罵著用，叫知識份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難道這也是一種政策嗎？
「就知識份子說，養著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豕交獸畜』的待遇，是知識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識份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份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經過中共對知識份子政治上打，騙，經濟上贖買，傅先生所說的「隱憂」已成「顯憂」，「無形的損失」已現形得令人觸目驚心。君不見，「士可殺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寧死」，分別代之以「既可殺又可辱」，「能活著寧跪著」！君不聽，被強姦後的知識份子在叫喚：「現在是歷史上XXX最好的時期！」這裡的「XXX」，代表人權，民主，自由。。。。。。總之是「樣樣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來是很尊敬老前輩傅鐘蓀教授的。在我劃右派的前一個月，他所主編的《數學通報》雜誌上，還發表了我一篇論文。當時共產黨對他，出於統戰的需要，在表面上還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對共產黨對知識份子人格侮辱之義憤，我認為是屬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平之鳴。而知識份子們在自身難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憂國格，憂個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權也；在不同學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學上是指主體，人之為人的資格；教育學，心理學上指個性；倫理學上是指道德品質；法學上是指一個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共產黨在「人格」的所有意義上，都對知識份子進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種種，共產黨卻以更加倍的惡劣還給他，如他說的戴在知識份子頭上的帽子，是「舊」，「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現在加給他老人家的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這頂定性為反動派的帽子。
這位傅先生就著國格寫道：「毛主席號召學習蘇聯之後，請來許多蘇聯專家，中國知識份子不論老少都虛懷若谷，參加學習。這在中國知識份子說來就算是很難得的了。因為知識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幾年來，高等學校請求聘請蘇聯專家時，高教部都責成學校要有計劃，有準備，其中一條，要準備好繼承人。為了學得快，有的學校就指定教授作培養對象，作繼承衣缽的人，以便蘇聯專家回國之後，還能傳授蘇聯專家學業。對這辦法我曾提出過異議。我認為，我們也是一個國家，既然稱這個人為教授，那培養他的人勢必要比教授高，。即使這個中國教授非常謙恭，有雅量，蘇聯專家也許不好意思吧！再說在國際上往來，也要替中國教授留體面，也就是替國家留體面。」
說實在話，當時在「一邊倒」的國策下，還講甚麼人格，國格！中國在蘇聯面前完全是奴顏婢膝，一副洋奴相，漢奷相。說蘇聯一句不好，就是反蘇，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學教師對實行五級記分法（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想不通，說：「還是百分制好。」就這就打成了右派。實際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記分制和政治是絕對的兩碼事。據說，五級記分法是從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點也不沾「蘇維埃」的邊，中共竟奴性十足，趨之若騖，不分青紅皂白。共產黨罵蔣介石是洋奴，賣國賊，美帝的走狗，是絕對地無恥造謠；說給毛澤東，倒是符合事實的。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對待外國，都沒有像共產黨對待蘇聯那樣，一切以蘇聯的是非、利害為轉移；用蘇聯今天的模子，來鑄造自己的明天；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中，只要有對蘇聯不利的言行，就得宣佈為自己國家的敵人___右派份子；只要對外國洋人馬嗯驢嘶學說稍有懷疑，就要定罪；有當走狗、當洋奴，當得如此下作的嗎？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兩名學生許其武、童紉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裡，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於蘇聯懷抱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轉引自《陽謀》第143頁）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斥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甚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同上）
著名人權活動家、原北京地質大學學生吳弘達在他的回憶錄《昨夜雨驟風狂》中說: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黨支部組織的討論會上說:「從國際主義的立場講，蘇聯紅軍支持匈牙利政府鎮壓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一個政府派軍隊到別的國家去，這是否符合國際法？」這幾句話應不算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向黨惡毒進攻的「右派言行」，因為當時還沒有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
同年三、四月，中共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不說還不行，不說表明對黨的號召不響應，政治立場有問題，就是不許不說話。這點與國民黨統治大有不同，國民黨是不許說話，若奉行「莫談國事」就太平無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後來毛澤東說的「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
……
團支部書記馬景信找了我好幾次，要我去整風座談會發言，我真是沒有興趣，最後，還是在周圍十分踴躍給黨提意見的氣氛中去了。我在整風座談會說了這麼幾句話:「在我們班裡，逢到開會，支部書記就以『同志們，同學們』開場，這意思，你們黨團員是同志，我們非黨非團的就是同學了，這好似我們一般同學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說，凡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是同志。我們上街買東西，上公共汽車買票都互稱同志，怎麼到你（指支書）這裡我們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個黨員，十六個共青團員，剩下七個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當時是多麼高貴的一個稱號！七位「白板」同學自然有壓抑的感覺。
1957年十月，學校黨委宣佈我是一個「反革命右派份子」。主要罪行有二條:第一條，惡毒攻擊我國政府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聲稱蘇聯出兵匈牙利鎮壓反革命是違反國際法；第二條，惡毒挑撥黨群關係，聲稱中國共產黨把人分為兩等，挑動群眾對黨不滿。因為我的階級出身是資產階級，所以順理成章地被劃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右派份子」。（頁43）
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黃琪翔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蘇聯制度，無論黨內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黨、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蘇聯人民的……。人民窮困，物質缺乏，物價高昂，生活不易。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一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連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輒鎮壓和肅反……這都是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向蘇聯看齊學來的。實在太危險了。」（《陽謀》，頁146）
光明日報，5月19日載，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乾才批評高教部:「……曾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蘇聯以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為此，救國會的領導人發出致斯大林的抗議信。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七十大壽的時候，以救國會宣告「自動」結束，作為取悅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見面禮。在大鳴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蘇聯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例如，抗戰勝利後，連我都參加過的反對蘇聯在東北掠奪財物，強姦婦女的大遊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機器，價值就有數十億美元。誰提就是反蘇，就符合了毛定的劃右派六條標準中的一條。
人民日報，7月14日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1次會議上，常務委員龍雲發表了這樣幾點意見：1，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藉以緩和國內緊張。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
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批評龍云「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大會的小組討論中對龍雲進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話，空話權且置之不理，單就他對蘇聯運走我國的機器，來看這類物件們的賣國嘴臉。他認為蘇軍當時這樣做是必要的，當時國民黨正在進攻東北，蘇聯運走的機器多是軍火工廠裝備，龍雲是不是主張把這些軍火廠留給國民黨政權製造槍炮來屠殺人民呢？
我們撇開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假定蘇軍單是有選擇地運走軍火工廠設備而不是運走所有工業設備，那麼，是否就是應該的和必要的？我們倒要問：當時蘇軍運走甚麼和沒運走甚麼，是否中共授權你當場進行了清點？否則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懶尋歸夢錄》第559頁寫道:「蘇軍運走了所有日偽留下來的工業設備，則是連塔斯社也不能否認的。」夏衍面對群眾反蘇大遊行，說：「這一次蘇聯對盟友的掠奪行徑，卻給了國民黨以一個反蘇，反共的機會。說實在話，即使在當時，我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當娘都不否認自己養漢的醜事時，其中一個共黨黨員還沒有被賣國主義搞得鬼迷心竅，還知羞恥，「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卻拍著胸脯作偽證：我保證娘進行的是正當的性行為！這裡，我要批駁右派對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責，我要為中共辯護：中共是知人善任，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難道你能找出一個人比梅益更適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職責嗎？另一個是關於「新民會」——不，現在已換了新招牌，叫做「中蘇友好協會」，它的干實事的總會秘書長的任命，也是打著燈籠才能找到的幹練之才。錢俊瑞秘書長直斥龍云「放肆地挑撥中蘇關係」：「龍雲先生，你參加多少次的人大會議，人大常務會議，政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座談會，你難道連蘇聯對我們的貸款是幫助我國的建設，利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息，這一點還不知道麼？。。。。。。而且，你難道不知道，解放以來，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工業設備，不論在數量上和技術上不知要超過那些（白拿走的）舊有的裝備多少倍麼？」
這裡我們先不辯白是否「超過」；而是首先弄清「給」是否像「白拿」一樣「白給」，即媒體上大吹大擂的所謂「無償援助」呢？
秘書長為蘇聯大唱讚歌，甚麼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呀，甚麼沒有壓迫，剝削，窮困呀，甚麼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甚麼平等對待各個國家，民族並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壓迫者呀！並歷數對我國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援助。我們的秘書長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蘇聯政府和人民長時期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這樣真誠無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難道右派份子果真是一手遮天麼？」（參見人民日報，7月16日）
大約是在1964年2月底，這時我已被解除了勞動教養，交農村監督勞動，這天晚上，有線廣播喇叭裡發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還應該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至於蘇聯對中國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份，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份，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本息，它佔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的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這封信雖表達的是龍雲的意見，但肯定不是龍雲起的稿，因為他早已「輕於鴻毛」了。是否錢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過，中共中央應向人民實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黨過去關於中蘇友好的一切宣傳，完全是忍痛撒的彌天大謊，讓它就像狗屁一樣一風吹掉吧！至於錢俊瑞，撒中蘇友好之謊，可移作它用，繼續發揮撒謊的一技之長。」
罪在大巫。毛把「一邊倒」定為重要國策，誰敢不跟著起舞？現在毛跟蘇共鬧翻了，暴露了自己過去賣國，媚蘇的醜惡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實屬於豬狗不如的破鞋罵別人:「蕩婦」。要知道直到網路時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掙扎著要堅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蘇（實際是反赫魯曉夫要改革的『蘇』，死心踏地僵持擁護斯大林主義的「蘇」）視作民族主義英雄。其實這頂桂冠是理應贈予右派份子龍雲們的。
歷史事件的本質是，蘇共君臨中共，蘇聯壓迫，掠奪，敲搾中國主要是斯大林時代，斯大林不僅是殘暴統治本國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如果在蘇聯清算斯大林令人髮指的罪行時，毛澤東有動於衷，起而反對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歷史將功過分明地給毛記上一筆：「毛澤東曾愛過一次國。」可惜毛澤東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決策」對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陽奉陰違，把氣出在「中國同志」身上。斯死後，毛還專門為文《最偉大的友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友誼」，還是侵略？》）來紀念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並且表態，堅決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說明他不是要反蘇的侵略，而是認侵略為「最偉大的友誼」，認侵略頭子為「最偉大的天才」；「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學斯大林向人民開刀的血腥統治。他極力反對的是蘇聯丟了斯大林這個殺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魯曉夫清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和要進行的改革。他反赫魯曉夫對共產暴政，專制獨裁要動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義。這和他在國內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一個動機，一個本質。這能說他是民族主義英雄嗎？只能說他是最極權的死硬派，要逆歷史潮流，抱著斯大林的殭屍扛住抵擋民主的閘門。毛處處都是:兩「壞」相權取其「最」！根本說不上是甚麼英雄、狗熊！難道你見過民族英雄在異族主子的屍體面前，如喪考妣，大表忠心，又給屍體厚施脂粉，進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頌揚的嗎？後來與蘇修（修！）鬧翻時，中共中央揭露的蘇聯的種種侵略罪惡，主要都是斯大林干的。而毛澤東的民族英雄主義恰恰表現在死心蹋地維護、捍衛斯大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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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改造資產階級的問題
人民日報，6月2日載有被毛澤東後來稱為「右派份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論，摘要如下:
現在公私合營企業情形嚴重，生產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過去還差，這是是非不明，輕才重黨的許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來的惡果。官僚主義，其害處比資本主義還要危險。（博訊boxun。com版權所有）
何以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呢？理由很簡單，資本家除了要圖利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為了圖利，為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才。像我們現在某些企業暴露出來的偏差，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存在的。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上和經營上的經驗和知識應該接受下來。（博訊boxun。com版權所有）
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兩個不同的階級；但資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工人可以發展為資本家，資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況，中共對民營工商業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營後他們的生產資料已全部交出。空無所有，還說他們是資產階級，還要進行改造，要他們「脫胎換骨」，這是不公平的。（博訊boxun。com版權所有）
工商業者現在已經沒有剝削，定息也不是剝削，資產階級帶了生產資料進社會主義，比赤手空拳喊口號，貼標語的人還光榮。，，，，，要給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給幾頂大帽子，不是「壓服」而是「說服」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改造。博訊boxun。com版權
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本報特約新華社31日訊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談了話。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著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干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只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號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嚇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而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接著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只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親屬、裙帶關係，只顧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像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裏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做群眾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甚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裡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餘，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係殘餘的存在，但也不能幹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係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係。另外，不能把階級關係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只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接著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2000元的槓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他還談到群眾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眾在一起，也不會瞭解群眾的情況，這是假的群眾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產階級要恨，但對資產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著與人為善，熱愛群眾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將發表出來。他認為，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頭戲。當時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我的第一要務，看「右派言論」是我的關注中心。對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總是從人格上引起我對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說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處宣揚右派份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為後來劃我右派的言行根據之一。在鬥爭我的八個月中，我從未像某些人那樣，磕頭如搗蒜，繳槍投降求饒命，也沒有對任何人揭發任何一句話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給他們拍過桌子。有一次，在教室鬥爭我時，聽到一個學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這些表現很可能與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氣的熏陶有關係。而其沉重的代價是:「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開除團藉，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支部書記宣佈時還特別加了一句說明:「這是對右派份子的第一號處分！」
至今我仍不認為批章先生的話有一句不是胡說八道，包括後來毛澤東說的「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89）毛澤東自食其言，已成惡習。如果說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常委會14次會議上，又公開講過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著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嗎？」多見不怪，對毛自無必要提出質問:「你為甚麼說話老不算數呢？」整個的批判會上，全是毛式的無理取鬧。
李康年重申贖買20年的主張
我是上海工商業者公私合營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標題所謂「定息20年」或者「贖買20年」的建議者。「三個建議」
我提出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22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使資本家與企業脫離關係。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萬元，除1956、1957兩年已發2。2億元外，對資本家只發19。8億元，多餘2。2億元，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擬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存單者，得聽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為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為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於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證後，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證，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證，而向工會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准，給與工會會員證後，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採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後，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公私關係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產階級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贖買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為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已完全成為全民所有了。
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後，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權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20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我建議的根據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至於我建議贖買存單年期分20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22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國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變革，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說明大約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段第一節「對於我國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正是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並且不是一下子贖買，而是在十幾年的時間裏，逐漸贖買。」「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來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幾億人民幣，積十幾年之久，就有人民幣幾十億之多，用來作為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代價，是完全足夠的了」，這說明國家將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
第五段第二節「贖買是對物的，即贖買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除這以外，還有一個對人的問題，即對資本家進行教育改造，適當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的問題」。這說明贖買是專對生產資料的，至於對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這是對人的和平改造。
從此可以見得黨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準備，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政府採取這個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1949年立國之初就確定了的，這個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個尾巴，也是未嚐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個尾巴，豈不是20年嗎？我的建議與黨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對照，恐怕不是相距太遠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人民日報6月6日）『第九，破除對馬列教條的迷信
右派對各個方面所提的意見，現在綜合起來看看，就是一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建國方略，並且具有歷史證實的正確性和超前的高瞻遠矚。所有的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屬於昧良心的胡說八道，有的是糊塗得不可救藥。
上面所談，側重於政治法律，下面我們再就學術思想，新聞出版，文學藝術，人口社會，科學教育，財政經濟等方面，進行舉隅。
章伯鈞說：「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裡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報）這正好可用來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權即生存權理論的荒謬性。何況連所謂的「生存權」，起碼也有四千六百多萬被剝奪了去；苟活下來的，也僅僅算是「生存」，在「二個東西」上，卻稱不起是「生活」。
吳景超教授說：「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蒐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繫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例如，說民族問題的，並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分佈在甚麼地方，有些甚麼特點，而只會背誦斯大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徵。。。。。。教條主義對於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了馬，恩，列，斯就甚麼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准。」（6月6日，北京日報）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設》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財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設》上有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見解。「如何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生產，都能夠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我們對於每一個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產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產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產，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在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但，「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份都改業了。」他呼籲恢復社會學，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據他的學生劉佳有的回憶，他被安排講《計劃經濟學》。人所共知，計劃經濟乃蘇聯一黨專政，個人獨載下以主觀意願取代客觀規律的產物，現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大教授去開講這門課程，不但強人所難，而且還有著穿小鞋的味道。劉佳有，課堂筆記三百多頁猶存身邊，記錄著吳老師的話：「計劃經濟，既包括工農業，更要考慮教育事業，尤其人口問題，不容忽視，控制生育，應列入國民經濟計劃。」這一提法被視為與潘光旦優生學一脈相通，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跟毛主席『人多好辦事』的偉論唱反調。最具諷刺意味是人民大學一位批吳最力的青年教師，後來搖身一變，摭拾吳先生的余唾，在講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到處吹法螺，做報告，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人口統計專家，收入可觀，是改革開放後的學閥大富。
其次，吳老師提到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時說，二戰後殖民主義時代已成過去，人權高漲，靠掠奪落後地區，戰爭索賠和搾取工農都已行不通了。中國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慮國際間的公平貿易，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這個觀點被當做新殖民主義和賣國論，是替帝國主義鳴鑼開道而大受撻伐。
其三，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方面，不宜過分強調鐵路，水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鐵路不遑多讓，忽視水運是錯誤的。尤其中國，除北京外，有哪一個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發展起來的？即使如鐵路四通八達的美國，十大工業城市仍然是水運交通的樞紐。可見鐵路並不能取代水運，亦證明到處攔河築壩，與江湖爭田不足取。這個論點十餘年後才由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R。Fogel）發現並整理出一套理論而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名重士林。作為這方面的先知，中國學者吳景超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予以打倒。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實況，他有哪一點說錯了？究竟誰反動？誰先進？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給了現在還活著的學人以莫大啟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多麼崎嶇坎坷啊！」（世界日報，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這裡又提出了「誰反動？誰先進？」的問題。作者自問自答說:「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共產黨反動，右派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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