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報導】（中央社記者蔣天清台北特稿）對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張淑英來說，學西班牙文是個偶然，當西班牙文翻譯員更是個偶然。當她知道自己考上西班牙語系，本來打算重考，未料後來唸出了心得與興趣。「當年心境跟現在學生一樣，心情都很徬徨，不知未來出路在哪裡」。

大二時剛好輔仁大學設立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因此決定以考上研究所為未來目標。上研究所後，張淑英首次接觸翻譯，老師要同學演西班牙文戲劇，並說如果不翻譯、不演給台灣人看，就沒有意義。張淑英和同學就此開始翻譯戲劇作品，不過當時她只是抱著「讓語言更精進」心態，仍沒想過要當翻譯員。

因為當時所謂的「翻譯員」給人的印象不像是專業─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她後來考上公費出國唸博士，打算回來就開始教書。

一九八九年，翻譯工作又找上了她。張淑英表示，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西班牙小說家卡米洛‧何西‧塞拉（Camilo Jose Cela）奪得，當時她正在西班牙攻讀博士，「中國時報」透過管道找上她，她幫忙寫了一篇訪問稿，夾雜翻譯的背景資料。她笑說，那是她第一篇公開的作品，後來中國時報也開始請她翻譯小說。

返台後，張淑英先在輔大教書，也教翻譯。她用自己翻譯的作品教學，她發現學生有時候想出來的字詞，不見得比老師差。對她而言，教翻譯相當有樂趣，還可以教學相長。

張淑英指出，台灣學生學習西班牙文的時間，不如學英文十幾年那麼長，若要求學西文的大學生直接閱讀原文的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是很痛苦的」。

她表示，就大學階段而言，老師當然鼓勵學生讀原文，但若從充實知識面來看，她也不反對、甚至鼓勵學生讀中譯本。「與其讓學生看不懂西文小說，還不如讓他們看得懂，培養他們的興趣」。

她謙稱自己翻譯文學書籍，不是為了微薄的稿費，「說得冠冕堂皇一點，就是想對西文的提倡有點貢獻吧。一來也是因為自己有興趣，也很享受過程，大概就算是苦中作樂，樂在其中吧」。

談到譯者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張淑英有感而發地說，國內譯者的地位低落，所以出版社多以買斷的方式，一次跟譯者結清稿費，而不是算版稅。她打個比方，「就像要求親生父母脫離自己的孩子一樣」。

提及自己的口譯經驗，張淑英說，工作相當辛苦，壓力很大，事前要下很多工夫。她說，她口譯時，會挑繪畫、文學方面等自己擅長的領域，不會貿然接下自己不熟悉、像是醫藥方面的案子，「因為一些醫藥名詞，連中文都不見得看得懂」。

她建議，學西語的學生可能得先去西語國家待個幾年，多瞭解當地文化，並提升自己的外語聽說能力，才有辦法達到口譯的程度。

她指出，有些學生把學習語言看得太重，忽略了語言其實只是工具，應該跟其他領域的專業結合起來。她說，有些學生很會用西語聊輕鬆、娛樂的話題，一到要談比較深入、嚴肅的話題，就講不好，若要成為專業的口譯，這樣絕對不行。

張淑英強調，要擔任專業會議的口譯，不是光靠一個禮拜時間、苦讀一下資料就可上場，而是平時就要多方接觸各領域。

二零零三年，經濟部國貿局曾辦過四天的台灣巴拿馬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會議，請張淑英和其他西語專業人士擔任西語口譯員。她回憶，當時會議分很多領域，都需要中西口譯員，但人才難尋，因為西班牙語好的人，也不見得敢碰觸經貿議題。

張淑英說，本以為全球化可帶動西班牙文翻譯的需求，沒想到由於台灣的中西語翻譯人才難求，政府乾脆派英文能力強的人進行談判，或是雙方談判人員都靠英文來溝通。不過她補充說，巴拿馬就不願意採用此方式，為保護自身權益，堅持用西語談判。

張淑英認為，教育部翻譯能力考試有助建立翻譯這一行的專業性。不過她也指出，現今證照滿天飛，擁有證照雖然代表擁有能力，但能否在市場上找到工作，得靠點運氣。

她說，愈專業的人一定更希望有教育部這種考試，因為自己的專業將會受到尊重，甚至可提升自己的價格和價值。

張淑英建議政府成立翻譯訓練中心，針對不同語言招考程度好的學生，由政府不同部門給予專業訓練。她指出，國貿局過去在新竹有西語訓練班，密集訓練一至兩年，讓語言專才的人具備經貿知識，而且外語老師和學員生活在一起，對語言訓練大有助益。

此外，她認為，公費留學似乎沒有「翻譯」項目，應當多元開放，輪番增加不同語言的口筆譯公費留考，提供學生更多國外進修的機會。政府也應和學界更密切合作，譬如由教育單位出資或委託，由學界出力，提供師資，共同培養專業的翻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