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作純 吳越：兩個右派的苦戀
【大紀元12月6日訊】本文記錄了兩個右派大學生長達二十多年的苦戀，但是有情人終究難成眷屬。這一對兒，一個是大陸土生土長的農民的兒子「小高」，一個是來自香港的陳獨秀的孫女兒陳禎祥女士。他們五十年代在大陸求學期間，不但遭受到了政治迫害，而且也遭受到了婚姻迫害。全文曾經以高作純和吳越的署名發表在 1998 年第11期的《章回小說》上。
毛澤東最愛搞「運動」，在他的一生中，從延安到北京，大大小小搞過多次「運動」。
1957年夏季，在「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胡風分子」、「肅清暗藏的反革命」……等等一系列運動剛剛過去或曰還沒有過去，又發動了一場政治運動，在當時叫做「反右派鬥爭」；後來他自己承認那是一場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有對象的「陽謀」。其目的，是想挖出一大批與他政見不一的「階級異己分子」，在當時稱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其對象，就是「思想最活躍、頭腦最複雜、行動言論最不好駕馭的知識份子」。
於是，在中華大地的上空一時間陰霾籠罩，烏雲翻滾。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在知識份子中人為地製造出55萬「右派份子」來。其中有專家、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編輯、記者、大學生……即便不全是國家的精英，至少都是有用的人才。
偉大的領袖如慈父，如良醫，從「望子成龍」和「治病救人」的願望出發，對這些人高抬貴手，網開三面，制定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然而，一頂「金箍」箍在他們頭上，歷時達二十餘年。弄得他們中的大部份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境況不可謂不慘。
縱觀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歷代最高當權者，無不把「讀書人」看作是對他們統治地位的最大威脅。從秦皇的焚書坑儒，到滿清的文字獄，再到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都表明了這一點。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精讀過十七遍《資治通鑒》的偉大領袖，怎麼就忽略了「劉項原來不讀書」的警戒呢？
這場偉大鬥爭的後果，除了使這五十五萬人和他們的親屬罹難之外，還造成了萬人緘口的可悲局面。毛澤東自己也承認：（反右鬥爭）「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話儘管這樣說，其實他是很喜歡這樣一個政治局面的，因為這為他後來的個人獨斷專行、為所欲為奠定了基礎。這種局面一直發展到了「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幾乎葬送了千百萬人為之奮鬥犧牲的事業。這不能不說是民族的不幸，國家的不幸。
這裡記錄的，是兩名普通大學生的往事。他們不幸成了這55萬人中的兩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磨難，終於活了下來。而今已年愈花甲，而且百病纏身，在生命將終之際，把他們的經歷、遭遇、體會、認識，真實地記錄下來，也許對後人會有一點兒幫助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啊！
一、自作聰明的孩子
他姓高，現在大家都叫他「老高」，四十年前，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出身於秦皇島市北部山區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那個小山村名叫高家莊，屬撫寧縣石門寨管轄。父親和哥哥都是勤勞儉樸、忠厚老實的標本式農民，苦心經營著三十幾畝地和一個小小的雜貨舖，藉以維持全家人的生計。 1948年秋，也就是他十二歲那年，解放軍解放了秦皇島。按不久之後「土改」時的階級劃分法，他的家庭被劃作「上中農」，屬於當時的「小康」人家。
鄉下孩子讀書晚，1951年，他都十五歲了，方纔小學畢業，考入山海關第一中學（原田氏中學）。 1957年他高中畢業，考進北京師範學院(現改為首都師範大學）。當時他已經二十一歲，比起同班的同學來，要大那麼兩三歲。
一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不過是個「大娃娃」。但他年齡比同班同學都大，加上早慧早熟，又不安份守己，在那個時代，這樣的人，就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的命運。
1957年的夏季，中國上空的政治風雲變幻莫測。五月一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意在號召全國人民幫助共產黨整風。並提出「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執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這之後，在機關團體，民主黨派，高等院校中就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開展了大鳴大放。一些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幼稚的知識份子，居然當真地給共產黨提出了誠懇的「意見」。
五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寫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奏響了反右鬥爭的前奏曲。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正式開始了對那些提了意見的知識份子的鎮壓和打擊，正式名之曰：「反右派鬥爭」。
在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一九五七年夏季，小高正緊張地複習功課，準備著「高考」，只是偶爾偷閒冷眼旁觀當時的形勢，心中似乎有話要說，好像有不吐不快的感覺。七月中旬，高考結束了，只等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來。時間寬裕了，精神輕鬆了，在那個燥熱的夏季，他一早一晚，在家門口，在樹蔭下，幾乎是一氣呵成了一篇極「不合時宜」的「大文章」，名之為《「整風．爭鳴」隨感》。
從時間看，1957年的七月中下旬，「反右」的號角早就已經吹響了。許多已經「響應號召」說了「心裏話」的知識份子們大都已經感覺到上當受騙，正在懊悔不迭，而他卻偏偏在這個時候「冒」了出來，這不是「頂風上」嗎？其實，他也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好漢」，恰恰正是出於他「山裡人」的憨厚，剛剛讀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課文，還沒有忘記，想在這時候出來盡一下「匹夫之責」。於是，這篇厚厚一疊的「大文章」寫好以後，貼上了一角六分錢郵票，寄給了中共中央書記處。
這篇文章，確實稱得上是一篇「大文章」，字數也許不足一萬，夠不上「萬言書」，但其內容卻談到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問題、國家工業化問題、農業集體化問題、憲法問題、統購統銷問題、中蘇關係及中南關係問題、文字改革問題、人口問題……涉及面之廣，在當時說來，夠得上「十分全面」了。
一個二十一歲的大孩子，儘管他早慧早熟，終究學識有限，所談意見，也不過一些感性認識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五十年代所執行的「國策」，問題很多，只要不是瞎子，明眼人大都一眼就能看穿，並不需要甚麼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來深思熟慮的。
例如，在「工業化道路」問題上，小高就不同意「一五」計劃中提出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他認為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資金，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如何積累這筆資金？我們既沒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奪，如十八世紀的英國；也沒有加利福尼亞的金礦，如十九世紀的美國。有的只是六億農民。一個靠農民奪取了政權的黨，忍心去搾取農民的血汗來積累工業化資金麼？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他主張優先發展輕工業，相應地發展重工業。這與當時的國家方針，可是「背道而馳」的。
再例如關於「農業集體化道路」問題，他在文章中居然主張應放緩速度，只要維持在五十年代初的「初級社」水平就可以了。
這當然也是「背時」的論調。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幾十年的碰壁，結果是頭破血流，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農村不是「一夜之間回到了解放前」麼？
再例如關於「中蘇關係」問題，他在文章中明確反對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提出應在美蘇之間「騎牆」的主張。事實證明，中國的外交政策，到了七十年代，終於不得不「騎牆」了。他只不過早說了二十年而已。
關於文章內容，用不著一一細說了。只要去問一問大多數右派份子們，誰的「謬論」不是三十年之後都變成「真理」的？
小高懷著一顆「赤子」之心，義無反顧地把這封厚厚的信投進了郵筒。他自以為當了一次「國家的主人」，心安理得，不知禍之將至。
二、托派孫女必是右派
信剛發出不久，他就接到了被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錄取的通知書。
他出身於偏僻的山區，父母親目不識丁。兄弟姐妹五人中，只有他一個考上了大學而且是去北京——一個令鄉下人神往之極的地方。全家人乃至街坊四鄰都為他驕傲，為他興奮。
五七年的九月一日，他穿著母親為他縫製的新襯衫，帶著家裏最好的舖蓋，離開了留有美好童年回憶的小村莊，踏上了進京求學之路。
秋天是美麗的，誘人的，它預示著成熟、收穫和希望。
生平第一次隻身出遠門，第一次坐上火車，他的心情十分複雜，激動、恐懼、流連……真是五味俱全。
從前門火車站下了車，一眼就望見了多年來只有在電影和夢幻中才能見到的天安門城樓。他僱了一輛三輪車，過天安門，走西單，奔西四，出阜城門，來到了北京師範學院。一進校門就置身於歡樂與友誼的海洋之中。許多素不相識的老同學和先期而至的新同學紛紛湧出來幫他搬行李，找宿舍，辦理報到手續……他走進了一個充滿歡樂、真誠與友誼的大家庭裡，開始了詩一樣的大學生活。
當天晚飯以後，學生會辦了個迎新晚會。禮堂樓上放映蘇聯電影《教育的詩篇》，樓下是舞會。他——一個從農村來的鄉下孩子，頭上頂著高粱花兒，一身的土氣，既沒有去樓上看電影的雅興，也沒有進舞場跳一曲華爾茲的勇氣。正確地說，是他根本就不會跳。他不敢去湊這個熱鬧，只好與一位也是從山海關一中來的同學鄭品一躲在宿舍裡下象棋。
同學們都去參加晚會了，宿舍樓很靜很靜，只能偶爾聽見棋盤上的落子聲。這塊方寸之地是他們可以指揮千軍萬馬縱橫馳騁的戰場。一經進入，就達到了忘我的境界。
兩人正殺得難解難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棋盤上了，哪兒還管甚麼電影，甚麼舞會……
砰，砰，砰，忽然有人敲門，一位女同學推門而入，並自報家門：「我是學生會宣傳部的，前來邀請新同學去樓下跳舞。」
小高與鄭品一的目光同時移開棋盤，一齊向門口望去，只見一位長得極帥、留著長辮子的姑娘笑容可掬地在向他們打招呼。
兩人臉一紅，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不會跳。」
她爽朗地笑了笑說：「沒關係的，我可以教你們。再說，不想跳舞，還可以看電影嘛。全樓的同學都去了，我負責動員這一層樓的同學。走吧！」說著就走上前來，毫不拘束地動手來拉小高。
也真怪，屋子裡一共兩個人，隔著一張課桌面對面坐著，這個漂亮的姑娘，怎麼偏偏就選中了拉小高？論長相，他身高一米七五，大眼睛，雙眼皮兒，臉色紅潤，鼻正口方，嘴角老是掛著微笑，即便不是標準的美男子，至少不會叫女孩子望而生厭。但是與他對面而坐的小鄭，可也是儀表堂堂，一表非俗哇！
她這一拉，也許是無意無心，也許是出於學生會幹部一貫的熱情，對誰都如此，但對小高來說，她這一拉，卻有點兒不大好接受。因為他長這麼大了，還是生平第一次讓女同學拉呢！他立刻漲紅了臉，羞怯地說：「好，好，我們下完這盤棋就去。」
她走了以後，小高覺得自己的精神再也無法集中到棋盤上了，走了幾步劣招，很快就認輸。鄭品一見他有些失態，開玩笑地說：「走吧，走吧，我看你的心早就隨她到舞場去了。論相貌，憑才氣，在女孩子面前我一向心硬；可是見了她呀，也有點兒動情啦！」
幾分鐘或許只有幾秒鐘的會面，她確實給小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過，他當時除了覺得這個姑娘風度不錯、氣質不凡之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甚麼想法。她姓甚名誰？哪個系的？哪個年級的？家住何方？一切都不得而知。他與她就像偶然在火車上或在別的甚麼公共場所有過簡單的交談，然後就互相忘卻了的人一樣陌生。
平心而論，在美女如雲的北師院校園裡，她的模樣兒不算十分出眾，臉蛋兒也不特別漂亮。但她那種熱情開朗的氣質、端莊典雅的風度，卻讓人見了以後難以忘懷，也可以說是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一個人的美麗是先天的，而氣質與風度則是後天的。這與一個人的出身與環境有密切關係。五十年代這種儒雅的女大學生，有許多是從海外歸來的，在今天的大學校園中，幾乎很難再找到了。
既然已經無心下棋，乾脆就草草收盤，與小鄭一邊說著笑話一起到了禮堂，看同學們跳交誼舞。
進了舞場，一眼就看到了自稱是「學生會宣傳部」的那姑娘正在翩翩起舞。她風度好，舞姿也特別優美，灑脫而自然，不像有的人跳慢四步像邁八字步，跳快三步像急行軍。
一曲終了，她一眼看見這兩個「土包子」新同學果真被自己動員來了，儘管她的額角和鼻尖都已經沁出了細小的汗珠，可還是邁著幽雅的小步迎了上來，主動地要教他們兩個跳舞。
小高與小鄭看到舞池中那麼多男男女女相擁相抱，翩翩起舞，心中確實很羨慕，也很想學。但他們都是來自農村的孩子，從來沒有進過舞場，對甚麼舞全都一竅不通。再說，他們倆的衣著打扮，儘管在自己的村子裡要算是最整齊體面的了，可看看周圍的同學們，不是料子的褲子，就是綢子的衣裙，他們這兩個農村來的學生，總脫不開泥土氣，與舞場的環境和氣氛很不協調，只好婉言謝絕了。
後來，在飯廳裡，在閱覽室，在校園的路上，小高也曾經偶然地與她碰過幾次面，但也僅僅是點個頭打個招呼而已。當時雙方都還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不過肯定同是中文系的，因為在一個樓上課。
每逢週末，總是由她出面組織晚會，並曾經再次光臨過小高他們的宿舍，來邀請男同學去跳舞。在她的熱情鼓勵下，小高也讓她拖著在舞池中轉了好幾個圈子，還踩了人家好幾腳。直到兩三個星期過去，小高才從別人的口中得知她叫陳禎祥，是學生會宣傳部的副部長。
當時他絕不會想到，就是這個姑娘，後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竟與她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說不清、道不明的瓜葛！
三、校園中的反右派運動
五十年代的大學校園，脫不開社會上政治風雲的影響。上課不到一個月，「反右鬥爭」就如火如荼地開始了。
其實，在教職員工中，反右運動早就開始了。不過那時候學校還沒開學，學生們都還在家裏。儘管早在四五月份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學生們就已經開始聚會演講，貼大字報，還組織甚麼「學社」，但是這股風當時似乎還沒刮到北師院來。因為小高報到之後，大字報高潮已經過去，所看到的卻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校園風光。儘管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首都以及各地的反右動態，而在北師院，則依舊風平浪靜地照常上課，看不出甚麼轟轟烈烈的運動跡象來。
上了個把月課，人心安定下來了，校部的準備工作也做好了，終於有一天由校黨委書記做了反右運動的動員報告，號召同學們積極勇敢地投身到運動中來，辯明大是大非，提高思想認識和階級覺悟，劃清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界線，站穩立場，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知識份子。
學生們先參加對右派老師的批判。有一個教現代漢語的張壽康先生，小高對他十分敬重，但是小高第一次參加「全校師生大會」，所批判、鬥爭的，就是張老師。罪名是他主張「教授治校」，反對「黨的領導」。會場上當然是群情激憤。站在台上的批判者，唾沫橫飛，激昂慷慨；台下口號聲不絕於耳。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了「斗」人的場面，親身體驗了「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真正含義。他沒有喊口號，也沒有揮拳頭。只在靜靜地思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張壽康先生大難不死，後來成了我國現代漢語界著名的學者、教授，九三年因心臟病猝發不幸逝世，終年六十九歲。
後來，他又參加了幾次對學生右派的批判。參加批判別人的會，不管是發言者還是助威者，心情總是輕鬆的。特別是一年級的大學生，他們對暑假以前特別是五六月份師生們的言論活動一無所知，所謂「參加運動」，不過帶兩隻耳朵聽聽別人的發言、帶一張嘴巴跟著喊兩聲口號而已。散會以後依舊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吃喝玩樂一切照常。而被批判者呢？他們的心情，他們的境況又會是怎樣的呢？這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知道。魯迅先生有詩曰：「破帽遮顏過鬧市」，張壽康先生有詩曰：「眼前只看三尺路」，恐怕就是當時右派心境的寫照。
運動進行到十月份，終於有一天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學生會宣傳部副部長陳禎祥，這個無論甚麼時候都是笑嘻嘻的熱情大方的姑娘。
從批判揭發中得知，她的所謂「右派言論」，無非是上個學期末為了響應黨的號召，貼了幾張鳴放的大字報。內容是呼籲重視教育尤其是師範教育。呼籲「給北師院增加教授，以提高教學質量」。說「北師院是世界上最小的大學，最大的中學」，並向母親們呼籲「救救孩子」等等。單純從言論看，哪裏有一絲一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
據知情人透露，劃她為右派的真正原因，只因為她是「托派頭子陳獨秀」的孫女，父親陳鶴年是陳獨秀的第四子，抗戰時期攜妻女逃往香港。她是從香港來的「資產階級小姐」。僅憑這一條，就足夠決定她「在劫者難逃」的命運了。
正因為小高對陳禎祥懷有特殊的先入為主的好感，他看了大字報以後，居然對她產生了同情之心。覺得一位懷著拳拳報國之心千里迢迢從海外奔回祖國求學的弱小女子，即便她是陳獨秀的孫女兒，也不應該遭到如此巨大的政治狂飆的襲擊。
北師院的學生食堂當時是包飯制，是按系、班分桌共餐的，每八個人一桌。平時吃飯的時候同學們在一起有說有笑，一旦有人被劃成了右派，就不好意思再到飯桌上與同學們一起吃飯了，只好端著碗到窗台上去吃。隨著反右鬥爭的深入，右派學生的人數逐日增加，在窗台上吃飯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陳禎祥被劃成右派以後，每次吃飯，也端著飯碗到沒人的窗台上去吃。與她同班的同學再也沒人敢搭理她。小高看到她那孤立無援、楚楚可憐的樣子，心裏很不是滋味兒。儘管他當時還沒被劃成右派，但也有好幾次大膽地湊到了她的面前，以同情者的姿態在窗台邊陪她吃飯。有時候也說幾句諸如：「想開些，會過去的」，「多吃點兒，別搞壞了身體」之類寬慰的話。她每每只點點頭，不敢多說話。有時候把吃不了的菜撥給他一些，藉此表示對他的感謝。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小高敢於給她這一點點同情，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好在他們兩個不在同一年級，她那個班的同學並不認識小高。加之他們平時並沒有甚麼來往，所以小高的這一舉動，居然沒有招徠「同情右派」的嫌疑。
通過這樣的接觸，他們兩個才算真正認識了。陳禎祥大概還是這時候才知道小高的名字的。
中文系是北師院人數最多的系，有一個很大的閱覽室。學生們晚飯後多半在這裡上晚自習。閱覽室固然很大，但是看書的人更多，有時去晚了就沒有座位——至少是沒有燈光好的座位。
有一次，小高恰恰去晚了，進門一看，滿屋的人都在低頭看書，很靜，一點兒聲響也沒有。他正在四處張望，悄悄兒地搜尋座位的時候，忽然看到陳禎祥正在向他招手，就輕輕走了過去。她沒說話，拿開放在旁邊椅子上的書包，示意他坐下，然後繼續低頭看她的書——《唐宋名家詞選》。
這個晚自習，小高的面前雖然也擺了一本鄭振鐸編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卻無論怎麼努力也讀不下去。幾次想回過頭去同她說句話兒，卻又慾言又止。這個環境太靜，靜得只能聽見翻書的聲音，不允許誰說話。倘若有人不慎發出一點兒聲響，就會招來許多責備的目光。
此後，類似的情況就經常出現了。有時候小高去得早些，也不會忘記給她佔個位置。
人在最危難的時候，在被環境孤立的時候，有時幾句寬心的話也能使她獲得極大的慰籍，尤其對一個孤立無援的弱女子。正因為如此，可能這位農村來的土學生給這位香港來的嬌小姐留下了一個不壞的印象。
截至五七年的十二月底，小高與陳禎祥的交往也僅限於在飯廳裡偶爾相遇，或在閱覽室坐在一起看書。從未有過深談，甚至連「交談」都沒有過。雙方都沒有更多地探尋對方主觀世界的意思。這或者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緣故，也許是雙方都不想更深地交往的緣故。
三、被女友出賣了
隨著反右運動的逐步深入，小高的心境也越來越不輕鬆，後來甚至到了惴惴不安的地步。
他想到了自己寫的那篇《「整風．爭鳴」隨感》。
從他所參加的批判會看，被批判者的所謂「反動言論」，都是些零散的「隻言片語」，不過是批判者上綱上線，方纔有了 「充實的內涵」。而他在《隨感》中所表達的觀點，卻涉及了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成體系」的。當局能容得下他的「諫言」嗎？能像漢文帝對待《治安策》那樣對待他的《隨感》嗎？
他所在的五七級中文系一班是個有一百多人的大班。同學們來自四面八方，沒有任何矛盾，互相之間充滿著純真與友誼。他的同桌，是一位來自北京女一中的同學，因為小高不想說出她的姓名來，出於敘述的需要，這裡就叫她 A吧。開課以後，A和小高分在同一個學習小組裡，她被選為小組長。A長得並不漂亮，但對同學熱情有加。對小高這位來自農村、渾身散發著泥土味兒的同桌，不但沒有另眼相看，反而處處照顧，關懷備至，相處得頗為融洽。他們一起學習，一起散步，一起滑冰……他的手凍了，她從家裏給他取來棉手套；他的飯票吃光了，她把節省下來的送給他……才一兩個月，他們就從普通同學發展成了「好朋友」。
一個人內心中的憂愁和焦慮，不可能不在情緒上表現出來，也不可能不被朝夕相處的好朋友所覺察。過了五八年元旦，在一個沒有月光的晚上，下了夜自習，他們按例在校園裡散步，天氣很冷，A一手墜著他的胳膊，身子靠得他緊緊的。她還像往常一樣有說有笑，校內校外，大小新聞，甚麼都說，而小高只是「嗯嗯」地應著，有點兒心不在焉。對於他的反常情緒， A早就有所覺察，這時候左右沒人，終於搖晃著他的胳膊，關心地動問了：「你是不是有甚麼心事？為甚麼近來話這麼少？」
小高沉默無語，內心在鬥爭：這樣大的事情，該不該告訴她？
A接著又說：「有甚麼心事，你就說出來嘛，不要憋在心裏。咱們是好朋友，有甚麼煩惱，說給我聽聽，也許我可以分擔一些呢。」
在她的真誠和溫情的感召下，小高終於向她說出了他那篇「上書黨中央」文章的大致內容和他的擔心與憂慮。
事情是突然發生的。這短短的一瞬間，終於改變了他整個的人生道路，給他帶來了整整二十年的苦難。差點兒連小命兒也搭上。
經過了一夜的思想鬥爭和深思熟慮，第二天一早，她終於跑到院黨委辦公室也就是運動辦公室去作了匯報。出現了這樣的大事，院黨委也不敢等閒視之，當天就派人到黨中央取回了那篇文章，連夜組織人員刻寫油印，中文系的同學人手一冊。到了第三天的晚上，舖天蓋地的大字報就貼滿了整個校園。從宿舍到教室，到飯廳，到處都是批判、揭發右派份子高 ××的大字報。
接下來是一連三天的專題批判會、鬥爭會。他的觀點旗幟鮮明，批判者的文章也特別好做。那年月，人人都是理論家，也用不著去翻馬列原著，只要照抄《人民日報》就可以。每篇批判稿都是一個調調兒也沒關係。
其實，黨中央信訪辦公室每天要收到好幾麻袋的「人民來信」，根本沒那工夫一封封仔細看，甚至於連分類登記歸檔的工夫都沒有。如果小高自己不說，或者A不去向院黨委匯報，他這篇「上達天聽」的「大文章」，無非是送到造紙廠去化作紙漿的命運。如今他自己一定要「冒」出來，院黨委是求之不得，就拿他與張壽康老師「一鍋燴」了。
從此，他就成了人人視為洪水猛獸、避之猶恐不及的右派份子了。昔日的同學好友也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著他……。
每天，他的任務除了接受批判，就是反省。有一天，他正躺在宿舍的床上「反省」，突然湧進來幾個女同學，為首的就是他「最要好的」也就是「勇敢地站出來」揭發他的那位女朋友 A。其餘的不過是些站腳助威者。她是特地來退還五八年元旦他送給她的禮物——一個漂亮的日記本和一方白色的手帕，同時厲聲宣告：「我們絕不收敵人的禮物！」
他一聽此言，立刻坐起，隨手抽出床邊的一支洞簫——她送給他的禮物，一折兩段扔給她，並不厲聲但卻一字一句地說：「敵人也不能收你的禮物！」
這是當年他與A的最後一次交談。時隔三十八年之後，在1966年8月 18日的校友會上，才又一次聽到了她的聲音：——「你是……小高吧？」
他微微頷首，故作深沉地回答：「在下正是大難不死的高某人！不過已經不是小高，而是老高了。」
走筆到此，人們也許會問：這個在小高人生道路的轉折點上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為甚麼連姓甚名誰都不寫明呢？請讀者諒解，我尊重高先生的意見，還是不寫出來的為好。因為在那樣荒唐的年代，演出如此荒唐的劇幕，能是哪個個人的責任嗎？高先生說：「在我的記憶裡，沒有仇恨，也沒有積怨……」這正是高先生「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品德的體現。
四、是惺惺相惜，也是相濡以沫
事情的發展往往並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為轉移，有時候竟會沿著一條人們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的線索固執地發展下去，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牽線似的。
五八年一月，小高被劃成了右派，心情極壞，幾乎切斷了與同學們的一切接觸，當然也包括陳禎祥在內。
寒假之前，有一天吃過晚飯，小高正從飯廳走出，正好陳禎祥也吃完飯走了出來，似有意又似無意地問：「到哪兒去？」
「去閱覽室。」小高回答。
「 我也去。」她說。
兩個人就默默地一起走，誰也沒有說話。但是不知不覺中他們並沒有走向閱覽室，而是走向了大操場。小高很勉強地擠出一點兒笑聲，說：「咱們走錯了。」
小陳說：「錯就錯吧，一起走走。」
那是個「冷月無聲」的晚上，剛下過雪，很冷。大操場上空無一人，只有他們兩個，靜靜地、默默地沿著跑道漫步。走了一會兒，她突然問：「你是怎麼回事兒？你才一年級，怎麼也劃成了右派？」
小高說：「我被人出賣了。」
「被誰？」
「我們班上與我最好的一位女同學。」
「 卑鄙！」她衝口而出，稍一遲疑，接著又寬容地說：「不過這是潮流，是時尚，不要怪她。」
小高點了點頭：「是的，我並不怪她。我的問題不是跟她一個人口頭上說說，而是白紙黑字入了公門，即便今天她不揭發我，遲早也會出問題的。」
過了一會兒，她又說：「我看過揭發你的大字報。你怎麼關心那麼多問題？國際的，國內的，你都涉及到了。」
小高苦笑一聲：「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本性吧！」
接著他簡單談了談他所寫的那篇文章的大致內容。她聽了之後，並不表示驚訝，卻說了一句帶有評論性和總結性的話：「你真幼稚！」
聽了這樣的評語，小高還有些不服，作為一個公民，關心國家大事，是應該的，怎麼倒是「幼稚」？難道人人都醉生夢死，只知道關心自己，才叫「高明」？不過他當時並沒有反駁，只是長吁了一口氣。
「 你是不是讀過很多書？」一段時間的沉默以後，她接著問。
「在你面前，我不敢說’讀過’，只能說喜歡讀書，從小就喜歡。我家裏有一部《三國演義》和一部殘缺不全的《史記》。上小學的時候，《三國演義》就讓我給讀爛了。《史記》當時讀不太懂，但也一點兒一點兒啃。後來上了中學，接觸的書也多了，五花八門，甚麼書都讀，文學的，歷史的。不過我更喜歡讀史。」
「你接觸的書中人物，最喜歡誰？最欽佩誰？最同情誰？」
「最喜歡敢於直言犯顏的魏徵，最欽佩滿身才氣的賈誼，最同情死於婦人之手的淮陰侯韓信。」小高不加思索地回答。
「都是歷史中人。」
「是的，歷史人物比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更有生氣。」
「這恐怕是你’犯錯誤’的根源。」
小高苦笑一聲，不再含蓄，開始反駁了：「關於這一點，小可不敢苟同。今天的問題不出在主觀上，而是出在客觀上。」
小陳點了點頭，沒再說話。
兩人沿著四百米的跑道走了好幾個圈兒。天奇冷。小高事先沒準備出來散步，沒穿大衣。她見他瑟瑟發抖的樣子，關心地問：「你冷了吧？」
小高咬了咬牙，愣充好漢地說：「不冷。」
她說：「把我的大衣穿上，我裡邊穿得多。」說著就脫掉大衣，往他身上披。
小高急忙推開：「別，別，我這麼大的塊兒，怎麼也比你禁凍。」
小陳笑了起來：「你們男人，都喜歡在女人面前充好漢！」過了一會兒，她似乎怕小高聽不懂她的弦外之音，又自己補充：「我以前有過一個男朋友，也像你似的，甚麼時候都要表現他的男子漢氣魄，冷了說不冷，餓了說不餓。」
「現在呢？他在哪兒？」
「他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部隊工作。現在’吹’了。」
「 為甚麼？」
「我是右派，不能再牽連他。是我主動提出來分手的。」
小高心裏在拿她和A對比：一個怕對方是右派會牽連自己，主動出擊，一個因自己是右派怕牽連對方，主動撤退了。同樣都是女人，心思卻完全不同。他無法把自己所想說出來，就不再說話。兩人長時間的沉默。只有腳踩在雪地上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
他們繼續散步，為打破沉默，也為解開信中的疑竇，小高問：「大字報上說你是陳獨秀的孫女兒，是真的嗎？我沒聽說陳延年、陳喬年有後代呀！」
小陳苦笑一聲：「我是陳獨秀的孫女兒，那還有假！要不是他孫女兒，也許還不會憑空飛來這樣一頂’桂冠’呢！我爺爺有四個兒子，除了延年、喬年，還有松年、鶴年。鶴年是我父親。」
接著，她說了說她家的大致情況：解放前她們一家人住在香港。五一年，父親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托派」，一定要女兒回大陸來參加革命，就托一位叫鄭文光(後來成為大陸著名的科幻小說家，五七年差點兒也打成右派；1980 年曾介紹我到科學普及出版社去工作，現在和我住在同一個院子裡)的學生把她帶回北京，投奔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後來，為了表示「全家都革命」，母親又帶著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來到北京。她說：「爺爺的事兒，我從來沒向外人說過。這一次是’他們’從檔案裡查出來的。我也弄不明白，為甚麼’托派’的孫女就必然是右派呢？」
「話遇投機不覺多」，時間似乎也過得特別快，在不知不覺中，兩人居然一聊就聊了兩三個鐘頭，手腳都已經凍殭了。天已經斷黑，熄燈鈴聲也響過多時，他們才不得不走回各自的宿舍。
此次長談，奠定了兩人後來發生「愛情」的基礎。但在當時，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惺惺相惜」或「相濡以沫」罷了。
五、當上了反面教員
針對小高的批判會開過以後，北師院的反右運動已經接近尾聲。因為他是北師院最後一名被「揪」出來的「右派份子」。其餘的右派們都已經定性，正在等候處理。儘管誰都不知道黨中央會把這一批「階級敵人」如何處理，但憑直覺看樣子書是讀不成的了。未來將會是怎樣的呢？這段日子對「右派份子們」來說可真難熬喲，就像囚犯在等待宣判一樣。
五八年元月二十日，「判決」 終於下來了。根據中央公佈的關於處理右派份子的六項決定，總的原則是「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涉及刑事犯罪的，一個不抓，問題最嚴重的，受最高行政處分：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儘管小高被定為「情節嚴重，態度惡劣」，但還是按 「二類右派」處理，即：「保留學籍，勞動考察」。不容申辯，不許喊冤，只能接受。
不久，就放寒假了。小高懷著無法名狀的心情，回到了小別半載的家鄉去。
家總是溫暖的。父母、兄弟、姐妹並不瞭解他在師院發生的變故，他也無法向他們說清楚，何苦讓他們失望呢？所以，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裏，強顏歡笑地與家人一起過了一個愉快的新年。開學後匆匆返校了。
五八年的三月八日，師院二類處理的右派，集中在會議室開會。多數人互不認識，見面時相互點一點頭，算作打招呼。其中有先生也有學生，絕大多數是男的，只有三個是女的。大家的心情一樣憂慮，都在無奈地聽從命運的擺佈。
院黨委宣佈：你們這些二類處理的右派（一類勞動教養，二類勞動考察，三類留校察看，四類免於處分），將作為「反面教員」留在學校勞動一段時間，然後到農村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監督勞動。
之所以要讓他們在校勞動一段時間，校黨委說得很明白：意在讓他們做「反面教員」。甚麼叫做「反面教員」呢？是不是以此告誡全校師生：這就是膽敢給黨提意見的結果？
這個決定對右派份子們來說當然是十分殘酷的。無論是先生還是學生，在校內都有一些熟識的同事或同學，一定要在這些人面前展示右派們的「醜態」，無異於是肉體的與精神的雙重折磨！
他們從各自的宿舍裡搬出來，集中到師院東北角的幾間平房裡。三個女右派自然合住一間宿舍。
從那以後，他們修學校內的路，栽校園裡的樹，打掃室內外的垃圾，清理大大小小的倉庫……無論他們走到哪裏，都會隱隱感到身後有像在動物園中觀看珍稀動物似的目光在追隨著他們。也許，這就是「反面教員」所應該起的作用吧！
同學們的眼神是複雜的。有的困惑，有的迷茫，有的慶幸自己「漏網」，有的偶爾也會施捨一些同情。
第一天的勞動是修路：先清路基，再舖上花磚。也不知道是誰安排的，也許是天從人願，竟讓小高與陳禎祥共用一輛小車推路基上的土。兩個人一起裝車，然後一個推，一個拉。邊推車邊小聲地交談，這就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進一步互相瞭解的機會。
小陳問：「被批判的那會兒，你想到過自殺嗎？」
小高答：「沒有，從來沒有。幹嗎要自殺？自殺是怯懦的表現。何況我才二十二歲。」
她說：「我可想過。我比你承受的壓力更大。來自家庭的，男朋友的，真有點兒受不了。」
「家庭對你有甚麼壓力？」
「我們一家四口與舅舅住在一起。舅舅是老革命 (當時任北京市紡織局局長），我劃了右派，給他丟了臉。弟妹們也不理解，我回到家裏，都不理我。」
小高暫時忘記了自己，鼓勵她：「慢慢兒都會過去的。’長夜難明’，不還有個’明’的時候嗎，只不過’難’些罷了。」
小陳說：「對！咱們都應該鼓起勇氣活下去。何況，對今天的結局咱們個人該負多大責任，還很難說。」
小高又戲謔地說了一句：「幸好你沒，否則……」
一個問號掛上了小陳的眉梢：「說下去。」
小高哈哈一笑，終於把話說了出來：「否則，誰和我共推一車呀？」
她卻沒笑，遲疑了一會兒，輕輕地吐出兩個字：「緣分。」
陳禎祥雖然不是嬌生慣養的大小姐，但確實沒有幹過體力活兒，第一天勞動，她的手就打了泡。下班的時候，她把手伸給小高看。小高囑咐她說：「慢慢兒就會適應的。以後不管手握甚麼工具，都不能握得太死。」
這大概是小高教她怎樣勞動的開始——體力勞動也是需要技巧的。
在校內勞動，有時候難免會碰上熟識的同學。他們對這些右派們的看法不一，表現各異。有的冷眼旁觀，有的側目而視，有的也假裝熱情地打聲招呼——儘管反右鬥爭已經過去，可人們對此記憶猶新，一時間還難以淡然處之。
有一天，他們正在裝車，忽然看見 A在旁邊走過。小高悄悄兒對陳禎祥說：「就是她！」
「她是誰？」陳禎祥被他說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揭發我的那位。」
「她並不漂亮，好像腿還有點兒毛病。」
「是的，她有關節炎。不過她性格很溫柔。」
「 哼，還溫柔呢！要是不溫柔……」忽又轉了口：「你恨她嗎？」
小高搖搖頭說：「不，我說過的，沒有她，我也在劫難逃。」
她歎了一口氣：「你倒是真大度。」
六、監督勞動的右派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一個月過去了。四月初，北京的早春天氣乍暖還寒。在野草泛青、楊柳綻芽的時候，他們結束了在校內的勞動，領導通知這些「二類右派」們收拾行裝，與師院的下放幹部一起到西郊香山的農村勞動，去接受農民的監督改造。
臨出發的那天早上，小高收拾完行李，心想該去幫幫陳禎祥搬東西，就逕直走到她的宿舍。門開著，零亂的東西擺了一床。她卻愣愣地坐在床上發呆。見他來了，就挪了挪身子，說了聲：「坐！」
小高沒坐，站在她的面前問：「你怎麼了？怎麼還不捆行李？」
她低聲問：「要去的農村是個甚麼樣子？咱們還有希望嗎？」
小陳從未到過農村，對農村生活產生恐懼感也屬自然。小高只好開導她：「不用想那麼多，走一步看一步；我倒盼著早些離開學校，避開同學的那種目光。換個環境，也許能輕鬆一下。在學校裡勞動，多壓抑呀！」
她說：「也好。」
小高幫她把行李捆好，又幫她搬到了汽車上。
校領導讓小高隨送行李和炊具的卡車先出發。上車之前，她過來小聲地說：「到了農村，希望咱倆能分到一塊兒，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小高說了聲：「願上帝保佑。」就爬上了卡車。
天氣還涼，汽車一開動，寒意更甚。她見小高抿緊了衣襟，立刻脫下身上的皮大衣，跟著車子跑了幾步，一邊把大衣扔了上去，一邊喊：「車上冷，把這個披上。」
小高把還帶著她體溫的大衣披在了身上，一股「熱流」暖遍了全身。心裏回味著她剛才說的「彼此好有個照應」那句話。
汽車開出了校門，小高不無留戀地回首看了一眼，心想：這一離開學校，不知道還能不能再回來讀書！
三十幾名右派到了北京西郊的香山。領導把他們分成了三個組：年輕力壯的去了香山後邊的掛甲塔——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莊。偏僻、落後、窮困、水源奇缺。據當地人說，用毛驢兒馱一次水，往返得四個小時。一個組去了萬安公墓旁邊的小村子種水稻。年老體弱者和女同胞，分到門頭村果園。
領導宣佈分組名單的時候，陳禎祥坐在小高的前面。當聽到她果然與小高一同分到門頭村果園，她沒有回頭，卻回手用力捏了一下小高的腿，意思似乎在說：上帝保佑我們了。
離開了把人變成「鬼」的環境，離開了善於批判、鬥爭的同學，來到一個陌生、嶄新、還有些神秘的農村，大家的心情似乎稍感舒暢了些。這些世世代代以種田為生的淳厚樸實的農民，只知道勤勞地勞動以維持一家生計。對政治的熱衷和敏感，遠遠比不上那些知識份子。他們才不管你是右派還是左派，只知道這些人都是大學生，都是有知識的人。對右派們不僅沒有歧視，反而十分熱情與友好。這恐怕是那些決策者們所始料不及的吧！
小高一向不相信命運，但這一次分組，卻讓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年輕力壯，按理應該去掛甲塔，卻陰差陽錯地與陳禎祥一起分到了果園。不知這是命運的垂青，還是命運的捉弄。
七、兩顆孤獨的心，貼近了
北京的西山風光秀麗，景色迷人。門頭村的周圍有著名的香山、碧雲寺、萬安公墓、櫻桃溝、玉皇頂、臥佛寺等風景區。這些右派們來到這裡不久，就是山花爛漫、遍地飄香的季節了。小高與小陳在繁重的勞動之餘，偶爾也想擺脫心理上那無形的重壓，去領略一下那美好的自然風光。上述那些景點，無不留有兩個大學生的足跡。客觀上的被孤立，反倒促使兩顆年輕的心，更加靠緊了。
他們剛剛經歷了反右鬥爭的洗禮，心有餘悸，尚不敢侈談甚麼「愛情」。兩人當時只是在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溫情驅使下相濡以沫而已。在那種政治氣候下，他們又能怎麼樣呢？頭上戴著一頂無形的「金箍」，只要人家一唸咒，就會疼得滿地滾，不夾起尾巴做人，行嗎？
勞動，在一般意義上說，是光榮的，偉大的。因為它創造了人類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但是，如果用它作為一種懲罰人的手段，那就非常可怕了。「監督勞動」本身就是要懲罰這些「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們的。對小高來說，倒無所謂。農村長大的孩子，甚麼活兒都幹得了，甚麼苦都吃得了。而對香港來的從未離開過大城市的陳小姐來說，可就苦不堪言了。但她是個非常要強的姑娘，為了爭取「表現良好」，甚麼活兒都搶著干。沒過幾天，肩膀腫了、手磨破了、腳打泡了。小高真心疼她，可又愛莫能助。除了盡一切可能幫她多幹點兒活兒，只能在晚飯後一起散步的時候，給她一些安慰，給她一些鼓勵，用她從家裏帶來的紗布棉球輕輕他替她擦一擦傷口，用手輕輕撫摸一下那些紅腫的地方……每當這個時候，她就像一隻溫順的羔羊，依人的小鳥，倚偎在他的身旁，兩眼放出異樣的光。
這些右派們剛到香山的時候，由三個女同學輪流給大家做飯。有一天輪到陳禎祥做飯，小高吃完飯回到宿舍一看，他那髒得流油的枕巾，竟有人給洗得乾乾淨淨的了。他當然知道這是小陳洗的。左右沒人的時候，他對她說：「謝謝你了。」
她噘了噘嘴說：「為了給你洗枕巾，我只好把大家的枕巾都洗了，免得讓別人看出咱們倆的關係特殊。」
這是她第一次主動向他傳遞愛的信息。
在這個不應該有愛的地方，他們悄悄兒地相愛了……
鑒於籠罩在他們頭上那驅不走，趕不散的「烏雲」，兩人誰都不願、也不敢從口中吐出那神聖的「愛」字。但他們都明顯地感覺到，兩顆苦悶的心，越來越靠近了。
八、不許戀愛偏要愛
兩個在改造中的右派學生居然敢於相愛，在某些人看來，當然是有違聖教，大逆不道的。一位叫賈金祥的負責改造右派學生的幹部找他們談話了。他說：「我們共產黨人’願天下有情人俱成眷屬’，可是你們不行，你們不許戀愛，你們的首要任務是改造思想。要脫胎換骨，爭取重新做人。」
他的話，讓兩個年輕的大學生感到萬分驚訝。「天哪！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們居然已經不是人了，而需要經過改造，脫胎換骨，才能重新做人呢？退一萬步講，即使我們確實已經不是他所說的那個意義上的’人’了，已經變成了阿貓阿狗或者別的甚麼小動物了，不也還需要婚配麼？何況從法律角度說，我們並沒有被剝奪公民權，憑甚麼不許我們戀愛？」
兩個叛逆繼續著「地下戀愛」。對於賈先生的那些逆情悖理的、不近人性的話，他們只好陽奉而陰違了。
五八年六月，在北京故宮舉辦了一個下放幹部勞動成果展覽會。領導為了讓右派份子們從中受到教育，批准他們利用每兩週一天的休息日進城看展覽。這是右派們離開師院以後第一次回城，大家都想藉此機會輕鬆一下。好在沒有強調「集體行動」，到了故宮，急急忙忙走馬觀花式地看完了展覽，小高就與陳禎祥攜手溜進了北海公園。
兩人邊走邊說。陳禎祥提議：「今天咱們把一切煩惱都丟開，甚麼都別想，輕輕鬆鬆地樂一天，盡情地享受一下生活。」
小高同聲附和：「正合我意。不過咱們得先吃點兒東西，不然我可’樂’不起來。」
她說：「好的，咱們去’仿膳’吃窩頭。」
小高面露難色。他囊中羞澀。知道那栗子面窩頭個兒雖小，價錢卻很貴。她見狀笑了笑說：「我請客。」
小高仍有些為難地說：「第一次在一起吃飯，就讓你破費，怎麼好意思呀。」
她白了他一眼，也戲謔地說：「得了吧，假模假式的。心都被你挖走了，還在乎錢？」
六月的北海，荷葉青青，楊柳依依；白塔紅牆相互輝映，遊人景色融為一體。真是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絕好去處。
飯後，他們租了一條小船在水上隨波蕩漾，兩人一起放聲高唱。
歡快愉悅的幾個小時很快過去了。當他們走出公園後門，漫步在地安門大街的時候，心情就再也輕鬆不起來了。沉重的右派帽子壓在頭上，兩個人的心好像墜上了鉛塊，話也少了。因為他們還必須回到那艱苦的農村去，回到門頭村去，接受改造。
九、風雨交加，天作之合
果園的農活兒，有時候並不太累。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果實快要成熟的季節，每天只幹些打藥、摘心、疏果之類的輕活兒。「勞動關」過來以後，陳禎祥的心情也輕鬆了許多。晚飯後或陰雨天，他們常常出去散步。臥佛寺、櫻桃溝、萬安公墓、植物園都是他們經常訪問的地方。他們談過去，談中學時代如詩如畫的生活，談各自的家庭；也談文學，從唐詩宋詞談到小說散文，談陸游與唐婉，趙明誠與李易安，瑪絲洛娃與聶赫留朵夫……但是他們從不談理想，從不憧憬未來。因為他們確實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將會是怎麼回事兒。他們不得不迴避這個現實。
然而，現實是迴避不了的。他們如此頻繁地接觸，被管理他們的幹部視為是「對抗改造」的表現。於是分別找他們談話進行教育了。
一位叫齊景奚的幹部對小高說：「你不爭取儘快把帽子摘掉，你們的’愛情’能有好結果嗎？你們這樣對抗改造，能給你摘帽子嗎？」接著他又語重心長地相勸：「你和陳禎祥家庭背景相差太大，拋開政治因素，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這次談話，對小高的觸動很大。一是齊景奚提醒他要儘量爭取早日摘帽子(當時的幹部們誰也沒料到這頂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二是讓他注意到倆人家庭出身的差異，這使他心裏或多或少產生了自卑感。
齊景奚是怎樣與小陳談的，小高當時並不知道。總之是他們屈從了輿論的壓力，從這次談話以後，他們就不敢再單獨接觸了。
失去了小陳，小高的內心感到十分痛苦，生活好像也變得枯燥乏味了，他幾乎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內心的煩悶無處排遣，又沒一個知心的人可以談談，只好白天拚命幹活兒；天一黑就上床睡覺——實際上根本睡不著。
八月的一個公休日，陳禎祥請假回家了。小高無家可回，早飯後帶了一本《青春之歌》，買了兩個饅頭和一點兒鹹菜，遛達到萬安公墓，打算在這裡靜靜地看書。
公墓裡有翠綠的松柏、絢麗的野花，但因缺乏管理，顯得有些荒涼。加之墓碑林立，碑下睡著死人，多少也有點兒陰森。他在碑林中穿行了一會兒，找到了李大釗的墓，就坐了下來。開始看書。
周圍很靜，偶爾能聽到一兩聲林中的鳥鳴與蟬噪。這氛圍，這意境，真如張籍所說的「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
午後，天色陰了下來，他一看要下雨，就急急忙忙往回返。吃過晚飯，天陰得更沉了，還伴有隆隆的雷聲。他心中記掛著陳禎祥。根據以往的經驗，她每次進城，都乘從頤和園開到香山的末班車回來。從臥佛寺下車，還要步行半個多小時才能到門頭村。天色已晚，加之烏雲籠罩，天顯得更黑，隆隆的炸雷聲也一陣緊似一陣。他想，這樣的天氣，她一個人回來路上會害怕的。要是再下大雨……想到這裡，顧不得那麼多了，就毫不遲疑地拿起雨傘，帶著雨衣出門頭村，奔臥佛寺。
他決定去接她，他不怕輿論了。
剛出村，就稀稀落落地下起雨來。雨點兒倒是不大，但是閃電雷鳴鬧得很兇。路上沒有行人，他形單影隻，疾步前行。快到臥佛寺車站，末班車從他身邊疾速開過，他的心提了起來，往車站那邊一看，遠遠看見有個人手擎一把小花傘，正踉踉蹌蹌地往前走。他估計那一定是小陳，緊跑幾步，還沒到那人面前，就認出果然是她了。他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跑了過去，急忙把雨衣披到她的身上。她也向他狂奔過來，一下子就撲到了他的懷中，像沉溺在洪水中的人突然抓到了一塊木版，緊緊地抱住了他不鬆手。過了好半晌，這才仰起頭來望著他，眼中滿是淚花。動情地說：「嚇死我了！在汽車上就盼著你來接。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接我，一定會！只要與你在一起，多險惡的環境我也不怕。」
說著，兩人的唇終於自然地合在了一起。這是「天作之合」，沒有這場雷雨，他們也許還不敢衝破這「社會主義新封建」的牢籠，永遠屈服於「不許戀愛」的桎梏之中。
兩人相擁著往回走。閃電為他們照明，雷聲為他們壯膽。兩個人在一起，果然甚麼都不怕了。
十、偷吃伊甸園禁果
「大躍進」的五八年十月，正是「小高爐」遍地開花的時候。北師院需要勞動力，就把下鄉勞動的右派份子們連同下放幹部都調回來。離開門頭村的時候，大家還真有些留戀難捨，畢竟住了半年多，與老鄉們相處得相當融洽。
汽車一開進北師院大門，就被院內那熱火朝天的氣氛所感染。這裡遍地是土法煉鋼爐——實際上是在地上挖個坑，架上鼓風機，放幾塊木材、焦炭，再放些砸碎的鐵鍋片，點上火用鋼釬攪拌。待到溫度達到一定程度，鐵片熔在一起，就算是「鋼」了。毛澤東向世界誇下了海口，只好發動一場「全民煉鋼運動」，想以這些廢鐵疙瘩去湊足他那「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指標。
大家來不及吃飯，就投身到這一偉大的任務中去了。
北師院的情況與半年前已大不相同。無產階級紅色狂熱氣氛籠罩了整個校園、整個中國。到處是「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等等不著邊際的狂熱加激進的政治標語。學生處於半停課狀態，每天都要參加勞動。沒有一點兒最高學府的學習氣氛。
北師院的環境為他們的愛情發展提供了許多方便條件。與同學們摻和在一起，顯不出他們的特殊關係，不像在農村，兩個人併肩走路都會招來許多驚奇的目光。他們隨著學生的作息時間走，也為他們的幽會提供了更多的時間。不像在農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幾乎每個週末或週日都要出去散步。或是學校南邊的釣魚台，或是學校北邊的紫竹院。
有一次他們去釣魚台玩兒。那時候的釣魚台，還是個荒涼的無人管理的公園，建成「國賓館」是後來的事兒。兩人一邊漫步，一邊閒聊。陳禎祥忽然觸景生情地說：「這地方以前我來過，是張俊泉騎車帶我來的。」
張俊泉是她以前的男朋友。聽了她的話，小高沉默了，好久沒說話。小陳笑了起來：「提到他，你不高興了，是麼？」
小高當然不會承認，勉強笑笑說：「怎麼會呢。」
小陳說：「我看得出來的。以後不提他了，好嗎？」
在以後相處的日子裡，她真地再沒有提起過這個名字。
轉眼到了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是星期三，下午全校師生放假，準備除夕晚會。午飯後，小高就與陳禎祥商量好，要到商店買兩本式樣完全相同的日記本留作紀念。他們從百萬莊商場逛到甘家口商場，最後才從馬神廟商場買到了兩本粉紅色硬皮的美術日記。他們都有記日記的習慣。小高的這一本一直記到勞教所，可惜後來在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陳禎祥的那一本不知道下落如何。如果他們的日記能夠留下來，倒是一種絕好的歷史見證呢。
除夕的晚上，她為了陪小高，沒有回家。晚飯後，禮堂樓下有舞會，樓上放電影。他們在樓下玩兒一會兒，跳了兩支曲子。因不願碰到熟人，沒有繼續跳下去。她說：「回我的宿舍吧！」
小高問：「劉干呢？」
「回家了。」她說。劉干是與她同宿舍的歷史系女右派。
他們一起來到「女右派」宿舍。外邊氣溫很低，室內開著水汀，卻溫暖如春。她拿出事先準備下的糖果，對小高說：「你坐著，喝茶、吃糖。我去洗個澡，一會兒就回來。」——當時北師院宿舍樓每層都有淋浴室，不論冬夏，洗澡都很方便。
沒過多久，她穿著內衣內褲，外面披著大毛巾，端著臉盆回來了。頭髮濕漉漉的，臉蛋兒紅撲撲的。小高與她朝夕相處大半年，還是第一次看見她的浴後半裸，不禁有些怦然心動。隨口說：「你真美，活脫脫一朵出水芙蓉、帶雨梨花。」
小陳白了他一眼，半嗔著說：「別耍貧嘴，來，幫我梳梳頭。」
在這樣的環境與氣氛中，他們再也沒有甚麼顧忌了。兩人相擁相偎，相親相愛，無所不談，無所不至。外面的鞭炮聲逐漸稀落，不知不覺，時間已經很晚。分明過了午夜。小高用商量的口吻問：「親愛的，我是不是應該回去了？」
她遲疑了一會兒，終於說：「不走不行嗎？」
小高其實是求之不得，只是要她自己把話明白說出來罷了。
這一夜，他們雙雙進入伊甸園，偷吃了禁果。
十一、陳媽媽的預言
第二天，是五九年元旦。這對不合法的「新婚」夫婦，不敢起得太晚了。小陳一邊洗臉，一邊興沖沖地說：「今天我帶你到我家去見見媽媽吧！」
在此以前，儘管兩人經常談起小陳的家，但她從來沒有要把小高帶回家去的意思。經過昨夜的「歷史性大轉折」，關係徹底變了，小陳不能不考慮下一步如何把不合法的關係變成合法化。所以這一步棋，是早晚必須走的。小高當然很願意去見見未來的丈母娘，就問：「你和媽媽提起過咱們的事兒嗎？」
小陳說：「沒有。咱們目前這種處境，叫我怎麼向媽媽開口？不是找著挨’撅’嗎？」
小高說：「那我貿貿然去你家裏，合適嗎？」
小陳說：「我昨天和媽媽通過電話，說我有兩個同學家不在北京，過年也沒地方去，想請到家裏吃頓餃子，也省得他們想家。媽媽同意了。所以今天你去我家，不是’毛腳女婿’的身份，而是普通同學的身份。我想先不公開咱們的關係，讓媽媽客觀地觀察一下你，看她對你的評價怎麼樣。
小高說：「既然你說的是兩個人，那就請呼維新和我一起去吧！」
小陳說：「我正是這個意思。」
呼維新是歷史系的一個右派。是從山西農村來的學生，淳厚樸實，與他們相處得很好。他是北師院右派中唯一支持他們談戀愛的同學。經她一請，呼維新很爽快地答應了，並開玩笑地問小高：「暴露不暴露你的特殊身份？「
小高說：「別，別，你我都是她的同學，其他的可千萬別露。「
呼維新說：「瞞得過初一，還瞞得過十五？「
小高說：「鑒於咱們的政治處境，至少現在還不能說。「
陳禎祥的母親許桂馨女士，抗戰時期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當時在豐台某醫院工作。她作為陳獨秀的兒媳，丈夫又在香港，歷次政治運動都給她和四個子女帶來了不少麻煩。為了子女的政治前途，她於五八年初毅然與丈夫辦了離婚手續。原以為這一下她既不是陳獨秀的兒媳，也沒有 「海外關係「了。但是後來的許多事實證明，歷次政治運動她都沒能逃脫惡運。現在看來，當時的作法，顯得太幼稚了。
陳禎祥的家住在北京市府大院兒裡。他們到家的時候，她媽媽、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都在家中。面已經和好，正在拌餡兒。小高叫了聲「伯母「，寒暄幾句，就洗手參加包餃子。
小高第一次來見未來的丈母娘，多少有些拘謹，好在有呼維新從中摻和，方纔稍感輕鬆些。
在此之前，陳禎祥確實沒向家裏人透露過與小高的特殊關係，就是這次把事實上的丈夫請到家裏去吃餃子，也是作為一般同學邀請的。但不知是甚麼原因，在交談中，她母親總是把側重點移到了小高的身上，詢問了他家住何方，父母是幹甚麼的，家中經濟情況如何等等等，似乎已經意識到這就是她未來的女婿似的。飯後三人與弟妹們一起到附近的宣武公園小游。弟妹們稱小高為「大姐的朋友「，稱呼維新為「大姐的同學「，關係上似乎也分得很清楚。這，很可能是他們察言觀色，冷眼旁觀自己看出來的。男女之間這種微妙的關係，往往會在一言一笑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來，想掩蓋也掩蓋不了。
小高走了之後，許桂馨與女兒之間當然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在母親的面前，小陳即便不承認那種關係，至少也承認了「有相愛傾向「。因為小高這次造訪以後不久，就反饋回來了她媽媽對這樁婚姻的態度：不贊成，或者痛快說是反對。唯一的理由是「不合時宜「。她並沒有從 「門第「的角度考慮問題。只是婉轉地勸說女兒趕緊終止這場戀愛。並預言說：「你們沒有成功的希望。「
對於她母親的態度，小高並不感到意外。
一個週末，小高與陳禎祥一起到紫竹院去散步。往常，只要一離開學校，她就輕鬆地有說有笑，話也多。可是這次出來，她的話很少，全沒了往日的輕鬆。這變化，小高立刻就察覺到了，忙問她：「你怎麼了？「
「沒怎麼。「
「有甚麼煩心事兒說出來不好嗎？「
「媽媽找我談了，不贊成咱們的事兒。「
「為甚麼？是不是有門第之見？「
「不，沒有。媽媽只是說’不合時宜’，讓咱們好好兒改造，爭取早日回校讀書，畢業以後再說。「
小高有些激動了，大聲地反問：」媽媽的話不算錯，可是咱們甚麼時候才能回校讀書？已經勞動一年了，到今天連一點兒眉目也沒有。你我的政治命運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難道連個人的婚姻命運也不能自己掌握嗎？「
小陳說：「媽媽說了，咱們沒有成功的希望，勸我不如早些抽身。「
小高說：「媽媽不知道咱們關係發展的程度吧！「
「那個，當然不知道。我沒敢露。「
「那咱們該怎麼辦呢？「
「別急，會有辦法的。媽媽最疼我，也最聽我的話，慢慢兒做工作嘛。再說，我個人的事，應該我說了算！「
小高這才說：「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十二、陳鶴年的諾言
這一段時間，他們的思想處於極度的苦悶和惆悵之中。經過一年的「勞動考察「，沒有一點兒摘帽復學的跡象。煩惱與彷徨之餘，他們不能不考慮個人的前途和出路了。他們二十歲剛冒頭，總不能這樣無休無止地「考察「下去吧？艱難的戀愛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僅來自政治上的，還有來自家庭的。有一天她突然說：「我想給爸爸寫封信。「
「尋求幫助？「小高問。
「是的。「她說。「咱們不能這樣無限期地、順從地耗下去。應該掙扎一下，趁我們還年輕。「
小高說：「這可是個敏感而又危險的話題。’毛家大院兒’看管得如此嚴密，出得去嗎？再說，寫信會不會被檢查？「
小陳說：「試一試吧。不然，咱們將永遠是人家的俎上之肉。「
小高終於同意了她的意見：「好吧，這一回，咱們也體驗一下’冒險’的樂趣。「
信是倆人合寫的。信中沒敢提被劃成了右派的事兒，其他礙口的話也都沒說；只談了兩人已在農村勞動了一年，現在還不能回校學習。信中暗示了他們對前途的憂慮，想得到爸爸的幫助等等。
兩個年輕人一點兒也不瞭解香港人對大陸所發生的政治事件的態度，更不知道他們是否瞭解反右鬥爭的真相。信發出後，他們倆終日惴惴不安，如坐針氈、
五九年的新年前夕，陳禎祥終於收到了爸爸的回信。信中除了寫一些「問候「、」平安「之類的話之外，最關鍵的一句話是：」來港後學習或工作均易安排。「
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爸爸。這正是他們倆殷切盼望的一句話。為了這一諾言，他們倆激動了好一陣子，幾乎就要歡呼雀躍了。天真地以為終於盼來了救世主，可以救他們脫離苦海了。但是，冷靜下來之後，方纔心如飲冰，涼了半截兒。」來港「，如何」來「法？」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毛家大院兒，怎樣才能走出去？如果走」暗道「，被捉住了怎麼辦？這一系列的問題，像一團亂麻似的困擾著兩個青年男女的心。
儘管這樣，他們還是做著各種各樣的準備。
十三、沒過門兒的兒媳婦上門來
領導開恩，新年期間放右派份子們兩個星期的假。勞動考察了一年，小高沒有回過家，很想藉此機會回家一趟。他想：如果」計劃「得以實施，恐怕與年邁的父母相見無日了，這也是促使他決心返里的一個原因。當然，有了」對像「，想讓父母見上一面，也是他想回鄉一趟的另一個原因。
找個機會，小高與陳禎祥商議返鄉的事兒。她倒是很願意去拜見一下公公、婆婆，但卻又非常為難地說：」過新年我不在家，無法向媽媽說清原因。這件事兒又不能讓媽媽知道，該怎麼辦呢？「
小高說：」你別跟媽媽說學校放幾天假，你在家過完新年，然後跟我一起去我家。你就對媽媽說：學校規定，右派份子過完新年都得回校勞動，不就行了？「
小陳沉思了一下，終於點了頭：」好，就這麼辦。「
新年過後，小高帶著他事實上的妻子一起回到了故鄉——秦皇島北邊屬於撫寧縣石門寨公社一個山清水秀的小村莊。
故鄉，對一個在政治上罹難的遊子來說，顯得格外親切。家裏人尤其是父母親見到了一別年餘的兒子以及未來的兒媳，真是歡喜萬分。母親激動得老淚縱橫，一手拉著一個，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說甚麼是好。
經過五八年的盲目」大躍進「，五九年年初的大陸農村，經濟已經十分困難了。全村的人都在一個食堂吃飯，而且是定量配給。到了該吃飯的時候，母親犯了愁，家裏一點兒吃的都沒有，未來的兒媳初次登門，拿甚麼招待？後來還是哥哥說：」跟村幹部說說，能不能從食堂多打出兩個人的飯來？「
母親只好無可奈何地說：」你去試試。「
村幹部還算通情理，哥哥跑去一說，就同意了。從食堂多打出來的」兩份兒飯「，實際上是兩碗高粱米粥。這兩碗見湯不見米的高粱米稀粥，就是高家未來的兒媳婦在婆家吃的第一頓飯！
鄉親們聽說高家的二小子從北京帶了個」對像「回來，而且還是個香港小姐，都有事兒沒事兒地找藉口來串門兒，實則是想一睹」香港小姐「的芳容。禎祥本是個熱情的姑娘，在這樣的場合，她越發顯得端莊典雅，落落大方，毫不拘謹。儘管拿不出甚麼吃的東西來，但對來訪者全都熱情相待，談笑風生，頗得鄉親們的好評。
在家裏逗留了一週。這期間做母親的用盡了全身解數，大顯神通，居然為他們包了一頓餃子，做了一次豆腐，算作對兒媳的招待。這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事兒了。
在離家回京的那天早上，母親拿出一隻她珍藏多年的戒指來送給禎祥，算是婆婆給兒媳婦的見面禮。禎祥看著小高，不知道該接不該接。小高忙用眼神示意她收下。她這才說了聲」謝謝伯母「，就收下了。
趁前後沒人，她悄悄兒問小高：」這就算定下來了？「
小高說：」咱倆的事兒，前途坎坷，成敗未卜，這樣做，可以撫慰一下老人的心。再說，以後在’路上’也許用得著這東西的。「
禎祥立刻明白過來：是啊，如果必須」走暗道「，是需要錢的。
高家村子的西邊有一條小河，當地人叫做」大石河「，下游通山海關。過河就是石門寨，有汽車通秦皇島。這條河水清澈見底，經年不斷，有魚蝦蟹可以捕捉，也常有野鴨白鸛一類水鳥光顧。夏天，村裡的孩子們可以赤身裸體地在河裡游泳，到了冬季，可以成群結伙地在冰面上打出溜。
終於到了非走不可的時候了。母親送他們到小河邊，站在河的東岸，手搭涼棚目送西去的兒子。小高與陳禎祥過了小橋，回首眺望，見母親還沒有離去。兩人向媽媽揮揮手，算是最後的告別。心裏都酸酸的。因為這一別，他們就要去走」自己的路「，是不是還有再見面的日子，可就難說了。
十四、盯稍的是個業餘小特務
兩週的寒假，很快就過去了。他們回校後不久，就接到通知，所有勞動考察的右派，全部轉移到北京東面的密雲鋼鐵廠去勞動，接受工人階級的改造。
據說，密雲鋼鐵廠是五八年」大煉鋼鐵「時代由北京團市委和高教部投資興建的，號稱」共產主義的大熔爐「。勞動者主要是從各廠礦抽調的技術工人和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學生。把各大學二類處理的右派放到那裏去改造，在當權者看來當然是十分理想的了。
小高在密雲鋼鐵廠砸過礦石，開過電鋸，還當過爐前工。
離開學校，來到密雲，這對他們的」來港「計劃，無疑將增加許多難以克服的主觀方面的困難。此外，在客觀方面，由於著名翻譯家、右派份子傅雷之子傅聰 (著名鋼琴家)在五八年」出逃「，使得最高當局加強了出入境的管制。門戶本來就很嚴的「毛家大院兒」，大門關得更緊了。
這期間，他們也曾與英國駐京代辦處通過電話，但回答是十分客氣的一句」愛莫能助「，十足的外交辭令。禎祥又與她父親通過幾封信。大概正因為這頻繁的通信，引起了有關當局的注意。他們兩個還都蒙在鼓裡，全然不知道已經被人家「盯」上了。
北師院黨委派往密雲管理右派學生的幹部有兩名，一名叫楊鴻運，一名叫孫澤先。楊鴻運為人忠厚，對右派學生們毫無居高臨下的架子。他從西山一直跟著學生們到密雲，像朋友一樣對待這些」犯錯誤的學生「。時隔二十餘年之後，在八零年的某一天，小高曾經與楊鴻運邂逅相遇，他當時在《北京日報》當編輯室主任。談到二十年前的往事，兩人相對哈哈一笑了之。孫澤先則為人陰險而狡詐，心地險惡。一到密雲，他的兩隻鼠眼就盯上了小高和陳禎祥，密切地注視著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而不露聲色。他對他們的戀愛採取的是「慾擒故縱」的對策，而把重點專注於他們的「來港」計劃。
到了密雲之後，一切作息時間都跟著工廠走，於是右派學生們每月也有了兩天的法定公休日。小高與陳禎祥常常利用這兩天假期進城幽會，住在學校為勞動考察的右派學生們返京而提供的房間裡，商議」來港「的一些細節。這些活動，孫澤先全都知道，而且總要派一個人在暗中監視他們，而他們當時卻全然不知。
有一次，他們從密雲進城，下了火車就已經是晚上十點鐘，轉乘102路無軌末班車到甘家口下車，公共汽車已經沒有了，只好步行去北師院。兩個人相依相偎地沿著阜外大街一直向西走。時間已近午夜，路上行人很少，天空中掛著一彎殘月。面對此情此景，小高突然想起了李煜的一首《烏夜啼》，就低聲吟誦：「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禎祥聽了說：「不對，兩個人有說有笑，是’無言’嗎？是’獨自’嗎？是’寂寞’嗎？」
小高笑了起來：「咱們與李後主相隔一千多年，哪裏會有相同的意境？借用一下詞句罷了。」
時已深夜，用不著遮遮掩掩的，他們倆就直接住進了北師院中文系四樓的一間房間。學校放假了，整座樓空蕩蕩的，只有他們的屋子裡亮著燈光。他們匆匆洗漱完畢，剛息燈就寢，忽然聽見樓道中有輕輕的腳步聲。小高推了推禎祥，小聲說：「你聽，外邊有人。」
她也聽見了，驚訝地說：「都過了半夜了，怎麼還會有人呢？」
兩人再側耳細聽，腳步聲又沒了。小高要起來開門去看，小陳一把摟住了他，負氣地說：「管他是誰呢，別理他，咱們又沒犯法！」
小高歎了口氣：「作為兩個自然人，咱們並沒有犯上帝的法；可是作為北師院的學生，作為毛家大院兒的賤民，他們說你犯法就犯法。咱們倆被判勞改，你說犯了甚麼法了？」
第二天，他們故意起得很晚，倒是沒人來敲門。中午到食堂吃飯的時候，忽然看見與他們一起在密雲改造的數學系的一個右派，也在食堂的一角吃飯，還賊頭賊腦地直往他們這邊看。他們會心地交換了一下眼色，終於明白了：昨晚跟蹤他們的那個人，原來就是這個業餘小特務！
兩天的假，必須按時歸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為他們不但是被監督勞動的右派學生，而且享受著特殊嚴密的監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來港」計劃，根本無法付諸實施。
十五、小高終於「升級」了
到了五九年九月，密雲鋼鐵廠終於下馬了。一夜之間，昔日喧鬧的工地，變得冷落而蕭條。各路人馬紛紛撤離。所有的右派學生，也奉命撤回北師院進行整頓學習。
所謂「整頓」，是國慶十週年前夕中央對右派份子的一種「甄別」對策。在「反右鬥爭勝利」兩週年的基礎上，一方面要在中小學老師中繼續開展「反右運動」。據說55萬右派份子當中，幾乎有30 萬就是在五九年到六零年的「繼續反右」中「找補」進來的；另一方面，則在已經定性戴帽的右派份子中間進行甄別，對表現好的或有典型意義的右派，宣佈摘除帽子，回到人民隊伍；對表現惡劣、抗拒改造的，則「升級處理」，輕的送勞動教養，重的逮捕判刑。
北師院的「整頓學習」，由孫澤先坐鎮，在這三十幾名右派學生中，發動「積極份子」，尋找「抗拒改造」的批判對象，進行揭發批判。
這些過去被別人批判的人，如今能站出來批判別人，而且孫澤先代表校領導明確宣佈這是右派們」立功贖罪、爭取摘帽「的大好機會，因此一個個全都分外賣力。
要找批判對象，小高自然首當其衝——明面上擺著兩條：改造期間談戀愛，而且非法同居；暗中還掌握著一條：有「去港」的動向。
「批判」不是目的，孫澤先的目的是想通過批判蒐集他的罪狀，以達到對他「升級」處理的目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