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偉：三個「右派」的故事
【大紀元12月5日訊】在一個沒有人權保障的獨裁專制的國度，上至達官顯吏，下至升鬥小民，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人生在世本乃“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短暫。然而一個人一生的離合悲歡，愛恨情仇又都可成為一本厚書，一卷長畫。可能有“昨憐破襖寒”之夜，也可能有“今嫌紫蟒長”之日。所以民間有句俗話也說人一生“三窮三富不到老”。但不管貧富貴賤，順境逆境，尤其是在逆境貧賤中更能看到一個人的素養與品質。本文想在這裏介紹三位已過世了的右派朋友，一言以蔽之，大約就可歸結為：可愛、可歎、可悲。
一、可愛的“音樂家”
雖雲“音樂家”並非音樂學院的教授、講師，也不是作曲家，而是四川灌縣縣文化館的館長。但此人非常喜愛音樂，手風琴拉得十分漂亮，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狂熱聲中，蘇聯電影中背著手風琴為別人伴奏或自拉自唱的青年男子，就是當時女孩們崇拜的“標準帥哥”。這位萬文俊先生，在當時就是這樣一位風流倜儻的人物。其人高瘦，濃眉大眼，英俊逼人，再加上他那低沉渾厚的男中音，伴著他優雅的琴聲，傾倒了他身邊無數的姑娘，成為她們夢中的白馬王子。但萬先生往往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對姑娘們頻頻送來含情的秋波，卻熟視無睹一笑置之。就在邱辟特的神箭引而不發之際，毛“偉人”一手製造的“反右”風暴，卻無情地刮倒了他的身邊。
在此之前，蘇聯的一個什麼水利考察團，到灌縣來參觀古代李冰父子的治水工程。縣當局對“老大哥”自然不敢怠慢，白天好酒好菜招待，晚上選了縣機關單位中最年輕貌美的姑娘，來與“老大歌”聯歡跳交誼舞。那時還沒有什麼卡拉OK音響設備，所以文化館奉命必須去現場伴奏助興。而萬文俊的手風琴伴奏更被視為必不可缺的重要項目。可這位萬先生卻看不慣那些俄國佬趾高氣揚，官員們低三下四的樣子，開場不久，便拂袖而去。弄得領導十分尷尬。好在萬先生家庭出身好，暫時拿他無奈。反右運動一來，事情就發生了變化，再加上有積極份子，為了表現自已，便揭發萬文俊看不起工農大老粗出身的文化館黨支部書記，說該書記“周身沒有一點文化味”，連音樂正譜（五線譜）都認不得，說“這是些啥子豆芽足足啊”？對書記大人——党的化身如此不敬，再加上還有“反蘇”的具體行為，“二罪”俱罰便劃為“極右”。送“四一五”勞教自然是“罪有應得”了。
到四一五後，便被送往101隊，該隊全是老右，不象其他的隊還混編有小偷，“亂搞男女關係”之類的“人民內部矛盾”者。因為全是政治犯，所以管得特嚴。﹐該隊的一把手指導員姓岳單名一個毅字，這嶽毅對人十分兇惡，說話一口一句“我代表政府如何，如何”，“右派”們便據此給了他個外號叫“嶽政府”。萬文俊來後幹活努力，沉默寡言，很少與人來往。所以不被人注意。轉眼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是一個什麼法定節日，隊上照樣要搞點什麼文藝演出，一是裝點政府的所謂教育關懷的門面，二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免得不幹活坐著亂想。那年頭還敢演什麼，只有唱點革命歌曲，當臺上“社會主義好”一曲大合唱正在進行時，台下一個高個子突然站了起來大聲喊道“錯了，錯了，這裏是個切分音，完全唱錯了”。歌聲在驚詫中停止，大家 定睛一看，正是萬文俊。而且他此時似乎已欲罷不能，一不做，二不休，走上台去試圖予以示範糾正。台下的“右派”們有的笑得前仰後合，有的小聲罵道“吃多了，神經病，都勞教了，還去管那些”。這時“嶽政府”生氣了，罵道“萬文俊，你跟我滾下來，少搗亂”！有的積極份子，也馬上配合“政府”轟萬文俊叫他下來。萬下來後仍不依不饒地對“嶽政府”說“指導員，這是藝術，切分音要唱准，不能馬虎”。他大概不知這位“政府”連“切分音”那三個字也認不得，更不用說是什麼意思了。所以“嶽政府”立即予以迎頭痛“罵”道“你這個傢伙就是反動成性，社會主義好，就是好，哪個敢拿去切呀，分呀？堅決給予打擊”！——這台下“秀才與兵的對話”，真比臺上的演出精彩多了。
“切分音事件”後，大家才開始留意這個人，但此人仍如既往，幹活努力，沉默少言。只一門嗜好，有一支緊隨其身的小銅號，空閒下來便自吹自奏，號聲宛轉悠揚，十分動聽，還能吹出一些舊曲，古曲如“燕雙飛”、“蘇武牧羊”等。右派中不少是有音樂文化素養的人，便跟著號聲小聲哼唱起來：“燕雙飛，畫欄人靜晚風微，記得去年門巷風景依稀……”，“蘇武，流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窮愁十九年，渴飲雪，饑吞膻，牧羊北海邊。心存漢社稷，貌老猶未還，歷盡難中難，心如鐵石堅，夜坐寨前時聽笳聲入耳心痛酸。……”。一有了詞，問題就來了。勞教中有個外號叫“屁斑蟲”的人，此人原是四川南充市公安局的幹部，還是團員，肅反中，為了表現積極，竟將其親生父親誣為“國民黨特務”，那個年頭遍地都好象有特務，反革命。現在又是你親生的兒子檢舉的，人家當然更加相信。遂將其父整得死去活來，要他“老實交代”。但無論怎麼說，這公雞總是生不出蛋的，所以最後查來查去，這“特務”還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按理說這是誣陷，要負法律責任的。可是那個年代不要緊，人家一是靠近組織，二是革命警惕性高。所以沒事，設事，還得了表揚。也許他此次嘗到了甜頭，以為只要按黨的指示辦怎麼胡說八道都行。1957年又是黨號召“幫助黨整風“提意見，他於是也來當“積極份子”，也給領導提了幾條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意見。可他忘了，說你老子，哪怕亂說也問題不大，說領導那還了得？再加上他的父親還有特務“嫌疑”，兒子當然就是“出身不好”，於是按我黨“新老賬一齊算”的優良傳統，不但劃右，還送勞教。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人雖然勞教了，還在終日盤算如何表現積極靠近政府。於是便在其他的右派勞教們身上打起了“一本萬利”的主意，把人家當作墊腳石，來表現他的“接受改造”。於是他幾乎天天都要去向勞教隊幹部告發別人的“反改造”或“反動”言行。所以大家就給了他一個外號叫“屁斑蟲”。這是一種身上有特殊臭味的昆蟲，以此表示對他的鄙視與厭惡。此人不但有一定文化，而且受過“我黨“多年的教育，“政冶嗅覺“比一般人都要靈敏得多，所以一聽見萬文俊銅號吹出的歌，外加唱出的詞，他頓時如獲至寶，忙去向幹部告密。並添油加醋。“燕雙飛”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意識，留戀過去地主，資產階級的生活，這還稍輕一點，特別是那首“蘇武牧羊”的古曲，經“屁斑蟲”一番分析，那就是借古喻今，蘇武被匈奴捉去，北海牧羊十九年，就是不投降，而且“歷盡難中難，心如鐵石堅“，這不正好表達“資產階級右派”不向“人民”投降，要與共產黨頑抗到底嗎？
那個“嶽政府”本來就是個文盲加流氓的貨色，什麼匈奴，蘇武他雖然如聽“天書”雲裏霧裏，但說“就是要和共產黨頑抗到底”，這是他“本專業”的“術語”，一聽就懂，一懂就怒，一怒就獸性大發，指著萬文俊一頓臭駡。什麼堅持反動，什麼與人民為敵，雖然這些字他也認不得，但早能倒背如流，罵起人來駕輕就熟，快如連珠屁流暢自然。罵完後還不解恨，抓起萬文俊心愛的小銅號狠狠住地上一砸，末了還拋出一句：“下次再聽見你吹，老子就給你沒收了”！
後來有人悄悄告訴了萬文俊，說去檢舉這事的人就是“屁斑蟲”。幾天以後的一個中午吃了飯，有一小時短暫的午休時，大家正躺在鋪上“靠一靠”，突然聽見外面院子裏傳來沉悶的肢體相互擊打的聲響。於是有人伸出頭向外一望，“喂，來看，來看，這‘屁斑蟲’和萬文俊打起來了“！當大家一湧而出來到院子裏時，“戰鬥”正在慘烈地進行。但萬文俊畢竟是一介書生，而“屁斑蟲”原乃“我公安幹警“五大三粗壯實有力，因此萬已漸漸招架不住，節節後退，臉上已兩處掛彩。形勢明顯對萬不利，再打下去，萬肯定要吃大虧。“屁斑蟲”是遭眾厭惡的，人們都想去幫萬，但又苦於師出無名。於是有兩人便以勸架為名想加以制止，殊料“屁斑蟲”仗著有幹部寵信，便高聲叫道“幹啥，你們幾個反改造的要來幫萬文俊嗎“？那二人一聽更不敢動手了，但可以動口呀，於是那二人便風言風語地回敬道“你那麼積極，為啥還不摘帽，解教，還給我們反改造的一樣啊”？“屁斑蟲”當然不服，也反唇相譏。“屁斑蟲”又要顧著打，又要顧著罵，這一心不能二用，結果一腳踩“虛”在院邊陽溝上，一下子跌入了陽溝內，誰知這溝十分窄小，“屁斑蟲“跌下去被卡在溝裏，連連掙扎幾下也掙不起來。眾人一見齊聲歡呼“老萬，好機會，快動手，狠狠揍”！有個更出“歪點子”，“那不是石頭呀？往下狠狠砸嘛”！在眾人一片歡呼的喊“打“聲中，萬文俊卻平靜地擦拭了一下臉上的汗和唇邊的血，然後走到陽溝邊，對“屁斑蟲”說“君子不乘人之危以加害，你慢慢爬，爬起來我們再打”。“屁斑蟲”經過一番掙扎，最後終於爬起來了，在眾人一片憤怒，冷峻的目光中，垂著腦袋灰溜溜地走了。
事後對萬文俊的評價，分為了兩派，一派對萬讚譽有加，認為這才是讀書人的道德和君子應有的操守。另一派卻認為萬是書呆子，迂腐。“理論”根據是魯迅的要“痛打落水狗”和毛的“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爭論了一陣子。
1967年萬文俊隨“四。一五”築路隊來到灌縣。近十年的殘酷折磨，年紀不大就已罹患高血壓。但他對於什麼事都還是那麼一絲不苟的認真。一個星期日隊中進行蘭球友誼賽，當離終場還有幾秒時，萬的這個分隊，落後對方一分，卻得到了一個在對方蘭下“二打一”的好機會，幾乎是個必進之球。此球如投中則反敗為勝贏對方一分，對方已無反擊的時間了。但傳球的隊員卻把這個球傳高了，飛出了底線，一聲哨響“全場時間到”！萬文俊在大腿上一拍，大喊一聲“哎呀，這球怎麼傳的呀”！話音剛落，突然仰面倒地，隊友們忙上前見他已不省人事。急送隊上醫務室，已瞳孔散大，對光反射消失，一個才三十多歲的人就這麼“走”了！最後診斷結論：死於腦溢血。
也許這就是天意，自灌縣始，又到灌縣終；曾在這裏展現過他靚麗的青春才華，也在這裏結束了他悲慘的人生。一切就都這樣匆匆逝去，只不知當年那些曾心儀于他的姑娘，在她們的春閨夢裏還能找到這個白馬王子的身影嗎？
二、數學老師，為你長歎息
此人姓廖名遠平，四川成都市人，是我的同鄉。但我這位老鄉確是貌不驚人，不但身材矮，皮膚黑，還因小時患眼疾冶療不當，一隻眼完全失明，另一支眼又高度近視。但此人可謂身殘志堅。憑著那“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精神，不僅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重慶西南師範學院，而且成為成都一所重點中學優秀的數學教師。還多次在當時全國範圍發行的《數學通報》上因解開編輯所出的數學難題，或對數學上的某一命題提出獨到的見解而多次獲獎。這時校中也有位青年數學女教師姓李（因事涉隱私姑隱其名），年輕貌美。在教學中遇到困難便來請教廖遠平，廖耐心指點，舉重若輕，每次都使李老師得到滿意的回答，獲益菲淺。久而久之，李老師遂對廖由敬而愛。好象那時的女孩還不象今天一些人擇偶的條件，動輒就要“身高一米八，樣兒象周潤發”，而更看重內在的知識學養。殊不知該校的黨委書記，一個三十多歲的南下“老幹部”，早就對漂亮的李老師垂涎欲滴，而且認為李姑娘在自已的“一畝三分地”上，“獵”下此“豔”，自不在話下。萬沒想到這半路上殺出個陳咬金，“黑醜怪”，“橫刀奪愛”而去，真差點沒把肺氣炸。但婚姻法上並無擇偶“領導優先”之規定，而廖遠平又是個才出校門不久的青年，人家“一不偷，二沒搶，三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所以一時也沒啥辦法去“修理”人家。
可是到了1957年機會終於來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小人報仇就在眼前。要不要你當右派還不是我書記大人一句話。所以才新婚兩年的廖遠平不但“劃右”，而且是“極右”立馬押送勞教。一場棒打鴛鴦的現代劇就這樣“圓滿”落幕了。
轉眼來到了三年大饑荒的年代。這時的廖遠平早已與“老師”二字無緣了。因為他一眼失明，另一眼又高度近視，故他所在的四一五勞教隊的戰友們便戲稱其為“廖瞎子”。除了集合點名能聽到廖遠平三字外，平時“廖瞎子”似乎就是他的“尊號”了。當然更沒有人會去提到他曾在數學上的成就。在這個築路隊上，成天用的是鋼釺，二錘；成天接觸到的是路邊邊，山腳腳，誰還有雅興去談三角與幾何？
但是正如俗話說的“有麝自然香”，一個偶然的機會，又讓我們的廖遠平老師展現出了他的數學才華。那時全中國的人都在為一個“飯”字發愁，飯就是命。四一五築路隊是重體勞動，糧食定量每月大約是四十一，二斤，即平均每日約有一斤四兩。如果按現在的生活條件，肉食蛋奶可隨便買，一般人都吃不了。可那時十天，半月還見不到肉食，至於蛋，奶只好去夢裏尋找了。每餐只有少得可憐的幾片老葉菜，菜裏連點油星也看不見，又是超強的重體力勞動。那幾兩米飯產生的“卡路里”熱能確實難以維持一個個青壯奴隸的軀體。我對挨鋨的體會是，如果偶爾一頓，或一天吃不飽那無所謂，如果天天，頓頓吃不飽，就會產生一種恐慌。所以每頓吃飯，對於自己碗內那一份的多少，已不是斤斤計較，兩兩計較，而是“錢錢”都要“計較”了。當時為了方便，用一個約30CM直徑的小瓷盆把四個人的飯蒸在一起，然後你們四個人去平分。本來是個小學生都能解開的題，盆內劃個“十”字不就四等分了嗎？但在大甕灶內蒸飯，不可能讓每個小瓷盆都一點不傾斜，於是四等分中必有厚薄之分。對於“錢錢”都要計較的勞教們來說，這就不能不算個難題了。幾乎每餐都為此發生爭執。後來有人利用杠杆原理製成一把“土秤”，即用一根小竹杆，一頭吊個小碗當秤盤，一頭用麻繩拴個小石頭當秤砣，形成支，重，力三點當秤用。但這方法太繁瑣太慢，有時飯都冷了還未稱好。這時我們的廖遠平老師主動請纓，他說“我來分，我分好了你們把三份拿走，剩下一份算我的”，以此表示他決無“以權謀私”之意，於是獲得大家授權。只見他端著小瓷盆，把盆360度的轉一圈，偏著頭用他那高度近視的一隻眼睛，仔細審視後，然後默默地似乎念念有詞，少頃，便手持一竹片，先在飯上似手打了幾個點，再連了幾根線，最後“刷刷”兩下就把盆內的飯分成了四塊。大家拿到土秤上去一稱，秤桿只有一點“平”與“旺”的微小差別。這一下把大家都驚呆了，這“廖瞎子”怎麼一隻眼比我們雙眼還看得准啊？有人便開玩笑說：古人早就說了嘛，“獨具隻眼”，當然一隻眼看得更准啊！也有人更不恥下問去向他請教，希望能學到兩招。可廖老師說這需要應用立體幾何，甚至微積分的原理，說了半天別人也聽不懂。聽說廖老師當年在課堂上講函數、對數從不翻書，倒背如流，使師生們都歎為觀止。可他當時怕怎麼也沒想到，他的學問後來最大的用處卻是用來分一盆飯！
1973年秋天，廖老師和其他幾十人一起被調往四川永川縣境內的永川勞改茶場。此處真可謂是窮山惡水，不僅山高，坡陡，路狹窄，而且入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秋雨綿綿，難見晴天。這對茶葉生長到比較有利。但對於擔任採茶的右派勞教們來說，則是災難性的。一是雨天野外作業，那時誰還給你發雨衣？一頂草帽或斗笠就是雨具了。而採茶必須彎腰，全身除頭部外都遮不倒雨。二是整個茶場綿延十多裏，全是崎嶇陡坡小路，長期下雨路面濕滑，恐怕把申雪，趙宏博這樣的滑冰高手請去也要摔跟鬥。而且每天採茶必須完成高額的定量。完不成，批鬥，挨打，甚至叫你晚上都要去完成。毫無人性的“管理”，人象牛馬一樣的被驅趕著，因此在陡滑的山坡路上，也象在競走賽跑一樣拼命奔向工地。
一天去工地途經一懸岩邊的小路，因連日陰雨，人的腳上全是稀泥。行走中廖老師的一隻舊塑膠涼鞋從腳上滑落，掉在路邊下草叢中，廖老師去到路邊探下半截身子想去把鞋拾起來。但他視力極差，沒發現路邊泥土因連日陰雨已經鬆動，經他探下的身體一壓，“嘩”的一聲，隨著垮塌的路邊泥土，我們的廖老師落下了萬丈懸岩……
一個正在壯年而富有才華的生命，就這樣從世界上消失了！廖老師，我為您長歎息之餘，回頭看，當年我們這些人，哪一個不曾與死神擦肩而過？我當年也不止一次的在死神抓住我的一瞬間，僥倖逃脫了！
廖老師，安息吧 ！
三、可悲的，就長話短說了
其實在前面我已經提到了他，就是那位外號“屁斑蟲”者，原南充市公安局幹部，名叫姚奉啟。後來此人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為党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就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右派勞教們，星期日通過請假，還可去附近集市上走走，平時也可接近到當地的一些農民，因而對社會情況有一定的瞭解。當看到那時農民吃草根，啃樹皮，餓殍遍地的慘景時，一些頭腦敏銳的右派，開始發出質疑與議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此下去，中國的出路在哪里？在議論中不免有人情緒激動，言詞趨於偏激。有的人還相互傳閱一些自己寫成的文字，抒發自己的觀點。“屁斑蟲”不愧是出身公安系統，搞過刑偵的人，此時也裝出一付大徹大悟的樣子，甚至說出一些十分“反動”的話，獲得了某些人的信任與他無話不談。當他把許多情況“套”到手後，再添油加醋，經一番加工便密告上去，結果被上面認定為是一個有綱領，有組織，有領導的反革命集團。抓了幾十個人，經酷刑逼供後，有的人受刑不過，又亂“咬”一氣，案子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後導至上百人被捕，槍斃了好幾個所謂“首犯”，其餘的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成了一個所謂驚動了中央的“反革命集團大案”。
“屁斑蟲”終於在別人的生命和血淚上，建立起了自已的，“靠近政府，積極接受改造，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殊勳”。論功行賞，不但摘掉右派帽子，立馬解除勞教，而且還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尤其體現皇恩浩蕩的是，竟通過公安部，將其兩個子女的戶口遷入北京。這在當時連一般的“革命幹部”也難獲此雨露天恩！可見當局對此的重視態度與欣喜之情。此冤案至今仍冤沉海底。
“屁斑蟲”此次不僅算盡機關，大獲全勝。而且他的那個“雅號”也在眾位右派勞教中得到了一次“升級”。從此大家提到此人便呼之為“總屁斑蟲”，以別於那些偶爾搞點小動作，打點小報告的“小屁斑蟲”。可是“總屁斑蟲”萬萬沒料到，他費盡心機從狗洞裏爬了出來，在前面等著他的卻是一場滅頂之災。
1966年毛澤東繼發動“反右”等一系列運動後，又一手“發動”了他一生中最後一篇得意的“收官”之作——文化大革命。此“革命”似乎有點不同於彼“革命”。過去歷次的所謂革命運動，都是中共官員“革”普通民眾和階級敵人的“命”，而這次“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叫大家來“革”所謂黨內走資派的“命”。這雖然是為了毛爭權奪利的需要，但中國人中不乏聰明的人，立即接過毛的聖旨，並即以當年中共官員“整”人之道，還“整”中共官員之身。當然也同時拉上了所謂的階級敵人來“陪斬”。所以一時之間局面失控天下大亂。而鬧得最凶的一個問題就是“徹底砸爛公檢法”。而要砸爛它，必須要給它找出幾條駭人聽聞的罪名，其中一條就是說文革前的“公檢法”包庇，保護了一大批階級敵人。為此各地都必須要找出一些實例，以證明所言非虛。“屁斑蟲”恰好正撞在這“槍口上”。你他媽一個右派勞教份子，憑啥享受那麼多的優待，這不說明是走資派包庇，保護階級敵人又是什麼？而那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公檢法”老爺們，此時一個個都已是縮頭烏龜，成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誰還敢來攬這事？誰還敢來替“屁斑蟲”辯解。而且在那些老爺心中，整死一百個“屁斑蟲”又關他何事？所以“屁斑蟲”真是：使盡渾身解數才從狗洞爬出來，誰知一下又落入造反派狼群中。最後終被批鬥整死，而且死得很慘。
也許有人說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甚至認為是“因果報應”。其實在一個公民沒有人權保障，沒有民主，非法治的獨裁專制的國度裏，上至達官顯吏，下至升鬥小民，沒有一個人是有真正的安全保證的，沒有一個人能有免于恐懼的自由。所以“屁斑蟲”的可悲下場，除了他個人的品質因素外，其餘一切看似偶然，實則皆為必然也。
2007年8月完稿，同年10月二次修改。
《人與人權》12月-2007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