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先癡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書中所述，與我的經歷也是大同小異。對其大作，我倆已在電話上多次交換了意見。現在，再將它形諸筆墨，與讀者分享之。 　　

　　一、總的印象 　　

　　本書有三種價值：史料價值，研究價值，審美價值。 　　

　　一曰：「史料價值」。它是其他兩種價值的發源地。史料貴在原始和掘新。雖說炒剩飯也是飯，但畢 竟與新飯價值有所不同。所謂「原始和掘新」，表現在三個層面：在廣度上，要做到人無我有，前無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細，人淺我深，人表我裡；在綜 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單一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化、系列化。這本書的史料價值，正好是在這三個層面上、均有所表現。就我的視野所及，尚未發現其他任何著 述、有如本書提供的史料所描繪出的—-共產黨的「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頁298；凡只標明頁數的，均引自本書。）的血腥、狡猾的統治，重疊著知 識分子受騙、受苦、掙扎與覺醒的歷程—-這樣一個濃墨重彩的軌跡。 　　

　　二曰：「研究價值」 。這就是本書所提供的史料和認識，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表現在理論方面，是對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做出了貢獻；表現在實踐方面，是對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付出了血的代價。 　　

　　三曰：「審美價值」。它表現在，從黨語言的虛張聲勢中揭示其虛偽脆弱的本質；從上司的裝腔作勢 中揭示其敗絮其中、卑鄙無恥、殘酷殘忍的本性；與此對應，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幹部）表現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憫的情懷、俠義的心胸和承擔風險的犧牲 精神。讓讀者在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強烈反差中識別美醜，在作者敘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與三種價值相應，體現出作者的三種素質。

　　一曰：直面真實地客觀審視歷史，艱苦韌性地主觀創造歷史，通體表現出「勞改英雄主義」（作者造 詞）的本色。此書不僅是作者作為主體用筆、寫出的一部勞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勞改犯的血肉之軀、心靈之魂作為受罪的客體，參與創造的一部苦難的歷程。因此， 作者本身也就成為一部活的史料的載體。一切實際的罪、受過之後，現還能寫出這部著作，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義的體現。因為很多同樣經歷的朋友，不堪回首 憶往年，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卻不畏懼在精神上吃二遍苦、來完成這一自認為的歷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學家的史識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說朋友們的話：「我這些歷盡艱辛的朋友，他們 每個人幾乎都是一本歷史教科書，更重要的事，這種教科書在市場上絕對買不到，因為該書的內容正是『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的統治者，視為足以揭開其卑劣 伎倆的實證。」（頁297-298；凡只標明頁數的，均引自本書。）也如朋友說他的話：「你是一座寶藏」。（頁326）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須 真實與全面。」（頁194） 　　

　　三曰：讓人在嬉笑怒罵中發洩鄙視與仇恨！讓人笑著傷心落淚！讓人在調侃醜惡、讚揚美好中，通過美醜對比以審美。表現出作者創造美與鑑賞美的詩學氣質與才能。 　　

　　我會把這幾層意思，寓於下面的展開中。 　　

　　二、先從受騙說起。這是知識份子與共產黨關係史的起點。 　　

　　國內現在有「兩頭真」這個說法。意思是說，一批老革命家，開始參加革命是出於理想主義的真心； 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經歷，因為終於看透了、所以就來揭穿體制內的、用謊言包裝著的種種罪惡；例如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老革命，現在，竟從他們的口中、在 公開的會議場合，親口說出：「毛澤東是一個政治流氓！」卒爾又歸於真。 　　

　　其實，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產黨篡政前後參加革命的，同樣也經歷了一個相似的過程。其最大相似之處在於，都是以「受騙」為起點。 　　

　　1、對外騙外 　　

　　作者在《一群愛國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寫道：「在1949 年這個國家命嘰筠D折的年代，已變成十七、八歲的純真青年，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產黨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謊言，把我們騙 成為它的門徒，我們竟然認僮韝福瑐苁旌輭恚癦趑顦伯a暴徒去鬥地主，殺反革命，而我們竟真的以為在從事『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事業。」（《黃花崗》總22 期） 　　

　　 1949年4月25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茲特宣佈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 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 『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 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 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見《毛澤東選集》四卷本P.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右派)在幫助黨整風中，鳴放道：「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 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9日）這裡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 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幾百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計其數。 　　

　　著名民運理論家胡平先生的父親是起義軍官，卻被背信棄義的共產黨給槍斃了。本書中有提到，作者 夫妻及其好友黃代玉的父親（頁18）都被槍斃了；「巧遇江青（一個女右派的化名）」一節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時被槍斃了。」 （頁71）被編號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學教師「29號的父親是個惡霸地主，解放後1950年被槍斃了。」（頁94）。。。。。。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在這裡的事 實，不僅是要揭露共產黨殺人如麻，而且是更進一步指出，即便像選入《毛澤東選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這樣鄭重其事地向全中國、向全世界宣告的文 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騙人屁話；其他的，夫復何言？由是可以想見，甚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就統統應該正名為「謊言選集」、「謊言摘錄」 了。但僅此，還是沒有歸結到本命題「受騙」上。本書作者（自非單指作者，猶指相當大一批知識人士）受騙之深，已到了駭人聽聞、被逼到喪失人性的程度。錢理 群教授對此的評論是：「這樣的『劃清界限』其實是逼迫背棄血緣之愛，從而越過做人的底線，是最無人道的。」（序言） 　　

　　「父親於1951年冬在重慶菜園壩槍斃而死，那時我剛剛調到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住在嘉陵新村 部隊招待所裡學習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將出發到合江縣參加土地改革，領導宣佈放假一天，大家去買點日用品，作好下鄉的準備。我並不知道父親被抓並關在重慶 （全家都在成都），我在重慶觀音巖的街上走著時，突然有一輛卡車上面擠滿了五花大綁的犯人從我身側駛過，我不經意地向疾駛的卡車上盯了一眼，似乎我發現車 上有一個人很像我的父親而且他正望著我，就在此時下著坡的卡車一個左轉彎就消失了。我的頭向右一偏，身邊的牆上正貼著一張槍斃人的大佈告，第一名就是我父 親的名字，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因為經過參軍後的一系列學習，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我是革命戰士，他是階級敵人，在前不久開展的『民主運動』 中，我已誠懇地向領導表明了我的這一立場。回到住地便主動向我的青年團小組長武角（現在成都，他從四川音樂學院教務長職位上離休下來，我們偶爾同桌搓麻 將）匯報了這一情況，並表明我決不會因此而動搖我的革命意志。」（頁119） 　　

　　這就說明，因受騙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胡風語），已達到了何其巨、深的程度！上文提到 了「認賊作父」，這裡卻做到了「認父作賊」。試想，即便是遇到槍斃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也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股惻隱之心，何況這是「沒有你、哪有我」的生身 之父呢？怎麼能「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呢？就算「因為經過參軍後的一系列學習（洗腦），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按一般的規律，當時總會有「一 點」傷心的，然後經過內心的鬥爭，想通了，「洗」掉「腦」中的那「一點」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情感，最後才能說服自己，跟上「國人皆曰」的：「可殺！」很難 設想，受騙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終、「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 　　

　　讓我們再引申下去。如果（實際就是）帶著這樣受騙到六親不認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甚麼傷天 害理的事情還會看不慣、做不出？相當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運動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在反右運動中一樣，大都是充當了 積極份子的。從根源上講，是受了共產黨的騙；從自我反省說，應檢討自己是否有投機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並沒有投機心理，純粹是受騙。「胡君在地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每期《整風簡報》 他都會帶回家裏，我自然會讀到關於我的新聞，我對胡君說：『這幾乎都不是事實。』看我憂心忡忡的樣子，胡君安慰我說:『要相信黨是實事求是的。』又說： 『領導上說過，右派只是思想問題。』—-任何一個妻子也不願意看丈夫那張愁眉苦臉。」（頁18） 　　

　　「縣級機關的整風運動開始了，妻子反復對我說：『要相信黨。』」（頁21）直到「天真幼稚的胡 君在得知我劃成了右派之後，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呈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說她以朝夕相處的妻子對我的瞭解，可以向組織保證，張先癡決不是反黨反 人民的右派份子。胡君這個類似殉情的行動，按當今已經進化了的漢語詞彙來表達，無疑就叫做『頂風作案』，第二天她就成為鬥爭對象，就成為右派份子。」 （頁25—-26）她忠勇於愛情的精神可嘉，但畢竟表明她受騙、已到執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黨是實事求是的；二、她自信、黨是瞭解和相信自己的， 黨會欣賞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幫助黨弄清事實、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僅沒有鳴放，而且從未有過不利於黨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會想到自 己會被劃成右派。當時的她，當然也不會有後來丈夫「一改24年前的淳樸天真」、認識到「反右運動是全國範圍的誣陷運動，是使50多萬右派和他們親屬子女蒙 受苦難的運動。」 （頁21） 　　

　　錢教授在「序」中接著說：「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獲得信任，因為在『革命的邏輯』裡，出生在被 鎮壓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因此，類似作者、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不管你如何向黨表忠心，從出發 點說，都是自作多情；從效果說，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誰也擺脫不了一步步地被打入另冊的命運；殊途同歸的下場，就是在反右運動中算總賬。然後 去承受人間的生不如死的活罪，或活罪受足、死而後已。 　　

　　2、內內外外 　　

　　共產黨並不是只騙這部份人，而是謊言要經常講、反復講，只讓少數人受騙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 例如，絕對稱得起根正苗紅、22歲的縣委宣傳部幹事朱老弟，受到他的革命引路人組織部張部長的指使，為「陽謀」作線。「張部長突然找朱老弟談話，態度依然 和藹可親，說朱老弟進步很大，他十分滿意，最後希望朱老弟準備一下，明天在全縣的擴大幹部會（即縣、區、鄉三級幹部參加的大會。50年代的專用詞彙叫『三 級擴干會』），希望朱老弟帶頭作一個大鳴大放的典型發言，以帶動全體幹部的鳴放，最後的兩句至關重要：『內容不妨尖銳一些，反正組織上知道。」（頁 272）鬥爭非常殘忍，結局非常悲慘，和作者一樣，判處三年管制、勞動教養。這和我在《還原1957》一書中所列舉的、與我一起勞動教養的一位區委副書 記、區長劉漢昌的例子如出一轍。「鳴放不起來怎麼辦？」他受到區委書記的指使，「帶頭鳴放」，關鍵的一句話是：「我們都是老戰友，這話不必說了，誰還信不 過誰？」他和朱老弟一樣，一頭栽進陷阱裡。 　　

　　在《勞改隊裡的奇奇怪怪》一章中，有一節的題目是「號啕大哭的傢伙」。說的是一位工人階級出身、反革命犯王京良，年齡40左右， 刑期12年。「受到判刑的打擊以後，王京良謹言慎行吸取教訓，但他從內心並不認為自己真地犯了甚麼罪過。有次幹部批評某個犯人、說那人『見人說人話，見鬼 說鬼話』。兩天後他私下對我說：『我經過兩天的考慮，覺得這個現象很正常，因為人鬼之間語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間的翻譯，不說鬼話怎樣交流？」 　　

　　「那天，大約在下午4點鐘左右，田野裡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陣陣哀樂聲。我們知道，伴著哀樂播 音員用沉重的語調宣讀的訃告，通常是國家某位領導人逝世的消息。遠處發出的廣播聲簡直只是哇哇哇的叫聲，聽不清每個音節吐的甚麼詞，根據當年中央領導人的 年齡情況和最近去世的情況，肯定不少知道點政治的人猜測，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沒有一個敢把這個後果嚴重的猜測說出來，原因一目瞭然，因為毛主席 太偉大了，偉大到不該死的地步。 　

　　「又過了20分鐘左右，王京良挑著空籮兜來到田坎上，。。。。。。這時他小聲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裡笑—-毛主席逝世了。』」 　　

　　「收工的時候，我們一個個哭喪著臉從中隊部門前走過，我看見我們的指導員一雙眼睛已經哭腫，正在給立在門前的一個大型花圈上貼著白色紙花，其他的幹部、家屬也都眼淚汪汪張羅著製作花圈的事，總之氣氛十分肅穆。 　　

　　「這時，從隊部院子的中央傳來陣陣呼天喊地的號啕大哭，其聲音之洪亮可以用悲痛慾絕四個字來形 容，但其聲調特點似與隊上任何幹部的音色不同。出於好奇我就多看了一眼，原來這號啕大哭者竟是我夢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聲、其動作因為誇張而給人以做戲的 感覺。但是誰又敢揭發他是在偽裝積極？當時我想：『他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片刻以後我又一想：『他為甚麼不可以這樣？』」（頁307—-308）問題是，怎能證明指導員不是做戲！從這個歷史瞬間的細節，是否可以把文人對共產黨車載斗量的吹、拍、溜、歌功頌德，與王京良的號啕大哭聯繫起來？「貓哭老鼠」，人們常常說起；「老鼠哭貓」，倒是極權社會創造的奇觀。你想：貓死了，老鼠哭個甚麼勁兒？難道老鼠還真想要貓「萬壽無疆」嗎？ 　　

　　他說的這事情，發生在文革行將結束，這時我早已解除勞動教養。 　　

　　我在農場教養時也經歷過這類做戲事件，但卻發生在幹部身上。那是三面紅旗照耀的年代，我們的 「政府中隊長」（當時的稱呼），家裏來人告訴他、他父親餓死了。他同著我們兩、三個勞教人員，好長時間含淚不語，最後終於說出：「營養不良。。。。。。咋 能這麼厲害？」到底還是堅持了黨性，沒從他口中拋出反動言論、「餓死」二字。 　　

　　又過了一時，可能沒人提醒他：「爾忘飢餓殺爾父乎？」他就犯了中國人的通病、「健忘症」。在一次訓斥右派份子要認罪服法，認識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時,大講黨的英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訓話道：「在如此嚴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 害面前，全國能夠不餓死一個人，只有我們共產黨能夠做到；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夠三個人吃的飯、五個人均著吃，才能保證不餓死一個人。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 席提出『低標準、瓜菜代』的英明所在。在舊社會，即便是好年樂景；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也是正常的現象。你們憑著良心說一說，是不是？」 　　

　　有時候是不明真相；有時候是真像早已大白，說者和聽者都知道是假話，可是，假話仍舊厚著臉皮照說不誤；因為說者也有苦衷，—-「你不信、不怨我，我不說、黨性難容。」這不也是對當今的寫照嗎？

　　

　　全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受騙（包括真受騙與假受騙）和騙人（包括黨騙人、人騙人、人騙黨、黨騙 黨）；受害（包括身、心、生命、財產）和害人；這便是大陸這台絞肉機的運轉機制。反右是這方面的集中表現，是一場典型的騙局：耍陰謀是欺騙，把陰謀說成 「陽謀」更是騙中之騙、一手遮天、認天下人皆可欺。對此，有三種態度：一是揭破；二是上當；尤其是三，作適應性受騙。這就是所有洗腦的最終結局，不過不明 說罷了。如有人明說了，大家反而咄咄稱奇。作者說他的彝族分隊長「沒有文化，說話也決不會轉彎抹角。有一次他對犯人訓話，教育犯人要聽黨的話，他用手指著 牆壁說：『這塊牆壁是白的，共產黨說是黑的，你們就應該說是黑的。』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直率這樣勇敢這樣動聽這樣可愛的語言。如果不是因為受這個犯人身份 的約束，就為這句樸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擁抱他。」（頁261）這裡的真善美與假惡丑是如此的涇渭分明而又相反相成。分隊長有限的真善美，正好 表現在對共產黨無限的假惡醜的率真暴露上。我所以說是「有限的」，是首先肯定了「真善美」，但遠遠不能以此為滿足。因為他沒有文化而又純真，就像一個無知 的孩提把娘偷養漢的醜事說了出來一樣。一則他並不能分清真假、善惡、美醜；二則，他這樣說的目的是要你接受和服從假惡丑，不是揭露假惡丑並和它作鬥爭。比 起劉賓雁說的「第二種忠誠」，都不可同日而語。可知層次之低下了。總之一句話，是「出於為你著想」要你安於受騙。 　　

　　如果不受騙，這台絞肉機就運轉不靈。知識份子若是都如胡適先生那樣清醒，就沒有下面的歷史發展 了。可惜遠非如此。連他的孩子胡思杜，也不「思杜（威）」、偏偏要「思馬（克思）」，硬擠進受騙的行列中，被捲入歷史的漩渦；經過認賊作父與認父作賊後， 帶著一頂右派帽子，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自取滅亡，走完了自己的「四個S」（潘光旦教授去世之前，在最後的日子裡，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 留學外國，取得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的政策，這三個S是指三個以S開頭的英文詞， 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 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我的三個S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就是SUCCUMB。 　SUCCUMB這個詞的意思是「滅亡」。—-見《黃花崗》總3期：王友琴 《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S》）。 　　

　　三、本書為「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S」作證。 　　

　　1、受罪分類學 　　

　　「有一個老態龍鐘的勞改犯對我說：『說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兩種，死罪和活罪。』」（頁19）這個簡短的概括，可真算是『說到底』了。除毛澤東一人而外，可以說，勞改、勞教、右派份子、知識份子、全國人民，絕無例外地、都是在這兩種罪的受難下或威脅中過日子。 　　

　　這本沉重的書卻是從談情說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頁1）中開場的。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飲食男女在人類生活中，是古今未來、東西南北中、永久普遍存在的現象和溫馨的話題。唯有共產黨能使它變為一個十分沉重而血腥的話題。 　　

　　男女的婚姻，要受到雙方的組織、根據檔案材料、給予橫加干涉。作者夫婦經過鬥爭終成眷屬;朋友 黃代玉可就悲慘了。因抗不過組織的阻止，竟和她的未婚夫相擁跳河自盡。作者說：「黃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卻把那漫長的活罪留給了我們」（頁 20）。還有更慘烈的，作者在1950年6月下旬，正在人民解放軍二野軍政大學當一名學員。一天在水壩裡游泳，忽聽一枚炮彈的爆裂聲，聞到一股血腥味，同 時看到飄來的血絲和肉渣。到上游看到一位20多歲的軍人幹部，來這裡自殺，雙腳已被炸掉。他參軍前是南京某大學進步學生，在「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中顯示了 出類拔萃的領導才能。一位低年級的漂亮女孩和他墜入情網。她倆一起參軍，分配到一個文工團。「領導」發現了在舞台上、手屈一指的漂亮女孩，就表示了「意 向」。組織部門審查女孩的檔案；問題不大。決定由「下級」出面代表組織找女孩談話，說出一堆冠冕堂皇的革命大道理，說服她接受這位跟父親年齡一般大的「老 領導」當她的白馬王子。女孩拒絕，談話規格不斷升級，始終得不到關鍵性的突破，最後二號首長親自出馬面談。她亮了底牌，說早有了意中人，戀愛了兩年多並一 起參軍。首長的回答令她大吃一驚：「這些情況我們早已知道，你放心，我們會給他做工作。」首長說：「。。。。。。為革命犧牲個人利益。。。。。。」 　　

　　就在「漂亮女孩」結婚的日子，這位青年軍官引爆手榴彈犧牲了自己。（頁158）這裡的史料價值 在於補寫了人所未寫的「50年代初流行的婚姻程序」 。（頁162）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可以使社會學家長學問的空間。如果與共產黨的「養二奶」上掛（毛澤東）下聯（任一貪官）起來，更可資研究其成文和不成文 的《婚姻法》。 　　

　　第二篇《「叛國投敵」途中的點點滴滴》。是他忍受不了勞動教養的遙遙無期和野蠻的肉刑才逾獄逃 跑的。一路之上，歷盡了千難萬險，而使他感受最為深刻的是處處寸步難行，時時一籌莫展。「那個年代沒有身份證，社會管理卻十分嚴格。不論買車票、船票或住 旅館，都必須出示你所在單位目為你的旅行所開具的證明（農民由人民公社開），勞教隊當然不可能為我們出具一張逃跑證明。」（頁47）「沒有戶口，也就沒有 了糧食關係。這意味著國家供應給城市人口的那一份口糧也沒有，雖然一個月就那十來斤。在沒有副食品供應的災荒年代，這點供應糧吃十天都不夠。」（頁35） 他的每一步行動都會受到舉報；國家對舉報的材料和你的歷史、社會關係，都有一本老賬，即檔案。組織、單位關係，戶口、糧食關係，互相舉報，檔 案。。。。。。全民都戴上了銬和鐐，全國就是一座大牢房。 　　

　　一路目睹了民有饑色、野有餓殍，逼良為娼、逼良為盜，令人慘不忍睹、椎心泣血。他寫的這一部份雖感人至深，但除了關於遊民的論述，史料價值很大外，別的已不乏記錄。而他所寫的勞改的史料，才是本書的重點，也是「獨家舊聞」。 　　

　　為了讓讀者看清楚這些「獨家舊聞」，我們借用像生物學、按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方法，來分門別類地敘述於下。但又為篇幅所限，所以只能花開兩朵、只表一枝，另一枝只好點到就算、割愛不表： 　　

　　第一步，把所受的罪、分為死罪（自殺、被殺）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為心靈的（辱罵、批鬥、 花腦殼、住黑監、假槍斃）和肉體的；第三步，把肉體的罪分為刑具的和非刑具的（饑俄、超體力的勞動、毒打、武鬥似的批鬥會、屢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腫頭破血 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為法定的和非法的；。。。。。。暫停於此，我們來稍加分析： 　　

　　法定的刑具有銬和鐐。「戴手銬顯然比戴腳鐐高一個檔次，而戴手銬又要分戴前銬還是戴背銬或者蘇 秦背劍銬，乃至於單手單腳銬，其中還得分為是戴洋銬子（兩手之間有幾個小鐵環那種）或土銬子（以小鐵棍穿插兩銬之間），洋銬子又比土銬子『舒服』一點（這 說法並非崇洋媚外，切身體會而已）。戴腳鐐也得分10斤鐐、20斤鐐乃至30斤鐐。。。。。。」（頁143）如果再和「煙桿」相結合，那就成為法定與非 法、兩棲的刑具了。「這種非同小可的刑具叫煙桿。受刑者戴著它就像農村中的老年人嘴裡含著一根葉子煙桿一樣，因此而得名。其實那根貌似煙桿的鐵棒並沒有含 在受刑者的嘴裡，而是在他的喉頭，那裏有個鐵圈載受刑者的頸項上戴著，鐵拳上有兩個對稱的孔洞，用以和煙桿（鐵棒）一端的孔洞匹配並拴連在一起，並用小鎖 鎖上。這時受刑者的手被鐵棒的長度局限著，只能作橫向擺動而不能做縱向活動，其行動之困難可想而知。那煙桿的長短規格還各不相同，還得看施刑者對受刑者的 仇恨深度而定，愈深則煙桿愈短。我見到最短的才20多公分，戴著它就意味著受刑者的手只能在下巴頦附近作橫向運動。仇恨淺一點的煙桿也可以換成一根長一點 的，最長的可達50多公分。如果用數學方式表達，可說成仇恨的深淺和煙桿的長度成反比，受刑者的痛苦也同煙桿的長度成反比。這幾種規格都是我目睹過的。據 說「兵器庫」裡還有一種鏈接腳腕和頸項的煙桿，只要想一下成天屈著腰桿受刑的味道，就令人毛骨悚然，別說親自受用，幸好這只是犯人間的傳聞而已。」 （頁102）

　　還有一種床，「床名叫刑床，它是當年那些死刑犯專用的床，全由厚鐵皮製作，分上身和下身兩大板 塊合成，上身的兩側各有鐵環一個，專為銬手腕而設計，下身也有兩個就是銬腳腕的了。如果將此床豎立起來，手腳靠在床上，蓬頭垢面的犯人，肯定與在十字架上 受難的耶穌相像。這床的上半身可以立起來，使犯人除睡以外還可以享受『坐』姿，只是在屁股下面有一個橢圓形的洞，該犯的大小便經由這個洞洩到體外。」（頁 316） 　　

　　非法的刑具中，「捆，俗稱『挨繩子』，也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坦率地說，我對這種酷刑 深惡痛絕，一許因為我生性頑劣，我挨過的繩子的確不少。。。。。。棕繩和麻繩捆起來的感覺並不一樣，粗繩子和細繩子捆起來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細繩子捆 緊後再澆水將繩子淋濕，感受更是具體（其實何需澆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將繩子浸濕，本人深有體會）。捆的時間長短則與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臨界點，如受 刑者已昏死倒地，則疼痛將降為零，施刑者此時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甦醒，頓時其疼痛度又上升為一百，本人終生難忘之體會）。而穿著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 於打赤腳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湯又別具風味。在挽繩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饒三圈還是兩圈，從頸背後往上提升到甚麼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學 問。本人對法律可謂一竅不通，只是在法律對我反復而長期的實踐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見過一個姓何的成都暴牙齒在監捨門邊的一棵樹上被捆了一個通宵，嚎叫了一 個通宵；我還見過一個姓蔣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包甚至睡衣脫不下來。總之，這種強力阻止血液循環而給人的椎心刺骨，別說我輩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魯智深 也會疼得在地上打滾，張飛、岳飛也會疼得撞牆跳巖。（頁151）無怪乎一位老革命給人說：「日本人、國民黨的監獄我都住過，都沒有我們黨做得絕滅人性。」 　　

　　2、「罪」有應得 　　

　　作者自我嘲諷地說：「我先後蹲過的看守所、勞教和勞改廠礦企業、農場、醫院、集訓隊總計11 個，時間共22年另7個月加13天（自反右鬥爭第一日被斗之日起到收到平反裁定書之日止），他幾乎佔用了我充滿活力的青壯年時期。如果用這些歲月讀大學， 估計最少可得四個博士學位。我想說的是，由於我生性好學，又被專政了這麼多年，如果世界上某個國家的學術界設立一個『被專政』專業，而我張某『攻讀』該專 業20餘年，還拿不出兩篇有份量的論文，掙個甚麼學位，弄一個像模像樣的職稱，那我這輩子真正是白活了。」（頁101） 　　

　　我們的這位張先癡先生，用儘自己的青春年華，對別人說是叫做「嘔心瀝血」，對他來說是死幾死、 活幾活，應該叫做「斬頭瀝血」，致力於「被專政」的「研究」。應該說，封他為這個專業的博士生導師，是「（他所受的）罪有應得」。你單從張博導講的《刑具 學》，即可浩歎其造詣之深了。他無論講甚麼都是系統成套、細緻入微、高而可測、深而不奧。他打過交道的專政機關有派出所、收容所、看守所、遊民改造農場、天津市火 車站政法研究室和正規的勞教、勞改場所；在這些場所最受罪的是集訓隊（也叫嚴管隊）；住的監房有大監房、小監房、最受罪的是黑監房（很少能活著出來）；受 的刑罰，已如上所述，不過卻存缺了每日每時發生的、就像空氣那麼瀰漫的語言暴力。勞教勞改分子受到的、舖天蓋地的語言侮辱、恐嚇，使他們產生了「抗貶性耳 朵」和刀槍不入的「國防臉皮」。（頁173）

　　

　　而張博導更突出的特點是理論密切聯繫實際，實踐經驗特別豐富，而且身教重於言教，能夠講得「入骨四分」。這是在國際上、任何別的博導所難以企及的。比如他上面所講「挨繩子」這一課題，就以自己的身體為教具，介紹了生動感人的直觀材料，這就把活生生的現場搬到了教室： 　　

　　「鬥爭大會是在部隊門口一個石板地壩上舉行，指導員講了話之後那位解除教養分子和炊事班長兩位 營養過剩的分子，取出一根質地精良的細繩對我實施捆綁，解除勞教分子那段時間因為協助政府懲處各類違紀分子，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捆綁經驗；炊事班長心靈手 巧、力大無比、配合得絲絲入扣，很快便達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鐘我已大汗淋漓醜態百出，呼媽喊娘丟人現眼，到了這個地步、那位解除勞教分子 還去舀了一盅水來、澆在麻繩上，使它進一步收縮、以便入『骨』四分。多年來，一直使我感到納悶的只是這類可圈可點、精美絕倫的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 類之手，幹部門通常只在一旁欣賞著『狗咬狗』的表演。不知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羅馬貴族在角鬥場觀看奴隸角鬥士互相廝殺有血緣關係。總之，我被困以後，在我 兩隻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後來血痂脫落，又變成三圈黑色的疤痕，歷時兩年多才慢慢褪淨。」（頁46）張博導循循善誘，引人深思：「他為甚麼納悶？」古 「文論」有言：「令人驚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們的博導全佔了。 　

　　作者使此書成為認識「勞改」這個範疇的、一部小而全的小小百科。

　　全書的重點，是敘述勞改（包括勞教）的制度與職能的各個方面，揭露其兇惡、邪惡、醜惡及其罪惡 滔天、絕滅人性。兇惡是指殘忍、邪惡是指陰險、醜惡是指無恥。書中所指出的和沒有指出的、共產黨的所有罪惡都是如此。無論智商高下，誰讀到這裡，也不能不 說「住監獄真受罪啊」！可是你看： 　　

　　「那天中午，我們76個人出工抬石頭，收工回來時在哨兵眼下依次報數，結果多出一個變成77 個。值班看守兵令窩捫重報，我們只得列隊再報一次，這樣反復報了三次仍然多出一個。顯然這也是另外一種性質的突發事件。一般的突發事件是逃跑掉一個，由 76人變成75人倒偶有發生，而多出一個則簡直不可思議。因為很難設想有人願意混入勞改隊來受苦受累外加受氣。」 　　

　　「開飯以後，暫緩出工，喚來了中隊長、指導員、管教幹事、生產幹事整套班子，再加上一個徘的 『戰鬥力』，全部聚集在操場，中隊長拿出花名冊逐一點名，點一個就站一個到另處。幹部士兵一個個聚精會神，目不轉睛，想看一看究竟會出現一個甚麼奇蹟。結 果硬有一個30多歲的矮個子沒有點到名，鐵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偽劣假冒』。」 　　

　　「幾天以後，有位實事求是的幹部在教育犯人要知道好歹時透露，那是一個想到勞改隊來混飯吃的農民。幹部說：『別抱怨你們吃不飽，那個農民想吃還吃不上哩，嘻嘻。」（頁303） 　　

　　無獨有偶。一個犯人名叫吳大肚，「此人寡言少語力氣特大，干任何農活都十分賣力，而且是我見到 的真正出自內心感謝政府判他刑的人。他在農村常年餓肚皮，他家附近有一個平泉勞改農場，規模龐大，吳大肚仰慕已久，他想進去勞改又不得其門而入。70年代 初，在他家鄉的公路旁，立起了一座毛主席語錄牌，上面雋刻著奉若神明的『最高指示』。在一個春光明媚的吉日良辰，吳大肚手執一把二錘，用盡全身之力，對磔 一塊語錄牌好一陣猛砸，終於將它攔腰砸斷。吳大肚扛著二錘便去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拿著判決書等於拿著一張20年不致餓死的 飯票。他高興得幾乎要高喊吾皇萬歲。 　　

　　「我一直認為吳大肚是個好人，他比前敘那個想混進勞改隊吃飯的矮個子勇敢得多，也果斷得多。遺憾的事，他畢竟只是一個可憐蟲。不過我又想，如果一個社會使人越來越蛻化成低等動物或者工具，應該遺憾的就不是吳大肚了。」（頁304） 　　

　　無獨有偶，鼎足而三，再三再四。。。。。。我的老師是判刑20年的反革命右派，他也曾告訴過我「農民混進勞改隊」的故事。我自己所在的農場，也有此經歷。 　　

　　如果古人說：「苛政猛於虎」；那麼，今人就該說：「極權下的生活猛於監獄」。 　　

　　吳弘達先生主持的勞改基金會，應該利用這些難得的、全面而系統的素材，來研究中共的國家絞肉機，它的構成、運轉和罪惡及其消亡。 　　

　　四、掙扎與覺醒 　　

　　當潘光旦先生在死前說出四個S—- SURRENDER (投降)、 SUBMIT (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滅亡）的時候，顯示了先生不甘於四個S、憤恨四個S的製造者，只是無可奈何而已。你說說，當時誰是有 可奈何？別說斷絕了你的錢源（工資），即便你有錢；沒有糧票足以餓死你、沒有布票足以凍死你、沒有戶口讓你死無葬身之地、沒有單位證明信使你旅無舟車、住 無旅館；甚至親人劃清界限可以揭發你；群眾專政就可以隨時隨地追查你、扭送你；更別提星羅棋布的、各種名義的公安機關了。我勞教時，有位逃跑者想遠離人 世，跑到寺院去當和尚，人家要他的證明信。這一下他沒轍了。後被抓回，他告訴了我走投無路的絕望。在這種極權下，除非你要第四個Ｓ，決定自取滅亡，或者 說，當英雄、當烈士，否則，只有取前三個Ｓ、受活罪了。所以，當潘先生其言也哀地、總結自己一生是四個Ｓ的時候，其實這是產生了第五個「Ｓ」,體現了 SOBRIETY（清醒）的表現。 　　

　　「敗」也中共，「成」也中共。一向把別人當成「反面教員」 的中共，現在自己起勁地當起了「反面教員」。知識份子被教育得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反黨覺悟。錢理群教授說：「正是勞動教養將他從一個糊糊塗塗的右派，改造 成了一個有自覺意識的真正右派。這大概是改造者未曾料及的。至於本書提及的勞教時成立的『列寧共產主義聯盟』的數十個參加者，更是 『網』自身培育出來的?font color=”#FF0000″>『衝決網羅』的戰士；這是足以使『網』的製造者膽戰心驚的。」（序）現在的知識份子如果不反黨，只存在於如下兩種情況之一：出賣靈 魂，或渾渾噩噩。 　　

　　知識份子的覺悟，人民的覺悟，是「謊言起作用的一般規律」的反應；這條一般規律就是，「謊言不能欺騙大多數人於永遠。」這條一般規律具體到共產黨身上，又體現為一條特殊的規律： 　　

　　是共產黨充當了盡職盡責的「反面教員」 、「把壞事做絕」，才使大多數人識破了它的「把好話說盡」。—-這條鐵的規律已經為共產黨敲響了喪鐘、是致共產黨於死地的規律。所謂「鐵的」，意即不可抗拒之謂也。 　　

　　作者每一個常識水平的覺醒，都是以鮮血為代價的。如：「終於從騙局中清醒，斗膽地說出過去連想 都不敢想的話：『我不相信！』」（頁43。過去說「相信黨！」，猶如老和尚張口閉口就是「阿彌陀佛」一樣。）「那時我太單純了，也把革命看得太聖潔了。」 （頁6。曾為革命理想而大義滅親。曾為愛情理想，一對青年戀人同時加入革命洪流，最後，輕於鴻毛，被吞噬於革命的化身、領導者的血盆大口中。。。。。。） 「1958年秋，。。。。。。我悄悄地對他說：『我相信我們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幹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卻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我說：『就是他！』說 這話時，我忽然發現他的眼眶裡竟閃著淚花。於是這怒吼般的三個字、這怨我麻木不仁的閃閃淚花，對當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是振聾發聵的劃時代的怒吼。使我銘記 至今。」（頁23。）經過這次啟蒙，作者提高了覺悟。在「叛國投敵」途中，看到了全國規模的慘景，就認透那些「假話、大話或騙人的鬼話。為了掩人耳目，把 自己頭腦發熱、超英趕美、骨子裡想當地球球長而犯下的低級錯誤，推給了永遠保持沉默的大自然， 說甚麼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在連篇累牘的報紙宣傳中，輿論一律地在『自然災害』四個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嚴重的、持續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個刺人 耳目的定語，為無辜的大自然製造了一樁空前絕後的大冤案。」並且譴責這個「惡魔剝奪了我們幾千萬兄弟姊妹、至高無上的生存權。」（頁42–43）這一認 識是很徹底地揭示了毛「骨子裡想當地球球長而犯下的低級錯誤」這一「骨子裡」的本質。這是官方和御用學者至今諱莫如深的。 　　

　　勞改（包括勞教）隊裡，更是把飢餓當成殘酷迫害的手段、加之於犯人們的。所以瞭解此情的人，一 提到「勞改」，浮腫得如一尊佛爺、骨瘦得像一具骷髏，這樣兩極的形象，就會出現於你的腦際。在反映這一題材的作品裡，都少不了要說到「飢餓」。本書專辟一 章《難以忘懷的吃吃喝喝》，正經八百地談論這一課題，好像是以戰勝共產黨的姿態、數說自己的英雄業績。其內容之全面、系統、詳細、透徹，可以說是舉世無 雙。而點睛之筆卻在於，它反映了本能的、求生的掙扎；合法的、半合法的、非法的鬥爭；「生存是他不可被褫奪的最基本的權利」（頁218）的、社會意識的覺 醒。

　　本書所反映出的覺醒，不僅有政治的、道德的譴責：「在回顧毀了我一生的那場運動時我要說，人的 生命是那樣的短促，為甚麼要用一些神聖的名義，讓不容易來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頁24）「我拾起腳邊的一塊瓦片，在泥地上寫下「慘絕人 寰」四個大字給肖大哥看，他噙著淚水微微點頭。」（頁31）「改革開放後，我在一個刊物上讀到一首詩，依稀記得題目叫《陽光，誰也不能壟斷》，如果當年這位詩人知道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黑監，他那首詩也許就不會用這樣一個題目。」（頁105）「我永生永世地詛咒將無數善良青年置於死地的魔鬼。」(頁167)。。。。。。 　

　　除憤怒聲討以外，還從法律上進行了追訴。本書對當局的無法無天，多有斥責。運動害人，無法無 天；草菅人命，無法無天。即便有法，他也可以不執行，或任意執行。這裡還攪著一個政策的問題。「我被依法懲處了23年乃至到了『人只將死』的今天，我仍然 為許多法律問題所困擾。比方說我依法判了刑，卻又靠黨的11屆3中全會的政策平了反，這就意味著政策能糾正法律所犯下的錯誤，顯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約束 法律。政策是黨的政策，聽黨的話就是執行了黨的政策，黨叫我幫助他整風，叫我大鳴大放，黨叫我暢所慾言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時我是個年輕的基層 幹部，大政方針從上級佈置後照辦，提點意見也不外乎雞毛蒜皮，甚麼縣委書記作報告要避免讀錯別字之類的無關宏旨。然而膽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無罪的政策不 顧，說我向黨猖狂進攻、判處五年管制送勞動教養。從這一點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頁45）其實這個問題，在鳴放時期已經有很多人提 出。當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公佈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 他因此而被劃了右派。至今這類問題仍是一筆糊塗賬。因為這不是法律部門或法律學者所能夠解決的問題。比如說，共產黨裡有個政法委，雖然從法律觀點說，他甚 麼玩意都不是，但他卻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至於在執行方面，「我國的許多政策法規，官員在制定它們時，或者簡要地說只要政策法規裡裝配了某種神秘的儀器， 因此，一旦這些政策法規妨礙它的制定者的行為時，或者簡要地說只要政策法規通過神秘儀器識別了來者是一名官員時，該法規便會朝有利於官員的方向自動『傾斜 』（這是一個妙不可言的詞彙，近年來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頭銜的官員，私人不准運到外地的政策法規在她面前『傾斜』了一下，救護車載著大 塊冰磚保護著的遺體，經數百公里之遙去到了朱老弟的戶口所在地」（頁295）。 　　

　　中國的法律不僅殘缺、虛假、殘酷，而且荒唐。即以罪名而論，我敢肯定，就算是法學權威，他也難 以知道，甚麼叫「夢奸罪」？本書中，以「夢中犯下的罪行」為小標題，寫道：176號（犯人代號）不過20出頭的年齡，甚至還有幾分孩子氣。他暗戀著家住對 面的一位豆蔻年華的女郎。一天，他與女郎八、九歲的弟弟說：「昨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和你姐姐抱在一起在床上睡覺。」往下他就再無其他作為。因為該地方 風氣極端保守落後，弟弟當趣事告訴姐姐，姐姐竟做出過激反映，三天後自殺了。法院宣判：「176號以夢奸罪判刑三年。」（頁95） 　　

　　任何法律也不能判瘋子死刑，在中國不僅能，而且在死前還要讓他受足活罪。捆綁吊打、用軍犬撕咬相恫嚇、冬天冷水淋頭、假槍斃把人嚇瘋、真槍斃又是如此這般： 　　

　　「押到主席台前進行審判的反改造分子五花大綁，每兩名士兵扭著一個現行犯快步進入會場，為首的 一個背上插著死囚標牌的竟是杜瘋子，他漠然的表情，說明他不知道即將發生的事對他有多麼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鬧，時不時還抬起頭來環視一下會場，然後嘴 皮子蠕動幾下似乎嘀咕著甚麼。擴音器吼叫著他的現行罪狀。。。。。。最後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按慣例，這種大會的最後一個程序是全體犯人從已被槍斃者的屍體邊繞過，形式上倒和現今流行的對某些人物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同小異。區別只是此間的目的與殺雞給猴看異曲同工，當然這也得納入苦口婆心的範疇。」 　　

　　「我從杜瘋子屍體邊走過時特意放慢了腳步，我看見他腦袋的右上方已變成一個巴掌大的窟窿，旁邊 塗灑著紅色的血和白色的腦漿，還有一團團腦漿和鮮血混合的小塊。。。。。。左腳上穿著一隻布鞋，右腳卻赤裸著，估計是推赴刑場時跑掉的，我知道勞改隊是不 發佈鞋的，莫非她穿的仍是那年他妻子為他送來的那雙鞋。」 （頁147）據我所知，作者寫到這裡再也禁不住、大哭了好長時間。然而作者還將此比作「對某些人物的遺體告別儀式」，這個含意是多麼深刻，而又是多麼辛辣 的幽默啊！這也是本書、處處所包含的美學意味：以寫喜劇的手法來寫悲劇。使悲劇更悲，即如：「要想甜，放把鹽。」

　　看過此書的許多朋友，如著名詩人流沙河就說過：「此書如寫成小說，就是一部《日戈瓦醫生》。」 作者20出頭就是青年作家，他當然是會寫小說的。但他考慮到小說是虛構，讀者不會確信這些超出人們想像力的慘絕人寰的事實，會在時鐘的具體滴答裡、在具體 的眾多的血肉之軀上發生。本書是歷史，絕對沒有絲毫的虛構。這也是我在一開始就肯定了的、它的史料價值。 　

　　另外，作者本想在國內出版此書，所以在書寫上分外自律。不僅言詞上磨鈍鋒芒，而且在追究罪惡的 根源上也是淺嚐輒止。只保留最基本的史實。我舉一例，該書在寫過「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篇國情咨文中,他的一句話引起我的警覺。他說：『我們這個時代有 許多名詞正被人濫用著,他們把警察統治稱之為解放……』。」在這話之後，特別又加了一句、塗上保護色的話：「這話可能是對他當年的政治對手蘇聯（？）說 的。」（頁53）從這句「此地無『中共』三百兩」的話裡，即可窺見一斑：此書決不會有、直指中共的、特別是危及現政權的、過激的東西。至多是「同著和尚罵 禿驢」。就這，為在國內出版此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有社會影響力的名流相助，也無濟於事，所有出版社都以「上級通不過」而一一告吹。由此可證，某些 人士散佈的「國內言論尺度已經放寬」；只是自欺欺人之談而已。更甭說，它無視前時發生的禁書風波了。 　　

　　面對現實，加以展望。中國的法治道路、中國法學的學科建設，簡直讓人望而卻步：表現在海內外的 民間方面，則是抱著幻想、企求中共建立與健全法治。而罔顧中共的命根子則是人治、黨治。所以表現在官方方面，儘是欺世之談，如俗話所說：「把孩子哄得不哭 了算拉倒。」雅一點說，就是讓你永遠「望梅止渴」。 　　

　　我們喜見右派作為一個群體，已經有了反黨的自覺。更喜見，如人們說的：「若按57年的標準劃右派，全國就都夠當右派了。」我不知，有沒有一個勇士站出來，拍拍胸脯：「我就不是！」 　　

　　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共產黨卻在50年間就把國人「樹」為右派。能說這不是大躍進嗎？不過，這個大躍進的後果，不是餓死4，600萬人民，而是為共產黨自己「樹」了千百萬個掘墓人。 　　

　　我們應該記取的歷史教訓是，右派鳴放中的言論，不管尖銳到何種程度，大多是旨在完善黨、完善社 會主義，大多是補天而不是反天。結果證明，這就如同完善銬鐐、完善陷阱、完善癌細胞一模一樣。有了這個教訓，就要認識到，你向他要民主、自由、人權、法 治，就是緣木求魚和與虎謀皮。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患；與虎謀皮則會果腹虎皮中。從中共那一方面說，他賞賜你民主，只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剛進入勞教農 場，就有一位右派告訴我：「原來毛主席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後來在報上發表時，改成民主只是手段了。就是說，讓我們鳴放只是耍手段。」所以，只要你 聽到共產黨說要擴大民主，不管他說民主是個甚麼東西；你就認定他『不是個東西！』是他在耍手段。他萬變不離其宗的主意是：「我們就是要人民民主專政，或曰 人民民主獨裁！」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說複雜是真複雜，但如果簡單些說，那就是，你想一想該怎樣對待銬鐐、陷阱、癌細胞；也就是對「該怎麼辦」、 做出的回答。總之是，與虎謀皮則會後患無窮；君不見維權民眾、維權律師、暴露實情的記者、上訪者、法輪功、家庭教會、異見人士。。。。。。前仆後繼、紛紛 葬身虎皮之中乎?

　　現在的覺悟，已經聚焦在這一點上：你是繼續與虎謀皮呢，還是把毛澤東的話反其道而用之？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脫稿於11—19—07，12：15。 　　

　 自由圣火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