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日訊】美惠阿嬤是個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孩,之後是個職業婦女,育有兩子,一生投入社區教育、環保工作,卻從未頂著亮眼職銜。近年來她成為國內外人士合作的媒介、橋樑,致力推動環保產業。她的熱情全來自她父母沒有階級的身教影響。
周美惠,1940年生,67歲的她,卻經常是你問一,她總會給你比一更多的東西的人,因為她跟太陽一樣,熱情永遠不熄滅。
在她的一生中,不僅投入多種社會工作,更堅持要從基礎打起,她不認同環保只是搞運動、街頭抗議,而是要從人的觀念教育紮根,進而擴大到社會文化、國家政策中執行。
談起她最為人所知的「推動環保『產業』」任務,活力充沛的美惠阿嬤說,這與她早期投入保護消費者權益及參與主婦聯盟等民間團體所推動的社區工作有關。
25年前,柴松林教授創立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會,並曾舉辦一場國際會議,台大教授蕭新煌等人都與會。就因當年與會的學者,懂英文的不懂日語、懂日語的不諳英文,偏偏她是個英、日、中、台語四聲道,加上還能提重點問題,因此被蕭新煌極力邀請,因而入會。
社區教育組工作
有意思的是,因為社會對於性別角色賦予刻板形象,男學者們偏愛做專業領域組別的職務,自然而然的安排「或該說是(丟)」她到社區教育組擔任委員,當然也非組長職位。
她能勝任社區教育組工作,甚至做得有聲生色,主因與她曾與夫婿戴東雄(大法官)及一對分別為2歲半、4歲孩子住德國2年有關;那期間,她看到德國教育如何教孩子「自我管理」、「吃多少、拿多少」,讓她發現社會進步的根本之道。
她說,例如孩子第一天上幼稚園,怕生會哭,但老師可以從生活教育著手,透過帶引幼童自己學習照顧自己,進而愛上學。這種自我負責的文化,讓德國人做什麼都比較實在不誇大,不僅福利制度做得好,環保更早已從運動走入產業發展。
學習德國人自我管理文化
德國的2年生活,從為人母的角色,看到德國人辦教育,因而萌發她投入兒童環境心理學,了解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從德國人的自我管理文化,她理解到教育對於一個社會能否進步所扮演的決定性關鍵。她說,只是養成用多少拿多少的習慣與觀念,人就不會去侵犯自然與他人,進而學會與大自人共舞、尊重他人。
回到台灣,她總是用最簡單的小實驗,告訴經濟起飛中的台灣人,使用塑膠袋與寶麗龍如何有害人體健康與環境。她說,先是將炸好的食物放到寶麗龍盒,馬上溶掉一層;即便擱著降溫再置入盒內,還是一樣溶掉表皮的薄膜;最終只有冷卻才可放。
但是若倒入酸口味的飲水,如醋或檸檬水,一樣會侵蝕紙杯或寶麗龍的表面薄膜。她說,簡單的實驗,看的人就一目瞭然了,反而做得比其他組有影響性。
投入環境保護運動
這就是美惠阿嬤做社會工作的態度與方式,她很坦白的說,「早期投入保障消費者權益工作的人,早已不贊成只做揭發問題,卻沒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或改善方案的作為,若只是傷害過苦生活的農夫,更不應該。」
爾後,美惠阿嬤還投入新環境基金會,這是最早登記在台北市政府下的環保團體,也是由柴松林創立。他們就透過鎘米事件來呼籲台灣社會重視工業污染問題,,持續以小實驗的科學證據說服民眾發起拒用寶麗龍、塑膠袋,改用環保杯的運動。
另一例是在台中威爾康西餐廳大火後,推動內政部建研所擬訂建築物使用防火建材標準。
走到近8年來,美惠阿嬤還進一步做起國內外專業人事的「橋樑」,這座橋樑串起政府與學者、國外專家與台灣學生、國外專家與台灣產業間的定期交流與合作。
妳可以見到她跟先生經常往返台灣與德國,或在兩地跑透透。她做的事其實可以解讀成原本是行政院經濟部及環保署該做的事。
串聯專業人士與資源
但她卻樂此不疲,留日、旅德的她,常年與先生自費帶著內政部營建署、建研所的官員參訪歐洲的生態建築,就是為了要讓坐在有權、有影響力位子上的官員們能領悟環保與經濟一體,必須即早布局推動,甚至希望學者多接觸產業,讓政府補助的研究費發揮實質效用。
這期間當然有失望,但也有紮根的苗被種下。相對於許多官員考察回來依舊按兵不動,她說,反核的她並非沒有提出建議與案例給政府看,期間德方對張博雅極力讚揚,稱許她是位政治家,只可惜她如今不在可施展抱負的位子上。
另如當年任職總統府資政的姚嘉文,考察完回台就推動太陽能板裝置補助,台大教授王塗發也曾參與辦法的草擬。
再如前教育部次長范巽綠返台後,推動在台北科技大學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各成立一所太陽能學校,前者不斷邀請國際知名的德籍生態建築建築師來台為學生授客,後者亦編列預算資源學生組隊出國參加太陽能車賽,她甚至自費買太陽能船給學生,讓他們體驗如何做出商用級環保運輸。
對比現在東奔西跑,四處串聯專業人士與資源推動環保「產業」的美惠阿嬤,其實很難讓人聯想到她小時候上學是個不說話的人,並是個可以當大小姐的台灣省立醫院內科主任周燕春的女兒。
因社會進步感到快樂
一個出身有錢家庭的孩子,怎麼會對社會工作這麼投入,又不戀棧要出人頭地,掙做社會菁英或領導人物;一直默默堅持做好事的她,至今從未擔任一席檯面人物的職位,也從不搶奪鎂光燈注目,但一直善用她原生家庭與夫婿家庭的人脈,讓對的人有資源做好事。
她笑說,「大家都想出身在有錢人的家裡,而我就是被羨慕的那位」,也因為父親的關係,從小就住大房、享受被父親醫治的高官們(歷任台灣省主席)的特別照顧,例如留日返台就是警備總部派員到機場接風的。她說,名與利的美與醜,她從小都見過了。
另一方面,她卻又同時陪著父親到紅燈區,看著父親主動為特種行業女性醫病。自家診所也常有傳染病患者前往就診,因此,全家人都早已養成消毒的衛生常識與習慣。
父母親常為窮人服務,因此家中常有人送蔬果作為看診費。她說,「父母開明又不分階級的身教,對我影響最大,讓我能從不斷投入可以讓台灣社會進步的事感到快樂,而不是為了掙『位子』。」
正開心著要為先生慶祝70大壽前的她還是不忘情的說,「提供提名牌包、帶珠寶的貴婦們為社會公益付出的管道,不是很美好嗎?」 --轉載自「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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