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京生：提起公訴
【大紀元12月3日訊】我欣賞盧梭。不僅是因為《契約論》，也不僅是源於他的貧民情結，而是我格外欣賞他說實話的勇氣。如今中國，誰的話都要加些水分，為掩飾自己的缺陷，不惜顛覆常理。統治者利用超強的輿論優勢，肆無忌憚的編織謊言。而一些”英雄人物”，在正義的光環下，也習慣性的將真實與自身缺陷掩蓋。人們越來越遠的偏離真實，使實話成為稀缺，成為珍品，想之不易，獲之不易。一段時間內，我幾乎要否定道德的現實意義，連實話都不能保證，道德底線從何而言？沒有底線的”道德”是什麼意義上的”道德”？民主也由於不同群體的不同需求被解讀的面目全非，此論與彼論之間有著天壤之別。人們似乎更多關注的是”真理”，是”正義”，而全然忽略了謊言所產生的巨大傷害。我無法想像，偏離真實後的”民主”會是什麼樣子，我不敢相信，建立在普遍謊言基礎上的 “民主”會帶給人們公正與幸福。
可以理解為：以上看法是為自己的懦弱辯解。也早有人善意的告誡：見好就收，不要繼續醜化自己，畢竟你也是有些身份的人，畢竟你代表了某些東西。在這些善意的人看來：真實顯然不具有積極意義。真是高抬我了，我的”反意”僅僅源於中共的欺騙，我的理想也僅僅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真實一些。我令一些人很失望，但願這種失望不要影響到追求信仰的年輕人。
檢察院在毛澤東去世後，在一片呼喚法制的氛圍中，重新恢復職能。在中國，多一個部門，多一項法律，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程序上的變化，並不會必然的產生公正，只是多了一些吃”官飯”的人。平反冤假錯案，人們自然的想到法律，以為只要有了健全的法律體系，國家主席，右派就可以免遭惡運。可是，現實又一次無情的證實：檢察院，律師在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後，冤假錯案一樣大量的存在。七九年不算，僅八三年的”嚴打”就錯殺了許多人。在中國，只要權大於法的現狀不得到徹底的改觀，法制的春天就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在”炮局”，我的主審官是個女的，在檢察院，檢察員也是一個女的。女人給人的感覺總會好些，至少她們多些情感，多些善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那麼多的女人要選擇公檢法司這個職業，幹上這個職業的女人都很難從表面上看到她們柔弱，多情，善良，美麗的一面，這本是她們的優勢所在，可她們卻偏偏放棄長處，與男人論長短。我可不是”大男子主義”，我只是為她們感到很可惜。
坐在我面前的檢察員叫吉霞雲，四十歲左右，歲月的遺痕掩飾不住曾經的貌美，語音也很甜，甜的有些醉人。只可惜，我們的身份不同，一個代表國家，一個是國家就將審判的敵人，而且，人家一定有個溫馨的家，觀賞可以，卻絕對不敢有分享之念。
“劉京生，我是檢察院北京分院的，你的案子已由公安局審理終結移交到我院。我要核實一下你的全部案情。在這裡你可以推翻在公安機關說過的話，只要是事實，我們會為你糾正的，希望你能如實陳述，配合我們的工作。”說話時，她的音量很低，面部表情卻很嚴肅，我想，可能是職業性的。她的話，我感到有些意外，尤其是那句”可以推翻在公安局說過的話”讓我有些動心。我是否可以推翻？推翻可以彌補沒有做成英雄的遺憾，這可是最後的機會，一旦錯過，將會永遠的背負”叛徒”的罪名。我差點就激動起來，看了看檢察員，我實在感覺到自己缺乏的不僅僅是勇氣，還缺乏足夠的精力與時間去應付許許多多的問題和未知的事件。我真的感到有些累了，渴望早些結束這一切。
檢察員並不急於進入正題，她關切的問道：”在公安局是否挨過打，是否有逼供的情節”。我想到了在押送過程中挨的那一腳，可是我沒有說出來。人家也不是審訊，只怪自己多話，開車追不上你，有什麼可自豪的，還非要說上一句”我是開公共車的，整天在人堆裡跑”不踢你，踢誰。純粹自找。我回答檢察員的是：”公安對我不錯，沒有人打我，也沒有逼供的情節”。聽到此，檢察員道：”那你就重新將案情敘述一遍。”
這個過程只進行了兩天，我沒有翻供。檢察員也沒有提出任何疑問。我們合作的很好，很愉快。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事後我才得知：我遇到的是一個執意想要制裁我的人。我沒有得罪她，我很配合她的工作，我也很自信自己的表現近似完美，我博得了炮局、公安、法院諸多人員的同情，可就是沒有得到檢察員的理解。我想，也許不是她的錯，是她過於鍾情於自己的事業，在她眼裡，只有罪與非罪，沒有法外情。在中國，最需要的其實是這樣的檢察官，不被個人的認識，個人的情感所左右。
我被提起公訴，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罪”。當年由於沒有《刑法》，起訴的法律依據是五十年代初制定的《懲治反革命條例》。根據此條例，結合我的偷車與印刷、張貼、傳播反動刊物的事實，檢察院建議判處我十五年徒刑。（當年檢察院有這種匪夷所思的建議權）可後來的情況發生戲劇性變化，諸多原因使我免受牢獄之災。其一，剛剛遭到滅頂之災打擊的左傾勢力復活，指責鄧小平、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造就了右傾勢力與反革命的猖獗。鄧小平在權衡利弊後，果斷決定嚴厲打擊左傾勢力，畢竟這種勢力是針對他個人的，而右傾勢力針對的是制度，對他個人的威脅相對小些。其二，《刑法》草案出台，雖然沒有正式實施，也對當時的定罪量刑產生巨大影響，尤其對政治案件的審理，他們顯然謹慎了許多。其三，我沒有反革命的故意，即不具備犯罪的主觀要件。我沒有文章，沒有成型的理論，沒有多少文化知識，更多的只是牢騷，抱怨。其四，我遇到一個有同情心的法官。她駁回了檢察院的起訴，認為我的行為不足以構成反革命罪。其五，就是那個”特務機關地址”的事，在他們看來，背後一定有文章，不像我說的那麼簡單。
法院駁回了檢察院的公訴，檢察院又以”盜竊罪”提起公訴。可是，開庭時檢察院卻沒有出庭。在沒有公訴人的情況下一樣可以開庭，可以判決，在法制史上也聞所未聞。
我在記憶數字與人名上是個弱智。電話號碼一定要存在手機上，有過多次交往的人只要一兩個月不見，就是想不起姓名，我也有影視歌壇的偶像，可就是不能隨口說出她們的名字。可是，相見不過兩次的吉霞雲，我卻牢牢的記住了，也許是因為她身上那種相貌與內心的巨大反差給我留下影響深刻，也許是因為我有些恨她，也許……總之，一個能讓人記憶幾十年的名字，自然有她的特殊之處。有人會說”不對，是因為她是你的檢察官”。如果僅僅由於這個原因，我該記住更多的名字。然而，我沒有。
善意的告誡實際上就是希望我終止這段「抹不去的記憶」，停下手中的筆。我選擇繼續。我作不得英雄已經明確地表達很多次了。不做英雄的好處是：我不代表任何別人，只代表自己。至於我自己的形象與未來，無須別人操心。
劉京生2007，11，1。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