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聲：從晚清「改革開放」的失敗看中共滅亡的必然性
【大紀元12月28日訊】文革後，一向慣於美化自己的中共動不動就要把它搞的「改革開放」拿出來標榜一番，吹得天花亂墜，什麼「整個國家煥發出了勃勃生機，中華大地發生了歷史性的偉大變化，社會生產力獲得新的解放，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斷鞏固」，什麼「在世界風雲急劇變幻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經受住嚴峻的考驗，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
殊不知，「改革開放」並非是中共的發明，最早搞「改革開放」的根本就不是中共，而是晚清政府，只不過那時不叫「改革開放」，而叫「洋務運動」；而且，無論是晚清政府改革開放的力度，還是它所取得的成效，都要遠勝今日中共的改革開放一籌！即便如此，它也沒有能夠挽救清王朝的危機，反而還加速了它的覆滅。今天重溫這一歷史，能讓我們透過中共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的表象，更加清醒的認清其滅亡的必然性。
晚清政府發起的改革開放發端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其主要內容是：一，從圖強禦侮 和平息內亂出發，努力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二，從求富圖強出發，大力開辦民用工業；三，對內搞活，為開掘民間資金，而採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和純粹商辦即民辦的辦法，以振興實業，開創和發展民族自由經濟；四，對外開放，取消封關禁海，開放通商口岸，開闢經濟特區上海，為補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五，局部允許結社和辦學，倡導當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歷經三十餘年的這場改革開放運動，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清朝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面 貌，使一個末世王朝在經濟上開始了邁向近代化的過渡，使得「一部份人先富了起來 」，從而創造了一片「繁榮」的歷史景象。中國從沒有火車輪船到有了火車輪船，從沒有電報電話到有了電報電話，從沒有機器電力到有了機器電力，從沒有高樓大廈到高樓大廈始布沿海沿江的各個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現，使它不僅作為清王朝 推行經濟改革的「特區」，至今仍可以睥睨於中共的經濟特區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見大巫之慨；而且它作為清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短暫歲月裡才興建起來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贏得「東方明珠」的美稱，從而躋身世界最繁華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語以形容之，便實在不能不說它是清王朝改革開放運動的最偉大成就之一。
另一方面，清王朝的這場改革開放運動不僅使得槍炮、船艦、鐵路、電報、採礦、紡織、機器、磨坊等官辦和民辦的實業競相出現，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學館、學會和學社交相並起，進一步打開了向西方學習的風氣，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近代科技事業的發展開創了條件，從而加速了傳統農業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然而，無情的歷史卻沒有因為上海的高樓大廈而給予清王朝以絲毫的憐憫。
歷經三十餘年辛苦經營的這場改革開放運動儘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最終非但沒有 達到意在「御外侮、平內亂」，以求「王朝長治、人民久安」的目的，反而還倒過頭來加深了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加速了它的滅亡。
究其根源，關鍵就在於這場改革是一次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枝芽的跛足改革，改革的發動者是從自救、即維護「大清朝統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發，「一手慾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因而不管經濟上怎麼「西學為用」 ，始終不曾觸動和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
由於不改革舊專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大吏們因權傾當朝或權傾 一方，得心應手的控制著因改革開放才創辦起來的「國營」企業，既謀取暴利，又貪污巨款，然後「買地、捐官和濫肆揮霍」。
由於不變革舊專制制度，寄身在舊制度軀殼中的改革家和企業家們，「不僅用人唯親，冗工濫食，貪污中飽，營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減工，小者束手閒處，糜餉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遊，視公司之財一如內庫之藏，所辦未就而資本已虧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廠製造的船艦運貨不逮商船之多，戰陣不如兵船之勁，是慾求兩便而適以兩誤」這樣一些不幸事實層出而不窮。
同樣是因為不改革舊專制政治，不變革舊專制制度，舊專制統治集團中的舊貴族和舊官僚，新貴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舊政治和舊制度而享有特權者，包括反對改革的頑固派在內，才都會以其所擁有的權力、地位和關係，借改革以肥己，脅改革以利身，從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權和分利於民的作用，卻反而造成了擴張特權和奪民之利的結果。
自然，更是因為不改革舊專制政治，不變革舊專制制度，層層級級的為官者才會既在經濟改革的「大好」形勢下，「謀圖中飽，上下相欺」，對上「以偽飾為能，以敷衍為工，以趨避委卸為巧」，對下則「以欺嚇為主，無復有誠意相與者」。重稅盤剝既有增無減，釐金屢抽更是習以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間「民間之困苦流離，殊有蹙然不可終日之勢」。
無獨有偶，事隔近一個世紀，中共也搞起了改革開放，這場改革開放至今也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了。把它與晚清的改革開放相比，不難發現，中共今天搞的改革開放完全是清政府當年搞的那場改革開放的翻版，兩者存在著明顯的雷同之處。
其一、兩者的起因均是專制制度面臨的統治危機，目地都是為了挽救這種危機，繼續維護專制統治，所以從性質上講，都是專制制度的「自救」而已。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都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
另一方面，兩者都是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制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鎮壓比之清政府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繫和維護專制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制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濟改革為主，二是經濟改革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和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
其四、兩者都帶來了雙重的後果，一方面是經濟的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的急劇腐敗和腐爛，貧富差距的急速拉大和社會矛盾的日趨尖銳。文革後的大陸，改革開放固然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但從中受益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乘改革之機大肆中飽私囊、與民奪利的統治階級官僚。
當年清王朝改革期間，清政府曾派大 員剛毅南下以「整頓地方稅收、增加國庫收入」，剛毅雖得意而歸，卻同時得到了「 搜刮大王」的稱號，僅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萬兩白銀，以致連外國評論都說「剛毅之行，無疑是為這不幸的帝國增加苦難，差不多就像是西太后急慾把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中共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敗像與亂象與其何其相似！
當然，中共的改革開放與晚請政府的改革開放也有不同之處，一的是與清政府畢 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中共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產農奴制，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
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
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兇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
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后、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制政權所不敢比。
五是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份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高喊改革的中共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的要反對、限制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並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慾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甚至公然將宣傳真善忍的法輪功打成所謂「邪教」，血腥扼殺大陸公民的信仰自由。
六是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歎。所以，晚清政府的改革開放是名副其實的改革，中共的改革開放充其量只能算是改良。
說到底，清王朝也好，中共也好，之所以會發生統治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兩者的專制獨裁，即對權力的壟斷，因而要想徹底消除危機，就必須放棄對權力的壟斷。
當年清政府的那場改革開放最終之所以會失敗，歸根結底正是因為它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造成其統治危機的這一根源。這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不殺死癌細胞，只給病人吃補藥，雖可能讓病人一時迴光返照，卻無法真正讓他病好一樣。
在這一點上，中共今天推行的改革開放不僅是晚清改革開放的翻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腐敗的清王朝一樣，不管中共怎麼改革開放，它從沒有放棄過也決不可能放棄對權力的壟斷 （對六四愛國民主運動和法輪功的公開鎮壓就是明證），因為一旦放棄了這種壟斷，它也就不是中共了，共產黨也就自動解體了。
既然都不曾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放棄專制獨裁制度，因而也都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造成其統治危機的根源，那麼一個世紀前的那場跛足的改革開放未能挽救清王朝的滅亡，一個世紀後這場同樣跛足的改革開放難道可能挽救中共的滅亡麼？讀者朋友自會得出正確的答案。
（本文系根據辛灝年先生《誰是新中國》中的有關內容編輯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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