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龍：善良人的不同「政見」
【大紀元12月21日訊】雖然與燒殺搶掠的社會渣滓「同床共枕」過兩年有餘，雖然被「人民法院」強判成了「國家」敵人，現在仍然是被剝奪了兩年政治權利的准敵人，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影響我在普通人，尤其是在那些貧困學生和家長心目裡原先的「成相」和「成見」。對待「李記者」，貧困學生和家長心目裡有一桿桿與肉食者截然不同的、催人淚下的公平秤。
失去自由的最初階段，正如我在法庭所說的那樣，由於我的無知，由於我期望他們的心裏還殘存著一點點人性，按照國安的要求，把自己幫助，或因自己的採訪報導而得到別人幫助的貧困學生簡況，寫了一分交給國安。後來方知，幾乎與此同時，拖著孱弱的身子，妻子也被國安的誘餌逗引得上山下鄉、爬高下低，團團轉了十來天，為解救自己的先生，找當年的學生或其家長為我做的「好事」簽名作證。
好事歸好事，國安還是把我逮捕，檢察院還是把我推上了法庭。那個女檢察官好生愛憎分明，她在法庭上也提到過我做的好事，但話峰一轉，杏眼便向我射來了敵對的目光：功式功，過是過，過去的功勞，不能折抵今天的罪過……。
我資助的孤女熊春離給獄中的我寫了封信，內容感人至深。開庭前一天我的兩個律師會見我並看了這封信之後，對我說，把信拿到法庭上去讀，也許對判決結果有好的影響。法庭上聽了這位檢察官「鐵面無私」的指控後，我就知道，妻子辛辛苦苦跑來的貧困生材料，都成一堆廢紙了。我放棄讀兜裡熊春離的信的打算，我知道，對於必慾加諸我罪的那夥人來說，讀這封信，無異於對牛彈琴。
好了，言歸正傳。
徐曉英，1999年考取江西一所航空學院。錄取通知書剛到時，我和她的一位老師到她家去看到，她家的土牆房子開了長長的，七八公分寬的幾條裂縫，看了好讓人心酸。經我採訪報導，她得到了幾千元捐款，解決了第一年的學雜費。在妻子提議下，我們給徐曉英辦了一個存折和與之匹配的銀行卡。我們對她說，我們隨時保持存折上有500元錢，你需要時，就取來用。2002年她慾考研究生時，我們又無限期地借給了她3000元錢。2006新年前，妻子到處收集貧困學生書證材料時，已經工作了幾年的徐曉英特地從工作地偕男友趕回畢節，硬是將那3000元錢塞還給了妻子，還請求妻子無論如何帶她到看守所看我一眼。妻子想，這 「情節」加上兩條好煙，或許能先打開看守的心扉，進而打開監室牢門，徐曉英就可以看到我了。遭到婉拒的妻子後來才明白，如果我不是政治犯，這樣的方法的確有可能讓徐曉英見到我。
北京大學畢業，如今在深圳發展的聶開基2002年考取大學時，在我的採訪報導「鳴鑼開道」之下，他父母不僅要回了某公司欠了11年之久的三萬元死帳，家境貧困的他還得到了社會捐款三萬來元，基本解決了四年大學所需費用。在得知我的事後，他的父母特地從鄉下提了一籃雞蛋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聶開基也從北京打來電話，問看他在北京能為我做點什麼。我妻子怕給快要畢業的他造成什麼影響，謝絕了他的好意。2006年暑假回到家鄉時，他還特地與我的幾個好友來到家中為我的妻子過生日。在生日晚會上，聶直誇妻子歌唱得好。妻子說，那是我坐牢期間，她過的最開心的一天，自己的歌唱得好不好，自己知道，但聶開基的良苦用心很讓她感動。那天，聶開基還特地與我的孩子在一起住了一晚上，向我的孩子講講學習經驗、大學見聞什麼的。
尚未出獄時，妻子就在信中告訴了我這些事。我知道了，也為此感到欣慰。
2001年考取華中科技大學的孫華，當年因我的採訪報導，僅得到了鄰縣一位好心女士每月200元的捐助，其他的，我就沒能幫上他什麼了。可是，這是一個很樸實、很記情的品學兼優的大學生。自他去讀大學以來，逢年過節，他都要打電話問候我。還曾特地對我說，若去鄰縣時，代他看望看望捐助他的阿姨。我出事後，他的問候電話，就轉為打給我妻子了。新年回到家時，他和他父親特地抱了一隻大公雞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孩子今年高考前夕，他特地發來「支招」 短信，以求對我的孩子有所幫助。我出獄不幾天，正好他又發短安慰我妻子。妻子順便把我已經重獲自由的事告訴了他。他隨即又發來一條短信：「是李元龍老師嗎？這可真是莫大的好消息！同時也感到很愧疚，在他受苦的這段時間，卻沒能為他盡一分力。」中秋節，他又發來短信：「李老師身體還好嗎，小弟考上哪所大學了？恭喜你們終於閤家團聚。祝中秋快樂，萬事如意！」
在這裡，我要說：說什麼吶，孫華，能被你這樣品學兼優、有情有義的好學生如此記掛，這不就是我做人比較成功的地方嗎！我欣慰著呢。
本文開頭提到的熊春離，她是一個父母為了生個兒子而把她拋棄了的孤女。我出事後，我的妻子一直都在照管她。直到我出事的第二十天了，她才知道我出了這樣大的事。半年多後，我才從她2006年3月11日寫給我的第一封信裡得知，從我出事的2005年9月9日那天一直到9月19日，她一直都在打我的電話，但就是打不通。在這封長達八頁的信裡，她傾訴的除了恐怖之外，就是她對我的擔憂和思念：「我想你，白天看著你的照片哭，晚上入睡前，抱著你的照片哭。哭著哭著，往往哭睡著了，總夢到你在我身邊。一覺醒來，哪有你的身影？想到正在受苦的你，又哭。上課時，一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到你，又拿書遮住臉，偷偷地哭。太想你時，我就一個人坐公交車到水庫，到紗帽山等你帶我玩過的地方去，巴望著奇蹟發生，能在那些地方看見你。一路上，我嘴裡都在不停地叫著：爸爸，爸爸，你一定會在那裏等著我的。可是，每次等著我的，都是冰涼的山石和寒冷的山風。」
出獄後，我問已經輟學打工的熊春離：「你會見我時，我不是告訴你，若考不起高中，就讀中專技校，學一門能在社會上立得住腳的實用技能，你怎麼輟學打工了？」
她說：「我也知道，我的學習越好，你從我這裡得到的安慰就越大，我也很想這樣安慰你。但是，你出了這樣大的事，我實在無法強迫自己安心學習。再說，我已經不算小了，我既然能自己養活自己，我怎麼還能再拖累你們——你們不比從前了，我不能在你們最艱難、需要幫助的時候幫你們一點點忙，已經夠慚愧的了。」
17歲的她，也許就這樣永遠地離開了書本，離開了學校。
熊春離的同學楊娟，幾年前，我們只是針對她的情況，向她推薦了一所自認為適合她的中等職業技校。如今已經工作的楊娟在我坐牢和出來後，都經常發短信問候安慰妻子和我。假期，還和她媽媽拎了鴨蛋、臘肉送到家中，以圖對我的親人們有所安慰。
我那兒子，當年考初中、考高中，考取的都是當地的重點中學，可是，他在今年、去年的兩次高考中，都只勉強上了三本分數線。熊春離當年考初中，也考取的是一所重點中學，如今，她也就這樣成了千千萬萬個打工妹中艱難生存的一分子。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我沒有被專制強權政府投入大牢兩年之久，兩個孩子的成績，絕對不至於糟糕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羅德遠是畢節一個落泊不堪的，民間有大才氣的古典詩人。2001年貧病而死之後，每個學期，我和另外幾個朋友都資助學費給他留下的四個子女。2005年秋季，還未來得及送去學費，我即被投入大牢之中。上週在外辦事時，碰到了羅德遠妻子和他們的一個女兒。她們很高興，很熱情地問候我。他妻子寬慰我說，她的大的三個兒女都打工，都有收入了，我不用再操什麼心。我聽了，只感到一陣陣的心酸，我說：「我沒有了工作，我的孩子今年也讀大學了，還是高費生，今後，我再也沒有能力幫助你們了。只是這事，有始無終的，真是……」羅德遠的妻子打斷我的話說：「李叔叔，你看你說的，你已經幫了他們姐弟這樣多年，我經常對他們說，他們自己也說，他們會好好的記住李叔叔的。二姑娘在廣東打工，她在網上知道你出來的消息後，高興得什麼似的，還特意打電話告訴了我。過年他們全都要回家來的，到時候，我再帶他們來看望你。」
羅德遠曾經的一位鄰居大姐在街上碰到我時，感慨不已地說：「這個社會太無聊了，像你這樣好的人會被抓去坐牢，而那些貪官污吏、流氓小偷卻逍遙自在。想開些，你是好人壞人，別人不清楚，我某某某還不清楚？慢慢的過，我相信，老天爺是不會斷你的生路的。」
最讓我感動不已的，是陳歡、陳樂的母親張大姐。張大姐的先生在他們的一對孿生兒子才幾歲時，就不幸逝世了。1999年，兩個孩子雙雙以本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北京的兩所大學時，靠做臨時工勉強維持生計和孩子學業的張大姐，面對兩個孩子每年近兩萬元的學習和生活費用，一籌莫展。我不過是採訪報導了這件事，四萬來元錢，都是別人捐助的。但是，在得知我落難的事後，張大姐就經常或打電話，或親自來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孩子今年去讀大學時，她說，她孩子已經工作，硬是塞了1000元錢給妻子，讓聊充一點學費。我出獄以後，張大姐和陳歡、陳樂的姑姑都來到家中看望我。臨走，還各塞一個紅包給我。我真的不願收，她們著急了：「錢不多，六六大順，圖個吉利，不收不行的。」出獄這三個多月，每隔十天半月，張大姐都要打一個電話問候我的安好，矚我多多保重等等。
還在獄中時，我就聽妻子說，張大姐不惜花費錢財，先後兩次從遠方虔誠地請來「法師」，不容推辭地把我的妻子和孩子請到她的家中，做「法事」乞求我和孩子的平安。妻子也為此很是動容，她說，張大姐的做的事情我們欣賞與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她的誠意，她的良苦用心真是感人至深。我也說，當初能為如此淳樸善良的，有情有義的好人做點有益的事，也是我的榮幸。
因為對自己的優秀學子多少有所幫助，畢節幾所中學的教師們多對我頗有好感。當八年黨報記者，我最看重的榮譽，就是老師們送給我的「民間記者」這一褒揚性稱呼。我坐牢期間，他們有好幾位都曾要來監獄看望我，但都被妻子謝絕了。我出獄那天，在不少要好同事，老朋友惟恐避之不及的情況下，好幾位老師還是為我接風、壓驚來了。
那個國安先生說的不錯，如果是文革時期，我那四篇「反動文章」，早讓我掉腦袋了。但時過境遷，畢竟不是反右，不是文革，不是毛的時代了，如今，肉食者們已經不可能像當年那樣隨心所慾地完全左右、操控著絕大多數人的思想，甚至行為。敢於與黨，與政府持不同「政見」，與法院的所謂判決持截然相反的態度，普通的人們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有了敢於表達一部份真實思想，敢於說點真心話的空間。好歹，這還算是個進步，雖然，還遠遠地，遠遠地不夠。
這，也是讓今天的我感到寬慰的事情之一。
有人不是好念叨什麼「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語，好扯出什麼「人民答不答應」的旗號嗎？如果對自己的偉光正有充足的信心，對自己的判決正義性一點不心虛，那就到我工作、生活的貴州畢節搞一個微服私訪，或在全國搞一個民意調查，看看你們的所作所為究竟得不得民心，人民答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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