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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術

2006年在深圳Friedman追思會上的發言

【大紀元12月2日訊】Friedman的貢獻,當然等會兒很多朋友都會說到,在我這短短的時間裡也不可能完整地去談,但是我稍微談一談吧。我覺得他的貢獻有幾方面,有學術方面,也有他通過建立「芝加哥學派」而產生的直接、間接的貢獻。還有他作為一個學者,對非經濟學界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他對世界各國的政策影響也非常非常的厲害。所以Garry Becker曾經說過一句話--這句話也不是新的--,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應該就是Friedman。」假如我們把他科學方面的貢獻加上他對世界政策的影響,我真的是想不出有誰的貢獻有這麼大。凱恩斯對政府政策在一段時間裡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凱恩斯的東西呢,我個人是不大同意的。所以在科學方面,我還是會把Friedman放在凱恩斯之上。那個Samuelson呢,他對經濟學的貢獻當然很大。但是他對世界政策的影響呢,我覺得還是遠遠比不上Friedman。

Friedman在學術方面最大的貢獻,我覺得是方法學。他很多東西都是在方法學(的範疇裡)。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他1953年的那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這篇文章我在芝加哥大學念第一門經濟的時候,在入門課裡都是必讀的,是一年級必讀的。所以雖然我沒看這篇文章已經幾十年了,但它的影響還是存在的。等會兒可能還有朋友會介紹一下這篇文章,我是非常推薦,假如大家還沒有讀這篇文章的話,那是要讀一讀。裡面有一點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就是他非常強調實證研究,你空洞地搞理論是不夠的。雖然我並不是排斥理論,但如果你的理論是不能跟現實世界來來往往地互相檢驗,我覺得這不是最好的經濟學。

另外他的另一個貢獻就是他的價格理論,(以及)他對美國貨幣史的貢獻。美國貨幣史(方面),他是直接找出造成美國大蕭條的真正原因,對後來各國政府避免再次出現大蕭條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他發現M2在大蕭條的時候是沒有增加的,(反而)是收縮了30%,是造成大蕭條的(原因)。

另外他有些很有名的說法,是跟貨幣主義有關的,就是「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這種說法,我曾經用香港的數據檢查過。前幾年香港出現過通貨緊縮,如果你用香港的數據,好像在表面上看來與他的說法有矛盾。但如果你使用比較好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就會發現他是完全正確的。就是用貨幣供應量與GDP,是能夠解釋物價變化,超過99%的。Friedman在1968 年那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裡,是他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演講裡說的那篇文章,他提到貨幣增長後對經濟的影響不是立刻體現的。等到多長時間才會體現呢?也不知道的。通常是比較長的時間。一定要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一旦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用香港的數據就會發現,無論是通脹也好,通縮也好,跟他的模型是完全符合的。我當時為什麼要找這些數據來檢查呢?因為當時香港的政府官員,看到香港的通貨緊縮。當時唐英年已經當了財政司司長,他說通貨緊縮是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明白的。我想怎麼會沒有人能夠明白通貨緊縮呢?通脹也好,通縮也好,我們都有Friedman的理論。我不大服氣,就回家找了數據。這數據也很容易找,發現能夠解釋99%以上--不是99%,而是99%以上。並沒有什麼是不可解釋的。所以後來我告訴唐英年,不要說好像經濟學家都不太行,不能解釋通縮,不能解釋通脹。沒有這回事。這個問題幾十年前老早已經解決了。

Friedman還有一個貢獻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就是他對菲利普斯曲線和stagflation(的研究)。這是在本來不相信他的人中間確立了他的地位的。

說到這一點,我想起一個哈佛的校長(Larry Summers)說過,Friedman年輕的時候在他們心目中是什麼的一個形象?是一個魔鬼!他們美國東岸的人都把Friedman看成是魔鬼。但是 Summers說--不是Friedman去世以後才說的,是以前說的--,他現在重新看Friedman,覺得他基本上都是對的。就是從前以為他是魔鬼,現在呢,可能Summers現在慢慢也變成魔鬼了。(笑聲)Samuelson在幾十年前教書時也說過,--因為東岸的人都非常反對 Friedman,把他看成是瘋子一樣的。魔鬼也好,瘋子也好,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他的革命性究竟有多強。--Samuelson說,你們不要因為這句話是 Friedman說的,就認為它一定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就是這樣子,Samuelson比別人都更清楚,Friedman很多東西都是對的。因為 Samuelson跟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辯論對手。

談到辯論,我想起我見過很多經濟學家朋友。大家都知道,Friedman的辯論,好像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曾經敗在誰手上。現在變成,很有名的教授會說「我曾經跟Milton Friedman辯論過。」曾經跟Friedman辯論過好像變成了身份的象徵。(笑聲)就算是大敗而逃了,他也覺得是非常光榮的。我想想也是的。因為誰能辯論辯得贏Friedman的?我是沒有聽說過的。

所以Friedman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最後只是談一下Friedman在政策方面的影響。當然他在學術方面的影響很大的,但等會兒他的學生會說,我就不說了。另外我記得我在念本科的時候,美國還有徵兵的制度。我念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因為美國在19歲的時候就要抽籤去徵兵了,我在宿舍裡的美國同學都是哭喪著臉,他們害怕被抓去參加越戰,他們都不想。後來Friedman花了很長的時間去遊說取消徵兵,改成募兵制,就是給薪水的。這當然是非常符合經濟學家的一種看法,我們看起來是非常明顯的覺得對,但是當年並不是這麼看的。

還有就是所謂「Chicago Boys」,就是芝加哥大學訓練過很多人跑到南美洲去,剛剛當了墨西哥的Prime Minister的也是個「Chicago Boy」。對南美洲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智利。智利在1973年由獨裁者Pinochet(皮諾切特)--他不是搞革命,而是搞兵變--(統治),他在政治方面、民主方面是無惡不作的,他殺了很多人;但是,他在經濟方面聽從「Chicago boys」,採取了很多非常有遠見的經濟政策。落實了這些政策之後,開始74年、75年時經濟不行,還是走下坡,然後就開始上升,一直上升到82年有一年有很大的下降,是負增長。83年也有很小的一點點負增長,但以後一直都是在增加,從70年代到現在平均的增長速度,扣除通脹以後有5%以上。所以芝加哥學派在南美洲的經濟政策方面是非常的成功。不過如果大家在網上找資料去看這個人,看智利的政策,可能會看到很多負面的(資料)。因為國際上有很多左派的,是最痛恨這個智利的,因為它那麼成功。我看了很多數據,他們(指左派)是胡來的,說的都是它最差勁的那一年,以後幾十年增長很快他們就不說了。(笑聲)

因為智利我是比較熟悉的。因為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搞退休保障(的研究),香港政府要搞福利制度,我說不對。後來香港的經濟學家提倡要把它私有化,就是私人自己去儲蓄,自己控制這個錢。我們學的就是智利的模式。當時我也沒有把智利跟Friedman拉上關係。但是智利這種改革,就是大家把錢放在賬戶裡面,自己來控制,這錢是屬於你的,但錢放在裡面要等退休才能拿。中國的改革也部分地參考了,但不完全是。香港現在也是這個。所以Friedman影響了「Chicago boys」,「Chicago boys」決定了這個政策,倒回來影響到香港、中國大陸。

所以我說最後一點,就是Friedman對一般人的影響。有什麼話,一句就能總結他的整個思想?其實這是很難的。你要一句話就把什麼都包括在內。 Friedman說的就是那句「沒有免費午餐」吧。「免費午餐」這個名詞在全世界都家喻戶曉了,但這個名詞不是Friedman搞出來的。而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念一年級時候的一個講師,沒有什麼名氣的。他有一本書,叫「TANSTAFL」,就是「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每一個字的頭一個字母連起來。過了兩年以後,Friedman就用了這個東西。假如只是那個人,他不可能把這個名詞弄得全世界都知道,(笑聲)因為Friedman才有那個本事。大家都以為是Friedman(發明這個名詞)。我覺得因為這是Friedman推廣的,因此也可以說是 Friedman的貢獻。

本來Friedman還有很多貢獻,但等會兒大家也會講,所以我就打住了。謝謝。(掌聲)

【作者雷鼎鳴是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原載:《鉛筆經濟研究社》,200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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